认识佛教之常识
斌宗法师讲述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新竹中山堂
各机关首长,诸位先生,诸位居士!斌宗今晚应佛教支会及共修会诸同仁等之邀,来此讲几句佛法与大家结缘,感觉非常高兴。今晚我所要讲的题目是‘认识佛教之常识’。所谓‘常识’,‘常’就是一般的意思,‘识’也就是认识。乃要提高佛教常识,就是使一般人对佛教要有相当的认识。因此,这个题目还可为‘正确的认识佛教’。由于一般人对佛教的认识很浅,所以不肯信仰,致使佛教也就不能兴盛。今日如要佛教兴盛,须极力宣传教义,俾使一般人由认识佛教而信仰佛教,即佛教自然就会兴盛起来。今日世界的混乱,人心的险恶,真是到了极点,如不急图挽救,将更不堪设想。可是怎样挽救?挽救的方法如何?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佛法是释尊亲自证悟、体验而说出来的,为世界最高上,最圆满的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正法。它能轨范人心,维持世道。要知世道的好坏,全在人心善恶的转移。“华严经”说:‘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谓心能造天堂、心能造地狱、心能造乱世、心能造和平。因为我人一念心善,则发为善言善行而成善果,由此善业即可以造成美满人生,和乐世界!如一念心恶,则发为恶言恶行而成恶业,由此恶业即能造成罪恶人生,战乱世界。换句话说,由人类的恶浊心,便能造成恶浊的战乱世界,由人类的清净心,便能造成太平的清净世界。这样看来,人心一善,则世界安宁,人类幸福。佛法的根本在改善人心,创造安乐世界。我说佛法能维持世道,就是这个意思。人们能够信仰佛教,依教奉行,则个己便可成为一个世间完人,同时由此推进,可使家庭圆满和乐,社会安宁,国家清泰,世界和平。佛法既有这么好,为什么不能普及社会,使人人信仰,反而常受一般人的讥斥和厌恶呢?究其原因有下列三点:
一、佛教经书之太深奥,一般人不容易懂得,由不懂故,所以对佛教没有相当的认识。
二、佛教不事宣传,一般人没有闻法的机会,既不闻法,又怎能认识佛教。
三、佛门广大,龙蛇混杂,间有一班滥厕僧伦,没有佛教常识的不肖分子,在社会出头露角,做出许多不合佛法的事情来,败坏佛门,使一般人讥视佛教,藐视僧众,对佛教发生种种误解,这一来,佛教怎能振兴起来?由于以上三种原因,所以不能使佛法昌明于世界,普及社会。总之,一般人不能信仰佛教,反而轻视佛教者,根本就是没有佛教常识——对佛教的内容没有正确的了解,充分的认识,加以异教徒的从傍蛊惑,致对佛教发生种种误会。如对佛教内容有正确的了解,充分认识,那就不会发生误会。我们想要振兴佛教,必须极力宣传佛法,使一般社会人士对佛教有深切的了解,乃至充分的认识佛教真义。因为对佛教的内容能够有所认识,则对于以前所有的误会,便可立刻取消了。既认识了佛教真义,误会也就没有了,于是自然而然的生起信仰来学佛修行,如水之就下,谁能阻挡了它呢?今晚我讲‘认识佛教之常识’,其意也就在此。这个题目,可约两方面来讲:一、就一班没有常识的佛教徒言(包括在家出家)。二、就一般不信佛教的人言。现在先就一般来请,玆把他们对于佛教的几点误会略说如下,他们说:
一、佛教是迷信。二、佛教是消极厌世。三、佛教徒无爱国心。四、信仰佛教会亡国。五、僧人是社会的分利者,国家之蛀米虫。六、出家是懒散的闲静者。
(一)一般对佛教内容不认识的人,所以妄谓佛教是迷信,此为世人误解佛教之一。当知佛教是正觉之教,极力打破迷信,要人人都生起正信为其教化人生要素之一,怎可以迷信称之?梁启超先生说:‘佛教之最大纲领曰“悲智”双修,自初发心以讫成佛,恒以转迷启悟为一大事业’。又云‘佛教之信仰乃智信也,非迷信’。这确实如此,绝不是随便赞叹之言。然而为什么有人说佛教是迷信?这当然有他们的误会之处,因为有一班受过西洋学而自负文明人,以为佛教有拜佛祈祷之事,遂以迷信二字讥之。而对于天主教之拜马利亚、耶稣及拜十字架,又各机关开会时向 国父遗像行最敬礼,为什么不说他们是迷信,而偏说佛教拜佛为迷信呢?这种不合情理的批评,是存有成见——以己为是,以人为非,或为妒嫉而故意诽谤,或对佛教的教理认识不清而发生误解,我真不知彼等之用心哩?孙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义,为国人改除专制不自由等之痛苦,而力谋自由平等之安乐,国人因被其泽,尊为 国父,崇而拜之。佛陀开示佛法真理,救度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德被十方,恩及万世,经中称为三界导师,四生慈父,还不值得我人尊崇礼拜吗?礼拜纸上的遗像不算迷信,礼拜全世界所信仰的金身佛像为迷信,这种话实在太不合理。当知我们礼拜佛像,是对于倡导真理化导众生的伟大恩德者表示尊崇与敬仰,与国人向 国父鞠躬同一道理。至于佛的威德感应,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岂是常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佛为世间大圣人,堪使我人恭之敬之。况在礼拜之时,正好借佛之伟大功德,来勉励自己,发菩提心,勇猛精进,以期达到同佛一样的成就,这也是一种好的助缘,怎能说它是迷信?至于祈祷行事,也是一种向佛悔过、发愿,藉佛的威德来修造各种功德的一种善因缘,又何迷信之有?或以佛教谈因果报应为迷信者,此亦不能成立其理论,盖因果二字是天经地纬的一种定律。世间无论那一种事情,都逃不出因果的定律。所谓有其因必有其果,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果,例如‘因’为杀害人命,偷人财物为因(恶因),结‘果’要受法律的制裁受罪为果(恶果)。又如一班政治家,‘因’为他能够效忠于上,施泽于民,为国家谋兴盛,为人民谋安乐,此为善因,结‘果’获到上面褒扬,下而感戴。又如一班慈善家,‘因’为他能够好施乐善,牺牲自己,福利他人(善因),结‘果’能受一般社会人士的尊敬赞叹(善果),此为因果报应的一种公理。玆再就最浅近的日常生活来说,也都不出因果律的。例如,肚子饿是‘因’为没有吃饭的缘故,结‘果’肚子就饿了。反过来说,‘因’为吃过了饭,结‘果’肚子就不饿了。至于口渴等也是一样的,都逃不出因果二字。如果说以深信因果报应为迷信,则非仅违背天理正义,同时亦有能令一班轻浮无智之辈恣意妄作胡为。那么,倡此言者大有贻害人生之可能,可不慎哉!世间一班造恶之人多由不信因果,不信报应,故敢恣意妄为,正如不知法律之人,因而造出犯法之事,以致依法受罪,刨尝苦头。所以佛教宣说因果一事,非但不迷信而其实大有裨益于社会人心,乃为当世之急务,何可以迷信目之?本来迷信二字的解释是这样的:对于事理认不清楚谓之‘迷’,如附事不知真伪,此谓迷事;对理不识是非,此谓迷理;至对四大皆空,五蕴无我,不知道他是假的,此为迷身;三界火宅,众苦充满,不知道很危苦的,此谓迷世;乃至生从何来,死从何去,我们为什么要来做人,不做人可以吗?这都为人们所不知的,此谓世人的迷生死,迷人生......这才算是真正的迷。而大圣佛陀所开示吾人的教法,对于世出世间一切事理因果,生死问题等都说得很详细且明白,皆没有些许迷的气分。二、‘信’的解释:对于一切事理认为真实如是者为之信。如信四大假合为实我,万有缘生为实法,三界火宅为安乐......此为真迷信,因为所信不正确故——认假为真,认苦为乐。如信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果,信四大皆空,信三界火宅,信万有缘生,此乃信世间万法皆是苦空无常无我之理。信佛修行,可以了脱生死,超凡入圣;信菩提、涅槃为成佛之究竟法,真实如是;此为深信佛法之真实义;这些都是正确的信。理智的信,谓之正信、智信。我人对于一切事理,能真实了知然后才信者,就是正信、智信。由此观之,佛教是正信、智信,并非迷信。
(二)一般自负热心世事者,因不认识佛教的内容,于是妄谓佛教为消极厌世,此为世人误解佛教之二。当知佛教是以积极救世为主义,绝非消极厌世之教。 国父说:‘佛教是救世之仁’。又云‘佛教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梁启超先生也说:‘佛教之修持乃兼善非独善,佛教之精神乃救世非厌世’。玆就佛教本身而言,教主释迦牟尼佛为太子时,因感人生有老病死等之苦恼,以及目睹当时印度人民受了四种不平等阶级压迫的痛苦,因而舍弃皇宫尊贵之乐,发心出家修行,想找个可以解脱人生痛苦的方法,来救度人们离苦得乐。经过六年苦行,终于菩提树下成等正觉,获到解决人生一切苦痛的方法,于是马上出来弘法利生,宣说宇宙人生的真理。以自由平等的主义,东奔西走,席不暇暖,开无量法门,度了无量众生。由此看来,则佛陀最初发心修行之动机,和成道后到处利生之实情,都是为众生而牺牲,这种精神不是积极救世是什么?当知佛教是纯以慈悲(慈能与一切众生之乐,悲能拔一切众生之苦),救济众生为一大宗旨,更在一代圣典中,处处都可以发见到这种慈悲救济众生的明文。尤其是佛教之救世非仅救现在之世,能令一切众生尽未来际永远离苦,永远得到究竟安乐。又非仅救度人类,同时要使一切众生——凡有知觉者皆成佛道。如“金刚经”说:‘若卵生、若胎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种救世精神是何等积极!何等伟大!你看佛教中的地藏菩萨所发的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又如阿难尊者所发大愿:‘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洹’(涅槃)。以及佛子所发的四宏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再观过去诸佛菩萨,为了救护众生,会舍头面脑髓而不顾,这种积极伟大的救世精神,是任何宗教所没有。至于救众生之身命,则以‘财施’,使其不受饥寒;救众生之心,则以‘法施’,使其得到解脱;救众生之苦,则以‘无畏施’,使其远离怖畏。这种救世的方法,又为他教所未见,怎样可以说佛教是消极厌世的呢?然而世人斥佛教为厌世消极,其理由何在?究其原因,因为看到出家僧众,舍弃一切俗缘,不问世事,一味修行自利,遂以消极厌世讥之,说佛教不能裨益社会人群,这也是对于佛教内容没有认识而发生的误解。
须知佛法中有大小二乘,小乘重自度,当其修行的过程中,在表面看来似乎有些消极态度,若加以根本的考察,实则以小乘之修行为阶梯,而渐次达到大乘之积极救世。如没有经过一番修养来成就其智慧道德,养成戒行庄严,德学兼优之才——内而博学多闻,外而威仪具足,怎能出之为人师范而得负弘扬圣教,化导民众的责任呢?能如是者,方能圆满其弘法利生,救世救人的大事业,同时能使佛法久住于世,不致受魔外之破坏。否则非但不能为世师范而度化人者,反之随俗转变而被受度于人(堕落俗尘)。这不是一种值得考虑的事吗?现在来举一个例子:比如世之学者,立志造诣一种学术,当其致力研究期间内,自然放弃诸事不顾;若对其放弃方面观,似乎近于消极行为;可是对其研究心志观之,正是积极精神;以其研究目的,在乎预备将来学成之日,以所得学术,来贡献世界,利益人群。僧人的放弃一切而专心修持,预备将来养成学德之日,出来弘法利生之心情,亦复如是,何消极厌世之有呢?我来引一个故事作参考:台湾光复那年,我在中坜元化院讲经,那时有一位当地有名绅士,他平素对佛教不甚信仰,且有误解和不满意的地方,于讲经中受张云呋居士之邀,特来参加听讲。当我讲毕下台之时,他来请问佛法,他说:‘法师辩才无碍,讲得很好,可惜佛教太趋于消极厌世哩’。我说:‘先生您怎么见得佛教太消极厌世呢?’他说:‘常见一般僧尼一出了家,便舍俗辞亲,不问世事人情,隐迹山林,一向以清磬红鱼,参禅念佛看经诵经为生涯,对于国家社会没有些许贡献与效劳,这不是消极厌世吗?’我听了这些话,随口反问他:‘先生您有几位公子?’他说:‘三个’。我再追问他,‘大公子做什么’?他说:‘长男在大学读书’。二公子呢?‘在中学读书’。三公子呢?‘在小学第五年’。我带著沉重的声调问他说:‘先生,您是一位对国家社会很热心的人,为什么还致力去干这些消极厌世的事情呢’?他莫明其妙的带著惊讶而不自然的声调说:‘法师您说什么?我最讨厌的是这些行动——消极厌世,我那里肯去干它呢’?我追紧地说:‘先生您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放弃一切对国家社会不贡献,不效劳就是消极厌世,那末,我来请问您先生一句,您的三位公子,大的在大学,次的在中学,小的在小学,每年要给他花了多少钱,他们现在对国家贡献些什么?对社会效劳些什么’?他一听了我这样责问后,瞠目良久,继而带著难为情的态度说:‘他们现时对国家社会虽然不能贡献效劳,可是将来毕业后是一定要出来为国家为社会效劳的’。我说:‘为甚么不在此时叫他们出来为社会服务呢?’他说:‘没养成才学,恐怕不能为社会为国家效劳’?哦!他的舌头被我拉出来了,我紧紧地说:僧人之修养期间,正为将来之出来弘法利生的准备,没有学德,不懂佛法,要怎样去教化众生,为人导师呢?总不能一出了家就叫他出来说法度生!老实说这时候叫他能说什么法?能度什么众生?如上所说,非但不能获到弘法利生的好结果,反而要受到很大的损失——被境转变——受度于人。照这样看来僧人放弃世事,专志修道,并不一定是消极厌世的呀!况且僧人为修学佛法而舍身实践的学习,能抛弃一切名利眷属恩爱,牺牲一切物质享乐等,甘心缁衣粗食,过著淡泊生活,如是艰苦修行,为著什么?不求名闻利养,不求功名富贵,更不与人争权夺利,所求者皆为弘扬佛法,救度众生同成佛道为目的,这样工作,能说他是消极厌世的吗?故对佛教无论从那方面去观察,根本不是消极厌世,乃是积极救世的。
要之,佛教之厌世,是厌恶世间一切的恶法,所谓厌杀盗淫妄,为招苦报之恶行为而不作,厌贪嗔妒嫉等,为恶思想能令妄造一切恶业而不起,厌五欲六尘能增长贪欲心而不求,厌恶五浊世界,混乱社会的苦恼而不喜......此为佛教之厌世。绝不可以与一般为失名丧志而发生厌世,或发狂,或悬梁,或投渊,或饮鸩......而自杀之厌世者可同日而语的。
统观上来所说,佛教既是积极救世的,那么,对于社会国家均有密切之关系,故凡热心爱国者,应该极力拥护佛教,协助佛教才对,绝不可以厌世消极之言,妄为批评佛教。
玆因时间关系,对于今晚所标的题目不能全部讲完,余者留待日后有机会再讲。今晚蒙诸位的热烈欢迎深为感谢。最后祝诸位身体健康!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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