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龄居士(西元1889～1942年)

    王柏龄原本是叱吒风云的将军，不但不信佛教，甚至反对佛教，但中年却皈依了佛教，成为虔诚的佛门弟子和有力的护法。这种转变有一段曲折神奇的经过。

    王柏龄字茂如，皈依印光法师后，法名慧常，江苏省江都县人。王氏是江苏望族，他的祖父仁寿公、父亲宗彝公均为江都孝廉，举人出身，世系名门，甚受地方人士尊敬。柏龄生于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少读家塾，十四岁考入南京陆军小学。三年毕业，成绩优良，保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与蒋中正、张岳军同学，且同被选为保送赴日深造的学生。到日本后，进入振武学校，这是专为中国留日学生办的进入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柏龄在校时加入了同盟会。

    在振武三年毕业，分发到日本的野炮十九联队见习。十九联队驻扎在日本高田，气候严寒，雪深没胫，必须经过这样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士官学校的后补生。未久，辛亥革命爆发，柏龄回国参加革命，参与光复南京、上海的战役。

    二次革命失败后，柏龄亡命日本，入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十期，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毕业。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回国继续革命，随居正于山东潍县举事讨袁。后应唐继尧之邀至云南，任云南讲武堂教育长。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应召赴广州，任大本营高级参谋，未几被任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襄佐蒋中正先生创办黄埔军校。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三月，任军校入学试验委员。六月，任军校教授部主任，党军成立，何应钦与柏龄分别任教导第一、二团团长。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二月，调军校参谋长，七月代理军校教育长。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初，调教导师师长，七月革命军北伐，任总预备队指挥官。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南京成立，任教授部主任；十一月调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三月，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连任数届，直至逝世为止。

    柏龄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皈依佛教。他在〈追念我的师父印光大师〉一文中，叙述他信佛的经过：

    不佞业重福轻，障深慧浅，中年以前，只以科学为重，军略为高，罔识佛法正因，更误了修持行业。一旦烦恼降临，无法摆脱，才向释迦文佛求救。时，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事也，从南京支那内学院搜购经论，都是唯识宗经典，傍及《禅宗语录》、《海潮音》杂志等书，以为避除苦恼、遁入空门之计。尚未展读，对经忽发奇想，默祷曰：“释迦牟尼佛，你能将我痛苦解除乎？”不意之间，随手拈来《潮音》一册，翻出一篇文字，曰〈因果论〉，五分钟读竟，半载之嗔恼若失。当下私议，佛之慈悲灵感，有若是乎？遂决定生信。

    他信佛之后，喜欢研究文字高古、教理深奥的经论，对于念佛法门认为无甚高论，不大看得起。他尤喜在“念佛者是谁？”“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中讨生活。如此年余，觉得自己盲修瞎练不是办法，乃询诸缁友曰：“当今之世，谁个和尚，道德学问戒行堪为吾师乎？”众人向他介绍苏州的印光法师。他遂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冬季，到苏州报国寺皈依了印光法师。

    他皈依印光法师之前，并不知道法师是何宗何派？修何行？说何法？皈依之后，法师送他一些苏州弘化社出版的佛书。他归后阅读，始知是弘扬净土的，心中大为懊恼，责问他的缁友说：“我原想找一位行高学粹的师父，可以时时请益。你们给我介绍一个念佛的老禅和，岂不误我？”可是他亲近法师日久之后，为法师德行所感召，始知法师是佛门龙象、未可多得的再来人，始对法师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再有贡高我慢之心。

    柏龄是个事母至孝的人，他的母亲生前想做一堂水陆道场，但又恐他用钱太多而拖延著未做。后来，他母亲去世了，他总想打一堂水陆以了母愿。后来遇上扬州旌忠寺传戒，他想在戒期内做水陆，乃与住持法权和尚商量主法人选，身边缁友们向他推荐某人某人，他不是说：“此人戒行不清。”即是说：“他的观路不熟。”连说数人，他均不同意。次日一早，他到苏州谒见印光法师，临辞别时，便中禀告欲做水陆道场之意。法师说：“不要做这些，还是念佛好。”他回答：“吾母既有此心，当酬其愿。”法师说：“你要是做，不要拿你的尺码子量人。”他唯唯，心中凛然。法师继续说：“如拿你的尺码子量人，不但这场水陆做得无功德，你还有遭怨。”他戄然心惊，心想：“我昨晚在扬州说的话，师父都晓得了？无线电也没有这么快呀！”他再想自己多年来受部下怨惩，不就是因为以自己的尺码子来量人吗？真是惜不早闻师训啊！

    他曾一再向印光法师要求，希望随师出家，第一次请求时，法师说：“你有老母在堂，不可。”过了数年，老母西归，丧事毕，他又请求，法师说：“你年纪大了，三藏十二部来不及了，纵然出家，还不是同我一样，不如这样护法的好。”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俗缘已了，再向师请求出家，师愤然作色曰：“你不能出家，你不晓得出家的苦恼。”柏龄不敢再诘，作礼而退。他曾叹息著说：“从此始决定我无福出家。能不能剃除发须，若宿世无此善报，决办不到，寄语天下禅和，慎勿自轻自贱。”

    事实上，以王氏在党国及军中的地位，不出家做一个护法居士，更能护持佛教，柏龄为佛教做的护法功德极多，略举数例如下：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南京警备总部某职员卷款潜逃，该部以圆光术侦得有寺宇形象，潜逃职员是常州人，警总人员到常州首刹天宁寺搜索逃犯，未搜得，乃将该寺监院与知客僧二人逮捕，意欲该寺赔出卷逃之款。该寺住持证莲，四出央人求救，不得结果，最后求王氏出面。柏龄到警总交涉，初仍不准释放，柏龄厉色曰：“你们以莫须有罪名逮捕出家人，如再不释放，我当面报蒋委员长。”二僧因此获释。

    扬州是一个佛教隆盛的城市，大小寺院数以千计，前清时代赖盐商巨富布施维持。民国(一九一二年)以后，盐商没落，寺院因之萧条残破。这时就有佛教败类，吞没寺产者有之，挥霍寺产收入者亦有之。王氏在江苏省政府任职时，目睹伤心，他乃参加佛教会组织，担任监察委员，发起全体寺院住持，启建念佛道场七日，使寺院住持首先精神振作起来。并开会讨论，凡不守清规的住持予以革除。扬州第二大寺重宁寺，拥有寺产地数千亩，以住持不称职，使寺院残败不堪，柏龄在会中力主革退住持，另聘德学俱佳的恒海法师接任。这对扬州佛教注入了强心剂，使佛教有重兴之望。

    八年抗战前期，柏龄以中央委员身分，侨寓昆明，这有安定后方人心的作用在内。他与党国要人及地方缙绅如李根源、曾养甫、王竹村、黄衡秋、王禹柏、王申伍等，参加云南佛教活动，亲近太虚大师，对整理云南佛教，重建鸡足山道场等，尽力颇多。

    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柏龄病逝于成都，享年仅五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