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永乐皇帝，即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继太祖之后又一位英武而颇有作为的皇帝。同时，他还是一位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帝王，其在位期间赦令铸造的永乐大钟历经五百年至今风采依存，无论从其体量之巨、铸造之精还是铭文之多，都堪称世界佛钟的典范。永乐皇帝亲令赦造的这口大钟实与他浓重的佛教情结密不可分。本文欲就引发永乐皇帝佛教情结的诸多因素，永乐皇帝热衷佛教的各种表现以及这种佛教情结于其王朝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阐明专制集权政权的统治者对佛教的认知取舍所采取的实际主义的态度。不妥之处，敬请指教。
一、明成祖朱棣的佛教情缘不是凭空而结的，基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影响，既定佛教政策的成规以及自身的经历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成祖朱棣作为明太祖朱元璋众多子女中比较出色的一位深得太祖器重，而朱元璋与佛教关系之密切是众所周知的，他对佛教的认识与态度对朱棣的成长及一生的活动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
明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明确指出：“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以儒家学说为经世治国之本，对于为中国之君者几乎毋庸置疑，而明太祖朱元璋作为起自社会下层，对宗教思想在被压迫的下层人民群众中所具有的渗透力有深刻了解的帝王，则更加注重儒佛道三教的关系，并且大力宣扬儒释的一致性，他这样阐述：“夫三教之说，自汉历宋至今，人皆称之。……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但他作为一个尘世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封建国家的统治者，利用儒学和佛道的教义，只能是从“助王纲”这点出发，所以他认为过分崇尚佛道易使“世人皆虚无，非时王之治”，若反之“则世无鬼神，人无畏天，王纲力用焉”。
所以他一面说“务释氏而能保其国者，未之见矣”。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释道“非帝者证果之场。若不解而至此，靡费黔黎，政务日杜，市衢嗷嗷，则天高听卑，祸将不远，豪杰生焉。”同时他又再三举引“阴翊王度”这句柳宗元的名言，表示对佛教这种作用的认可。对朱元璋佛教见解颇有影响的大学士宋濂认
为佛教“历陈因果轮回之说，使暴强闻之，赤颈汗背，逡巡畏缩，虽蝼蚁不敢践履，岂不有补治化之不足?”朱元璋当然欣然接受，认为若能如此“谈因缘化愚，启聪愚为善于反掌之间，虽有国法何制乎?缧绁刑具亦何以施?岂不合乎柳生之言?阴翊王度，岂小小哉!”。由此可见，“阴翊王度，暗助王纲”是朱元璋对待佛教及制定相关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对于从小生活在朱元璋身边，且颇有些雄才大略又足智多谋的朱棣来说，秉承其父的这种思想是很自然的。成祖继位后，他所明确宣布的“朕用儒道治天下”，“世人于佛老竭力崇奉而于奉先之礼简略者，盖溺于祸福之说而昧其本也。”但在提及佛教时，也念念不忘“阴翊王度”之辞，这同其父亲的观点同出一辙，可见明太祖朱元璋之于佛教的态度对永乐皇帝影响之深。而且事实也确实证明，就利用佛教为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这一点来说，明成祖确实不失为明太祖的一位肖子。
第二，在明太祖在位的三十一年里，针对佛教颁赦过许多相关政令，形成一套较完备的佛教政策，成为以后明朝各代佛教政策的成规，这在某种意义上框定了永乐皇帝之于佛教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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