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史

    圣严法师

    一、古代的日本及其初期的佛教

    （一）日本及其人民

    日本的地理环境

    日本与中国，仅一衣带水相隔，乃系同文同种的兄弟之邦，故以中国人读史，颇感亲切；日本人读了中国史，方知其与中国文化有息息相通之谊，唇齿相依而发扬光大。但以日本人写日本史，不免民族自尊的主观色彩，而失之于偏颇。日本佛教之成长，赖于中国的输入者，自隋唐以迄晚清，未尝间断。其为本国之开创，实在不多。然于日人所写的日本佛教史，大多强调自国先贤的成就，而轻淡中国古德所赐的功绩。

    日本在地图上的位置，北方遥望苏联，西边隔日本海而与朝鲜半岛对峙，西南越过东海又与中国呼应，东方则为太平洋。她是一个岛国，自北而南，依次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四个大岛及其附近的许多小岛，组成一个蚕形的国家。有人说她像一弯新月，实则更像是蚕。中国地图像桑叶，蚕则以桑叶为其营养而繁殖滋长。她的面积共为三十八万二十余方公里，与中国的四川省相当。

    日本境内，山岳耸立，以本州的富士山主峰，为其国家精神的象徵。河流湍急，地壳脆弱而时有地震，所以养成勇敢进取而心胸偏狭的民族性。唯其气候温和，草木茂盛，景物宜人，有东方的瑞士之称。

    日本的民族

    根据学者的考察，当中生代时，日本岛屿本和中国的东部及韩国相毗连，但至新生代的初期，亚洲东北部与美洲的西北部毗连之处，被海水冲断而成为白令海峡；日本西部与亚洲东部的相接之处，也因地壳变动而陷落，成为日本海。

    日本列岛与大陆断绝后，在长时间中，恐即成为无人的荒岛。据近代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研究，日本始有人迹，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距今约为三千年前。

    考察日本的民族，亦颇复杂，大致上可分三大系：

    一、旧虾夷族：这是白种人，自亚洲西部，经西伯利亚，从库

    二、通古斯族：原居亚洲西部，分先后三批移殖日本。第一批约与虾夷族同时到达。第一、二两批是零星的少数，第三批是大量的。一、二两批称出云族，第三批称为天孙族。天孙族藉武力与智力的优越，以大和地方为根基而经略列岛，奠定了国家的基础。此族即是日本民族的主干，称为大和民族，称为原日本人（ProtoJapanese）。

    三、其他的少数民族：这是到达较晚的外来移民，其中包括由南方渡海而去的印度支那（Indo-Chinese）、印度尼西亚族（Indo-Nesians）、尼格利他族（Negrito）、马来亚族（Malayans），以及由中国本部经朝鲜半岛去的汉族。日本史上，被称为准人、熊袭、国栖、佐伯、八掬胫、肥人、飞鳝人等。就是指的这些民族，日本人喜称之为‘归化人’。

    中国去的日本人

    由中国的史书中看，有个家喻户晓的‘徐福入海求仙药’的故事，徐福受秦始皇派遣，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竟尔一去不返，不知所终。后来传说，徐福到了日本，成了日本人的祖先，并且在日本也真有徐福的墓。但经近代学者的推想，徐福去日本的故事，未必实有其人，却确有其事。他是中国人逃难避乱而向日本移民的象徵。西周之初，东周之末，中国内乱频仍，人民不堪虐政的压迫，相率而避难于日本，或经朝鲜半岛而至日本。‘徐福’为避秦始皇的暴政，所以藉神话传说以说明史实。因此，根据近代学者研究，日本的出云族，便是‘秦’系的中国民族。

    中国秦系的移民，对日本文化的贡献极大。他们多业蚕桑与绢织，圣德太子非常赞美他们开发日本经济之功，叹为‘国家之宝’。他们后来因居邑封地而受姓的，有波多、波田、惟宗、时原、香登、高尾、已智、山材、樱田、三林、长冈、奈良诸氏。

    汉人东渡者，据源光国大的日本史氏族志蕃别汉土条所载：文、净野、武生、樱野、古志、栗栖、高道、桧前、桑岛、丰冈、下日佐等十一氏为汉高祖之后。又有汉灵帝的苗裔，坂上、文部谷、山口、大藏、池边、木津、高田、井上、石村、高向等三十七氏。实则，华人之东渡而入籍日本者，历代以来，已不知凡几了。

    日本人的宗教

    日本古代，一如其他原始民族，宗教信仰是由自然神的崇拜而至祖神及英雄神的崇拜。他们崇信的自然神，包罗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宇宙万象，均在崇敬之列，号称八十万神。其中以农神的崇拜，尤占优势。在乡村之中，春季有丰作之祈愿祭，秋季有收获之感谢祭。

    同时，对于建立功勋的明君贤相，以及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他们也被视之为神。

    正因为把伟大的人物神格化了，日本各大族为了自我抬高自族的地位和出身，编造出种种祖先的神话传说，并使各大族之间结合成为一个美丽的开国神话。

    据日本古代传说，天地初开，有七神相传，称为神世七代。又生八大洲，最后生天照大神、

    月读尊、素盏鸣尊。天照大神乃教民耕作、养蚕、纺织等业。天照大神之孙琼琼杵尊。又叫做天孙，天孙的后裔，便是天孙族；由素盏鸣尊自高原天逐降出云，其后裔便是出云族。大神赐天孙镜、剑、玉之三种神宝，天孙即率其儿到日向地方建都立国，这就叫做天孙降临。

    日本的第一位神武天皇，是天孙的重孙，故自有天皇之后，又分成两大氏族，由神武天皇延续下来的后裔，称为皇别氏族；由天孙直接延续的其他后裔，称为神别氏族。于是，日本人在宗教神话的基础上，便分裂为好多阶级。天孙族至尊至贵而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他们的天照大神，乃是女性的日神，所以自称为日本国，并以红日作为他们国家的徽志。

    他们，敬畏神威而感谢神恩，古代的社会，是采用‘祭政一致’的方式。天皇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皇居即是神宫，天皇被视为神。这种情形，到了武家政治时代，一度中落，明治维新之时，又复抬头而形成对外扩张的侵略势力。第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天皇才又回复成了人的身份。但是，日本民族对于天皇的敬信，由来已久，故仍未便废除。可见其基于宗教信仰的力量，是何等的深远。

    （二）日本佛教史的开始

    日本的历史

    日本之有信史，是从圣德太子的时代开始。因为在此之前，日本尚无历法，年

    代也无从记录。到推古天皇十年（隋文帝仁寿二年，西纪六○二），始由百济僧观勒传入历书，于推古十二年甲子岁元月使用，这是中国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年，由何承天所创的元嘉历。中国历以干支记年，六十年为一元，二十一元（一千二百六十年）为一蔀。又按汉代的阴阳五行之说，相信每逢辛酉岁，国家必有大变革。推古天皇九年，即为辛酉，因而上溯一千二百六十年，定为神武天皇即位之年。实则此乃日本人的假定而已。

    推古天皇时代之前，日本确已有了文化。其文化之开始，即是前面所说，由秦汉的移民，输入了中国的文化。故到圣德太子的时代，已知运用流行于中国大陆的儒释思想。

    佛教的最初传入，是在继体天皇时代（西纪五○七─五三一），佛教的公开传播，则自圣德太子肇始。所以我们介绍日本史，也从此时起步。

    时代的分期

    对日本佛教史的分期法，学者间偶有不同，大致则可分为七期：

    一、飞鸟时代：自钦明天皇至文武天皇期间（西纪五四○─七○七，因其建都于大和的飞鸟地方，故称飞鸟时代。

    二、奈良时代：自元明天皇至光仁天皇，凡七帝约七十年间（西纪七○八─七八一），因建帝都于奈良，称为奈良时代。

    三、平安时代：自桓武天皇至后鸟羽天皇，凡四百年间（西纪七八二─一一九七），因于延历十

    三年（七九四），迁都至平安京，故称平安时代。

    四、镰仓时代：平安时代之末，皇朝势力衰落，武人相争，战乱结果，由源赖朝统一全局，掌握实权，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于后鸟羽天皇建久三年（西纪一一九二），在镰仓地方创设将军幕府，开武家政治的端绪。直到后醍醐天皇元弘三年（西纪一三三三），北条高时灭亡为止。其间因以镰仓为政治中心，故称镰仓时代。

    五、吉野及室町时代：后醍醐天皇，为欲收回政权，由于新田、楠、北畠等诸将之勤王，于元弘三年讨灭了当时的‘执权’北条高时，结束了镰仓幕府。但又有足利尊氏，占领镰仓，起叛天皇，进入京都，另外拥立光明院。后醍醐天皇即奉神器，南迁至吉野地方，直到后龟山天皇于元中九年（西纪一三九二），同到京都，将神器传交京都的后小松天皇，乃是日本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南朝都于吉野。北朝的将军幕府，开于京都之室町，故连称之谓吉野室町时代。室町时代约经二百年，当其末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故又名为战国时代。战国之结束，是由于大名织田信长及其部属丰臣秀吉，相继平定而告统一，接着便是江户时代的来临。

    六、江户时代：战国之终，由于织田信长，次第勘平，再经丰臣秀吉，完成统一之局。但在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又起而灭掉秀吉之子，遂于后阳成天皇庆长五年（西纪一六○○），开幕府于江户（今之东京），直到明治维新（西纪一八六八），凡二百六十余年之间，称为江户时代。

    七、明治维新之后：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庆喜，于孝明天皇庆应三年（西纪一八六七），将大政奉还朝廷，明治天皇祚位，颁诏王政复古。第二年开始维新运动，是为明治元年。经四十四载，明治殁，大正开始，至西纪一九二六年，大正崩而昭和继位。明治迄今，不过百年，日本的进步，位居亚洲第一，足资吾人借镜之处，实在很多。

    佛教初传日本的年代

    比起中国，日本之有佛教，是很晚了。虽然，中国人之移民日本，周秦时代已经开始，佛教的传入，最初也由于中国移民的携带，但要得着此一携带佛教去日本的消息，却已晚在中国南梁的时代。

    根据皇圆撰选的扶桑略记一书，引用法华验记的资料，继体天皇即位十六年（梁武帝普通三年，西纪五二二）二月，汉人司马达到日本，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佛像，皈依礼拜。此系移民日本的华人所信，尚未及于日本民间。但是，华人迁至日本，除了由大陆直接飘海而去的，尚有经朝鲜半岛而东渡的。朝鲜之有佛教，比日本早了一百五十年。于是，凡从这两地去的华人或韩人，均可能带去佛教的信仰。先在他们自己人之间流行。继而亦无形中为日本民间的若干人士所接受。由民间信仰，再影响到上流社会的思想。这是佛教传日的一大主流。

    较前稍晚，根据日本书记所载，钦明天皇十三年（西纪五五二）十月，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圣明王，遣臣姬氏达率怒唎斯致契等，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尊，以及幡幢、经论。并且述其功德：‘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就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遂所须用，尽依情；此法妙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泊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唎斯致，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记，我法东流。’

    这是佛教传至日本的又一主流。日本学者习称前一主流为私传，后一主流为公传。也就是民间传入与政府传入的分别。

    百济王为何将佛教奉献给日本，因为当时的朝鲜半岛，共有三国，百济孤出半岛西南端，东南为新罗，北方为高句丽，而以百济国小民寡，其南邻任那，即为日本势力范围，故常乞助隔海的日本以求自保。百济王对日皇称臣纳贡，佛教为当时中国大陆的显学，百济王以佛教奉献日皇的心态，一如利玛窦将西方科学介绍给中国。

    崇佛与排佛的争持

    百济王以盛情，将佛教奉献日皇之后，倒为日皇惹上了麻烦。因在当时的天皇，虽有至尊的名位，却未能有实权统治全国。全国分由神别、皇别、诸蕃等三大氏族相互角逐。在天皇左右，尤以神别氏族的物部氏、中臣氏及皇别氏族的苏我氏，相争最烈。物部氏为开国以来的门阀，世业将帅，富于保守思想；中臣氏乃神道教之僧侣，拥护旧有神道。苏我氏系新兴势力，尝办理外来移民事务，与华人及韩人接触，富有进步思想。佛教传入，日皇大喜，但仍不能决定如何处置，便交群臣公议，因此，三大氏族，便自然地分成两派主张。

    大臣苏我稻目以为：‘西方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他是赞成礼佛的。

    大连物部尾舆及大夫中臣镰子，乃持反对意见：‘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

    两派并峙，各不相上下。钦明天皇便将佛像赐苏我氏，试行礼拜。苏我稻目乃舍其向原之家为佛寺，称向原寺，或以地在飞鸟村之丰浦，而称丰浦寺。此为日本贵族奉佛之始，亦为其有佛寺之始。适值当时天花流行，物部尾舆及中臣镰子即以为疫病之起，实敬佛所致，乃烧佛殿，并弃佛像于难波之掘江。可是灾疫不息，复将佛像捞起，重建寺宇。

    经此一来，两派仇恨愈深，斗争愈烈了。

    苏我马子与佛教

    继钦明天皇而登极的是敏达天皇，以稻目之子苏我马子为大臣，任尾舆之子物部守屋为大连。他们两人仍为佛教问题而起纠纷。敏达天皇十三年（西纪五八四）马子经营佛堂，奉安佛像，并且迎奉僧尼，从播磨国（兵库县之一部）迎得来自高句丽的还俗沙门惠便，以及由惠便剃度的司马达等之女名岛，出家法号为善信尼，同时又由善信剃度的禅藏及惠善两尼。此为日本之有出家众之始。但此所说的司马达等，恐系另一人，而非六十二年之前，由南梁去的那位司马达，因为善信出家时，仅十一岁。但此三尼，均为中国或朝鲜的归化人，不是日本人。

    苏我马子所供佛像为另由百济输入的弥勒像等两尊，他于自邸之东筑佛殿，屈请三尼，大会设斋。司马达等于斋食之上感得佛舍利。献与马子。马子益信，遂将石川地方的自宅，献作精舍。敏达天皇十四年二月，建塔于大野丘之北，再度大会设斋，并将前得之佛舍利，藏于塔顶柱头。

    然而，此时又有疫病流行，物部守屋及中臣镰子之子中臣胜海，趁机上奏天皇：‘何故不用臣言，疫病流行，国民将绝，恐及天皇陆下，岂非于苏我与行佛法之所由耶？’天皇因之下诏，断绝佛法。守屋即行焚烧寺塔，抛弃佛像，并迫马予引渡善信等三尼，剥夺三尼法衣，禁锢于海石榴之街市，且遭鞭打之刑。至十四年六月，马子再度奏准，请还三尼，造新精舍，奉事供养。

    到用明天皇即位，佛法开始兴隆，因为天皇之母，即是马子之妹，用明天皇二年（西纪五八七）卧病之时，召群臣议，欲舍身三宝。物部守屋、中臣胜海以为不可背国神而敬蕃神。苏我马子则引丰国法师入禁中，守屋愈为不快，即同到他河内国阿都地方的别墅去，显示出形势紧张，非同平常了。

    用明在位仅两年即崩，当其将崩，有善信尼之兄（或弟）鞍部多须奈，奉皇命刻佛像建寺而行出家，号为德斋法师。多须奈出家之前的儿子鞍部止利，是个精巧的雕刻匠，被称为鸟佛师，法隆寺金堂的本尊像以及其他好多佛像，均出于此人之手。

    用明崩后，为了皇位继承，两派终于引起了战争，结果苏我氏胜利。马子受用明之皇妹炊屋姬之命，讨灭了为守屋及其支持而谋夺皇位的穴部惠皇子。当时年仅十四岁的厩户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圣德太子，亦参与了马子讨伐守屋的战事，此到下面再说。

    马子胜利，拥钦明天皇与苏我氏女所生的第十二子即位，是为崇峻天皇。然而，苏我氏得势之后，虽然信佛，但以外戚而专权，崇峻即位，不过五年，即被马子所弑，而由敏达天皇之后，即是用明天皇之妹炊屋姬，继登大宝，称为推古天皇。

    推古以前的日本佛教

    崇佛与排佛两派的相抗，相当于中国隋代初期。崇佛派虽屡受挫折，但至敏达天皇时代，佛经佛像、律师禅师、比丘尼、咒禁师、造佛及建寺的工匠等，已相继由百济源源输入日本。及至用明皇朝，物部氏灭亡，崇佛派的苏我氏独盛。讨灭物部守屋之战，实在非常吃力，由于马子及厩户皇子均系佛教徒，在进军之际，厩户皇子头戴四天王像，并与马子同作祈祷，愿天佛相助，因之士气大振。战败守屋之后，皇子建四天王寺于难波（大阪）的玉造地方，并以守屋之奴的半数及其旧宅，作为寺领产业。马子也造法兴寺于飞鸟地方。到了崇峻天皇元年，百济遣来僧惠实等六人，以及寺工、炉盘工、画工等数人。马子也亲向百济僧问佛法。崇峻天皇亦于五年建造大法兴寺。

    可见，在推古以前的士多年间，佛法已很受到重视，及推古女皇即位，她本人自幼夙信佛教

    ，被她立为太子，也就是她的侄儿厩户皇子，又是虔诚的佛子。故自推古开始，日本佛教遂达兴隆状态。

    （三）圣德太子与佛教之兴隆

    厩户皇子

    未成为太子之前，厩户的全名是厩户丰聪耳皇子，简称厩户皇子，是用明天皇的长子。生于敏达天皇三年（西纪五七四），那正是中国的北周武帝下令灭佛的一年。他的母亲是穴穗部间人皇后。当他的姑母推古天皇即位，便立为太子，摄理皇政。

    厩户幼时，尊信佛法，聪敏睿智。十四岁时，便奉姑母之命，与苏我马子共同讨伐排佛派的物部守屋。被立为太子之时。尚不过二十岁，嗣后拟政三十年之间，对于佛法之兴隆、国政之创革，均为日本史上的开山鼻祖。日人敬之若圣若神的程度，大致则有类于中国儒家之推崇为成王摄政的周公相似。可惜其寿不永，薨时仅得四十九岁。

    圣德太子

    圣德之名，乃是后人追仰其丰功伟绩而给的尊称。当时的太子也有好多尊称，例如圣王、法王、法大王、法主，或者单称为王。又因他的所居而被称为上宫太子。

    外戚苏我马子，虽然专横一时，太子妃，也是苏我氏之女，但到太子摄政，深知氏族社会的弊害，同时他对中国的文物制度，非常钦慕，所以着意经营，仿效改革。但因他与苏我氏的关系

    太深，唯有弘扬佛法，才能达成改革的目的而又不致伤了苏我氏的和气。故于推古二年（西纪五九四，隋文帝开皇十四年）二月，给大臣马子颁下兴隆三宝之诏。到了推古十一年十二月，制定紫、青、赤、黄、白、黑等六种冠位，纠正向来氏族的世袭制度，以臣、连、国造、伴造等的贵贱阶级，如今所制的冠位，则属于因有功勋的个人，而分等级，因此一扫氏族国家时代世袭门阀政治的弊端，开启登用人材之门，以确立朝廷政治的权威。

    推古十二年四月，圣德太子又制定了宪法共十七条，以佛教的思想为精神的指导，用儒家的义理为政治的设施，采法家的原则为推行的方法。以期推行佛法，实施仁政，阐明君臣之义，宣示天皇神圣，暗斥当时豪族的跋扈欺君与祸国殃民。现在将其十七条宪法中的佛教思想介绍于下：

    宪法中的佛教思想

    宪法第二条条文：‘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皈依三宝之功，能够直曲杜枉；人虽或者向恶，若能教化得法，无不从善如流。教化之法寄于信仰的最高指导，唯有对于三宝的信仰，才是人间最高的指归；不但是普天下的各国应以此为极高的指导原则，就是胎、卵、湿、化的四类众生，若舍三宝，即无脱苦之门。大意如此，可见圣德太子对于三宝崇信之深切，可谓无以复加了。

    宪法第十条的条文：‘绝忿弃瞋，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公贤愚，如镮无端。是以彼人虽瞋；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众同举。’这一条的内容及形式，都有点像四十二章经的格调，乃是运用佛法以训勉人民从自家心地上做工夫的。其中的用词遣句，也都在尽力采用佛典语汇，例如‘绝忿弃瞋’、‘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共是凡夫’等，均甚明显。

    圣德太子之崇信佛教，并以归敬三宝，实践佛法而教国民，那是他的最高明处。他知道惟有以佛教信仰的启发与自觉，人间始能达成真实和平的目的，以之对付氏族之弊，不过是其一端而已。

    据余又荪的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的意见说：‘太子提倡佛教，其所收之效果。大约言之，为（一）以佛教之教义而养成和平和睦之精神，导动乱之人心趋于正途。（二）接受佛教之文化以促进日本文化之发达。（三）当时日本停滞于氏族社会阶段，每一氏族各信奉其氏神，形成分裂之现象。太子提倡佛教，超越各氏族氏神之上，使人民普遍信奉佛教，由信仰统一以促成国家统一。’

    佛教中心的飞鸟文化

    推古天皇都于奈良县的飞鸟地方，文化史上称为飞鸟时代。此一时代的中心人物是圣德太子，此一时代的中心文化是佛教文化。圣德太子虽对于当时中国大陆的各种学问：佛、儒、道、法与经籍史籍，无所不通，但他专注于佛教文化的推展，却是事实。所以，

    当时的日本，是以佛教文化而放出灿烂的飞鸟文化。

    飞鸟时代的佛教事业非常之多，现举其重要者介绍如下：

    一、创建寺院：圣德太子建有在大和地方的法隆学问寺、中宫尼寺、橘尼寺、池后尼寺、葛城尼寺，以及摄津的四天王寺、山城的蜂岳寺（亦名广隆寺），此七寺最有名。尚有苏我马子所建的法兴寺等好几个寺。到推古晚年时，计有寺院四十六所，僧侣二千三百八十五人。在这些寺院之中。以今之大阪的四天王寺及奈良县的法隆学问寺最有名。四天王寺的兴建缘起已如前述。法隆寺的用意在于兴隆佛法。为建此寺，除了日本工匠之外，特向百济招来寺工、瓦工、雕刻工、画师等，大陆佛教艺术的输入，一时达于鼎盛。其中以法隆寺的建筑，日人称为现存世界的最古木造建筑物。原物系推古天皇十五年所建，但可能会被火烧一次而于元明天皇和铜年间（西纪七○八──七一四）重建，纵然如此，距今也有一千两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二、讲经制疏：圣德太子深达佛理，故于推古十四年秋，受天皇之请而讲胜鬘夫人经三日。其次又于冈本宫讲赞法华经，颇得天皇嘉许，而将播磨国之水田百町施太子，太子转施法隆寺。太子说法时，于俗服之上加着袈裟，宛如沙门，而以优婆塞之身份自居。唯仅以三日的时间，讲完胜鬘经，其简略可知。太子选择胜鬘经，是因此经是叙述一位皈依释尊的女性菩萨胜鬘夫人；推古天皇为女性，日本开国神话中的天照大神，也是女性的太阳神，此可谓观机逗教之举。至于

    法华经，乃为中国佛教家誉为经中之王的一部重要经典，会三归一，畅佛陀的本怀，示佛教的极致。中国的天台智者大师，也正好活动在这个时代，此真所谓：‘东海有圣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

    圣德太子不但讲经，并且为经制疏。他作有法华义疏四卷、胜鬘疏一卷、维摩义疏二卷，合称谓‘上宫御制疏’。此为日本最早的佛教著述，就中的太子亲笔草本法华义疏四卷，现仍存于日本的皇宫，视为传国之宝。

    三、对外交通：推古之世，太子的政治建设是在休养生息的原则下完成的，对内对外，皆不主张用兵。尤其对外政策，愿以不亢不卑的对等地位，与中国接触，并尽量吸收中国的文化，以助长日本的进步。从中日交通史上看，推古之世，遣使入隋，先后计有四次。初次是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即推古八年，第二次为隋炀帝大业三年，即推古十五年，第三次为大业四年，第四次为大业十年。第一次在日史无记载，而见于中国的隋书倭国传。自第二次起，日本派遣了大批通晓中国文化的学者来中国留学，例如隋书倭国传中说：‘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天皇的日本读音）遣使朝贡，使者曰：“闻西海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这就是使臣小野妹子及其所带的一批人员。其中有名的有八人：倭灌直福音、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新汉人日文、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这些人的头上两字如奈罗、高向、南渊、志贺，都是地名，汉人是指研究汉学的人，下面两字才是名字。他们到了中国，留学时间极长，都在十五年至三十二年之间。直至唐有天下，他们才回日本。将其所学，建设日本。比如学问僧日文，文化革新时被任国博士，且举为僧官的十师之一。

    当然，除了遣使入隋之外，对于朝鲜半岛的往还，更加密切，故有惠慈、惠聪、惠观、观勒、昙徵等沙门，先后自半岛赴日，传播佛法。因此，又藉这些朝鲜半岛的沙门为媒介，将盛行于中国南北各地的佛教及其他文化如天文、地理、方术、历书，介绍到了日本。试看圣德太子在未遣使入唐之时，所讲所疏的三部佛经、胜鬘经，是刘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西纪四三五）自印度到江南扬都的求那跋陀罗，译于丹阳；法华及维摩二经，是姚秦弘始三年（西纪四○一）到长安的鸠摩罗什所译。胜鬘出于南方，法华、维摩出于北方。以此可见，到了飞鸟时代，盛行于中国南北朝时代的佛典，日本都已由朝鲜半岛输入了日本。不过，尚有一个事实，我们切不要忽略了，那就是直接由中国大陆移民而去的中国人，也是主要的文化使臣。

    僧官及僧尼令

    由于政府提倡佛教的信仰，寺院及僧尼数目日增。推古天皇三十二年（西纪六二四），已有寺院四十六座，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天武天皇九年（西纪六八一）之敕中，有‘京内二十四寺’之语，以此可以推知飞鸟京都的佛教盛况。持统天皇四年（西纪六九○），于七大寺作夏安居的僧数，竟达三千三百六十三人。

    僧尼人数激增的结果，必有流弊发生，是以在推古三十二年，开始设立僧官制度。僧官分为僧正、僧都、法头的三等。迄大化革新之际（六四五──六四九），又选十师任命为僧官。于天武天皇二年（西纪六七四），成立三纲之施设，即以僧正、僧都、律师，称为僧纲。养老六年（西纪七二二）以后，置僧纲所于药师寺。各寺亦设三纲，即为寺主、上座、都维那。僧尼本有戒律制裁，但到养老年间。朝廷所颁的养老律令之中，即有专门为僧尼而制的二十七条，称为僧尼令，将僧尼纳入政府法令的管束之下。它的隶属系统，由上至下是：治部省──玄蕃寮──僧纲──三纲──僧尼。

    初期佛教的思想

    我们在未结束本章之前，应了解一下初期的日本佛教，其思想状态究竟如何？

    此所谓初期，是指奈良时代以前的飞鸟时代。

    由于日本早期已有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及神祇的信仰，所以，佛教虽为日本接受，却已和印度及中国所行者略有不同，此即日本化的佛教或佛教化的日本之特色，此与以后的发展颇有关系。

    圣德太子深信佛法，但他却于推古十五年，颁发祭祀神祇之诏，信佛崇佛，仍不废日本古来的诸神崇拜。太子亲率群臣，祭祀诸神。以作国民的示范。此在日本学者，以为是独立性的文化自主的表现，实则是为适应当时民间的要求而行的权巧方便。

    由于祀神的旧习俗，初期的日本佛教，特重助德之祈祷，史家称之为祈祷佛教。

    物部氏灭亡之后，苏我氏在政治上的势力很大，待苏我氏灭后，由孝德天皇即位（西纪六四五），继圣德太子的余绪而革新政治，称为大化（年号）革新。在佛教方面，自推古十四年以来，规定各寺于每年四月八日及七月十五日设斋会，即是浴佛会及盂兰盆会，这种仪礼的形式，颇合日人的口味。

    当时盛行的佛经有金光明经、法华经、仁王般若经、金刚般若经、药师经、观音经等，他们不求明白经义，只期藉咒愿力而延长寿命、消灾、愈病、祈雨、护国，他们仍以求神的心情奉佛，祈得现实生活的平安与如意。

    其对净土之信仰，也有可述者，古代日本对于墓窟的建筑，非常讲究。由古墓的发掘，见其凡为人间的生活所需之衣食器物，墓中一应俱全，尚有家畜家禽及仆从奴婢的土制偶像。此系认为墓窟即是死人的国度。但至大化革新之际。鼓励薄葬，代之而起的是沙门道昭随佛教的输入，而带去的火葬法。此时佛教的净土思想，已为日本人所接受，取代了墓窟思想。在日本人看净土，乃墓窟世界的升华。接着，为求冥福，乃改原先的建墓思想而为热烈地建筑佛教的寺院。他们的建寺心理，有同中国人的修建宗祠。例如推古天皇二年，诸臣连（官阶）等，各为酬报君亲之恩

    而建佛舍，又如葛城氏的葛城寺、秦氏的广隆寺、藤原氏的山阶寺（即兴福寺）、纪氏的纪寺，都可说明这一倾向。故而直到近世，日本之信佛与奉神，并行而不冲突，寺院及神社，也互通生气。日本佛教史上之有僧兵、一揆（匪类）之战祸杀伐，皆为其他佛教地区之所绝无。原因在于日本初期的佛教思想之中，即混有日本神道教的成分了。

    由于信仰佛教而着重现实生活的祈祷，故至文武天皇时代（西纪六九七──七○七），有一位叫做役君小角的人出现，这是一个道教化的佛教人物，他能役使鬼神，为之采薪汲水，若不用命，即以咒术缚之。他诵的有密教所博的孔雀明王经神咒，他虽与道教关系密切，后世称之为‘修验道’或山岳宗教的鼻祖，将之列为日本密教的一个旁支。

    二、奈良时代

    （一）古京六宗

    何谓古京六宗

    所谓古京，乃后世史家为便利，以古京平城京与新京平安京，两相对称而立。奈良时代定都于平城京，后人称为古京。奈良时代的佛教，主要宗派的建立，共有六家，所以称为古京六宗。

    所谓六宗，即是：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华严宗。其实，成实及俱舍两个小乘宗，是附属于三论及法相两个大乘宗而输入，后来也无何发展，故被称为‘寓宗’。以此六宗而对后起于新京的天台及真言两宗，显出全部日本佛教的源头，除了禅宗之外，取自中国佛教的财富，均尽于此了。

    现将日人桥川正所着概说日本佛教史第四章，所列古京六宗的一表，抄下参考：

    俱舍宗──有宗──┐

    ├─寓宗──┐

    成实宗──空宗──┘├─小乘──┐

    律宗────────独立宗──┘│

    法相宗──有宗──┐├显教

    ├─三乘教─┐│

    三论宗──空宗──┘（权大乘）├─大乘─┘

    华严宗──缘起论宗──一乘教─┘

    （实大乘）

    此表所标大小权实的立论，是根据凝然大德八宗纲要的观点。凝然是华严宗的人，所以这是贤首教的判教法。

    一、三论宗：日本的三论宗，最初是由高句丽沙门惠观，于推古天皇三十三年传入。此人曾

    来中国，亲近嘉祥寺的吉藏大师，学习三论宗。后奉高句丽王之命，派到日本，住元兴寺盛弘三论。于大化二年（西纪六四六），奉敕在宫中讲三论。并创建井上寺于后河内。门下俊才颇多，著名者有福亮、慧轮、慧师、智藏、僧旻等人。实则于推古十年去日本的百济沙门观勒，也是三论法匠，但他未事弘通，所以日本以惠观为三论宗初祖。

    惠观门下的福亮，祖籍中国江南，是归化了日本的出家人。他学三论，兼通法相，又到中国研究三论奥义。返日之后，住元兴寺，任僧正。大化元年被选为僧官的十师之一。

    此后，智藏与道慈，也入唐学三论。智藏本是福亮的俗家儿子，于天智天皇时代（西纪六六二──六七一）入唐，依吉藏大师学。持统天皇之世（西纪六八七──六九六）返日，住法隆寺，宣讲三论，为三论宗的第二传。

    道慈是智藏的弟子，于大宝元年（西纪七○一，则天武后大足元年）入唐，通学六宗，但以三论的根柢而师事吉藏之法孙元康。养老二年（西纪七一八，唐玄宗开元六年）返日住大安寺，为三论宗第三传。此人风格清高，长屋王（高市皇子的长子）招赴诗宴，他固辞不往，并谓：‘僧既方外之身，何烦入宫赴宴。’他颇不满当时僧风，着有愚志一卷，惜已不传。

    智藏门下尚有智光及礼光二人，颇崇西方净土，同住元兴寺。智光的著述很多，除了现存的净名玄论略述四卷及般若心经述义一卷之外，尚有已失传的大般若经疏二十卷、法华文述记五卷、净土论释五卷、盂兰盆经疏、中观疏记等。所以这是一位奈良时代有数的三论学者。

    道慈之后，尚有善议、安澄、勒操等次第相传。智光之后，则有灵睿及药宝、愿晓等，灯灯互传。前者称为大安寺流，后者称为元兴寺流。

    从大体上说，奈良时代以前，是以三论宗为佛教义学的主流。进入奈良时代，则为法相宗的全盛时期。至奈良末叶，三论宗已非常衰微了。

    二、法相宗：法相宗的传日，是由入唐留学于玄奘门下的道昭之功。当时玄奘自印度及西域诸国游历归来，德望重于一时，门第三千，七十贤士，上足四人。玄奘所传唯识法相，乃当时最新的佛教思想。道昭于孝德天皇白雉四年（西纪六五三年，唐高宗永徽四年）入唐之际，正逢其盛。但是，道昭非仅一介义学沙门而已，他约于齐明天皇七年（西纪六六一）归日之后，建禅院于元兴寺之东南而住，收藏了许多经论。同时尽力于社会公益专业，周游全境，于路傍穿井，于河口设船及造桥。文武天皇四年（西纪六七六）三月，世寿七十二岁示寂，是为法相宗初传。

    法相宗的二传是智通及智达，于齐明天皇四年（西纪六五八）奉敕入唐，与道昭同学于玄奘门下，又学于窥基座下。智通返日后，于大和国创观音寺，盛弘法相。

    智通入唐后的四十五年，又有智凤、智鸾、智雄，于大宝三年（西纪七○四）奉敕入唐，师事中国相宗的三祖朴杨智周，合此三人为法相宗的第三传。

    智凤门下出有一位智德兼备的大弟子义渊，他创有龙盖、龙门、龙福、龙泉、龙象等五寺。大宝三年任僧正，被尊为一代耆宿。圣武天皇因尊其学德，乃赐姓冈连，而改其原有俗姓的市往氏，并以其兄弟承传此姓。

    义渊门下龙象争荣，其中以玄昉、行基、良敏、宣教、行达、隆尊、良辨等最为有名。世称为渊门七上足。若以三论宗的道慈列入，则为八上足，因为道慈亦尝学法相于义渊座下。

    玄昉于养老元年（西纪七一七，唐玄宗开元五年）入唐，也是学法相于智周之门。唐玄宗深爱其才，准三品位，赐紫袈裟。于天平七年（西纪七三五）归日，携回经论五千余卷，藏于兴福寺。是为法相宗的第四传。

    以上相宗共分四次传日，一二两次，称为南寺传，即是元兴寺传，亦称为飞鸟传；三四两次，称为北寺传，即是兴福寺传，又称为卸笠传。考察其源头。南寺传是受学于玄奘，北寺传则汲流自智周，故其思想有所出入。但在南北两寺之间，另有一派的相宗传承，即是药师寺、东大寺、西大寺。

    奈良时代的相宗著名学者有很多。行基门下出有法海、行信、胜虞。胜虞门下出有源仁、慈宝、泰演、守印、护命等人。玄昉门下出有慈训、善珠、行贺、常腾等人。除此两人之门，义渊之下的另外高弟所传者，亦出有神睿、玄宾、贤憬、修圆、德一等人。可见奈良时代的相宗学者

    ，几已为北寺派所包办了。

    尚有可述者，以上各人之中，以护命及善珠二人的著作最多。神睿则与三论宗的道慈，并称为教界的二大人物。护命及德一两人，又是与天台宗最澄论战的两大论敌。总之，法相宗在奈良时代，人才辈出，形成了当时佛教思想的最大主流。

    三、四、成实宗及俱舍宗：成实宗是依成实论而得名，它在日本未尝独立成派，而是附属于三论宗下的。天武天皇时代（西纪六七三——六八五），百济沙门道藏，造有成实论疏十六卷。凝然之时（西纪一二三九——一三二一），尚见到此书，但在日本史上，专门学成实的人，实在太少了。往往是由三论学者附带研究的。

    俱舍宗何时输日，不得确知，大概是随同着法相宗的道昭返日而附带去的了。但是俱舍要比成实的情况较好，例如护命及明诠，都是俱舍学者，尤其护命，他承新罗的智平之说，主张‘有为法体不生灭’之义，而与其他各人所主张的‘有为法体生灭’之说相异。俱舍虽为法相的寓宗，但它却被视为佛教的基础学问，故学习的人亦较多。古来以东大寺为俱舍宗的根本道场。

    五、华严宗：华严宗初传日本，是在圣武天皇天平八年（西纪七三六，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由唐僧道璇首先带去了华严章疏，但他并未弘扬。当时有良辨，曾受道璇之教，至天平十二年十月，良辨始请了一位来自新罗的审祥法师，开讲晋译的六十华严。他曾入唐亲从法藏大师受学，故系根据法藏所着的探玄记，连续讲了三年，并集京师大德十六人为其听众。因此，日本即以审祥为华严初祖，良辨为二祖。

    良辨门下出有实忠、安宽、镜忍等，而以实忠为三祖，等定为四祖。圣武天皇天平二十一年，敕诸寺讲说经论之际，因以华严经为本，并敕东大寺为华严本寺而称为华严寺。圣武天皇极重华严，乃以华严思想而实现其政教一致的理想。故而华严宗在当时，已占有帝王宗教之地位。

    六、律宗：一般均以唐僧鉴真赴日，为日本律宗之始，实则前述之善信尼，尝赴百济受戒；推古天皇之世，亦有百济律师抵日。天武天皇时代，更有沙门道光，奉敕入唐学习律藏，返日后奉敕作有‘四分律抄撰录文’一卷。天平八年，道璇至日，亦携有律宗章疏，并在其驻锡的大安寺，讲‘行事钞’，这是戒律思想的显著流布。道璇门下的善俊，也是明律之名匠。不过，到此为止，虽有戒律之讲学，却尚未能设置戒坛，未能如法如律以三师七证正式受戒。结界、登坛、受具的传戒大法，则有待于鉴真律师的努力。

    鉴真律师

    鉴真律师是扬州江阳县人，十四岁时随父入大云寺，见佛像，受感动而求父亲许他出家。唐中宗神龙元年，依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至长安。次年，受具足戒于西京的实际寺。嗣后即巡游南京，究学三藏。回到扬州，开始弘律，声动江淮之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道岸的传人义威律师入寂后，他即以四十六岁的盛年，被许为天下授戒大师。据其弟子思托的

    ‘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当时的鉴真，已前后讲大律及疏四十遍，律抄七十遍，轻重仪十遍，羯磨疏十遍。而在讲律传戒期间，兴建寺院僧舍，供僧十万众，造像不知其数。

    到了五十五岁那年，发起赴日之愿。系由于当时随使来华的两位日僧荣睿及普遍，恳请他‘东游兴化’。他问众中何人愿去？众人默然。唯有他的高弟子祥彦，竟持反对意见，认为大海难渡，去者‘百无一至，性命难存。’于是，鉴真拍案而称：‘是为法事。何惜生命，诸人不去，唯我即去。’祥彦听了也说：‘大和尚若去，彦亦随去。’因此，纷纷表示相同意愿者，共二十一人。

    可是，要去日本，真不容易，先后六次，历十一年，五次失败，第六次才如愿以偿。前五次不是被官方发觉，阻留不放，便是在海中遇风，船破折回。其中最艰难的是天宝七年的第五次，乘船漂至海南岛的南端，他再由广西、广东一路传戒向北。可是，由于旅途劳顿以及水土不服，为他而滞留中国多年的日僧荣睿，病死在梧州；常随弟子祥彦，也病死在吉州的船上；他自己在韶州，因瘴患眼，而被一个外国庸医，误治成双目失明。在他整个赴日的行程之中，总计有三十六个比丘先后死亡，道俗二百多人中途退出，唯有另一日僧普遍及鉴真的弟子思托，自始至终，追随着他而同到日本。

    唐文宗天宝十二年，第六次出发，仍系随着日本遣唐使返航日本而偷渡出境，经过三十四天海程，终于十二月二十日到达日本的鹿儿岛南端。这次随同鉴真赴日的，尚有他的亲信弟子二十三人，中有智首等三位女尼及三位胡僧。他也带去了大批的法物，其中有佛肉舍利三千粒，佛像一批，金字华严经八十卷，大佛名经十六卷，金字大品经一部，大集经一部，南本涅槃经四十卷，四分律六十卷，法励的四分疏五本各十卷，光统的四分疏百廿纸，镜中记二本，智首的菩萨戒五卷，灵溪释子的菩萨戒疏二卷，定宾的饰宗义记九卷及补饰宗记一卷，戒疏二本各一卷，观音寺高律师的义记二本十卷，南山的含注戒本一卷及疏，行事钞五本，羯磨疏等二本，怀素的戒本疏四卷，大觉的批记十四卷，音训二本，比丘尼传二本四卷，玄奘的真本西域记一本十二卷，南山的关中创开戒坛图经一卷，次第禅门十一卷，天台的止观、玄义、文句各十卷，四教仪十二卷，行法华忏法一卷，小止观一卷，六妙门一卷，明了论一卷，以及王右军的真迹行书一帖，王献之的真迹行书三帖等。

    开坛传戒

    鉴真律师到日本时，已六十六岁了，但他在日本所受的殊荣，也是空前的。可以说他是受到了日本朝野举国的欢迎和崇仰。他在至日后的第二年二月一日到了难波（今之大阪）港，唐僧崇道等先已在恭迎。第三天，大纳言正二位藤原朝臣仲麻吕，遣使奉迎，亲来拜谒的日本高僧有三十多位。二月四日入京都，圣武天皇派正四位上安宿王，亲到罗城门外慰迎，安置于东大寺。二月五日，日本宰相、右大臣、大纳言以下高官百余人，亲来礼拜问讯。并由天皇派遣刚

    由中国归国不久的遣唐使吉备真备为朝臣敕使，传达天皇口诏：‘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未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意，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和尚。’过了几天，圣武天皇又封鉴真为传灯大法师。

    圣武天皇于唐天宝八年让位，成为上皇，自称沙弥胜满。于天宝十三年（西纪七五四），日本孝谦女皇天平胜宝六年四月，在东大寺大佛殿而建立日本的第一座戒坛，登坛受戒的第一个人，即是圣武上皇，接着皇后、皇太子等求受菩萨戒者四百四十余人，舍旧所受戒而再禀具的亦八十余人。此后即于大佛殿之西，设戒坛院，重叠三层，以表菩萨的三聚净戒。

    考察鉴真所传的戒律思想，他是站在四分律分通大乘的立场，兼南弘山及相部二宗的。自此，日本除东大寺外，尚于西国观音寺（太宰府）及东国药师寺（下野），各设戒坛一座，合称为天下三戒坛，举行传戒。唯其东大寺准‘中国’（佛法盛行地）方式，以十师传授，观音寺则准边地（佛法微弱区）授戒法，以五人僧传授。

    鉴真律师在日本弘律十年之后，即于天平宝字七年（西纪七六三）五月，以七十七岁高龄示寂。初五年住东大寺，后五年住于他自建唐招提寺。他也精通医药，故对日本医药知识的贡献亦至大。鉴真赴日之际，正是华严宗在奈良盛大之世，华严开启理想之境域，戒律指导生活之规范，

    相得益彰。

    （二）东大寺与国分寺

    圣武天皇与东大寺

    圣武天皇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热心于佛教事业之推展，并以佛教思想来建设他的国政。当他即位之时，度僧三千，并请六百僧人于宫中转读大般若经。基于佛教慈悲精神而行大赦、禁屠宰、免税、施药、施米，以利人民及于含生。

    东大寺之建造，先后费时达十年，自天平十五年，敕诸国募化，为大殿奠基，至天平胜宝四年，始行落成。圣武上皇亲率孝谦天皇及文武百官，莅寺为大佛开光。请自天竺来的婆罗门僧正菩提迁那为导师，道璇为咒愿师。此次法会之盛大，佛法东渡以来，前所未有。

    东大寺的伟大处，是在建筑工程之庄丽。大佛殿的规模，重叠四层，四面各十一间（两柱之间的间隔），建坪一千三百五十坪，高十五丈六尺。南中门外，尚有两座高三十二丈的七层塔婆，东西对峙。再看殿内的佛像，本尊毗卢遮那铜像，曾经八度改铸始完成，像高五丈三尺五寸，镕铜七十三万九千五百六十一斤，炼金一万四百三十六两。胁侍为各高三丈的二臂如意轮观音坐像及二臂虚空藏菩萨坐像，分列本尊的东西两侧。此寺被称为四圣建立，那就是由于圣武天皇的心愿，行基菩萨的劝化，良辨为之开基，菩提迁那为其导师。

    东大寺与国分寺

    考察圣武天皇创建东大寺的用心，实为受华严思想的启示，以此作为其理想政治的象徵。他以东大寺为日本帝国的中心道场，令诸封国各建国分寺，为此中心的附属。

    华严教系的梵网经中说：‘我今卢舍那，方坐莲华台；周匝千华上，复现千释迦；一华百亿国，一国一释迦。’卢舍那佛即是毗卢遮那佛的同名异译，他是本尊，释迦是本尊的化身，化身属于本尊。因此，圣武天皇以东大寺象徵国都，以东大寺的本尊象徵天皇；以国分寺象徵诸国，以国分寺的释迦象徵各国的国司；以百亿释迦象徵各国的人民。因此，可用一表对照说明：

    ┌理想……卢舍那佛→千华大释迦→百亿小释迦

    └现实……天皇→诸国的国司→人民

    国分寺的建立

    讲到国分寺的出现，先要介绍金光明经。自从天武、持统、文武天皇等历朝以来，盛讲之金光明经，为西凉昙无谶的四卷译本，至圣武天皇时则用唐义净的十卷译本，叫做金光明最胜王经。圣武天皇神龟五年（西纪七二八），书写金字最胜王经六十四部，每国颁一部，并令转诵，祈祷国家之平安。这是开创国分寺的预备工作之第一步。

    天平九年，全国天花流行，为求禳灾，为求福国利民，令各国各造释迦丈六像一尊，并写大般若经一部，这是第二步。

    天平十国，令各国各造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僧寺）及法华灭罪寺（尼寺）一座，各写金光明最

    胜王经及法华经一部，分置僧尼二寺。并令各造七重塔一座，安置天皇所颁的金字最胜王经。至天平十三年，便诏以僧尼二寺而建立国分寺。僧寺住二十人，封户五十户，施水田十町；尼寺住十人，施水田十町。僧尼每月八日必须诵最胜王经，每半月行诵戒羯磨，每月六斋日，禁止国人渔猎屠宰。于是，完成了佛化政治的理想。

    思想源流

    东大寺及国分寺的模式，乃是来自中国。推古之后，日本渴慕逆移殖学习中国文化制度，不遗余力，佛法则是其最大的一环。隋唐时代的中国，佛教发展，如日中天，寺院之建筑，亦极辉煌。现在列举数端如下：

    一、隋文帝仁寿元年（西纪六○一），雍州以下三十州，各建塔以分置舍利。（广弘明集）

    二、则天武后天授元年（西纪六九○），武后诏于东西两京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座。（唐会要、资治通鉴）此乃根据大云经的经名为寺名。圣武天皇则亦以光明经护国及法华经灭罪为寺号。

    三、唐中宗神龙元年（西纪七○五），于诸州置佛道二教寺观各一，佛教为中兴寺，道教为中与观。同三年，改中兴之名为龙兴。（旧唐书中宗本纪）

    四、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西纪七三三），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号龙兴寺及开元寺，并将武后时的大云寺改为开元寺。（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

    可见，圣武天皇的国分寺，渊源于隋唐，而非别出心裁。再说大佛像的铸造，也是学自中国的风尚。例如唐高宗自咸亨三年（西纪六七二）开始，历时三年多，在东都洛阳之龙门，造立了一尊卢舍那佛石像，身高八十五尺，胁侍二菩萨像，亦高七十尺。此后，又有则天武后，于久视元年（西纪七○○）发愿在洛阳北邙山的白司坂，造大铜佛。中宗神龙之初，加以修缮，而告竣工。

    （三）奈良佛教的文化及其利弊

    慈善事业

    奈良佛教的可贵处很多，慈善则是其一。于元正天皇养老七年（西纪七二三），在兴福寺内设施药及悲田二院。这要追溯到圣德太子的福田事业，他曾于四天王寺设置敬田、悲田、疗病、施药等四院。敬田是寺院的三宝部份，即是人民归敬三宝的道场；悲田是贫穷孤独者的救济所，为养老院及孤儿院的性质；疗病及施药，是公共卫生设施。圣德太子除令人民笃敬三宝之外，并设悲田、疗病、施药之三院，乃国家之大基，教法之最要。由此发展而有了奈良时代的慈善事业。

    天平二年（西纪七三○）四月，圣武天皇的光明皇后，将她宫职的经费，节省下来，设置施药院，又置悲田院以济贫病之辈。被皇后亲身洗涤疗养的癞病患者，亦达千人之众。这种慈爱精神，史家传为美谈。她的女儿孝谦天皇，也继母后遗志，于天平宝字元年，为了救济贫病之徒，以垦田一百町，永远拨给兴福寺的施药院。

    同时，自飞鸟时代以来，佛教沙门，多精医术。例如：法莲以医道济民而于养老五年接受褒奖；鉴真律师亦精医药，虽已双目失明，仍以鼻嗅辨别药种，而为日本汉医仰为其祖。圣武天皇临崩之际，受诏入内寝的看病禅师，达一百二十六人。佛教重视医药，乃基于当时盛行的梵网经中所说：‘看病福田，第一福田’而来。

    一般的公益事业

    从事公益事业者，有三位代表人物。一是法相宗的道昭，他巡锡全国，在人多之处及交通要道之傍，穿了很多井，造了很多桥。

    另一位是行基菩萨，他和他的弟子，比道昭做的公益事业更多，游行全国，造桥筑堤，修路架屋，开发水利，而且工程浩大，非同小可。例如：木津川的泉大桥、淀川的山崎桥。又于摄津都西郡的比卖岛崛川，开了一条长六百丈，广八十丈，深六丈五尺的大港。又设布施屋于各交通要口，供给没有川资的旅人住宿。行基的事业，实在感人，他一生中，除了公益，尚设立道场四十九所。

    还有一位是和气法均尼，她是和气清麻吕之姊，俗名广虫。当时孝谦天皇因沙门道镜事件而出家为尼，广虫侍伴孝谦天皇出家，法名叫做法均。她也做了好多感人的事。天平宝字年间，有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之乱，平定之后，其党徒三百七十五人，当处斩刑，由于法均尼向天皇乞谏而减处流刑。乱后天下发生大饥馑，人民多有将幼儿抛弃而不能顾的，法均尼派人收养者，达八十三个。

    教育的普及

    谈到教育，又要说到圣德太子，他以法隆寺为研究佛法的学问寺，即是寺院中的教育机构。日本的学校教育，实即以此为发源。推古天皇十六年，随使臣小野妹子来华者之中，即有四位学问僧及四个学生。其中的学问僧日文及高向玄理，到了大化革新时，被任为国博士；另一学问僧请安，返日之后，则成为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的老师，教授周公孔子之教。可见当时的学问僧，乃是兼通内典与外学的。

    根据佛教思想而发展教育的人，则为吉备真备。他于灵龟二年（西纪七一六，唐玄宗开元四年）入唐留学，天平七年（西纪七三五）返日。他是大政治家，也是大教育家，甚至有人说他是日本的仓颉，日文由他发明，此固不足采信。但他设立教授内学及外典的‘二教院’，虽是由推古时代的学问寺发展而来，却将日本的学校教育，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另有一位大纳言石上宅嗣，他于宝龟十一年（西纪七八○）出家，法名梵行，舍其旧宅为阿閦寺。在此寺之一隅，别设芸亭院，陈列内外兴的各种图书，公开由人阅览。此乃是以佛教为中心的日本第一所公共图书馆。

    可惜，以上的二教院及芸亭院的遗迹，今已不明其所了。

    文学与美术

    此时的日本文学，是以汉文学为主，以汉诗为盛。由于圣武天皇的提倡奖励汉文学，例如他亲自抄录隋唐人的作品中，又多系佛教文学──王居士的诗，真观法师的颂、诗、赞、奉请文，释灵实的赞、杂文、祭文，释僧亮的诗等。所以日本在此期间的佛教诗歌，也有不少，例如作于天平胜宝年间的‘佛足石歌’最有名，共有二十一首。又如智藏、辨正、道慈、道融等四人的诗，则汇于诗集‘怀风藻’中，尤以道慈最为能手。

    再说美术，当圣德太子薨后，其妃橘大郎女，为追怀太子而刺绣帷帐两幅，描写太子所期往生的佛国净土的情形，后世称此为天寿国绣帐，或称为天寿国曼荼罗，这是合刺绣与绘画而为一的佛教美术。

    由于中国美术品及美术家的不断输入，奈良时代的日本美术，较前代已有长足的进步。在雕刻方面，以东大寺法华堂的日光、月光二菩萨像，以及同寺戒坛院的四天王像，最为有名。在绘画方面，则以药师寺所传的吉祥天女图，最为有名。

    政教混同的弊端

    所谓奈良文化，其最大的功劳者乃是圣武天皇。他以保护佛教作为推行政治的建设，所以有天平文化之称。但是，圣武天皇的目的，是在政教合一，故他让位之时，即自号为沙弥。此后他的女儿孝谦天皇，也出了家。其经过是这样的：

    天平宝字二年，孝谦让位，淳仁即位。至五年，由孝谦的宠臣藤原仲麻吕，企图控制天皇及上皇，逼孝谦上皇及淳仁天皇，以临时行幸之名，迁都至藤原仲麻吕所经营的近江保良宫。适孝谦上皇得病。诏沙门道镜前去诊病，奇验，因得上皇的信任，自由出入宫廷。仲麻吕见势，遂觉地位不保，而向上皇奏诉道镜怀有野心，上皇闻之大怒，而还平城京的法华寺出家，法号法基尼。仲麻吕知道大势已去，便于宝字八年（西纪七六四），起兵作乱，被称为惠美押胜之乱。乱平，上皇重祚，即是称德天皇。有了出家天皇，即起用出家的道镜为太政大臣禅师，次年又授道镜法王之位。同时起用沙门基真为法参议大律师，圆兴为法臣。称德天皇第三年，又为道镜置法王宫职，行使任命大夫以下的官职之权，并用法王宫职之印。法王的供养，同于天皇。最后，道镜竟起窥得皇位之念。称德天皇第六年驾崩之后，道镜终于失败。一时政治混乱之极，故被日本史家诟病不已。

    写经佛教

    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他们的片假名，是采用正楷汉字的边傍组成，他们的平假名是采用草书汉字的边傍组成。他们初有文化，均用汉文，因此，佛教由中国输入，便省了译经的工作。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不知耗费了多少人的智力精力，用在译经上面。日本得天之厚，不必译经，便将精神致力于写经上面。由于大乘各经，多鼓励读诵、书写、供养的功德。在印刷术尚未发达之时，流通佛典，广布佛法的唯一方法，的确也靠书写。此在奈良时代，特别隆盛。例如：大宝律令中，规定政府的中务省图书寮，司理写经之职。奈良时代的皇后宫职，开有写经所。圣武天平六年，诏设写经司，置有长官专任其职，此为写经的黄金时代。除了政府官设的写经事业外，尚有寺院的及贵族的私设写经所。写经运动对于日本文化的贡献，实在很大。唯其流于形式主义而不以经义的实践为重，故被史家将奈良时代称为写经佛教。

    同时，由于朝廷全力提倡佛教，佛教的运动，便集中于京都所在地。天皇迁都，著名的寺院往往也跟着迁徙。据说天武天皇九年（西纪六八一），京内寺院有二十四座，养老四年（西纪七二○），都下有四十八寺读药师经。寺院集中于都市，固然利于发展，但也难免因此而染上了市嚣的尘习。僧尼生活，易受声色所动而趋于堕落。

    三、平安时代

    （一）天台宗的开创与发展

    新京的气象

    奈良末叶，政治纪纲颓废，社会秩序混乱。至延历十三年（西纪七九四，唐德宗贞元十年），桓武天皇自古京迁都至平安（今之京都），目的是在整顿纪纲，统一民心，刷新风气。

    对于佛教政策，也与上次迁都时不同，上次迁都，把飞鸟的寺院也迁至平城，这次则首先自延历四年起，限制建寺，禁止将土地施入寺院，禁止寺院作营利事业。并且下令，整肃僧风，矫正教政一致的弊习。如今迁移新都，规定旧京的寺院，仍当留置原地。到了新都，另外创建东西两寺，以作庄严及镇护国家。于是面目一新，教界的新人物也开始出现了。最有名的，那就是开创天台宗的最澄，以及密宗的鼻祖空海。

    最澄传教大师

    最澄是近江国（滋贺县）人。传说他是我国后汉孝献帝后裔，于宝龟十年（西纪七七九，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十三岁时，投大安寺行表之门出家为僧，二十岁受具足戒于东大寺。见到平城京的佛教现状，竞以虚荣为事，颇为不满，于是发金刚不坏不退之誓愿，登比睿山，隐于山林，以建立道心之宗教，绝‘服饰之好’，断‘嗜好之欲’。

    此时，天台教的典籍，已由鉴真律师传到了日本。最澄先学唯识章疏，入山之后，专修天台三大部及四教仪等。至延历十六年（西纪七九七），由于内供奉寿兴之推奏，列最澄为内供奉之一员，以近江国的税收，受理比睿山寺的费用。所谓内供奉，是推选十位戒律精严德智隆高的大德，原系供奉于宫中之内道场，又称为十禅师。次年，于山上讲法华经。此后讲筵年年不绝。二十年，邀请六宗七大寺的诸山大德来山，开大法会，命名比睿山寺为一乘止观院。这个法会，是智者大师的圆寂纪念日，后来永为定式而改名霜月会。二十一年，由于和气弘世及和气真纲两兄弟的发起，礼请最澄出山。至高雄山寺，启建法华三大部之讲筵。讲筵终期，即奉天皇下达入唐求法之诏，遂应命上表，感激皇恩，并谓于法华之深旨尚须探求贯通，于天台之章疏尚未得其定本。

    延历二十三年，最澄随同遣唐使，乘船来华。他的身份是还学生，以别于留学生。留学生是长时期的学习，还学生是作短时期的视察观摩。另有随行的留学生圆基及妙澄，加上一个为他担任译语的沙弥义真。

    最澄来华，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九月一日，船到明州（浙江宁波）休息半月，即南下至台州，访龙兴寺座主道邃。适逢开启摩诃止观等的天台讲筵，最澄即在欣喜之下，传受了天台法门，并得到天台章疏二百余部。其次又谒佛陇寺的行满，承传天台教义。道邃及行满，均系天台六祖荆溪湛然的弟子，最澄是做了天台七祖的传人。

    可是，最澄留华期间，虽尚不足一年，他却除了学习天台教，又跟国清寺的惟象传受了密教。在越州（绍兴）的龙兴寺，又受善无畏及金刚智的法孙晓顺阿阇梨的密法灌顶，并得经疏一百余部。同时又在禅林寺的翛然座下，传受了禅法心要，此可能是南宗旁出之牛头系下的禅。

    因为当时的道遂，盛倡台密禅融和之说，行满则主张台禅律并修之论。最澄受其时风影响，便在中国承传了台密禅律的四宗大法，日本天台宗之不同于中国的天台，便是在其融和了这四宗的思想而成。因为最澄所传，非仅天台而已，此实含有综合佛教的倾向。

    天台宗的成立

    贞元二十一年（延历二十四年）五月，最澄返日。第二年，奏准天台法华宗为古京六宗之外的独立宗，并与六宗的地位相等。

    但是，此一新宗成立之后，南都（平城）的法相宗，即起而与之作义理之论争。其论争焦点，是在三乘一乘权实之问题。此实继承中国佛教之争议的余绪。法相宗的主将是德一，他首先作法华新疏以难破最澄，他以法相宗的立场，判法华经为权教；最澄起而反击，判法华经为一乘实教。德一为此著书，约十多部，最澄反驳之着，也有八、九种。

    又有一个问题，从来日本全国僧尼受戒，即以鉴真所建的天下三戒坛为准，但于最澄归国之后，认为天下三戒坛是小乘戒，他的天台宗为求彻底的独立，标榜要另设大乘戒坛。这在南都六宗，当然不会同意，因而又引了一阵论战的纠纷，故而一直等到最澄圆寂后第七日，始获准建立。

    最澄以五十六岁的庄龄，寂于弘仁十三年（西纪八二二），四十五年之后，于清和天皇贞观八年，谥号传教大师。此亦为日本之有大师号的嚆矢。

    最澄的门下

    最澄自立大乘戒坛，主要是看不惯奈良南都佛教的腐败。南都为都市佛教，他所建立的是山林佛教，淡泊名利。所以他有两句名言：‘衣食之中无道心，道心之中无衣食。’

    最澄寂后第二年，比睿山的一乘止观院，更名为延历寺。寂后第六年，大乘戒坛在山上建立完成。最澄门下数百，上足弟子则有义真、定光、圆澄、圆仁等。

    义真即是初以沙弥身份，随最澄来华任其通译的人。最澄寂后，为比睿山第一代座主。根据大师遗志，于山上创建戒坛院，振兴大乘圆顿之菩萨戒。义真门下，则出有圆珍，后为第五代座主。

    圆仁与圆珍

    圆仁出于最澄之门，但他又于仁明天皇承和五年（西纪八三八，唐文宗开成三年）来华。在中国凡九年，正好赶上唐武宗会昌法难，目击沙门还俗者约三千人，佛像佛经，摧毁殆尽！然其在中国亲近的大德之多，范围之广，不让其师。他依终南山的宗睿学悉昙；从嵩山寺的全雅传受密教仪轨及曼荼罗等；于大兴善寺的元政受金刚界之大法；于青龙寺的法全传胎藏界之大法；又就醴泉寺的宗颖学止观法。会昌法难，圆仁险遭池鱼之殃，化装成道士身份，始逃出长安，而于承和十四年，返回日本。

    圆仁返日之后，一心发展比睿山的延历寺，先后建立总持院、定心院、法华三昧院、常行三昧院等，一时殿堂达于鼎盛。同时承最澄之遗业，推展了舍利会、天台大师供会、不断念佛会等的法会，开发了山门的基础。贞观六年，以七十三岁之高龄示寂，八年被谥为慈觉大师。其门下之有名弟子，则为安慧、慧亮、长意、相应、安然，尤以安然最为著称，深达圆密两教之奥旨，厌离名利之争夺。

    圆仁继定光为第三代座主，其弟子安慧为第四代座主，第五代座主，则为义真门下的圆珍。

    圆珍于十五岁时投义真门下出家，三十九岁，即是文德天皇仁寿三年（西纪八三，唐宣宗大中七年）来华游学。他在中国的路线是从福州、台州、越州，经河南的洛阳而入长安。此期间，他依良壻学天台；又从福州开元寺的般若多罗、长安大兴善寺的智慧轮、青龙寺的法全等，传受密教。特别是法全，授他两部之大法以及抄写的仪轨。大中十二年返日之时，携去典籍四百余部达一千卷，其对文化输日之贡献，可谓大矣！

    圆珍归去之后，贞观元年，受大友氏之请，住近江三井的园城寺。八年奏准以园城寺为天台睿山的别院。十年以园城寺为传法灌顶的道场。宽平三年（西纪八九一）七十八岁入寂，至醍醐天皇延长五年（西纪九七）谥号智证大师。

    良源及其门流

    圆珍以后，天台宗的座主，约七十年间，均由圆珍的系下产生，此所谓智证门徒。圆仁系下仅保有京都之法性寺、山科之元庆寺等山外的势力，直到良源出来，成为第十八代座主，圆仁系才又恢复到山门（此睿山）的势力，此所谓慈觉门徒。

    良源十二岁出家，二十六岁参加承平七年（西纪九三七）于兴福寺召开的维摩会中，即以理辩击败了南都的义昭；又于应和三年（西纪九六三），在清凉殿设法华会，论破了法相宗。世称之谓应和宗论，于是名声大振。至康保三年（西纪九六六），遂继位天台第十八代座主，僧官位次累进为大僧正。自行基以来二百二十年间，已未见有大僧正的任命，故此系为良源的殊荣。

    当时，睿山因曾受火灾而寺舍失修，异常荒芜，良源悉心为之中兴，重举学事，力行法会，恢复了昔日盛世的状态。另有自最澄以来，共有三塔或三院，即是睿山的东西两塔，加上横川一塔。在此之前。由于智证门徒，力量不及，所以横川地方景况寂寥，至良源时代，三院则达于同样的繁盛。此真是事在人为了。

    良源于宽和元年（西纪九八五）化去，享寿七十四岁。其门下之盛，比拟孔子与罗什三藏，所谓门徒三千，贤士七十，四哲为最。源信、觉运、寻禅、觉超，号称四哲。四哲之外，尚有性空、增贺、安海，亦为一时龙象。

    由源信及觉运之下，分为二流。

    源信隐于横川兜率谷之惠心院，专以著述为己任。着有一乘要决三卷、大乘对俱舍抄十四卷、妙行山要集六卷、往生要集六卷等，共有七十余部百五十卷。宽仁元年入寂，世寿七十六岁。以其学风所被，弟子们即形成一种门风，自此以下，出一学派，仰源信为创祖而称惠心流。

    觉运，常住于檀那院，大张天台教义，着有一实菩提偈、观心念佛、念佛宝号、草木发心修行成佛记各一卷等。他与源信虽同阐天台，意趣则互有出入。后人以其有别，故分之为惠心与檀那二流。由此二流又各出四流，总称为山门八流。

    八流与两流

    此八流是指良源之下的系统所分出。先由惠心流出觉超，三传出忠寻；檀那流出遍救，三传出澄豪，两流并行，盛极一时。

    澄豪称为慧光房流，澄豪门下颇众，又出三流：长耀开创竹林房流（亦称安居院流），智海开创毗沙门堂流，尚有圣融吸取竹林房流而开出猪熊流，总称之为檀那四流。

    忠寻门下的皇觉，开出椙生流。皇觉之后，经范源、俊范，至静明而开出行泉房流。静明门下出政海而开土御门门迹流。由惠心流而兼吸檀那流的证真，复开出宝地房流。合称之为惠心四流。

    以上两大系八支流，总名之为山门八流。

    现在再说寺门二流。因在良源之后，比睿山上以慈觉门徒的势力隆盛，智证门徒则处于劣势，致到智证门徒的余庆，出任第二十代座主时，受慈觉门徒的压迫，就职仅三个月，即辞退而去。余庆受迫之后，率领智证门徒千余人，下山移至三井的园城寺，而与山上的延历寺对立。因此分裂为山门与寺门。自此之后，两门之间，即屡有争战，互成水火。

    寺门派，后亦分为二流。由圆珍之门第四传而出千观，经元范而出澄义及范守，范守之下的良明，则与澄义拮抗，争辩义理。后世遂称澄义一派为龙渊房流，良明一派为智寂房流。合称为寺门二流。

    为便于记忆，现将天台宗的门派，列表说明如下：

    台密的发展

    上面已经说到日本的天台宗，是承受了台、密、禅、律四宗的思想而成。其中除发展天台本宗的宗义之外，则以发展密教为最可观。因别于空海所传的东寺密教，故称为台密

    台密的主流有三个人，即是最澄、圆仁、圆珍，被分别称为根本大师（最澄）流、慈觉大师流、智证大师流。最澄倡圆密一致说。圆仁主张圆密一致之中应有一分差别，密分理及事，圆密之关系，乃为理同而事别。也就是说，从理而言，释迦与大日是相同的；从事而说，则有差别。台密之大成者，乃是圆仁的弟子安然，他进一步而倡理同事胜，以为大日胜于释迦，故其不免有自失台教立场之嫌。

    圆仁之下出良源，因其常住横川，故称川流。安然之下出皇庆，皇庆居于东塔南谷，故称谷流。谷流之末，又有相实的法曼院流、良佑的三昧院流、荣西的叶上流、圣昭的穴太流。穴太流之末，又由澄豪创西山流。其以义争而分之派别，总共有本末十三流。

    （二）真言宗的开创与发展

    空海弘法大师

    平安初期，日本佛教界出现了两大慧星，一位是最澄；最澄生后七年，第二位便是空海的诞生。

    空海于宝龟五年（西纪七七四），生于赞歧国造的后裔佐伯氏之家。佐伯氏这一族人，自大化革新之后，出了好几位高僧，例如圆珍，即与空海同一血统。空海幼学论语孝经等书，延历十年入大学寮，修学明经道，此系儒学科目，专攻中国古圣先贤之书，但终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于是

    发心皈依了三宝，并作三教指归，以批判孔老释三教的优劣，用述其入佛的大志。他评老庄为神仙小术，孔孟是俗尘微风。此书作于延历十六年，当时二十四岁。他的怀抱是‘念念厌离朝市之荣华，日夕饥仰岩薮之烟霞。’欣求山林生活，与最澄相同。

    空海出家，二十三岁，于东大寺受具足戒，此后即巡游诸国，修炼苦行。他之成为密教的大师，也有其原因。他曾在佛前祈求：‘吾从佛法，常求专要，三乘五乘，十二部经，心神有疑，未能取决，唯愿三世，十方诸佛，示我不二。’由此而感一梦：有人指示他，大毗卢遮那经，便是他应所求的。遂于大和高市郡久米道场的东塔之下得到了此经，使他解决了一部份疑惑，但其仍有未足，因之发心来华，传受密法。

    空海在中国

    延历二十三年。空海来华，是和最澄坐的同一艘船。先到福州长溪县登陆，十二月下旬抵达长安，先住西明寺，再于青龙寺，遇到已有六十高龄的惠果阿阇梨。空海当时不过三十二岁，但是这位真言宗的第七代祖师，一见空海，竟如十年知交，被选为正嫡的传人，嗣第八代祖位，号为遍照金刚。举行灌顶大法，是在那年的六月十三至八月上旬，惠果竟于十二月十五日示寂，一如专门等待空海来传受密法的。

    空海所学者为金胎两部，即是以金刚界开示大日如来的智德，以胎藏界宗本大日如来的理体，两者互为表里，此为密教教义之根源。就其教仪来说，有坛（曼荼罗）、有仪（念诵供养佛菩萨等之仪式轨则的书记文件）、有印契（以手指表徵种种之形物──法德的标帜）。密教重视教理教相之宣说，但更重视教仪的行法。称此教仪行法的事相为之灌顶。灌顶之法，极为神圣。不得杂滥，否则传者受者，并得重罪。此为密教之特色。

    空海留华，前后三年（西纪八○四──八○六，唐德宗贞元十年至唐宪宗元和元年），除了亲近惠果，又在醴泉寺向罽宾僧般若及牟尼室利学悉昙；从南天竺的婆罗门僧学梵语；韩方明授其书法。当他回国之时，携去经论章疏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图像十铺、道具九种、阿阇梨付属物十三种。此对中日文化之文通，又是一大贡献。

    空海的伟业

    返日之后的空海，先讲大日经疏于久米寺。弘仁三年（西纪八一二），至高雄山寺，行金胎两部之灌顶，复修天皇圣体安稳及镇护国家之祈祷。弘仁七年，赐其纪伊之高野地方为入定之所。十一年于东大寺行知识华严会。十三年在东大寺建立真言院。此后即以此为密教的基地，故称为东寺密或东密。这一年最澄示寂，空海遂集朝野之归敬于一身了。他为平城上皇及废太子高岳亲王，行灌顶礼，尊荣极于一时。十四年赐东大寺为真言宗道场，模仿我国长安之青龙寺，当时为镇护京城的道场，号为教王护国寺，住密宗沙门五十人，禁止他宗者杂居。天长元年（西纪八二四），空海任东寺之别当，此为东寺长者制度之始。

    天长八年，空海五十八岁，因病奏准退居于入定地高野。次年，奏请宫中建立真言道场。天长九年（西纪八三五）的三月，他以六十二岁的世寿示寂。灭后二十二年，即是文德天皇天安元年，追赠为大僧正；灭后八十六年，于醍醐天皇延喜二十一年，谥号弘法大师。

    空海的著述很多，而以三教指归及十住心论十卷为其中心思想之所寄。他以十住心论，立足于密教而批判佛陀一代之时教；他以三教指归，立足于佛教而批判儒道释三教之优劣。十住心论是于淳和天皇天长七年奉勒所撰，是当时的六部宗论之一。其他尚有华严宗的普机，三论宗的玄睿，律宗的丰安，天台宗的义真，法相宗的护命，各写了发挥自宗宗义的一论。俱舍宗与成实宗，则包摄在法相宗及三论宗内。

    空海的门下

    空海门下极盛，而以实惠、杲邻、智泉、真济、真雅、真如法亲王、圆明、泰范、忠延、道雄，古来称为十大弟子。此外尚有真绍、真然、常晓、坚慧、道昌、圆行、惠运等，亦均为一时的硕匠。其中的实惠，最受空海所重，继为东寺的长者。余如真雅住弘福寺及东大寺，真济住高雄山寺（神护寺），真然住金刚峰寺，也都是空海的亲自嘱付。实惠则受命为：‘吾法之兴，有赖汝力’，得技法灌顶之权，成为东密第二位阿阇梨，作诸弟子的依止。此后，真绍为第三阿阇梨，西寺之守敏则为第四阿阇梨。

    长者之制度，其后亦有变更，自真济始，同时任命两位长者。昌泰元年（西纪八九八）增为三长者，至安和二年（西纪九六九）又增为四长者。

    空海门下之来华留学者，有真如、常晓、惠运等。实惠虽想来华而因事未果，故由他的弟子圆行和常晓同于唐文宗开成三年（西纪七三八）来华。真如是平城天皇的皇子高岳亲王，他于唐懿宗咸通三年（西纪八六二）由真绍的弟子宗睿伴同来华。惠运则于唐武宗会昌二年（西纪八四二）来华。他们都在中国带了很多的典籍和修法的道具回去。其中的真如法亲王，到中国时，已有七十多岁，但他见到唐武宗灭法之后，佛教极其衰颓，因与两三道侣，蒙发远游天竺之志，然其竟在中途的罗越国（今之马来半岛南端，许是新加坡的附近）逝去。此一壮举与豪情，日本史家引为美谈而追怀不已。

    最澄、空海、圆仁、圆珍，加上空海之下的常晓、惠运、宗睿及圆行，日史称为入唐八家。

    密宗的门流

    日本系一岛国，民性坚强而自尊之心高昂，故其密宗流派之开出，乃为必然之趋势。

    先由宗睿说起，宗睿初学天台宗于比睿山，后学密教于实惠及真绍之门。宗睿门下出源仁，源仁之下出益信及圣宝，各自大弘密教，由此而引出东密之分裂为广泽与小野二流。

    广泽流以益信为创祖，嵯峨地方的遍照寺为其道场的中心。因为益信初学唯识于明诠座下，后受密法于宗睿及源仁之门。源仁也是由相宗而入密宗的人，放在源仁寂后，密宗东大寺的长者之一，即兼任了相宗东大寺的则当之职。

    宇多天皇对于益信，备极敬仰，昌泰二年（西纪八九九）皈依、落发、受戒，延喜元年（西纪九○一）灌顶传法而成为法皇，法号空理，灌顶号金刚觉，置其僧房于花园之仁和寺。自此，仁和寺即成为广泽流之中心道场。

    自宇多法皇经宽空，传宽朝。宽朝则以嵯峨广泽之遍照寺，为弘化中心。宽朝传济信，济信出大御室性信法亲王（三条天皇第四子），其下出宽助而名声极于一代。宽助弟子极众，大别又分出六派，称为广泽六流：

    一、由觉法法亲王（白河天皇太子）开出仁和寺御流：先由宇多法皇设置御室，后遂规定仁和寺的住持职，均由皇子出家的法亲王担任，故称为仁和寺门迹，或御室门迹，这是皇族寺院所谓门迹制度的开始。

    二、永严开出保寿院流。

    三、信证开出西院流。

    四、圣慧法亲皇（白河天皇皇子）开出华藏院流。

    五、宽遍开出忍辱山流。

    六、觉鑀开出传法院流。

    再说以圣宝为创祖的小野流：

    圣宝虽依空海的弟子真雅出家，却在南都学了三论、法相、华严，尤其精于三论。此后故在东大寺起东南院，为基本道场，专弘三论；同时又慕役君小角的行迹而修炼行于山林之中，后世称之为修验道的中兴人物。他也由此而返回到密宗，在真雅示寂之后，即向真然受密法灌顶，又由源仁授他东密之奥密，他的声誉遂和益信齐名。

    圣宝先住于京都山科小野的曼荼罗寺，后于醍醐之山中建立一寺，为其修行道场。宽平九年（西纪八九七）列为官寺而与洛西的仁和寺并峙。

    益信于延喜六年（西纪九○六）示寂，享寿八十岁。德治三年（西纪三○八）谥号本觉大师。圣宝则以七十八岁寂于延喜九年，宽永四年（西纪一六二七）谥号理源大师。

    由圣宝之下的系统是观贤传淳佑，传元杲，传至仁海，为小野流的极盛期。仁海与广泽流的宽朝，称为东密的两大重镇。仁海祈雨有奇验，故被呼为两僧正。仁海之下有成尊，成尊门下出义范、范俊、明算。义范下传胜觉，范俊下传严觉，由此二人各出三流，成为小野六流：

    一、胜觉下的三流：

    定海开出三宝院流。

    贤觉开出理性院流。

    圣贤开出金刚院流。

    二、严觉下的三流：

    宽信开出劝修寺流。

    僧俊开出随心院流。

    宗意开出安祥寺流。

    （三）平安时代的佛教形态

    入唐求法

    推古以来的日本朝野，对于隋唐文化的吸取，真是如饥如渴。日廷除了屡屡派遣使臣来华，并有留学生及学问僧的派遣，尤以僧人之来华，极受政府的奖励。日僧来华之际，日廷恒赐予絁四十疋、绵一百疋、布八十疋，其量乃与遣唐副使相等。所以有唐一朝，来华求法的风气，如火如荼。自唐高宗永徽四年（西纪六五三）至唐僖宗中和二年（西纪八八二）之间，前后来华的日僧之有名可考者，共计六十五人。平安时代则以天台及真言两宗的八家为最有名。平安朝正当我国密教盛行时期，他们携去近九百部约二千卷的典籍之中，关系密教的亦占其大部，故在唐武宗灭法之后，中国密教失传，而竟独盛于日本。同时，会昌法难之世，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程度，已达饱和。中国佛教在密教一度盛兴之后，加上会昌法难的摧残，则趋于衰颓景况。所以，受留唐僧中灌上书太政官痛论唐末之凋弊多乱的影响，日本遣唐使即告终止。

    密教及法会

    平安时代以天台及真言两宗并盛，但在实际修持方面，偏重于密教。密教的内容，分教相及事相两部，教相属于教理，事相则为行法。所谓行法，即在加持祈祷的身、口、意三密，特别重视护摩（Homa意为焚烧）法，共有六种：消除恶难的息灾法、增进福利的增益法、召集善神的钩召法、折伏恶邪的降伏法、祈请诸佛菩萨之护持的敬爱法、祈求增长寿命的延命法。以致大至国家事变，小及日常茶饭，皆不离开密法的作持，形成了形式主义的佛教。

    伴于密法之盛行而生的，又有许多法会，例如大极殿之御斋会、药师寺之最胜会、兴福寺之维摩会，称为南都三大会；圆宗寺的最胜会及法华会、法胜寺的大乘会，称为北京三大会；宫中真言院的（年终）后七日御修会。此外尚有一代仁王会、临时仁王会、灌佛会、盂兰盆会、佛名会等等。经费均由政府支给，佛教却只见到空洞的仪式了。

    贵族佛教

    平安时代，皇室与佛教的关系密切，例如最澄与空海，深受桓武天皇及嵯峨天皇之信仰；文德天皇及清和天皇，向圆仁结缘与受灌顶。第五十九代的宇多天皇则为益信的付法弟子。自此以后直至第七十七代的后白河天皇，共十九代约历二百六十年之间的天皇，竟有十五位落发而入佛门。因此，与皇室有关系的寺院就很多了。由皇室所特建的，数某著者，即有嵯峨天皇的观空寺、嵯峨皇后的檀林寺、淳和皇后的大觉寺，醍醐皇太后的劝修寺及醍醐寺、后白河天皇的莲华王院等。

    此外由贵族所建的寺院亦不少，例如藤原道长的法成寺、藤原赖通的平等院，系为其中之最有名者。

    正由于皇室及贵族之与佛教的关系深厚，皇室与贵族的人以出家为高贵，凡是出家的僧侣，其身份和所受的待遇，也就相等于贵族阶级了。所以日本史家称平安时代为贵族佛教。

    贵族出家的动机，初期的确系为了宗教的信仰，但到后来就变了质，因由于贵族出家者，享有宗教的特权，依赖富裕的寺产，拥有经济的实力，并藉其俗家的势力背景，得任教界的重职，原为凭德学而选任的僧官僧位，至此则仗权势而占得。此所以形成了贵族寺主之世袭的门迹制度，此所云出家，实不过是其在俗生活的延长而已。

    同时，僧官的名位，也落于不切实际的虚荣化。奈良时代以来，即已有了僧官的三纲，到了平安朝的嵯峨天皇时代，除了僧正，尚设大小僧都各一人，律师四人，但均有名无实。又分僧位及师位，为了表彰僧人的功勋，分别授予大法师位、法师位、满位、修行位的四种师位。为使僧官的名位与一般的师位有区别，便又另立印法大和尚位、法眼大和尚位、法桥上人位，顺序配置僧正、僧都、律师。于是，僧官与僧位交混，真是叠床架屋之举！

    僧兵的发生

    在平安时代的中叶，由于藤原氏专权于中央的结果，武人阶级抬头，例如坂东的武士及西国的海贼，以武力争斗，扰乱地方治安，杀伐之风，次第及于全国。各大寺院，除了专修学问的僧人所谓学侣之外，多数由私度而来的则称为行人。这些本为衣食无着的游浪之徒，出家的目的在于寄佛偷生，非为修行学佛。乱世之民多失正业，这些被称为恶僧与滥僧的分子，也就越来越多。

    各寺院之间，由于各自受到外界不同势力的激荡，为求自卫，便将这些行人武装起来。接着由于寺院之间各贵族子弟的互争权势，也就诉之以武力。南都与北岭之间的僧众，为了信仰及门户之争，也以武力来对抗；地方的神社势力之角逐，也加入并利用了武装僧侣，这就是僧兵的成因。

    僧兵跋扈之甚者，乃是南都兴福寺与北岭延历寺，通称为奈良法师及山法师，他们各挟某地方势力发动战乱。

    在第一节中，已说到天台宗的分裂为山门与寺门，故其僧兵的主力，又为山门的延历寺对寺门的园城寺。朝廷对之，也是无可奈何。

    末法思想的出现

    由于寺院生活的世俗化，以及僧兵的横暴，杀伐纵火，斗争不已，日本教界即出现了末法来到的思想。

    这是释尊入灭之后，流行于佛教中的预言，分有三时说，以及五个五百年说。所谓三时说，即是在正法时期的佛子，具备教、行、证的三法；在像法时期，无证法而唯教与行；在末法时期

    ，已无行法与证法，只有教法的存在。根据大集经月藏分的法尽灭品及摩诃摩耶经中说，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根据怀感的群疑论所引大悲经，则以正像二法各一千年。以下便入末法时期。日本虽两说并行，而以第二说为有力。他们以释尊灭于周穆王五十三年（西纪前九四九），到日本后冷泉天皇永承七年（西纪一○五二），便入末法时期。

    五个五百年说，也出于大集经月藏分：佛灭第一五百年，解脱坚固；第二五百年，禅定坚固；第三五百年，多闻坚固；第四五百年，造寺坚固；第五五百年，斗争坚固。

    日本当时的教界，便将平安初期及此前的纷纷造寺，配第四五百年。平安中世以后的僧侣堕落及僧兵之乱，配第五五百年。这是一种在无可如何之下的消极的安慰及解释。到了镰仓时代，日本佛教却因对末法的警觉，现出了蓬勃的生机。

    弥陀信仰的兴起

    平安时代中期之后，由于社会多乱，人民多感此一世界之危脆，遂有他方净土的向往，弥陀信仰即渐受重视。虽然在奈良时代，即有三论宗的智光及礼光等，愿生西方净土，但其成为民间大众化的信仰，则在空也上人出来之后。

    空也名叫光胜，他于二十多岁时，即以沙弥身份，巡游全国各地，普劝民众念佛。朱雀天皇天庆元年（西纪九三八）入京都，往人群集中的市场内，劝大众念佛，世人困号为市圣。天禄三年（西纪九七二）示寂，世寿七十岁。

    又有源信，出于良源之门，盛弘弥陀信仰，着有往生要集，劝行念佛法门。寂于宽仁元年（西纪一○一七），世寿七十六岁。

    永观律师也在京都之禅林寺，修念佛法门，日念一万遍至六万遍。着有往生十因，为当时净土行者之所爱读，逝于天永二年（西纪一一一一），享寿八十。

    良忍又开融通念佛，他以天台基础而修净土法门。当他四十六岁那年（永久五年──西纪一一一七，五月），在三昧中见到阿弥陀佛，感得融通念佛之偈：一人一切人，一切人一人，一行一切行，一切行一行。’也就是说：一人念佛，能融通一切人，一切人念佛，融通一人，人人互相融通，行行互相融通，宛如灯灯相照，镜镜互映。这一思想，是从自力圣道门过渡到他力净土门的媒介，是站在法华及华严的立场，傍接了净土三经的观念。此到镰仓时代，便成熟为亲鸾的真宗，日莲的日莲宗。

    社会福利事业

    继续奈良时代布施屋的发展，有最澄于美浓设广济院，于信浓设拯济院，置宿泊所，以便贫穷的行旅。另有越后的国分尼寺的法光尼，于渡户滨，设布施屋，并以四十多町之农田收入作为其经费。此后，布施屋即由民间慈善事业而转为国家经理的社会救济，然其监管职掌，仍由僧侣负责。

    此时又有僧侣所设的好多济贫事业，如武藏国的悲田处、相模国的救急院、太宰府的续命院、出羽国的济苦院等。

    空海为修水利，便民灌溉，在赞岐国开了一个万农池。

    空也上人，劝人念佛，但也为许多地方掘了好多的水井，时人呼为阿弥陀井。

    淳和皇后于天皇崩后，从圆仁出家。宅心仁慈，成立孤儿院，收容孤儿，并设救治院，为僧尼疗病。

    永观律师，常至监狱，教诲罪犯。

    文学及艺术

    在此时代，日本文学之受佛教的影响极多。即就佛教本身而言，可从佛教说话集之编纂，而知其产量之丰富。主要者有：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三卷、三宝绘词三卷、今昔物语集三十一卷。尚有佛教歌谣之所谓和赞，例如珍海的菩提心集、千观的弥陀赞、后白河天皇御撰的梁尘秘抄都二十卷。此外有源信的往生要集、永观的往生十因等，均系一代名作。

    艺术方面，平安初期，以密教美术为主，中期之后，即由净土教的美术代起，称为‘来迎’（弥陀）美术。例如宇治的平等院法华堂，日野之法界寺阿弥陀堂，其以丈六阿弥陀如来像等，最为有名。又如源信于高野山所画的圣众来迎图，被称为净土教绘画的最大杰作。

    神佛合一的思想

    自奈良时代以来，佛教渐次与日本的神道思想混合，此由圣德太子开始，崇佛而不废其固有神道的祭祀而来。佛教为适应日本的环境，遂将神佛界限废弃。到了平安中期

    ，竟学印度佛教的末期，以本地及垂迹的观念，付一切外道之神以合乎佛法的地位，而将日本的神祇，解说为佛菩萨的垂迹权化。将各含神祇，均配置以佛菩萨的身份。例如比睿山及日吉山王七社之关系，兴福寺与春日神社之关系，即是因此神佛混同的思想而结合起来。说什么神是阿弥陀佛的垂迹，什么神又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此到明治维新，倡神佛分离，才告结束。

    四、镰仓时代

    （一）南都佛教之复兴

    复兴的机运

    平安朝迁都之后，佛教的中心也到了新京，由天台真言两宗的势力，取代了奈良佛教的地位。奈良的六宗，仅能保持其命脉，却已次第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但到了平安末期，新京的佛教也趋于没落，相反地，又刺激了南都所谓古京六宗的复兴。根据日人境野黄洋的日本佛教史要，说此新机运的到来，有四个因素：在平安末期，第一事相隆盛之反动，第二战乱之影飨，第三僧侣堕落的结果，第四宋日交通的启发。

    由于真言宗重视事相的形式，佛教又成了祈祷的空架；由于战乱及僧兵的残酷横暴，以及贵族僧侣的堕落，引起了末法思想的醒觉；由于宋日交通的结果，再次输入了新兴的禅宗。日本的本身也开出了日莲宗及净土真宗。这是在多种因缘的促成之下，使得南都的佛教，对于佛陀的教法，作了一次深切的反省与再认识。他们认为，末法既已到来，吾人唯有同复到正法时代的精神，才能保持佛法于不坠，所以主张追慕释尊，或依当来的弥勒，均宜推展复古运动。因此，新起的日莲宗及禅宗，也是释迦教。又有人以为，末法之际的五浊恶世，人的意志薄弱，罪垢深重，唯赖他力净土之救济，故有净土真宗的勃起。

    华严宗的复兴

    在天历元年（四元九四七），有智光于东大寺起尊胜院，以期复兴自宗，但其真正的复与，要到镰仓时代之初。智光传松桥及观真，由观真五传出景雅，景雅之门出明惠上人高辨。由松桥七传出宗性，宗性之门出凝然大德，高辨及凝然二人，才是复兴华严宗的两大重镇。

    高辨幼失怙恃，十岁出家，先学密教于醍醐寺的实尊之门，再从景雅修学华严。建永元年（西纪一二○六），后鸟羽上皇敕赐栂尾山为其兴隆华严之地，高辨即以华严经句‘日出先照高山’之意，取名为高山寺。高辨行解并重，尤谨于律，一时朝野归敬。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泰时，亦常往礼敬，并请示治世之力。他的理想，是将释尊当世的正法，实现在末法之世，故其因追慕释尊之事迹，而欲在印度朝圣，终以染疾未果。他的著述很多，有金师子章光显抄二卷、华严唯心义释二卷、华严信种义一卷、华严修禅观照入解脱门义二卷、摧邪论三卷等。由其师承的关系，他

    主张华严与密一致之说，愿生弥勒的兜率净土。他逝于贞永元年（西纪一二三二），六十岁，门下有喜海与静海，相继住持高山寺。

    宗性也是幼年出家，于东大寺专攻华严，兼通三论、法相、俱舍等学。文应元年（一二六○）五十九岁，就任东大寺的则当。正应五年（一二九二）以九十一岁之高龄示寂。笃于弥勒信仰，著述极多，现存于东大寺者，尚有二百三十部四百五十卷。凝然即出于其门。

    凝然大德，十五岁依东大寺的圆照落发，从宗性学华严。又尝于睿山及京都等地，探究各宗奥义，自声明、音律、国史乃至神书，无不精通。蒙后宇多上皇之眷顾，继圆照而住东大寺戒坛院。他的著述，都达百廿七部一千二百余卷，卷数之多，堪称空前。他因特别敬仰圣德太子，于六十年之间，研究圣德太子的三经义疏，着注释达一百十卷，故以三经学士自称。最有名的是着有佛教入门书八宗纲要二卷，以及继承宗性的佛教史学而着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三卷、传法传章通十八卷、诸宗传通录六卷。华严学因到凝然而集大成，成为华严的中兴之祖，元亨元年（一三二一）八十二岁示寂，加国师号。门下有禅尔、湛睿、盛誉等。

    法相宗的复兴

    法相宗是奈良六宗之教学的核心，平安时代其虽式微，仍可维持教学之传统。至平安末期，出有藏俊及觉宪等名匠。觉宪门下的贞庆出来，始为法相的中兴。贞庆号为解脱上人，十一岁依觉宪出家，他是觉宪的俗侄。其后入兴福寺专究法相宗义，建久二年（一一九一），

    因列席宫中的最胜会，目观众僧竞以美服为尚，殆念佛陀尝有头陀行之遗训，慨叹时下僧风之堕落！遂于次年三十八岁时，隐遁竺置山，达十六年之久。寂于建保元年（一二一三），享寿五十九岁。他的代表作是注释唯识论的唯识同学钞六十二卷。他的思想结晶，则可从其愚迷发心集、心要钞，一窥全貌。

    贞庆在理想上，求生弥勒的兜率净土，在实际生活上，重视律仪的严格操守。因此他又是关系南都律宗之复兴的重要人物。

    律宗的复兴

    平安时代的初期，由鉴真所传的南都律宗，尚保持其传承，平安中期之后，法脉遂告中绝。其原因有二：一为僧风之颓废，一为受了比睿山大乘戒坛之兴隆的影响。嗣由于末法思想的醒觉，即有实范起而作了复与律宗的先驱。

    实范出身于兴福寺，号莲光，又称为少将上人，保安三年（一一二二）着东大寺戒坛院受戒式。大治四年（一一二九）创建成身院于奈良之东郊，努力于戒律之复兴。继其后者，有法相宗的藏俊、觉宪、贞庆、戒如，相承弘律。戒如门下则有觉盛、有严、圆晴、睿尊，号称戒如门下之四杰。

    觉盛字学律（西纪一一九三──一二四九），先于兴福寺学唯识及俱舍，因概于律门不振而发心以扶律为己任。并于嘉祯二年（一二三六）与圆晴、有严、睿尊，同在东大寺以瑜伽及占察所说的自

    誓受戒法，求受比丘大戒，上接已经中绝的律统。后于宽元元年（一二四三），移住唐招提寺，盛弘戒律，深受朝野之尊信，誉为鉴真之再来，寂后谥号大悲菩萨。

    睿尊号思圆（一二○一──一二九○），十七岁出家，先学密教于醍醐及高野等处。三十五岁时因自戒如及圆晴听闻四分律行事钞之讲义，故于次年自誓受戒。自此之后，即献身于兴教利生之大业，游化各地，为民众受戒。又因仰慕圣德太子的社会教化及救济事业，而为乞丐及癞病患者授戒，并供给食物，施以沐浴。同时他也深受皇室及武家的崇敬，尝为后嵯峨、后深草、龟山、后宇多、伏见等五代天皇的戒师。在他一生之中，鼓励戒杀，不遗余力。于全国各地，设立放生所，计达一千三百余处。寂后由伏见天皇谥号兴正菩萨。门下有信空及良观，特别是良观。

    良观（一二一七──一三○三）十六岁出家，二十三岁投入睿尊门下，从事社会救济，建立疗病、施药、悲田诸院；又因爱护动物而造马病舍及动物病院。三十六岁，即得执权北条长时及北条业时两兄弟之皈依，并称之为生身的如来。寂后由后醍醐天皇谥号忍性菩萨。

    北京律的兴起

    日本史上站在平城京的立场，称奈良为南都或古京，又称为南京。上来说的是古京律的复兴，由于另一律宗新支，从中国输入，在北方的京都弘扬，故被分别称为南京律与北京律了。

    北京律的兴起，归功于俊芿及昙照。俊芿（一一八六──一二二七）又号不可弃法师，先学台密，

    后悟三学之根柢在于戒律，故于三十四岁时，正治元年（一一九九，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入宋，在中国留学十二年。自明州景福寺的如庵了宏受学南山律，同时也在华亭县超果院学了天台宗，又至临安与禅教律诸师论道。东归时携去大小部律文三百廿七卷，天台教观文字七百十六卷，华严章疏百七十五卷等。故在回国之后，重兴京都东山的仙游寺，改名泉涌寺，大张台律之讲筵。寂后，后小松天皇赐号大兴正法国师，明治天皇加赐月轮大师号。

    昙照（一一八八──一二六○）曾两度来华，第一次于南宋宁宗嘉定七年（一二一四）入宋，与俊芿同在了宏门下学律。居留十四年后返日，建戒光寺，大振律风。宋理宗绍定六年（一二三三）再度来华，居八年回国，又建西林寺及东林寺。

    （二）净土宗与日莲宗

    源空与净土宗的独立

    平安时代，虽已有了净土教的流行，但仍未脱寓宗的地位，到了镰仓初头，由于源空的出现，净土宗始告独立。

    源空，亦名法然上人（一一三三──一二一二），十三岁登比睿山，学天台教。后又游历诸方，参访硕学，颇有才学之誉。仁安三年（一一六八）以后，隐居睿山之黑谷，寻觅出离之要道，披阅源信的往生要集，又见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中所说：‘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

    久近，但能念念不舍，是名正定之业。’因而归命，专修念佛。是年源空四十三岁，后人即以之为净土宗的开教之年（一一七五）。

    自此之后，源空即下睿山，大弘专修念佛之教，发展极为迅速。在平安时代的净土行者，尚修其他诸法，源空则排除一切杂行，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此为净土教之纯化及简化。六十五岁时，尝受关白九条兼实之请，着有选择本愿念佛集二卷，说明他的宗教思想。

    源空的新宗既能受到众多人们的欢迎，其他各宗包括南都及北岭（睿山）的徒众，即起而反对。睿山一派于元久元年（一二○四）集议制止专修念佛之流行；南都方面则以源空轻忽佛戒，好谤他宗，排斥余行的理由，于元久二年向朝廷奏请纠弹。故到建永二年（一二○七），朝廷即宣令取缔，并处源空师徒以重刑：计判死刑者四人，流刑者源空等八人。至建历元年（一二一一），源空蒙赦归京都，住于东山大谷，但他已是七十九岁的人了，第二年即示寂于彼。在他死后，他的自由教团，虽仍屡受旧派的迫害摧残，然他毕竟是成功了。宽元二年（一二四四）赐号通明国师，元禄元年（一六八八）东山天皇谥号圆光大师。灭后五百年，又由中御门天皇赐号东渐大师。

    源空门下的诸流

    源空的门下很多，并且各自成派立宗。例如：圣光房辨长上人开出净土宗镇西派，善慧证空上人开出净土宗西山派，皆空房隆宽律师开出长乐寺流，觉明房长西上人开出九品寺流，成觉房幸西上人倡导一念义，尤其又有亲鸾圣人开出了净土真宗的新兴宗教。由西山

    流又分出了一遍上人所创的时宗。

    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乃由源空系下分张设教的三大流，迄今仍为日本佛教最大的宗派者，也唯源空系下的门流而已，可见源空之对日本佛教的影飨之大了。

    辨长的镇西派

    辨长（一一六二──一二三八）十四岁出家，二十二岁登睿山学天台。建久八年三十六岁入源空门下，受净土教，弘布念佛。建历二年在其故乡筑前，创立善导寺，世称镇西上人。着有彻选择集二卷、净土宗要集六卷、念佛名义集三卷、末代念佛授手印一卷。

    辨长门下极盛，最著者首推然阿良忠（一一九九──一二八七）。良忠十六岁出家，尝学究诸宗教义。三十八岁时，师事辨长，伴随二年，即于京都及关东等地，弘通宗义。自他以下，又分出京都三流及关东三流，后世则以寂慧良晓的白旗流及尊观良辨的名越流较盛。

    证空的西山流

    证空（一一七七──一二四七）十四岁进法然上人之门，直到源空示寂，前后二十三年之间，未尝离师门。源空的选择集，实系口述，乃由弟子笔受而使证空勘文之作。证空始于洛东之小坂，弘布念佛，故称其宗义为小坂义。建保年间（一二一三──一二一八），受慈圆僧正之嘱，住西山之善峰寺，后退住于西山之三钴寺，世人因而称之为西山上人。由其开出的宗义，称为西山流。他着有观经疏观门义钞四十八卷、秘决钞二十卷、自笔钞十卷、他笔钞十卷等。其门下也分出四流，后世之发展，则以净音的西谷流及圆空的深草流较着。

    一遍的时宗

    源空寂后二十七年，一遍出世（一二三九──一二八九），七岁即学佛典，十五岁出家，其后登睿山学天台，因感与末法时机相应的唯一法门，乃是念佛，遂投圣达门下，取名智真，改学净土教达十二年之久（一二五二──一二六三）。圣达是西山流祖证空的弟子。又结草庵闭门称名者三年，以有证得，出而游行全国，广弘念佛之意趣。随身所带者为本尊弥陀及其正依之净土三部经。就其偏重而言，恰与源空、亲鸾，各得其一：源空以观无量寿经为中心，亲鸾以大无量寿经为中心，智真则以阿弥陀经为中心。智真于文永十一年（一二七四）夏，在熊野地方的神社权现宫，斋戒祈祷一百日，而感得一偈：‘六字名号一遍法，十界依正一遍体，万行离念一遍证，人中上上妙好华。’感得此一所谓神敕偈之后，自觉已悟弥陀之真意，遂又改名为一遍。

    此后即随身携带劝进帐及念佛算，前后十六年间，游行教化。其念佛劝进（开示化导）的方法，全同于良忍的融通念佛。当他示寂之时，入其念佛算中的，则云：‘决定往生，六十万人。’此乃取其神敕偈的各句第一个字而成。记入劝进帐中的人名，亦达二十五万人以上，可见其结缘之众。他根据经说‘踊跃欢喜’之义，提倡‘踊跃念佛’。又以弥陀经中的‘临命终时’之句，一遍呼其同修道侣为‘时众’，因号其派为时宗。他的时众在他死后，均能继承其遗风，以度游化生活为原则。后来有了寺院，仍呼其住持为游行上人，以表不忘其创祖不住寺院的精神。

    亲鸾与净土真宗

    亲鸾（一一七三──一二六二）号为善信房，又称愚秃。初为比睿山常行堂的堂僧，建仁元年二十九岁时，依源空之专修念佛。承元元年（一二○七）朝廷宣令禁止念佛，与源空同被判处流刑，配於越后国。在那里先后住了五年之间，沉思默察，深有感悟。鉴于平安时代，有一位沙弥空也，弘扬念佛，而他自己则因蓄妻而成了非僧非俗，故称愚秃。他于获赦之后，移住于关东，以常陆为其中心，弘通念佛，凡二十年。

    亲鸾的代表作是‘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六卷。自五十二岁起，经过不断的修订，到七十五岁时，始告大成。一般人以为源空与亲鸾的宗教思想，都很平易浅近，实则，他们在实践方面固然极为平易，是所谓易行道。但其宗教的体系，绝不平易，乃系经过信解行证的思想历程而产生的。所以，如果缺乏准备的知识，要想理解亲鸾的这部大作，殊不容易。

    亲鸾的门下很多，由他之下开出的门流，现在已有十派，主要的团体则有下野的高田门徒，下总的横曾根门徒，常陆的鹿岛门徒，以及本愿寺系统。本愿寺初为文永九年（一二七二）营建于京都大谷之本庙，是亲鸾的坟墓及影堂之所在，土地是其末女觉信尼（俗名弥女）所献。本庙则由其门弟共同管理。留守之职仍由觉信尼的子孙相续承继。到了亲鸾的曾孙觉如，始发展而称为本愿寺。寺号的定名年代，大概是在正和及元亨之间（一三一二──一三二三）。另有亲鸾门弟真佛的高田派，传至显智而极其隆盛，以专修寺为中心。

    法华信仰的独立

    在源空的专修念佛成立之后约八十年，又出了一位日莲圣人，开创了以法华信仰为根本的日莲宗。日莲（一二二二──一二八二）生于渔家，故其自谓：‘日莲乃日本国东夷东条房国海边之栴陀罗子也。’十二岁入其故乡的清澄寺，求学内外诸典，十六岁落饰，法名莲长。此后即历访南都北岭等地的诸宗名师，深契法华经之妙理。建长五年（一二五三）三十一岁，归清澄寺，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之晨，登山顶，面向由海上升起的日轮，他便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之经题，是为开宗的起源。他向大众宣称：法华是一切经的眼目，是诸宗的中心。同时他攻击他宗之论锋也极其锐利，因此不见容于故乡，移居镰仓，结一草庐，同时改名为日莲。

    受迫害

    但他传道之心热切，常于镰仓市区，高唱经题，并向来往行人，男女老幼，劝导说法，鼓吹法华信仰，论难念佛之非。受其感化而归从之者，道俗皆有，而且日益增加。正嘉元年（一二五七），日本适遭大地震、大风、洪水、饥馑、时疫等灾难，相继袭击！日莲为了探究其因，即于次年至实相寺，阅读藏经并作冥想，结果，以为是由于专门弘通净土及禅等诸宗的邪法而致正法不行的缘故。于是撰著守护国家论及灾难对治钞，以述其旨趣。到了文应元年（一二六○）七月，将其所作有名的‘立正安国论’，献于镰仓幕府的前执权北条时赖。内谓若不容受法华信仰，也不停止念佛之教，则三灾八难不免，外寇亦自远来袭。对于这点，却触犯了执权北条长时的忌讳，所以大为愤怒，他的草庐，亦为旧有诸宗的徒众击破焚毁。日莲本人，仅以身免。

    受此迫害，却更加坚强了日莲的信心，依然猛烈地攻击他宗，积极地倡导唱题成佛之说。于

    是，再度带来了迫害！弘长元年（一二六一），幕府将他流配到伊豆的伊东地方。文永元年（一二六四），又遭反对派的伏击，他的弟子之中，有几位因此丧命，他亦负了创伤。

    到了文永五年（元世祖至元五年），由于蒙古第二次遣使至日本对马岛，并掳岛民二人而去，即知强敌将至，恰好为日莲的预言所中。他便再度上书幕府，他说：非以法华经之功德，无以镇护国家。并写四句格言，分送镰仓诸大寺，谓：‘念佛者无间地狱业，禅宗天魔所为，真言亡国之恶，律宗国贼妄说。’这种激越之论，殊违乎常情，幕府不予受理，诸寺诸山则不能置之等闲，故于文永八年，即被判处斩罪，后减为流刑，远配于佐渡。

    日莲的成功

    文永十一年，因获赦，再返镰仓。由于波木井实长之请，隐于身延地方的山中，结草庵而居。但是慕名敬仰者，均从四方云集而至，后来即以此处为法华信仰的中心道场，名为久远寺。弘安五年，感病出身延山，移居武藏地方的池上宗仲所建之本门寺，开堂之日，他所讲的就是立正安国论，但也就在这年的十月示寂了，享年六十岁。

    纵观日莲的一生，为自己的信仰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显出宗教家特有的生命之光辉。但是这种精神之产生，除了日本的民族及地理背景为其根源之外，那就颇不可能了。日本佛教的强固性，就靠这一精神的维系。然也因了这一精神，宗派的门户隔阂，也就牢不可破。唯其佛教的含融性，终能促使各宗派间，相容并存。

    日莲宗的门派

    日莲的门第很多，最有名的是日昭、日朗、日兴、日向、日顶、日持，此六人称为六老僧，再加上日常与日像二人，并称为八祖。六老僧在身延山的日莲祖塔之傍，各建一房舍，各率自己的弟子（称为中老），轮次守塔。但到弘安八年（一二八五），当日向轮番之时，檀越波木井氏，主张废除交替轮值制，而由日向永远留任看守祖塔之职。日昭与日朗等人，同意了，日兴则以有违祖师遗命，遂与他们绝交而去，至骏河（静冈县）另开大石寺。这是初次分裂。

    日与的门流中出有日目，主张本门与迹门的胜劣有别义，故称胜劣派。日朗的法孙，则对胜劣之说而主张本迹一致义，故称为一致派。

    六老会中的日持，离开本岛，于永仁三年（一二九五）自奥州轻津，越松前，经桦太而至鞑靼地方（今之沿海洲）。因此而为日本史家认为日持是往海外弘法的第一伟人。

    日莲宗的弘布

    日莲宗在京都的开发，是从日朗开始。日莲寂后第十三年忌日，日朗门下的九凤之一，也是八祖之一的日像，西上至京都，但却经过了三度驱逐。在这三度进退之间，得到真言宗的贤贤及妙实两人的改宗，助力极大，故于元亨元年（一三二一），首先得到许可在京都建立了日莲宗的第一座寺院，称为妙显寺。此后接引公家（朝廷）及武家（幕府）者，也就是此寺之力。日像（一二六九──一三四二）后来被尊称为龙华尊者。他的弟子妙贤，于历应四年（一三四一）将妙显寺迁至四条栉笥（也是京都的），故称为四条门流。

    尚有日朗的另一弟子日印，也有弟子日静，由于他与将军足利尊氏的俗缘关系，而获幕府的保护，故于贞和元年（一三四五），将镰仓的本国寺，迁至京都的六条，所以称为六条门流。

    另有一位，本系比睿山的学僧，康历二年（一三八○）当他六十七岁时，因阅及日莲遗著开目钞及如说修行抄等，大受感动，遂改宗而自号日什（一三一四──一三九二）。往来于京都与东国之间，宣扬宗义。因他接近了将军足利义满，保护了当时的妙显寺未受睿山徒众破毁。他在室町建有妙满寺，在远江、镰仓、会津等地，亦建有寺院。他的派下称为妙满寺派或称日什门流。

    （三）禅宗的输入及其发展

    早期禅者

    在奈良时代，法相宗的道昭，除了亲近玄奘外，又在相州的隆化寺，谒见禅宗二祖慧可的弟子慧满，并听其宣讲楞伽等诸经。道昭返日之后，即于元兴寺别建禅院，天下的禅者因之风从。

    另有唐文宗开元年间去日本的道璇，曾从玉泉神秀系下的普寂，传受禅法，这是北宗禅，或称为渐悟的如来禅。道璇自己也说：‘我有心法，名如来禅。’

    到了平安时代，与禅最有关系者，是最澄。他在入唐之先，尝就行表受禅法。在华期间，又向行满重受禅要，另依禅林寺的翛然参学。根据最澄带同去的章疏考察，他传的是南宗禅的旁支

    牛头禅。

    此后有唐僧义空东渡，他是马祖道一的法孙，所以日本古来均以义空为日本禅宗的首传。北宋时来华的日僧奝然，亦曾学禅。另有比睿山的觉阿，闻南宋的禅宗盛行，便与奋然于承安元年（南宋孝宗乾道七年）来华，就杭州灵隐寺的佛海慧远禅师嗣法，东归。

    临济宗的荣西

    日本禅宗虽于奈良时代已经流传，但其独立成宗并且影响深远者，则有待荣西的出世。

    荣西（一一四一──一二一五）号明庵，十一岁落发，学显密两教于比睿山，特别精通台密，而成为叶上流之创祖。仁安三年（一一六八，南宋孝宗乾道四年），二十八岁，入宋求法，历游天台山及育王山等，于同年即携天台章疏二十余部东归。文治三年（一一八七）再度入宋，参访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传受临济法脉。因为虚庵是黄龙派下的第七代祖的法孙。

    荣西第二次来华，住了五年，于建久二年（一一九一）返日，在博多建圣福寺，在镰仓开寿福寺，在京都立建仁寺，鼓吹禅宗。但对南都北岭的旧宗派，妨害很大，因之起而抗议。荣西遂着兴禅护国论三卷，分述禅之由来以及国家于禅法之不可或缺。另作有出家大纲，以说明出家之天职为何。荣西非仅传禅，禅则由他而盛，故被推为日本禅宗的开山祖师。他也精于医术，尤其注意茶的养生方法。建保二年（一二一四），因将军源实朝罹病，荣西献上所作之吃茶养生记，说明

    茶的功能，有遣困、消食、快意之效，是为日本之有‘茶道’的开始。

    荣西之后的诸师

    荣西的弟子有荣朝、行勇、明全等。荣朝门下出圆尔辨圆（一二○二──一二八○），辨圆于嘉祯元年（一二三五，南宋理宗端平二年）来华，参径山的无准师范而嗣其法。在宋六年，东归后，受藤原道家之召，开创东福寺及普门寺等，而集公家及成家之皈依于其一身，奠定了镰仓禅宗势力的基础。花园天皇赐圣一国师之号，此为日本之有国师尊号之嚆矢。门下二十余人，而以湛照为嫡嗣。

    辨圆门下尚有一位无关普门，来华留学十二年，归国后，龟山上皇舍其离宫为南禅寺，以普门为该寺初祖。

    无住一圆，也是辨圆的门人，着有沙石集十卷、杂谈集十卷等。

    湛照门下则出虎关师炼（一二七八──一三四六），他有一部三十卷的名著‘元亨释书’，是受了中国梁、唐、宋各高僧传的启发，编成了一部日本的高僧传，迄今仍为日本佛教史学史上的重镇。

    与辨圆同兴禅宗的另一人是南浦绍明（一二三五──一三○八），绍明初学禅要于东渡之宋僧兰溪道隆座下。正元元年（一二五九，南宋理宗开庆元年）来华，参于虚堂智愚之门。文永四年（一二六七）归日，受后宇多上皇之召，嘉元二年（一三○四）住万寿寺。辨圆是禅密戒并修兼行的人，绍明则始

    终是纯粹的禅者。其门下有通翁镜圆及宗峰妙超。妙超受到花园上皇的皈依，是京都大德寺的开山。妙超门下出关山慧玄及彻翁义亨，慧玄则奉花园上皇之命改其离宫为妙心寺。

    中国禅师东渡

    镰仓时代，日本的禅师辈出，由中国前去的禅师亦复不少。其中以兰溪道隆、兀庵普宁、无学祖元、大休正念、西涧子昙、一山一宁等最为有名。

    兰溪道隆（一二一三──一二七八）是西蜀人，十三岁于成都大觉寺落发，后参历浙江诸山。南宋理宗淳佑六年三十三岁东渡，因当时日本的旧派诸宗，逞私营利，腐败堕落，纯中国的禅家风骨则寡欲朴质，不重寺院之宏大庄严，不拘泥于文字经典，主张苦修力行，不思居室之美，不贪衣食之富，这些都与源赖朝开创镰仓幕府以来，所提倡的武士精神相吻合；又以禅寺所行百丈清规之严正，亦为重礼节尚志气的镰仓武士所欣悦。同时，此时掌握政权的北条时赖，亦想脱离旧都的诸宗，树一新的宗教于镰仓，使镰仓成为政治及宗教的新的中心。故决采中国化的禅宗，邀道隆至镰仓，开建长禅寺。弘安元年示寂，谥号大觉禅师，此为日本之有禅师号的创例。

    普宁是受道隆之敦劝而于南宋理宗景定元年（一二六○）东渡，先至京都，后受北条时赖之请，继道隆而住建长寺。时赖屡就普宁修禅，热心参究，卒得普宁的印可。时赖死后，因旧派的诽谤，乃留一偈：‘无心游此国，有心复宋国，有心无心中，通天路头活。’遂于南宋度宗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归宋。

    无学祖元（一二二六──一二八六）是明州庆元府人，出家后参于径山的师范之门，南宋恭宗景炎元年（一二七六），他在温州的能仁寺，因元兵至，众皆逃避，独祖元端坐堂中，元兵白刃加颈，他仍神色自若，并说一偈：‘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元兵听后，即默然离去。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一二八○），因北条时宗之请，东渡日本，先住建长寺，又创圆觉寺，寂于日本，谥号佛光禅师。门下出有日籍高足高峰显日及规庵祖圆。

    尚有一位奉了元成宗的使命赴日的一山一宁。他是台州人，初学显密二教，后于天童育王承受禅要而住于普陀山。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奉命东渡，而为疑作间谍，被北条时贞幽禁于伊豆之修禅寺，获赦后住于建长寺、圆觉寺及京都的南禅寺。在日本二十年，备受朝野之归敬。座下著名弟子有华籍的石梁仁恭及日籍的雪村友梅。

    道元与曹洞宗

    日本的禅宗，自荣西之后，共分二十四流，但总不出临济及曹洞两派的分支。以上介绍的是临济，至于曹洞，是由道元开始。

    希玄道元（一二○○──一二五三），十三岁出家，原为荣西的法嗣明全的弟子，于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随同明全来华，在明州天童山的长翁如净座下得法。如净是洞山第十三世法孙，道元受其涅盘妙心，承传了曹洞的法统。在宋四年，东归后，先在洛南，传其禅风，又在越前国开创永平寺。道元持律谨严，并遵如净之训：‘不可亲近国王大臣’。当时的执权北条时赖

    ，慕其道风，而召至镰仓，叩示禅法，一时间臣属及庶民之争相皈依者风从。时赖虽待之以优渥，仍坚不受其久留镰仓之请，而于半年之后，返回越前的永平寺。此与荣西的不拒权贵之接纳者，适足两相对照，后世即以此为树立两家不同的宗风。道元着有正法眼藏九十五卷、永平广录十卷、永平清规二卷、学道用心集一卷。门下以孤云怀奘最为有名。

    道元门下的孤云怀奘，初在睿山出家，后改师事道元，协助道元司理山务寺制。道元寂后，即着手道元著作之校集。他的门下出有义介、寂圆、义演、义准等人。义介开创大乘寺，其门又出寒岩义尹、莹山绍瑾等人。

    （四）镰仓时代的佛教文化

    镰仓幕府与佛教

    南宋中叶以后，宋日交通日增，来往僧侣极众，镰仓幕府对于宋之佛教文化，抱有隆高的敬意。将军及执权，多与宋僧或禅师交接。例如：第三代将军源实朝，于西纪一二一六年，竟有亲自来华的计划。因他于某夜梦入宋之某寺，见一长老升座说法。梦醒问此寺名于僧，答以‘此京都能仁寺也。’‘此长老为谁？’答曰：‘此寺之开山，南山宣律师也。圣者难测，生死无隔，可随处现，律师现再诞，即日本国实朝大将是也。’‘此侍者为谁？’答谓：‘侍者亦再诞，即日本国镰仓雪下之供僧良真僧都也。’事后，实朝又问良真，良真亦以此梦作

    答。实朝遂信他是南山律师的后身，故欲亲谒灵迹而有造船入宋之企图。终由于所造的船大港浅，不能出海而作罢。

    执权北条时赖之信禅僧，初只为政治上之利用，当其接近之后，渐次而热心皈依，终成为禅法之修持者。后来让职于北条长时，他竟就道隆落发，在最明寺专修禅法，并得普宁之印可。当他临终，安坐绳床，述遗偈而逝，已俨然一高僧的风范了。

    及至执权北条时宗，对禅宗的信仰益隆，日人赞时宗为武士之典型，而其修养乃得力于禅宗。他自幼即受禅宗的熏陶，大休正念赞之为：‘幼慕西来直指之宗，早悟即心即佛之旨。’他曾先后参学于道隆、祖元座下，并有深厚的禅功，养成果断而镇定之精神。当元军大举攻日，守卫困难之际，时宗竟能沉着应付，从容不迫，以息国难。此尤得力于祖元禅师之勉励：‘一句一偶，一字一画，悉化为神兵，如帝释天与阿修罗战。我军得神佛庇护，降伏魔军，生灵皆安。’元军卒因遇暴风破船，偃兵而退。

    禅宗与武士道

    日本武士的教义，实系神道精神、儒家思想、禅宗骨格之三流合糅。试看其要求武土的条件，是忠孝、武勇、慈悲、礼让、勤俭朴质、重名分、尚节操、一生死。其中的慈悲、勤俭朴质、一生死，便是禅宗的赐予。

    慈悲之旨，乃佛教的基本思想，故不论。且看百丈清规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即为勤俭；不立文字，直指心源，是为朴质。祖元曾说：‘若能空一念，一切皆无恼，一切皆无怖，犹如着重甲，入诸魔贼阵。魔贼虽众多，不被魔贼害。掉臂魔贼中，魔贼皆降伏。’这是不畏死亡，无惧外界恶势力的侵扰。道元也说：‘生一时也，死亦一时也，亦如春而夏也，夏而秋也，秋而冬也’。最不要忘了祖元曾对元兵说的：‘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这就是生死如一，视死如生的精神之表露。

    镰仓时代，武士道精神之成熟，以及禅宗之特盛，乃系互为因果。所以，武士道并不坏。后来明治维新以后，以武士道的基础，成长为军国主义，欲遂某兼并大陆而奴役我中华民族的目的，实非武士教义的本质了。

    中日交通与佛教

    自唐末五代以来，中日僧侣之往来，可资介绍的实在很多。在此仅能述其大略：

    五代时的吴越王，保护佛教最力，因此杭州西湖一带，佛教独兴，所以此后日僧来华，亦多以拜谒此处的名山为目的。此时日僧来华之可记者不多，较著名的有宽健及日延二人。宽健客死中国，日延则携吴越王钱弘俶之‘宝箧印塔’东归。当时中国文化中衰，经籍多散佚，吴越王曾托商客向日本以黄金六百两，求天台论疏的写本。随同宽健来华的澄觉，亦在后唐明宗长兴年间（九三○──九三三），在洛阳长安等处讲唯识论及上生经等；另一同来的宽辅，也传瑜伽大教。日本佛教反哺我国，日人则自夸其文化已优于中国了。

    我国北宋时代，日本由于外戚藤原氏掌政，对外力主闭关主义，来往交通不多。自南宋起，日本政权由外戚转入武家平清盛之手，嗣后即奖励海外贸易，中日交通日臻频繁。

    北宋时代来华日僧以奝然、寂照、成寻、仲回最为有名。奝然于西纪九八三年（太平兴国八年）与弟子成算等四人入宋，留三年，历访天台、五台及洛阳龙门等佛迹，并晋谒宋太宗。归国时的最大礼品，是携去了中国最早的开宝版初印本大藏经。

    寂照于宋真宗咸平六年（一○○三）来华，在华三十余年，客死于宋。

    成寻于宋神宗熙宁五年（一○七二）偕弟子赖缘等七人来华，晋见神宗，命祈雨，奇验。在宋九年，寂于此土。

    仲回入宋，是奉了朝廷之命，以送达国书的身份而来，但却由于日廷对宋，持平等态度而未被宋廷接受。

    到了南宋时期，日僧之来华者，先后达五十三人之多，乃极一时之盛。例如前面介绍的荣西、觉阿、俊芿、道元、辨圆等，均系此期入宋的人物。

    在宋以前，日僧携去经典，虽已不少，北宋以后，由于中国刻经事业的隆盛，有宋一代，日僧携去者，竟有三种版本的大藏经。一是奝然请归的蜀本，亦称官本；二是福州东禅寺本；三是

    福州开元寺本，均称闽本或私本，分由重源（一一六七入宋，住一年）及净业（一二一四或一二三三入宋，住八或十四年）携返日本。

    新宗派的新风气

    到了镰仓时代，日本佛教，有了三大中心区：奈良的六宗，京都的天台及真言两宗，镰仓的禅宗。大体上说，新旧两京的佛教，与皇室信仰密切，镰仓为武家的幕府所在地，故与幕府信仰密切。净土的真宗及法华的日莲，虽始于镰仓时代，盛行则要到南北朝时代之后，唯其再加上禅宗，则为此期的三个新宗。净土真宗及日莲宗，是日本的特产，可谓日本自己的佛教，正像禅宗是中国文化的佛教产物。

    所谓新宗派的新风气，由于念佛的民众化，遂使贵族佛教推展成为民众的信仰；由于街头传道乃至劝人随处念佛及唱经题的结果，佛教的中心，遂由寺院开放，而普及于全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由于新宗的人物源空、亲鸾、一遍、日莲等主张妇女同样可得信仰的救济，遂一反从来重男轻女的思想，乃至凡为灵山圣境，都列为女人的禁地。道元对这种作风，亦评为‘此唯诳惑世间至愚之人’。

    五、南北朝及室町时代

    （一）禅宗的隆盛

    时代的大势

    当镰仓幕府末期，后醍醐天皇欲收同政权，下召诸将，勤王讨幕。此在日本史上，称为建武中兴。结果，镰仓幕府灭亡，却又有足利尊氏，叛离天皇，在京都另立光明院，天皇无已而南迁至吉野。这个南北朝的局面，直到足利尊氏的第三代义满之时，才归统一，恢复了幕府体制，称为室町时代。幕府末年，群雄割据，便成了战国时代。佛教在此期间的初头，新兴于前代的各宗派，都有长足的发展。禅宗因朝廷及将军家的归仰，尤为隆盛，其地位恰如平安朝的天台及真言两宗。

    临济宗

    南北朝时代，临济宗师有两大重镇，那就是梦窗国师及大灯国师。

    梦窗国师（一二七六──一三五一）号疎石，十八岁出家，依东大山凝然受戒，游历诸方，学显二教，参访建仁寺的无隐及建长寺的一宁，万寿的显日佛国禅师传其心印。深得后醍醐天皇的敬仰，曾数度召入禁中说法。后醍醐天皇崩后，又得将军足利尊氏及足利义直两兄弟之归仰，并且受足利尊氏之请，建天龙寺追荐后醍醐天皇之冥福。他的国师号，即为后醍醐天皇所赐。其门下英才极多，嗣法者即有五十人以上，中以春屋妙葩、义堂周信、绝海牛津等，最为出色。

    大灯国师（一二八二──一三三七）号妙超，字宗峰，二十岁依佛国禅师出家，又入大应国师绍明

    之会下，参三年大悟而嗣其法。宗峰的禅风以峻严著称，受花园及后醍醐两天皇之皈依。当后醍醐天皇南迁吉野之后，宗峰即成为南朝之师，而与北朝之师梦窗国师齐名。嗣法弟子之优秀者，为彻翁义亭及关山慧玄。

    彻翁义芋，继住宗峰所创的京都大德寺为第二代，第三代法孙则为一休宗纯。

    关山慧玄，奉花园上皇之命，将其离宫改为妙心寺，成为妙心寺第一代祖。此后的临济宗，即以妙心寺为主要中心而发展延伸，至其第六代法孙雪江宗深之门，便分出四派，此后遂为日本禅宗的最大主力。

    五山十刹

    临济宗各系法嗣相承，以京都及镰仓为中心而极其繁荣。到将军足利义满时代，（一三六八──一三九四为其禀政期间）仿效中国制度而建五山十刹制。以京都的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加上镰仓的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两个五山，合为十刹，受朝廷及幕府的崇敬而列为官寺。但又以京都的南禅寺置于五山的地位之上。

    此一制度，为我国宋代仿效印度五精舍十塔而起。据余又荪的宋元中日关系史说：‘南宋宁宗时，仿印度五精舍十塔之故事，于江南之禅寺中，亦定其等级，有所谓禅院五山。其后又定十刹，次于五山之下。’据王辑五的中国日本交通史说：‘按宋代之五山，为径山万寿禅寺、灵隐山景德灵隐禅寺、天童山景德禅寺、净慈山报恩光孝禅寺、育王山广利禅寺，此均于日僧有密切

    关系。’又说：‘日僧冈尔辨圆、神山荣尊，入宋时曾参诣师范。渡日宋僧之兀庵普宁、无学祖元，亦径山师范之弟子。……至若距宋都临安较近之灵隐、净慈二山，日僧挂锡或参谒于此者，亦在在有之也。’因而‘此等入宋禅僧归国后，亦传宋之五山十刹制于日本。’

    不过，中国的五山十刹之名，是固定的，日本的五山十刹，则因时代而有改变。在京都及镰仓的两个五山之外，同时两地各又加上十刹，合计成了三十个寺院的总称。（参考桥三正的‘概说日本佛语史’二十一章）

    曹洞宗

    大致上说，临济宗的发展，与京都及镰仓的公家武家有关，相对的，于地方的大名及农民间的传播，则为曹洞宗。

    武士共分七阶，由上而下的次第是：将军（一位）、大名、旗本、御家人、陪臣、乡士、浪人等七阶。以武士（武家）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又分有好多阶级的类别，例如（武）士、农、工、商。例如公家（朝廷）、武家、僧侣、神官、秽多（屠户）、非人（乞丐）。有一段时期，武家又有执权，朝廷受制于将军，将军受制于执权，是三头政治，而以执权为政权的掌握者。

    曹洞宗的道元禅师，虽受朝野各阶层的敬崇，因其服膺‘不亲近王臣’的师训，所以独对下层社会的教化努力。道元之门出孤云怀奘，怀奘之下出彻通义介。义介被推尊为洞门太祖，其下出了莹山绍瑾及寒严义尹两大禅师，曹洞宗因而大盛。

    莹山绍瑾（一二六八──一三二五），先学于怀奘座下，后得义介之心印，创建城满寺。又承袭义介而继主大乘寺，再开永光寺，晚年则创总持寺。门下得法者有七人，中于明峰素哲、无涯智洪、峨山绍硕、壶庵至简，称为四哲。其后由明峰而开十二门派，峨山则有二十五哲，曹洞宗的门风乃为之大张。峨山二十五哲之中，尤其以大源、通幻、无端、大彻、实峰为最有名，而其通幻的门流特别繁荣，成为室町末叶曹洞宗的主流。

    大源门下有梅山闻本、了堂真觉，其法系由东海及北陆而波及山阳等地。通幻之下出有了庵慧明、石屋真梁等十哲，其法系自东国、北陆，而及于九州，接近各地方的大名，又建立根基于农民之间。曹洞宗以北陆为中心而向北至于奥州，向西到达九州。这与临济宗之以京都及镰仓的五山十刹为根基地者，适巧成为对比。

    （二）日莲宗与净土宗的发展

    日像及其门下

    日莲之下的日朗之门，出有日像、日轮、日印、日善、日传、日范、日澄、日行、朗庆，号称朗门九凤，而以日像最着。初期日莲宗，仅在东国及北国活动，到了日像，始向关西地方传播。

    日像（一二六九──一三四二）七岁依日朗出家。日莲入寂时，他仅十四岁，侍于病榻之际，受日莲之遗嘱，当向京都布教。二十岁，辞别日朗，巡拜祖迹，而入京都，于四月二十八日在宫城东门，登东山，面对旭日，高唱法华经题，以为本宗在京都开教之发起，同时纪念日莲逝世的十三周年忌日。

    日像在京都布教，招致旧有诸宗的反感而加以迫害，十五年间，先后三回，世称为龙华之三黜三赦。龙华是日像所创的妙显寺亦号龙华院，此为日莲宗在京洛发展之滥觞。由于日像的精神感召，真言宗大觉寺的妙实，亦率其弟子，归投日像门下。妙显寺之建立，实系得力于妙实。日像临终，亦将后事托付妙实。

    妙实继为妙显寺的第二祖，门下出朗源，朗源出日霁、日实。日霁迁妙显寺至四条栉笥，改名妙本寺。日实开妙觉寺。日霁门下的另一弟子日实，开立本寺，日隆建本能寺及本兴寺，日明继主妙本寺。日明之下出日具，日具之门出日真而开本隆寺。目前则以本能寺为本门法华宗的本山，本隆寺为本妙法华宗（即八品派）的本山。

    当时与妙实并称，也在京都流布日莲宗的，尚有一位日印的弟子日静，他于北朝贞和元年（一三四五），应足利尊氏之请而入京都，后创本圆寺于镰仓。

    日朝、日祝、日亲

    身延山守祖堂的第十一世为日朝，他于出家之后，尝游学于南都北岭，通贯诸宗而回归日莲。继任期间，全力振兴祖山，再建堂塔伽蓝，整顿山中清规，世呼为日莲再

    来，又称为身延之中兴。着有祖书五大部见闻记十七卷、元祖化导记二卷、法华草案钞十三卷、一代五时记十八卷等。

    日祝与日朗同时，是身延山第六世日萨的弟子，于京都开顶妙寺，晚年住顶源寺。

    日祝同时的尚有日亲（一四○七──一四八八），这是日莲之后又一位态度激越而功绩辉煌的大师。他十四岁出家，二十一岁入京都，因将军足利义教颇有信仰法华之意向，日亲遂效日莲的立正安国论而造立正治国论一卷，献于义教，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说义教。终以其态度偏激，攻击他宗过盛，引起义教之怒，捕下狱中。狱吏屡施水火之刑，终不能动其初衷，乃至将铛烧红如火，加其顶上为冠，因被号为铛冠上人。坐狱计五百零三日，嘉吉元年（一四四一），蒙赦出狱后，行化于北陆的出阳及九州一带，席不暇暖，建立寺院达三十六座。

    日莲宗发展的结果，门派也纷纷出现。总名为‘胜劣派’及‘一致派’。胜劣派下分出显本法华宗、本门法华宗、法华宗、本妙法华宗、日莲正宗、本门宗，共计六派；因其日莲正宗和本门宗，乃系同出于日兴一位派祖，故又合称为胜劣五派。一致派下分出日莲宗（单称）、不受不施派、不受不施讲门派，这是一致三派。

    天文法华之乱

    由于人才辈出，日莲宗的势力日渐高涨，至室町之末，仅在京都一地，即有二十一寺，且其态度激进，致引起了与其他诸宗的争斗。

    最初是由于教义宗名的争辩，例如永正年间（一五○四──一五○六），山门（比睿山）的圆信，着破日莲义，日宪出而与之笔战，日澄也着日出台隐记。结果对方便诉之以武力，天文元年（一五三二）攻烧山科之本愿寺。天文五年，又将日莲宗在京都的二十一寺，全部烧毁。并将日莲宗徒逐出都外。日莲宗在京都的势力，一时陷于绝迹的状态。此在日本佛教史上，称为天文法华之乱。到了天文十一年，又许日莲宗徒返归京都。天文十五年，便恢复了十五个寺。这是日莲宗徒在论争的措词方面太过激烈的结果，故在此后，再也不敢轻率破他宗，所以与山门之间，也能和平无事了。

    净土宗的分派

    净土宗自以然阿良忠为基础，开出了镇西流的六派，称为京都三流及关东三流。

    京都三流，即是（一）三条的真悟寺，了惠道光成立三条流。（二）一条的华开院，礼阿然空开创一条流。（三）宇治木幡的尊胜寺，慈心良空开出木幡流。

    关东三流，即是（一）唱阿性真的藤田流。（二）尊观良辨的名越流。（三）寂慧良晓的白旗流。

    在此镇西六流之中，以名越及白旗两流最盛。

    名越流，自尊观经明心、妙观，而到圣观、十声，传播于奥羽地方。十声创磐城的专称寺，此寺后为奥州一方之本山。圣观门下的良荣，在下野大泽山开创圆通寺，成为大泽流之祖。名越流即以此二寺为本所，繁荣绵延以迄于今。

    白旗流，是以武藏之白旗地方建一十乐寺而得名。自寂慧良晓，经定惠良誉、莲胜，至了实成阿而出了誉圣冏。圣冏（一三四一──一四二○）九岁出家。自二十四岁游学四方，探究诸宗，博学多闻，著述甚丰。内作革新之议，外则破斥异流，大张白旗流之教权。又定宗戒两脉相传之仪，即是传其本宗法脉，亦传律制的戒脉。其名著有选择传弘决疑抄直牒十卷，释净土二藏颂义三十卷，破邪显正义、观心要决集各一卷等。

    了誉的弟子西誉圣聪（一三六七──一四四一），九岁出家，先学密教。二十岁会见了誉圣冏之后，始弃密教而入净土，敷扬师说，力弘宗义，并开增上寺于武藏之贝冢（东京市）。

    再说与镇西流相对的另一派西山流。自证空上人之下，又分出了东山、嵯峨、深草、西谷等四流。东山及嵯峨两派，法统传承不久即告中绝，深草及西谷两派，后世颇为繁荣。

    深草派，是以洛南深草之真宗院的地名而得名，以圆空隆信而发展出来。此派宗义之大成者，则为圆空门下的显意。显意之下又出道意及寿觉。道意开创圆福寺，寿觉住于誓愿寺，此后即以此二寺为本派的中心道场，而迄于今。

    西谷派，是以法兴净音创光明寺于洛西之西谷而得名。法兴之下出观性及观智。观性继承光明寺，观智则住洛东之禅林寺。此后即以此两寺为西谷派的发展中心。西谷派的中兴人物，则为

    明秀（一四○四──一四八七），这是净土教中最富于哲学思想的一人，但其宗义则平易近人，颇能迎合民众的教化。

    净土真宗的分派

    此期的真宗，除了本愿寺，分有四大派：下野之高田派、京都的佛光寺派、近江国野洲郡木部的锦织寺派、越前的左道派。

    高田派以高田之如来堂为其发展之中心，后改称专修寺。由真佛，经显智及专空，而奠定此派的基础。再历定尊、空佛、顺证、定顺、定显。定显之子真慧为第十世，遂将专修寺的寺基移到伊势的一身田地力，而将此派的弘通，扩展于京畿、北陆等地，故被称为高田派的中兴之祖。真慧之下，门徒又分裂为二派：一拥应真，一拥真智，互争为高田派的正统。真智即至越前另起专修寺。以之对抗伊势的专修寺。经过百五十年的嫡庶派系之争，最后复归统一，仍似伊势的专修寺为中心。

    佛光寺派，由空性房了源立基。

    锦织寺派，由慈空立其基础。

    另有高田派下，进入越前的一文，由如道而倡真宗的左道，排斥本愿寺的觉如为邪义。此一系统后来出有四派：出云寺派、诚照寺派、山元派、三门徒派。

    本愿寺与莲如

    对以上四派而言，京都大谷的本愿寺乃是独立的，这是留守亲鸾影堂，也即

    是由亲鸾女儿觉信尼的子孙所传的一派。由其曾孙觉如而将影堂命名为本愿寺。但此派曾有一度没落，直到莲如（一四一五──四九九）出世，方见中兴。营建本愿寺于吉崎之山上，房舍达一二百轩，并将教势自北陆推展至奥州境内。从他所写许多的‘御文’之中，可以看出莲如教化的重点，是在地方的民间。他的宗义平易简明，深受民众欢迎。

    可是，越前专修寺的门徒，与本愿寺门徒之间，也发生了轧轹。越前一派联合了丰原寺、平泉寺及加贺的白山寺，因为莲如成立第二山门而加压力，卒因加贺地方的守护富樫亲政，党于真慧派的越前专修寺门徒，文明八年（一四七六），率众来袭吉崎的本愿寺，莲如因此退去。

    文明九年，由于近江地方的门徒之请，又在山科地方建立本愿寺。前后费时五年，完成庄严宏伟的伽蓝，视之犹如佛国呈现，较之昔日的本愿寺，规模大异。莲如全力恢宏真宗之祖业，结果名实相应而感召了佛光寺的经豪，以及锦织寺的胜慧、豪摄寺的善镇，先后皆来归从莲如。至此，真宗各派，又复合为本愿寺及专修寺的两大主流。

    一向一揆

    所谓一揆，是土匪、流寇、强盗的意思。这在室町时代，是政府最感头痛的问题，前代有僧兵之祸，此期有一揆之乱。此在真宗门徒称为一向一揆，以其一心一向弥陀如来的宗义而得名。在日莲宗门徒，则称为法华一揆。这纯粹是因群雄割据，各霸一方的诸藩之间，彼此虎视，相吞相并。所以各皆利用宗教的宗派集团之间的矛盾，起而煽动宗派集团的武装斗争，期藉宗派势力的延伸，发展各自政治势力的范围。

    文明七年（一四七五），莲如因吉崎的本愿寺受专修寺门徒袭击而离去，本愿寺门徒遂对付政亲，专修寺门徒皆助政亲，于长享二年（一四八八）六月，开战于高尾城。结果本愿寺门徒大胜，并挟胜利余威，长驱直入，而致越中、能登、越前等北国地方，顿形大乱。

    此后又在尾张三河地方，专修寺门徒协助德川家康，本愿寺门徒即于永禄六年（一五六三），结集大军对抗家康，结果是以媾和终局。

    室町末叶，大名织田信长，志在平定全国而成统一之局，故自尾张地方，起兵西上，并预选大阪石山之景胜地方，为其雄图之策源地。故于元龟元年（一五七○），商请本愿寺将石山的寺基迁移转让，但遭拒绝，因而激怒信长，举兵进击本愿寺。本愿寺飞檄全国门徒告急，门徒结集，死守石山，信长大败，仅以身免。

    元龟二年，信长卷土重来，攻击长岛之门徒，又败。第二年再攻，第三年三攻，结果也以媾和收场。但却阴谋设伏于城外，门徒出城，皆遭屠杀，长岛的一揆，即因而绝迹。

    天正三年（一五七五），信长转向越前，进入加贺，又将越加一揆渐次平定。自长享二年以来，一向一揆之乱，至此已近百年了。本愿寺门徒与织田信长开战，亦达十一年之久，始于天正八年，双方成立媾和盟约。

    时宗及融通念佛宗

    时宗在一遍之后，分出五派：二世他阿的游行派、净阿的四条派、圣戒的六条派、作阿的市屋派、心阿的奥谷派。在二祖他阿门下，又分出三派：内阿的当麻派、解阿的解意派、王阿的御影堂派。到了第八世国阿之下，又开出灵山及国阿两派。再加上由一向所开的一向派及天童派，共计十二派。但其各派完义无甚出入，现在他们也不再自唱派名，法水一味，同一源头。今以莲华寺、金莲寺、无量光寺、正法寺，为其大本山。

    此期间的融通念佛宗，由于良尊的出现（一二七九──一三四九），一度中兴。他对河内大念佛寺的复与，使得一度中衰的本宗，又在东国地方弘通起来。

    （三）吉野及室町时代的佛教文化

    寺院与经济制度

    在镰仓时代新成立的禅宗、净土宗、日莲宗，均与上下各阶层，普遍地发生密切关系，对于国民生活的接触，非常深刻，所以在经济方面的集散，也以寺院为中心了。

    那就是各地的寺院或神社，推行一种叫做‘赖母子’的经济制度，又称为无尽钱。这是推行于中国唐代佛教，特别是与三阶教有关的无尽藏法，由留学僧输入日本的。是储蓄生息或类于保险储金的一种地方金融事业，故为地方带来了经济的安定与繁荣。

    再说寺院本身的经济。赖母子本系寺院之间的互助会，后来发展成为各地方服务的组织。可

    是寺院方面，仍有特殊的经济制度，他们除了信众随时的布施及寺领的不动芦为其收入之外，尚有一山共济的制度，即在一山之内的共济共荣。此可以妙心寺及长福寺的办法为代表。尚有对外营业的方法，基于福田思想的原则，寺院兼营药剂及药材的贩卖；又基于布施屋的延伸，寺院兼营了旅舍业务，称为宿院。稍后寺院与旅舍虽分离，仍为寺院的业务之一。另与旅舍有关的，寺院经营浴室，称为寺汤。

    寺院与教育

    原来，僧侣为了教育其弟子及乡里的儿童，而施行的教育，自奈良时代之前，业已有了，后来由于官设的教育衰微，到镰仓时代以后，寺院即成了学问的中心，僧侣负起了民众教育的责任，此被称为寺学问。

    寺学问的主要科目，是和汉两种文字的学习，以及和汉书籍的读诵和阅览。除了知识的传授，尤其重视精神生活的薰陶。当时所用的教科书，例如：伊吕波歌、实语教、童子教、庭训往来，皆出于僧侣之手，故含有相当程度的佛教思想。

    像这样的所谓寺学问，非常普遍，但亦似有高低等级之分。

    根据古拉斯的日本西教史以及蒙达农斯的日本记所载，当时在京都附近有高野、根来、比睿山等五个自由学校，各有学生三千五百名。所授课目有修辞学、雄辩学、历史编纂学、天文学、诗、算术等。这是西洋人的记载。

    不过，在下野国足利地方，当时有一所足利学校，那是当代最完备的教育机构，由将军足利义兼创办，在其盛时，有学徒三千，目的是在教育足利氏一族的子弟，但也收受海内各地的优秀子弟。该校的校主由僧侣担任，教师亦多是僧侣身份。当时的京都，由于五山文学是以诗文为主，对经学之研究，不甚重视。足利学校则受中国宋学新注（朱熹之学）的影飨，重视经书之讲授，特别对于周易之研究，成了该校的专长。

    五山文学

    所谓五山文学，是由五山十刹的禅僧发达起来的文学风格。因为五山禅会，均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故此五山文学，实即是中国文学在日本的发扬。包括诗、文、语录、传记、塔铭以及像赞等。

    一般均以一山一宁为五山文学之祖，然以日僧而言，应推一宁的日籍弟子雪村友梅为其初祖。友梅于十八岁时，德治二年（一三○七）入元，历游江南名刹，交结当地名士。旋因当时元日交恶而疑友梅是间谍，本拟处斩，临刑，友梅即诵出无学祖元的名偈，刑官闻之，感服不已，后闻于朝廷乃被赦。他在中国凡二十三年，故对中国文学有深厚的修养。友梅肇其始，后梦窗疎石，乃集其大成。

    日本的汉文学，可分三期：初为平安朝贵族所作的中国文学，次为本期的五山文学，三为江户幕府时代日本儒者所作的中国文学；但以五山文学为最优秀，毫无‘和臭’意味。

    五山文学的作品，其著名者有：东福寺虎关师炼的济北集、建仁寺雪村友梅的岷峨集、中岩圆月的东海一鸥集、天龙寺绝海中津的蕉坚集、南禅寺善堂周信的空华集。此外，别源圆旨的南游东归集、天岸慧广的东归集、愚中周及的草余集，也很有名。

    正由于汉文学的发达，也就渐次注重到中国的儒学，所谓朱学的朱子学风，也由禅僧自中国传入了日本。此固为江户时代的儒学之盛，开了风气，对于佛教的本身则未必有利。禅宗本以不立文字为原则，后因语录的记载而有禅宗特有的文体。日本禅僧终致于贪著文学而转向儒学，其结果，竟有僧侣返俗而成了儒者，此乃五山文学极盛以后的恶果。

    元日交通的影响

    日本与元朝既以警戒的态度设防备战，却也不禁日人赴海外通商，其目的在获取贸易之利。同时，元朝既对日本两次出师均败于暴风，便改怀柔政策，宽大待遇日商，因此，日商来元者，趋之若鹜。

    此类商船，最早为天龙寺的筹建经费而核准的。当时足利尊氏反叛后醍醐天皇而使其南迁吉野，但在后醍醐天皇崩后，足利尊氏及其弟足利直义，为了安慰其灵，以除生前所结之怨，乃决定在京都之嵯峨造天龙寺，以荐冥福。由于经费无着，遂用通商抽税的办法来解决，故名为天龙寺船。以后凡来中国的日船，元朝均以天龙寺船呼之。

    既有商船来往，中日两国的僧侣，亦多有交流。入元的日僧，人数不可胜计，据木官泰彦的统计，有名可考者达一百五十三人，唯多平庸之辈，较有贡献的则有可庵圆慧、龙山德见（随他去日的元人林净因，初以馒头制法传于日本）、雪村友梅、孤峰觉明、祖继大智、古先印元等人。

    至于元僧之东渡而有史可考者，计十二人。例如一山一宁、西涧士昙、石梁仁恭、东里弘会，东明惠日、灵山道隐、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东陵永玙等。他们各人对日本文化，均有深长的贡献。最最杰出者，首推清拙正澄。他是杭州净慈寺愚极智慧的法嗣，住上海之南的松江真净寺。入元日僧，慕道来参者极众，因而盛名腾于日本的禅林，执权北条高时遣专使召聘，于元晋宗泰定三年（一三二六）赴日。因他长于诗文，对五山文学之发达，贡献良多。他又将百丈清规传于日本，使日本的丛林，有规矩可循。又因与多数武士接触，对武士的精神生活之影响亦甚大。尤其是武士也采百丈清规的长处，尽入于武家的礼法之中，小竺原贞宗，乃日本武家礼法的鼻祖，他却是正澄的弟子。

    一山一宁居山本二十年，对日本的文学、书法、绘画，有莫大的影响。日本的入元僧侣，除了携返经卷典籍之外，也带去了释迦、观音、文殊、普贤、十王、罗汉、达磨、布袋和尚、寒山、拾得等像，以及山水、人物、动物、花卉等宋元名画，此于日本书画史上，促成了雄伟的书风与淡雅的墨绘。

    六、江户时代

    （一）江户幕府的佛教政策

    织田信长与佛教

    战国之末，织田信长起而举兵，统一封建诸大名的割据局面，可惜驭下太严，卒致在京都途中的本能寺，为部将明智光秀所弑，统一之业，功败垂成。继其遗志而统一日本的，乃是他的部将丰臣秀吉，先破明智光秀于山城之山崎，复与德川家康议和，又降西方九洲之岛津氏，再灭东方之北条氏，而致群雄皆服，统一大业，终于告成。

    再说织田信长，在他经略统一大业的过程中，受到佛教‘一揆’的阻挠，所以，凡是与他为敌的寺院，均受到重大破坏，例如从元龟元年（一五七○）到天正八年（一五八○）对于石山本愿寺的攻略，元龟二年对比睿山的焚烧。加上天文年间的法华之乱，一时间真宗及日莲宗的教势，在京内外大为低落。正由于佛教徒被卷入政治纷争的漩涡，信长即以对基督教保护鼓励的政策，一则藉以摄受西洋新文化，一则用以牵制佛教。

    丰臣秀吉与佛教

    秀吉平定全国，为了纪念功业，大兴土木，营建伽蓝，铸造大佛。此系实行兵农分离政策，解除民间武器，收归公有，用以铸造大佛而彰和平事业。方广寺大佛殿之地基

    ，南北五十五间（以曲尺六尺为一间），东西三十七间，高一间半。大佛像纯以铜铸，堂高二十丈，像高十六丈。大佛殿后毁于地震又毁于雷火，秀吉死后，到了其子秀赖手上，再修完成，铜佛像高达六丈三尺。也正因为建大殿铸大佛，以及修整其他许多佛寺，秀赖所费不赀，此乃出于家康的阴谋献计，用以扰乱秀赖的财政。且其竣工之期，因钟铭刻有‘国家安康’四字，以致德川家康借故说秀赖不避家康之讳，大兴问罪之师，结果招致丰臣氏的灭亡。

    秀吉对于佛教政策，先来没收寺领不动产，又以寄进（布施）的名目，发还其一部份，因此他就掌握了寺院的经济命脉，剥夺寺院在中世时代的威力，同时又对比睿山、高野山、本愿寺、兴福寺等的复兴，予以援助。总之，他对佛教是采取控制而怀柔的政策，

    秀吉之世，立显如的季子光昭为本愿寺的第十二世，德川家康则立显如的长子寿光为法嗣，另于乌丸七条地方，建东本愿寺。从此，本愿寺即分立为东西两流。

    德川幕府与佛教

    德川家康于丰臣秀吉殁后，即在庆长五年（一六○○）建立江户幕府（今之东京），此后二百六十余年，即为德川幕府的江户时代。

    在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之时，日本的寺院势力，已经大为下降，不如中世（从奈良镰仓至室町时代）的寺院，在军事、经济方面，竟与公家、武家，鼎足而立。至德川氏的政权成立，对佛教乃站在保护与干涉的折衷地位，既然寄进（布施）诸大寺的寺领财产，又将佛教纳之于他的封建政权的体系之中。

    法度

    对于佛教制约，是用法度（法令）来制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关系。庆长十三年（一六○八）首先颁发比睿山的法度七条，其后陆续颁布了净土宗诸法度，以及净土西山派、真言宗、五山十刹、大德寺、永平寺、总持寺等诸法度。这些法度，大抵是严格规定寺格的区别，僧阶、职制、座次、住职的资格，紫衣等袈裟及特殊上人之号的敕许，授戒法脉的限制，出家的规定，末寺对本寺之命令的遵守，说法的限制，募化财物的取缔，寺社建立的限制，邪教流行的禁止等项。其中特别以寺院本末制度的确定，收效最大，此一制度在镰仓末期，仅是法系上的本末关系，江户时代则是法令上的隶属规定，末寺必须服从本寺的命令及支配。各派宗内的事件，因此减少，诸宗之间若起争执，则受幕府的干涉，并且强制执行其裁断。

    门迹

    另有与法度有关的，就是对于公家佛教的规定，即是与皇室或朝廷有密切关系的寺院，所谓门迹、院家、院室等，历来已久。德川幕府同样剥夺了他们的实力，仅给予空位及空权。元和元年（一六一五）颁发的公家诸法度之中，对于亲王门迹（法亲王主持的）寺院及摄家门迹（摄关家出身所主持的）寺院内，座位的决定，僧官的任叙，紫衣寺的住职，上人号的敕许，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一扫向来以俗权而作影响的弊风。通称江户时代的门迹寺院，计有二十五所。天台宗的轮王寺、妙法院、圣护院、照高院、青莲院、圆融院、曼殊院、毗沙门堂、圆满院、实相院，真言宗的仁和寺、大觉寺、劝修寺、三宝院、随心院、莲华光院，净土宗的知恩院，法相宗的大乘院、一乘院。以上均为亲王门迹或摄家门迹，另有真宗的准门迹六所：东本愿寺、西本愿寺、兴正寺、佛光寺、专修寺、锦织寺。

    基督教政策与檀家制度

    织田信长保护基督教以牵制佛教，丰臣秀吉则以基督教冒渎神社佛阁，且窥之有领土的野心，故于天正十五年（一五八七）下令禁止，但仍欢迎与西洋贸易。基督教传入日本，是在西纪一五四九年，系耶稣会士萨维尔，由日人安治郎自马来亚的麻六甲引导而至。等到德川家康于关原战役（一六○○）之后，专以贸易为本，吸引外资及技术支援，对基督教遂取默许态度，基督教得此复活机会，迅即遍及全国，至庆长十年（一六○五），信者激增至七十万人。律教师为布教的便利起见，乃设学校以培养传道之助手，并设医院、孤儿院、癞疾收容所，以吸收一般的信徒。可是，基督徒的思想行为，动辄违抗君父之命，此与封建政治及伦常观念，格不相融，且以英国及荷兰因商业竞争而说西班牙在日本有领土野心，家康遂下令禁止。为了禁教而引起了宽永十四年（一六三七）的基督徒岛原之乱，幕府深感基督教之弊害，便开始了所谓锁国政策。

    如何根绝基督教的潜移默行而防止其死灰复燃？幕府便利用佛教的基础，建立所谓寺檀制度，以彻底肃清基督教的余势。

    寺檀制度，是将全国每一个国民均纳入佛教的组织，不论你加入那一宗派，均算合法。最初是对基督徒之转入佛教者，须取得寺院之证明文件，叫作寺请证文，证明他确已脱离基督教而改信佛教。后来则使全民皆得归属于佛教的寺院，人人皆择一宗之一寺而自为檀越，称为檀家信徒，并负维持寺院费用及其住职生活的责任。更进一步，僧侣具有户籍公证之特权，檀家信徒若遇结婚、生产、死亡，乃至移址、旅行、畜奴婢等事，均得与所属寺院联系勘录而取得证明，以证明其身份。

    由于寺檀制度的建立及法度的限制，寺院及僧侣生活有了固定的保障，但也失去了活泼进展的朝气。

    存应、崇传、天海

    德川家康的晚年，他所亲近的僧侣，即是存应、崇传、天海三人。

    源誉存应（一五四三──一六二○），是增上寺的第十二世，天正十八年（一五九○）应家康之召，去关东，屡谈法义，极为优遇，并为家康及其子秀忠，授圆戒宗要。

    崇传（一五六八──一六三三）于庆长十年住南禅寺金地院，寺院法度的制定，他颇参预其事。因为家康初以寺院司理外文任务，三要元吉、西笑承兑之后，即由崇传继之，得展长才于政治工作之中，故此深受家康之敬重。

    天海，他的寿命很长，有说长达百三十三岁，最低之说为一百八岁，寂于宽永二十年（一六四三），早岁登睿山学天台，深入阃奥而傍达诸宗，天正十六年（一五八八）之后，历住武藏的多喜院及下野的宗光寺，后为家康赏识，重修多喜院而称为东睿山多喜院，又被任命为修造日光山的领管。元和二年家康薨，择日光山建东照宫以为灵厝，天海则称受家康遗命，主张用神道及佛法‘两部习合’来祭祀家康之灵，大祭之日，即以天海为导师；并据天海的意见，为家康追奉东照大种现之神号。日本刊行的第一部大藏经，称为天海版或宽永版，即是由天海得到幕府的支持，而于宽永十四年开刻，经十二年而完成，计六千三百二十三卷。

    （二）隐元东渡与黄檗宗

    唐船与唐寺

    日本的政教风物，受唐代文化的影响极深，所以凡称中国，不论是在唐朝以前成唐朝以后，乃至到了明清之后，一律名之为唐。故此所谓唐船，不是唐朝的船，而是江户时代从中国去的商船。

    江户时代，日本对外关锁，但对中国的商船进口，则采限制政策。当时的唐船，大多停泊日本南国的长崎港口，根据长崎实际的记载：唐船‘不分四季，以小舟载价值银五六贯，或十四五贯之货物，数艘俱来，作交互贸易，间有自愿逗留，娶妻生子而安居于此者。’但是唐船进口，均受检查，贞享四年（一六八七）竟发现天主教的中文书籍走私进口者三十八种，因康熙皇帝当时眷顾天主教，在华南一带颇为盛行，殊不知日本锁国即为禁教，此乃唐船自找麻烦。

    由于留住长崎的中国人多了起来，他们是外侨，虽不适寺檀制度，可是中国人也信佛教，这些来自南京、漳州、福州的华人，为了实际需要，便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寺院，这就称为唐寺。当时在长崎有三大唐寺：江浙帮的兴福寺，福州帮的崇福寺，漳州和泉州帮的福济寺。这三座唐寺，迄今仍留于长崎市内，不过现在是由日僧主管，当年则是由中国请去的禅僧住持，隐元隆琦即是由兴福寺出名聘去的一位禅师。

    隐元隆琦

    隆琦禅师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六十三岁东渡，八十二岁，清圣祖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圆寂于日本。隆琦是福州林氏子，九岁入学，十岁即辍，而业耕樵。十六岁时，一天夜晚卧于松下，仰观天河运转，星月流辉，心窃异之，以为此非仙佛难明，遂启慕佛之念，二十二岁至普陀山，礼观音，并投潮音洞主，为茶头，日供万众，不以为苦。二十九岁登黄檗山，正式落发。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参密云圆悟，受心印。崇祯六年（一六三三），费隐通容主黄檗山，举隆琦为西堂，十年补黄檗法席，大振禅风，复兴古道，住山七载而退。十七年主福岩寺，弘光元年（一六四五），主常乐之龙泉寺，明年再返黄檗。清世祖顺治十一年（一六五三），率门弟二十余人东渡。

    黄檗宗的开创

    隐元隆琦本为中国临济宗的法统，但他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间，稍晚于莲池大师云栖祩宏，故其颇受莲池所倡‘禅净合一’思想的影响，与古来的临济宗风已有不同，他到日本之时，亦不能与早期传去日本的临济宗相合，但他的宗风，却极受日本诸禅僧的欢迎而竞相参谒，轰动一时，尤其是妙心寺的龙溪、秃翁、竺印，先请他到妙心寺，又转住普门寺。

    此后，隐元颇有西归之意，事为龙溪得悉，力加挽留，并且伴同至江户，于万治元年（一六五八），谒见将军家纲，受到幕府之信赖，次年返京都，由于龙溪的斡旋奔走，家纲以山城治宇之土地见赐，作为寺基，宽文元年（一六六一）竣工，仍似他在中国所住的黄檗山万福寺为其寺号，并遵幕府之命，祝国开堂，自此，黄檗宗即与原有的临济、曹洞并称，而成为日本禅宗的第三大派。宽文五年，幕府布施寺领四百石，免除税役。隐元则于宽文四年，功成身退，让席于木庵性瑫（一六一○──一六八四），性瑫续建堂宇，确定一山之清规是以黄檗宗风益加振拔。

    隐元门下之嗣法者二十三人，其中除龙溪、独照性圆、独本性源三人之外，均为中国人。龙溪德学并秀，蒙后水尾天皇之信任，赐号大宗正统禅师，但他热心于万福寺黄檗宗的开创行动，颇受妙心寺一派的非难，故于宽文九年，干脆脱离妙心寺而成为隐元的法嗣。

    黄檗禅僧

    隐元门下，木庵性瑫与即非如一，称为黄檗宗的二甘露门，尤以木庵为着，当他继主万福寺法席之后，开三戒坛，为广大的信徒授戒，并下江户，见家纲，受寺领及金二万两的布施，以实万福寺的经常费及增建费，又由其门下的铁牛及潮音等之东下，在江户开瑞圣寺，随后，黄檗禅风因此而播于关东地方。

    木庵门下的铁牛、慧极、潮音，称为三杰。

    铁牛道机（一六二？──一七○○），以自牧子自号，继席瑞圣寺。延宝六年（一六七八），巡化下总地方，经营桩沼之开荒事业，拓出新田（年产量）八万石，晚年住于洛西净住寺。慧极道明继铁牛而主席瑞圣寺。潮音道海乃是神道及儒术兼学的人物，他在上野馆林地方，开创广济寺。

    另有两位重要人物，一是铁眼道光，一是了翁道觉，均于日本文化有重大贡献。

    铁眼道光（一六二七──一六八二），本是净土真宗的人，后皈依隐元，又亲近木庵，道誉极隆，天和元年（一六八一）完成了大藏经六千七百七十一卷的刊行，此对天海版大藏经而言，有普及版的性质，称为铁眼版。但他最足感人的事迹，是于天和二年的大饥馑时，作了贫民救济的工作，时人呼为救世大士，他也就在那年示寂。

    了翁道觉（一六二九──一七○七），是隐元高足弟子高泉性潡的法嗣。宽文五年，他在江户不忍池畔，开药铺，自甘清苦，所得利润，悉数移作社会救济，养育江户市中的弃儿十多人。天和元年长崎大饥馑以及天和三年的江户饥荒，他都做了赈恤救济的工作。元禄七年（一六九四），又在万福寺之前，创建天真院。

    黄檗山万福寺的法席，木庵之后，经慧琳、独湛、高泉等，均为中国人，直到第十三世竺庵

    净印辞职之后，始由日僧龙统元栋于元文四年（一七三九）继其法统，他是慧极的法嗣。但至延享元年（一七四四）龙统又举清僧大鹏正鲲自代，可是自从二十一世大成照汉之后，因清僧绝迹而由日僧住持，以迄至今。

    （三）诸宗的活动

    学问的奖励与檀林

    在寺院法度的规定中，奖励学问乃其重要的精神之一。僧侣之入山及出化，有其一定的修学年数和学业的程度。家康曾以‘学问料’或‘硕学料’之名（料是经费之意），颁发各寺院，以奖励学问，于是，各宗纷纷兴办所谓檀林、学寮、学林等的教育机构，教育其宗徒，研究其宗学。

    此在镰仓末期，净土诸宗及日莲宗的宗学研究，称为谈议所，简称谈所，继此而兴者，便是江户时代的檀林。较早兴起的檀林是在天文法华之乱稍后，永禄年间（一五五八──），由日莲宗的日光、日谛、日诠等，成立了‘三光无师会’，到了天正（一五七三──）之初，日生在京都松崎及下总饭高两地，正式开创了檀林。江户初期，就一致派而言。有关东八檀林及京都六檀林，胜劣派别有七檀林。

    再说江户时代的学寮，最先出现的是长谷寺、智积院、增上寺、宽永寺，及本愿寺继之。元禄八年（一六九五），本愿寺改建于东中筋，便改学寮之名为学林。大谷派的学寮则始于宽文五年（一六六五）。曹洞宗也在元禄五年开创学寮。

    檀林或学寮的组织，亦有可言者，一宗的最高职位称为学头，以下则有化主、能化、讲师等职称，学员的名称是所化。大体来说，江户地方以学寮为盛，京都地方以檀林为盛。所化的学员，多数是寄宿的，故在檀林或学寮之内，包括讲堂及寮舍的两部，当初的所化人数，各处均为五六十名上下，渐次增加，到了宝历及明和（一七五一──一七六四──）之顷，增上寺的所化人数达二百至二百五十人之间。真宗本愿寺派的学林，在明和及安永（一七七二──）之际，即超过了一千人；江户幕府末的安政（一八五四──）年间，竟超过了一千六百人；至于大谷派，在天保九年（一八三八），就已有了一千八百四十七名所化。

    檀林的课程方面，以日莲宗来说，先修四教仪、集解、观心，此为法华三小部，共六年；文义、文句、止观，此为法华三大部，仅是法华文义，又分新、中、古的三级，共四年；法华文句及摩诃止观的修学年数则无限制。再说净土宗的科目，共分名目、颂义、选择、小玄义、文句、礼赞、论、无部等九种，无部不限年数，其他八部则为每三年修一部。依照各人所修的年数，决定僧职及僧阶的资格。例如真宗派是照各人的修科目及年数而区分为新隶、下座、中座、耆年、上座、腊满等的阶次，求学十六夏以上者，称为腊满。

    由于学事兴隆，各宗的学者也纷纷出现。

    日莲宗学者

    日莲宗是诸宗之中学问兴隆最早的一宗，此期间，以日重、日干、日远最得令名，称为日莲宗的中兴之祖。由于宗学的兴隆结果，在宗义及宗风上，又开出了新的学派，对于原来的受不施派，由日奥及日讲二师唱出了不受不施派。

    日奥（一五六五──一六三○），住于妙觉寺，当丰臣秀吉庆祝京都大佛殿落成之时，设千僧斋，日奥即唱不受不施，而拒绝参加，因慨日莲宗门之堕落，遂隐于丹波。后于庆长五年（一六○○）受德川家康之命，与大阪城妙显寺的日绍对论，仍坚持己说，故被流于对马岛。嗣后虽获赦，但此宗义即与基督教同样地受幕府禁止，直到明治年间，始公开承认它的派名，而以日奥为其开祖。

    日讲（一六二六──一六九八）修学其宗学于妙觉寺，深信日奥的不受不施义，并且起而倡导，于宽文六年（一六六六）撰著守正护国章，献于幕府，强调不受不施的宗义，因而获罪，流于日向（宫崎县），七十三岁时，即寂于该地。后被推为不受不施讲门派之创祖。

    天台宗学者

    此一时期，天台宗出有妙立及灵空等诸师。

    妙立寂于元禄三年（一六九○），五十四岁。他本为禅僧，后归天台，但他承受中国的四明知礼及灵峰蕅益的思想，根据四分律而反对天台宗学以圆、密、禅三宗一致的宗风，反对比睿山由来所传的大乘戒。因得轮王寺的宫辨法亲王的皈依，故于元禄六年，在比睿山建立安乐院，专弘

    妙立的律学，称为安乐律院，由其弟子灵空住持。

    灵空（一六五一──一六九八）是一位博学多闻而又持律坚固的名德，继承师说，全力宣扬，著作有六十余部二百卷。他又另于宽永寺建净名院，日光建兴云院，三山鼎立而盛弘宗义。因以安乐院为其中心，故称其所弘之律为‘安乐律’。但此安乐派之成立，是由灵空的弟子玄门，于宽保三年（一七四三）始定其一派立条规。

    此后，出有宽永寺净名院的惠澄（一七七九──一八六二），终生讲学不倦，大振四明学风。

    与灵空同时的义瑞，则遥承最澄传教大师的学风，而与灵空作宗义之诤，称为寺门派。此后又有敬光、敬长、敬彦，次第出现市倡复古之论，敬彦痛论安乐派之出于山家而又反对最澄，乃是不忠不孝。

    真言宗学者

    在家康时代的庆长六年（一六○一），曾将高野的真言宗，分为学侣及行人的两派，制定一山两头，其后两派互争权势，诉之于幕府，幕府则出而一扫其纷争，以服从命令为准。当时真言宗在教义方面，又分为新义派及古义派。

    新义派有智山的运敞、丰山的亮汰。运敞（一六一三──一六九三）的著述达二百余部，藏书极多，称为运敞藏，被人敬称为近代师。亮汰（一六二一──一六八○）着有理趣经深密秘钞三卷等数十部。

    古义派自庆长年间的西明寺明忍，自誓受戒之后，再兴兴正菩萨所倡的真言律，大张戒学的讲筵。后来于元禄年间出有一位净严，开创江户的灵云寺，慕明忍遗述而自誓受戒，继续弘律。净严之后，即有慈云（一七一七──一八○四）出现，盛弘戒律，德化及四方，幕府以高贵寺为其弘律之本山，他将他所弘的戒律，称为‘正法律’，因其主张大小威仪，百般规范，悉应遵照佛制，正法律之名称，即出于原始的律藏。

    临济宗与曹洞宗

    临济宗在此期间，有五位人才可足介绍，第一位就是受家康信任的崇传，他对江户幕府基础之建立，参与帷幄，颇着功绩。诸宗诸寺的法度，多半系出其手。宽永十年示寂，生年六十五岁。

    其次，大德寺的泽庵（一五七三──一六四五），受到三代将军家光之皈依，创东海寺于东京市的品川区，大振宗风。妙心寺的愚堂（一五七九──一六六一），在江户（东京市）开龙翔寺，盛弘所宗。愚堂第三代法孙白隐鹄林（一六八五──一七六八），嗣道镜慧端之法，先住松荫寺，继开龙泽寺，晚年再住松荫寺，一生之中，巡游各地，诱化道俗，并着‘假名法语’，阐扬临济禅风。门下有东岭，峨山、遂翁等人，今日自成一流，名为鹄林派。

    与白隐同时者，又有古月禅材（一六六七──一七五一），他的法系传至今日，称为古月派。

    尚有美浓盛德寺的师蛮，于元禄十五年（一七○二）着成一部七十五卷的‘本期高僧传’，收集日本各宗高僧一千六百六十余人的传记，乃系彼国最大部帙的僧传书。

    再说曹洞宗，此期间以永平、总持两寺为一宗之本山，统一宗务，隆盛宗学。元禄年间，出有月舟及卍山二师，先由月舟复兴古风，继而卍山承其宏业，着有宗统复古志二卷、广录四十八卷。二师之后，又有天桂、指月、面山诸人辈出，讲释祖书，曹洞之宗学，因此奠定基础，宗门学徒，多能兼学内外典籍，大开讲肆。

    延宝五年（一六七七），又有清僧心越兴俦，应水户光国之招聘而到日本，住祇园寺，盛名振于一时。

    净土宗学者

    德川氏世代信奉净土宗而为檀越，所以净土宗因得江户幕府之厚护，大扬宗风。增上寺受家康之皈依，大建伽蓝，并订檀林制度，振兴宗学，除以此为中心的关东檀林之外，有十八檀林，每一檀林，无不学徒云集，那就是江户檀林五所，田舍檀林十三所。因此，净土宗的人才很多。

    京都知恩院的满誉，受二代将军秀忠之皈依，又得后阳成天皇的信任，使皇子良纯法亲王成为知恩院的法嗣。

    佑天愚心，受将军纲吉受其夫人桂昌院之归仰，并升为大僧正。

    袋中欲来中国未成，而至琉球开创桂林寺，后返日本，又在京都兴建法林寺。

    宽保及宽延年间（一七四一──，一七四八──），出有贞极、关通、普寂、敬首、大我等诸大德。他们鉴于净土宗风的颓弊，所以力倡改革，极重戒律，尤其是敬首，兴起了念佛门中的律院制。此与天台宗的安乐律、真言宗的正法律，在时代精神上有相通的要求。因受宋儒朱熹及阳明学派指责佛教无助于伦理实践，故以振兴戒律来挽救危机。

    真宗学者

    真正分作西本愿寺派及大谷的东本愿寺派。西本愿寺派在此时期，先有准如、良如、寂如等好学的宗主。学林之能化，则有知空、若霖、义教、功存、智洞等人，次第出现，其中以知空及若霖门下的法霖，最为优秀，确立某宗学之体系者，特别是法霖的贡献最大。法霖门下出僧朴，僧仆之门则有僧镕、慧云、崇廓、仰誓等人。至第十七世宗主法如之际，宗门多事，学林派的学者与非学林派的学者之间，发生了‘三业惑乱’的纷诤，所以智暹着‘真宗本尊义’攻击法霖之说为始，结果是由幕府仲裁处断而平。

    东本愿寺派，首于正德五年（一七一五），设置学头及讲师，由西福寺的惠空担任，其后经慧然、慧霖，于宝历四年（一七五一）将学寮移至高仓，增建学舍，扩大规模。再经慧敞、深励、宣明、大含、德龙等的历任讲师，人数越来越多。

    但在江户时代，虽受幕府的奖励兴学，在思想方面却也受到幕府的控制，凡有新异之见，即遭幕府的取缔，并且加之以刑狱。

    佛教的黑暗面

    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中心渐次由京都及大阪而移至江户，同时儒学及国学勃兴的结果，幕府极受影响，儒生渐次抬头得势，对佛教则颇不利。

    在佛教方面，江户时代虽然人才辈出，对于社会教育、文化、慈善，也做得很多。可是，僧人生活有了固定的保障，一般缺乏活泼进取的精神，思想沉滞，形成为‘读经佛教’的状态。同时，僧尼之破戒腐败，亦时有暴露，尤其是真宗出现了左道派，流行秘事法门或夜中法门。

    于是，社会的人士，纷纷指责僧尼为无用之物，儒学盛行的水户藩，因而首开废佛之端，着手摧毁佛寺，淘汰僧尼，并将佛像镕铸大炮，这是天保十四年（一八四三）的事。

    由于儒学及国学者的复古思想积极推展，除了废佛毁释，更倡尊王攘夷的主义。尊王观念的成熟，所以江户幕府的将军，便把大政奉还天皇，那就是明治维新的开始；攘夷观念的成熟，所以要恢复神道信仰而排斥佛教，那就是明治时代神佛分离，政策的执行。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

    第82期115-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