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垣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
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碍难通之史迹。此论即将六朝以来史学必需参考之佛教史籍，分类述其大意，以为史学研究之助，非敢言佛教史也。
本论所及，大抵为士人所常读，考史所常用，及《四库》所录存而为世所习见之书。先取其与中国史事有关者，故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等为首，而《释迦氏谱》，《释迦方志》等略焉。
尤所注意者，《四库》著录及存目之书，因《四库提要》於学术上有高名，而成书仓猝，纰缪百出，易播其误於众。如著录《宋高僧传》而不著录《梁高僧传》，《续高僧传》，犹之载《後汉书》而不载《史记》、《汉书》也。又著录《开元释教录》而不著录《出三藏记集》及《历代三宝记》，犹之载《唐书·经籍志》而不载《汉志》及《隋志》也。
其弊盖由於撰释家类提要时，非按目求书，而惟因书著目，故疏漏至此。今特为之补正，冀初学者於此略得读佛教书之门径云尔。
中国佛教史籍之范围，略依《阅藏知津》，将此土撰述中
之目录、传记、护教、纂集、音义等各类，顺撰著时代，每书条举其名目、略名、异名、卷数异同、板本源流、撰人略历及本书内容体制，并与史学有关诸点。初学习此，不啻得一新园地也。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新会陈垣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一
《出三藏记集》十五卷粱释僧佑撰
宋、元、明南北藏皆著录，清藏独缺。今尚无单行本，支那内学院仅由抽刻经序六卷。
三藏者，经、律、论。《出三藏记集》者，记集此土所出翻译经、律、论三藏也。然自《历代三宝记》以来，即有引作“集记”者，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引此书凡三十二回，皆误作“出三藏集记”。
明南藏十五卷，北藏十七卷。北藏无卷六，以卷六为卷七，又分卷十二为两卷，故有十七卷。嘉兴藏因之。
僧佑，《梁高僧传》十一《明律》篇有传。名见《梁书》五十，《南史》七二文学《刘勰传》。勰与僧佑居处十余年，後出家名慧地。祐生宋元嘉二十二年乙酉，卒梁天监十七年戊戌，年七十四。所著尚有《释迦谱》、《弘明集》等，今存。
祐以前经目有多种，今所存者以此目为最早。学者简称为《祐录》。《佑录》中常引《安录》，《安录》者，柬晋时释道安所撰经录也。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为簿录体，在汉《艺文志》之後，隋《经籍志》之前。然其体制与外学目录书不同。《汉志》、《隋志》只一方式而已，所谓一方式者，志前有总序，中间分类排列书名、卷数、撰人，每一类毕，总其家数，条其派别而已。本书前有总序，与外学目录书同，中间分四方式：
一曰撰缘记，一卷。所谓“缘记”者，即佛经及译经之起原。
二曰铨名录，四卷。所谓“名录”者，即历代出经名目。此方式等於外学之艺文志，但不以经之内容分类，而以时代撰人分类。其次则为异出经、古异经、失译经及律部。又次则为失译杂经、抄经、疑经、注经等。异出经者，胡本同而汉译异者也。失译经者，遗失译人名字者也。律为僧佑专门，故特详律部。抄经者，撮举诸经大要者也。注经者，经有注解者也。疑经者，真伪未辨者也。
三曰总经序，七卷。经序即各经之前序及後记。为文一百二十篇。支那内学院所单刻者即前六卷，後一卷则为此土纂集诸书，如佑自纂《弘明集》等。载序之外，复载各卷篇目。幸而《弘明集》今存，不幸而其书不存，吾人亦可据此篇目，略知其书之内容为何，此目录学家亟当效法者也。明智旭撰《阅藏知津》即仿此。旭俗名锺始声，字振之，苏州人，号蕅益大师。
四曰述列传，三卷．列传即译经人之传。前二卷外国二十二人，後一卷中国十人。由後汉至萧齐。其史料虽为慧皎《高僧传》所采集，然此尚为今所存最古之僧传，可以考後来僧传之因革及异同也。
本书之特色及在史学上之利用
本书之特色，全在第三方式之经序，为其他经目所未有，可以考知各译经之经过及内容，与後来书录解题、书目提要等用处无异。其後记多记明译经地点及年月日，尤可宝贵，朱彝尊撰《经义考》，每经录其前序及後跋，即取法於此。《四库提要》释家类谓其取法《开元释教录》者，非也。
至其中之经序及後记，皆为六朝人著作。严可均辑《全南北朝文》，将此书七卷全数采取，散人南北朝文中，可谓探骊而得其珠者矣。
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释家类，大抵采自此书。其不采《历代三宝记》及《开元释教录》者，以此书撰自梁代，去晋世最近，较可信据，特未思及其撰自偏安之朝，文献未为该备耳。
朱彝尊之用此书，仿其体制；严可均、文廷式之用此书，则取其材料；各有攸当。姚振宗撰《後汉书艺文志》，集部末附释家类，全采《开元释教录》，盖未见此书。其最後一条《沙弥十慧经》，引严可均《全後汉文》编曰：“严佛调《沙弥十慧章句序》，见释藏迹字号十，又见僧佑《出三藏记》第十卷。”不知“迹字号十”即《出三藏记集》卷十，是一非二。严可均《後汉文》一〇六原注云：“释藏迹十、《出三藏记集》十”，无所谓又见也，即此可知姚实未见此书，且不知严所谓“释藏迹十”者为何语也。
至於本书经序及列传中，有涉及各朝帝王及士庶者，均可为考史资料。如吴主孙权之於支谦，宋文帝之於求那跋陀罗，以及宋彭城王义康、谯王义宣、齐竟陵文宣王子良等，皆与诸僧应接。此书撰自裴注《三国志》後，为裴松之所未见，故魏、吴诸僧事，可补《三国志注》者尚多。杭世骏撰《三国志补注》，未能采此书一条，此杭君之疏忽也。
明末李映碧清撰《南北史合注》，欲利用此等史料，合以八书，注《南、北史》，实为卓识。惜其采取未备，又不讲著书体例。窜乱延寿原书，至不为世人所重。然则此等史料之利用，尚有待于後人也。
《历代三宝记》十五卷隋费长房撰
宋、元、明南北藏皆著录，清藏仅刻卷末叙目一卷。此书今尚无单刻本。
《隋志》著录杂家类，作三卷，非字有脱讹，即是仅得其前三卷。然两《唐志》著录释家类，均作三卷，可知<<隋志》之误，由来已久。姚振宗撰《隋志考证》，未见此书，仅引《法苑珠林》、《开元释教录》并沈涛《铜熨斗斋随笔》七，知原书十五卷。
此书亦名《开皇三宝录》，卷末有《上开皇三宝录表》，严可均收入《全隋文》二十八。《开元释教录》七、《法苑珠林》百著录，亦名《开皇三宝录》。《通志》六七《艺文略》释家类既出《开皇三宝录》，复出《历代三宝记》，焦竑《国史经籍志》四同，所谓见名不见书也。此书本为目录书，《阅藏知津》列入传记类，不合，应改入目录类。
费长房与《後汉书·方术传》之汝南费长房同名，略历见《大唐内典录》五。《续高僧传》二附《达摩笈多传》：“成都人，本预缁流，因周武废僧还俗。隋开皇初召入京，为翻经学士。”此书开皇十七年撰，学者简称为《长房录》或《房录》。
本书之内容及体制
本书与梁僧佑《出三藏记集》之大分别：《佑录》仅详於南朝诸经，本书则兼详北朝诸经，因所处之时代不同也。本书有三方式：
一为帝年，三卷：卷一周、秦，卷二前後汉，卷三魏、晋、宋、齐、梁、周、隋。
每卷前有叙论，後列年表，年下间注时事、佛事，或所出经卷，颇便检阅。
二为代录，九卷：卷四後汉录，卷五魏、吴录，卷六西晋录，卷七东晋录，卷八前後秦录，卷九西秦、北凉、魏、齐、陈五录，卷十宋录，卷十一齐、梁、周录，卷十二隋录。
每卷前有叙论，次列经卷，经卷後为译人传，盖变《佑录》之体，将列传分隶各经之後，以便检阅也。
三为人藏录，二卷：卷十三大乘经入藏目，卷十四小乘经入藏目。
盖代录为历代所出之经，入藏录则隋代现存之经也，三方式毕，末为序目一卷第十五，犹是马、班以来遗法。
本书之特色
本书之特色在纪年。自司马温公著《通滥》，南北朝以宋、齐、梁、陈纪年，承学之士，以为当然。不知温公以前，《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犹以宋、齐、梁、陈为偏霸，为闰位。《元经》号称法《春秋》，尊中国，犹帝北魏而黜齐、梁，其他可知矣。《元经》真伪，另一问题，其纪年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同一见解，《四库提要》据晁、陈二氏，指为宋阮逸作，亦非无故。但其所托名者为文中子，则与费长房正同时，故可与《历代三宝记》相提并论。清人勇於辨伪，而《四库》编年类特著录《元经》，即以其进元魏为中国，可以悦时主耳。
《三宝记》独不然，其纪年乃尊齐、梁而黜北魏。其卷三年表，晋後即继以宋、齐、梁，梁後即继以周、隋。其卷八、九虽为前後秦及北魏、高齐等录，然每有论述，必冠以晋、宋齐、梁世，如晋简文世、晋安帝世、宋孝武世、齐武帝世、梁武帝世等。其意以为隋承周，周承梁，实得中国正统。周虽不出於中国，而能奉玺归隋，则已将取之中国者还之中国。此固非僧人之所知，实当时之一般心理耳。
何以言之？《北齐书》廿四《杜弼传》：“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於高祖，高祖曰：‘天下浊乱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北史》五五《弼传》同。
高祖者，高欢。此可以见北朝士大夫之心理，盖自晋室渡江後，南北分立者二百六十余年，中原士夫之留北者，始终以中国为未灭。隋之灭陈，中国之自相兼并耳，隋之灭周，乃为中国人复兴中国。故《历代三宝记》纪年之意义，实较《通监》纪年之意义更为重大。今失之於《元经》，而得之於《历代三宝记》，礼失求野，孔子所由问礼於老聃也。虽其中不无小误，如卷三以乙亥为魏甘露元年之类，误移前一年；又有开皇十八年以後甲子，显为後人附益，究与大体无伤，此本书之特色也。
本书在史学上之利用
本书卷四後汉录，有经二百五十九部；卷五魏、吴录，有经二百七十一部；卷六、七东西晋录，有经七百十八部；卷八、九前後西秦、北凉录，有经二百二十三部，皆可为补後汉、三国、晋《艺文志》者之用，惜乎利用之者尚未有其人也。
《隋志》旧事类有《天正旧事》三卷，释亡名撰。天正者，梁末豫章王及武陵王年号，二人皆以天正纪元，时人谓“天者二人，正者一止”，二人一年而止也。语见《梁书》五五及《南史》五三。释亡名所撰，殆即梁末时旧事，亡名盖遗民之抱有国破家亡之痛者也。章宗源《隋志考证》此条下不着一字。姚振宗知为即别集类著录之周沙门释亡名，然因未见〈续高僧传》，不能道其详。不知《历代三宝记》亦有《释亡名传》，且为《续高僧传》七所自出，其史料尤为可贵。
《三宝记》十一《周沙门忘名传》略云：武帝世，沙门释忘
名，俗姓宗，讳阙殆，南阳人。为梁竟陵王友，梁败出家，改名上蜀。齐王人京，请将谒，帝以元非沙门，欲逼令还俗，并遣少保蜀郡公别书劝喻，报书言六不可。其後云：“乡国殄丧，宗戚衰亡，贫道何人，镯堪长久。诚得收迹山中，摄心尘外，支养残命，敦修慧业，此本志也。如其不尔，安能愦愦久住阎浮地乎！”
齐王者宇文秦第五子宪，少保蜀郡公者尉迟迥，皆《周书》有传。讳阙殆者，取《论语》“多见阙殆”之义，言其讳已阙失也。《佛祖统纪》续藏本卅八，乃云：“梁补阙宗殆，以学行知名。梁亡，弃官出家，号无名。”频伽藏本《统纪》卅七，又作“梁补阙宗始”。按补阙之官，始於唐武后，梁时安得有补阙？僧人不学，殊可笑。
忘名所著书尚有《至道论》、《淳德论》、《遗执论》、《不杀论》等，《三宝记》著录，大抵皆有关人心世道之书，而以佛教之言出之；集十卷，《隋志》以次後周仪同宗懔集後。宗懔者，亦南阳人，梁吏部尚书，梁亡入周，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著《荆楚岁时记》，今存於世。
忘名即宗懔宗人，而姚氏引明冯惟讷《诗纪》，严可均《全後周文》，均误亡名为俗姓宋，殊失其义。明南北藏本皆误，惟丽藏不误，频伽本出於丽藏，亦不误。宗为南阳望族，《宋》、《齐》、《梁书》皆有闻人。赵明诚《金石录》十八，据宗资墓前刻石，知《後汉书》列传卅一之宋均，应作宗均。《铁桥漫稿》四《对王氏问》，引范书《南蛮传》作宗均，故《全後汉文》廿七亦作宗均，是也。《隋志》次亡名集於宗懔与王褒、萧伪、庾信之间，最为有意，曰：
後周仪同宗懔集十二卷，
後周沙门释忘名集十卷，
後周少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
後周少傅萧伪集十卷，
後周开府仪同庾信集二十一卷。
诸人皆梁亡人周，腼然冠带，文人无节操至此，相形之下，和尚愧煞宗人矣。无锡丁氏编《全北周诗》，亦谓释亡名姓宋，且分无名法师与释亡名为二人，皆未能利用频伽本《三宝记》也。
《隋志》别集类又有陈沙门释灵裕集四卷，姚氏引《法苑珠林》、冯氏《诗纪》，知为相州大慈寺沙门，是也。《历代三宝记》十二有《灵裕传》，裕久住相州，即今彰德，地属北齐。周既灭齐，复为隋灭，裕饱经忧患，乃杜门不出，“开皇十年降敕所部，追裕入京，至见阙庭，劳问殷重。到未几何，频辞请退，乃云不习水土，屡觉病增。十一年放还归邺。”盖亦沙门之有笃识高行者。所著有《安民论》、《陶神论》、《因果论》等，皆有关人心世道之书，而以佛教之言出之，与亡名同。《三宝记》著录。然裕未尝受陈供养，《隋志》列入陈朝，殆为错简，可以《三宝记》证之也。《续高僧传》九《灵裕传》，即本於《三宝记》而加详。
又《隋志》医方类有《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姚氏未有考证。此书亦见《三宝记》九，一卷。注云：“凡五十法，梁武帝世，中天竺国三藏法师勒那摩提，或云婆提，魏言宝意，正始五年来，在洛阳殿内译。”卷九者元魏录，正始者元魏年，然必冠以“梁武帝世”者，所谓以梁为正朔，与《元经》异者
也。《开元录》六以此方非三藏教，置诸应删之列。姚氏曾见《开元录》，特未注意此条耳。
又《隋志》地理类《洛阳伽蓝记》五卷，今存，《四库》著录。近世吴若准集证本，号称最善，然杨衙之自序，见《三宝记》九，与今本异同数十字，皆比今本为长。其最关史实者，为今本“武定五年，岁在了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句。《三宝记》作”武定元年中”，无“岁在丁卯”四字，诸家皆未校出。据藏本，则此四字当为後人所加，惜吴氏未见《三宝记》也。严氏《全北齐文》二见之，而亦未校出，盖从前校书者多注意词句，而忽略事实也。
《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唐释智升撰
宋、元、明南北藏、清藏皆著录，南京刻经处有单行本。晁氏《读书志》及明北藏目录作三十卷，书实二十卷，不过中有一卷分为上下者耳。
《旧唐志》悉本毋煚《古今书录》，止於开元，舆智升此录同时，故此录不见於《唐志》。《新唐志》载智升《续大唐内典录》一卷，而不载此录，《通志·艺文略》因之，皆不知有此录也。清《四库》著录释家类，《书目答问》亦载之，谓其有关考证。然释典有关考证者众矣，岂独此区区数种。
智升，《宋高僧传》五有传。录撰於开元十八年庚午，距开皇十七年丁巳撰《历代三宝记》之时，凡百三十三年。
本书之内容及体制
本书分两方式：
甲、总录以译人为主，分十九朝代记之，末附诸家目录，凡十卷。
卷一汉、魏，卷二吴、晋，卷三东晋、苻秦，卷四姚秦、西秦、前凉、北凉，卷五宋，卷六齐、梁、元魏、高齐，卷七周、陈、隋，卷八、卷九唐，卷十诸家目录。
每朝代先记其国姓、都城、几帝几年、译者几人、所出经几部几卷、见存几部、亡几部，然後按人记其所出经及本传，凡一百七十六人。
乙、别录以经为主，分七类记之，末为入藏录，亦十卷。
一、有译有本录。中又分三：曰菩萨藏，大乘教也；曰声闻藏，小乘教也；此外曰圣贤传记。
二、有译无本录。名存本阙者也。
三、支派别行录。大部之中抄出别行者也。
四、删略繁重录。同本异名，或广中略出者，并删除之。
五、拾遗补阙录。旧录阙题，新翻未载者，并详具之。
六、疑惑再详录。《四库提要》误“再详”为“再译”。
七、伪妄乱真录。大乘入藏录，小乘入藏录。
本书之得失
凡事创者难为功，因者易为力，著书亦然。《开元录》之
前，已有诸家目录及僧传，此书集诸家之成，而补其阙漏，订其讹误。有旧录以为失译而并未失译者，有旧录未详时代而今已知其时代者，有旧录译人误而今特正之者，可称後来居上。
又如总录卷四，於北凉之前，特补前凉一代，为前此诸录所未载。智升於所出《须赖经》后记及《首楞严经》后记发见之，乃补一代，略曰：
“前凉张氏，都姑臧，从晋年号。自张轨永宁元年辛
酉，至天锡咸安六年丙子，凡八主，七十六年。外国优婆
塞一人，译经四部，六卷，见存一部，亡三部。优婆塞支施
仑，月支人，博综众经，来游凉土，张公见而重之，请令翻
译。以咸安三年癸酉，於凉州内正听堂後湛露轩下，出
《须赖经》等四部。龟兹王世子帛延传语，常侍西海赵潇、
会水令马亦、内侍来恭政三人笔受，沙门释慧常、释进行
同在会证。”
张轨者，《晋书》八十六有传。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凉土与中朝隔绝，张轨父子崎岖僻壤，世笃忠贞，虽困苦艰难，数十年间，犹奉中朝正朔，此最难能而可贵者也。智升为补一朝，殊有意义。近人撰《晋书构注》，於张轨孙张骏传，曾引近出之《流沙坠简》，书建兴十八年，知张氏迄骏之世，未尝建元，以证《玉海》谓骏改元太元之误。惜其未见《开元录》此节，张氏不独始称西晋愍帝建兴年号，其末仍用东晋简文帝咸安年号，此为希有史料，不必於地下求之，特学人未之注意耳。当中原云扰之日，凉州道俗，翻经不辍，试思湛露轩中，其好整以暇为何如也。此本书之特点也。
惟本书注重翻译，而忽略本土著述，以故中土高僧言论，多被删除。如《历代三宝记》卷七东晋出经道俗凡二十七人，卷八前後秦出经道俗凡十六人，卷十一、十二齐、梁、周、隋出经道俗凡七十人。今本书东晋只取十六人，二秦只取十一人，齐、梁以後，删削尤多。以至最著名之高僧慧远所出经论十四部，支道林所出七部，道安所出二十四部，僧肇所出四部，周亡名所出十二部，隋灵裕所出八部，皆遭摈落。甚至唐代最有名而现存之《法苑珠林》百卷，亦不著录。《大唐内典录》卷十特有历代道俗述作一门，专载此土高僧及名人言论，本书总录既删《三宝记》，别录又不采《内典录》历代道俗述作一门，此其失也。
本书在史学上之利用
清人撰《後汉书艺文志》者五家：
钱大昭、侯康不录释氏书。
顾榱三於子部佛书，仅据《隋志》著录五部。
曾朴於卷末附佛经四十部，卷数可考者，一百六十七卷。
姚振宗於卷末附录佛经二百九十五部。
曾书大抵从《梁高僧传》汉时译经诸人传鈎出所译经名，而以今本《嘉兴藏目录》考其卷数，观其所注藏经千文字号可知也。然佛经同名异译者甚多，今本《嘉兴藏目录》本为当时售经而作，故又名“经值划一目录”，每经只注价目，不注撰人，又安能据目即知为何人所译，因此误收及失收者甚多。如《嘉兴藏目》“龙”字至“字”字，《大宝积经》—百二
十卷，本唐译，曾氏误以为後汉支谶译。夫後汉之时，安能一人出经一百二十卷，此常识也。曾氏因《支谶传》云：“《阿阗世王宝积》等十余部，似谶所出”，遂以《藏目》所载《大宝积经》为支谶出，此郢书燕说也。
今《嘉兴藏目》有惟字《佛说阿阇世王经》二卷，支谶译也，曾氏反未能采入。且於支谶《阿阇世王宝积经》下注云：“藏经宝积部，龙字至字一百二十卷”，不知《藏目》所谓“龙字至字字”者，“龙师火帝”至“始制文字”十二字号也。今注曰“龙字至字”，盖未谙《藏目》千文之用者也。《藏目》大约每十卷一号，《大宝积经》百二十卷，故有十二号。姚书则全采《开元录》卷一之後汉录，有经二百九十五部，与顾、曾二家所得，不啻数倍乃至数十倍，知难行易，信然矣。
清人撰《三国艺文志》者二家：
侯氏不录释氏书。
姚氏於卷末附佛书二百零一部，亦用此法。由此推之，则补《晋志》亦可用此法，然清人补《晋志》者五家，尚未有用之者，不能不推姚氏为捷足也。
补《晋志》五家，谓吴士监、丁国钧、文廷式、秦荣光、黄逢元。丁、黄不录释氏。
晁氏《读书志》正误
晁氏<<读书後志》书目类云：“《开元释教录》三十卷，唐僧智升撰。智升在开元中，纂释氏诸书人中国岁月及翻译者姓氏，以《楞严经》为唐僧怀迪译。张天觉以怀迪与菩提流支同时，流支，後魏僧，其言殆不可信。”
天觉者，张商英，宋观文殿大学士。喜谈禅，自谓得当时高僧兜率悦之传，《五灯会元》十八有传，媚之者至称为“相公禅”，见《避暑录话》上。曾撰《护法论》一卷，攻击儒家，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谓此论为洪觉范假张名所著，是否另一问题。然明南北藏及清藏著录《护法论》，皆称张商英撰。商英与洪觉范往来，且见《宋史》三五一本传，其於佛教非门外汉可知也。
菩提流支者，北魏僧，见《续僧传》一、《开元录》；菩提流志及怀迪者，唐僧，均见《开元录》九、《宋僧传》三。两流支虽同名，然相距三朝，垂二百年，商英乃混而为一，抑何陋耶！商英谓《开元录》之言不可信，吾谓商英之禅尤不可信。晁氏既采其说，马端临《经籍考》复采晁氏说，谬说相传，不容不辩。
《四库提要》正误
《四库提要》成书仓卒，谬误本多。惟释家类著录十三部，存目十二部，谬误尚少，此必稍通佛学者所为。吾尝考之，四库馆员中以佛学名者无几，吾颇疑其出於历城周书昌永年也。
纂辑《四库全书》之议，虽发自朱竹君筠，然与周永年之《儒藏说》，亦颇有关系。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令徵书。三十八年二月，依朱筠条议，於《永乐大典》中搜辑遗籍，命名《四库全书》。五月，令将各省进到之书，分别应刊、应钞、应仔目三项，汇为总目，并各撰提要。七月，诏将进士邵晋涵、周永年、余集，举人戴震、杨昌霖，调取来京，同司校勘。邵、
周为刘统勋所保荐，周则统勋乡人也。
尝阅王述庵昶《春融堂集》四十五《再书楞严经後》，有云：“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范、钱塘张无夜世荦、济南周永年书昌及余四人，其余率猎取一二桑门语，以为词助，於宗教之流别盖茫如。”
此文撰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昶时在云南军营效力，范以是年正月卒，世荦曾撰《楞严宗旨》，乾隆九年举人，当卒在前，永年则以是年成进士。越二年，即开四库全书馆。
今《四库提要》《开元释教录》条下，注云“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而存目《正宏集》条下，则注云“编修周永年家藏本”。吾因此颇疑释家类提要出永年手，故舛误尚不多也。
《提要》好采晁氏说，独《开元录》条不然，最为有见。惟谓“佛氏旧文，兹为大备，亦兹为最古，所列诸传，尤足为考证之资”云云，则殊未尽然。撰者盖未见《出三藏记集》及《历代三宝记》等，故以此为最古；又未见慧皎、道宣等《高僧传》，故以此为无上考证之资。而不知《开元录》诸传，实采自皎、宣二家之书，智升所自撰者无几也。
又谓“朱彝尊作《经义考》，多与此符”，其说亦不足据。《经义考》每经录其前序及後跋，盖取法《出三藏记集》。撰《四库提要》者只见《开元錄》，未见《出三藏记》，闻人言朱取法释家目录，遂以为《开元录》耳。《开元录》前十卷以译人为主，与《经义考》之以书为主者不同；後十卷虽以经为主，而不录经序及後记，又舆《经义考》不同，正不必强为附会。至谓“《隋书》载王俭《七志》，以道、佛附见，合为七门”。七门当为九门，王俭《七志》，道、佛固在《七志》外也。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二
《高僧传》十四卷粱释慧皎撰
宋、元、明、清藏皆著录。
慧皎，《续高僧传》六有传，事迹不详。梁元帝撰《金楼子·聚书》篇，有“就会稽宏普惠皎道人搜聚”之语，则其富於藏书可想。
又《高僧传》卷三末译经论有曰：“顷世学徒，唯慕钻求一典，谓言广读多惑，斯盖堕学之辞，匪曰通方之训。何者？夫欲考寻理味，决正法门，岂可断以胸衿，而不博寻众典。”则其主张博览，反对空疏又可想。
《隋志》杂传类有《高僧传》十四卷，列宝唱《名僧传》后，题释僧佑撰，此今本《隋志》之误也。此书盖即慧皎撰，试分四节辨明之：
一、何以知此书非僧祐撰？曰僧佑未闻著此书。宝唱为僧佑弟子，此书果僧佑撰，似不应列实唱书之後。
二、何以知此书为慧皎撰？曰此书卷敷与皎书合。皎书本为不满“名僧”二字而作，今此书列《名僧传》後，故知为皎书。
三、何以知古本《隋志》不误？曰两《唐志》於唐以前书多同《隋志》。今《唐志》皆作《高僧传》十四卷，惠皎撰，而无僧佑《高僧传》，以此知古本《隋志》不误也。
四、何以慧皎能误为僧佑？曰慧皎与僧佑皆梁僧。僧佑行辈高，名器盛，著述存者较多；慧皎所著，存者仅此书，故易误为佑也。姚振宗《隋志考证》巳辨其误。《四库》不著录此书，未见此书也；《书目答问》载此书，以有海山仙馆刻本也。
本书十三卷，叙目一卷在後，为十四卷。据叙，本书所载事迹，终於梁天监十八年，然慧皎至梁承圣三年乃卒，见本书後记。海山仙馆本将目录改在卷首，虽便检阅，究失古意。近年金陵刻经处有单刻本，题为初集，名亦不古。学者普通称为《梁高僧传》或慧皎《高僧传》，以别於後出之书。
本书之主旨及内容
本书以高僧为名，本有超绝尘世之意。当时僧众猥滥，拘俗者多，故慧皎之论，每为时所不喜。慧皎自序於历数诸家僧传之失後，特辩之曰：“前之作者，或嫌繁广，抗迹之奇，多所遗削，谓出家之士，处国宾王，不应励然自远，高蹈独绝，寻辞荣弃爱，本以异俗为贤，若此而不论，竟何所纪。”
又曰：“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若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作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此书之作，实为一部汉魏六朝之高隐传，不徒详於僧家事迹而已。
本书为类传体，凡分十门。每门之後，系以评论：一译经，三卷；二义解，五卷；三神异，二卷；四习禅，五明律，共一卷；六亡身，七诵经，共一卷；八兴福，九经师，十唱导，共一卷。
自後汉至梁初，凡二百五十七人，附见者又二百余人。後之作者，都不能越其轨范。惜为时地所限，详於江左诸僧，所谓“伪魏僧”仅得四人，此固有待於统一後之续作也。
本书在史学上之利用
本书未有单刻本之前，只有藏本，学者少见。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二十二有孙渊如藏抄本，嘉庆十二年丁卯孙星衍手记云：“慧皎《高僧传》，《四库全书》未及收。余读释藏於金陵瓦官寺见之，顷官安德，借录此本。僧人事迹，率多文人粉饰，然六朝士夫，无所自存，遁入释道，故多通品，辞理可观，且足资考史，地方古迹亦可借证，实为有用之书”云云。故孙星衍《续古文苑》十一有慧皎《高僧传序》，注云：“《四库书》未录《梁高僧传》，故此序不传。”其实何尝不传，特学者未之注意耳。
《平津馆鉴藏记书籍》补遣又有明版姜家印行本，谓：“《通监》宋文帝元嘉十年，沮渠牧犍改元永和，此书《浮陀跋摩传》作承和，与《北史》同，足资考证。”按北凉沮渠牧犍，《魏书》、《北史》均作改年承和，《御览》一二四引《十六国春秋·北凉录》作永和，《通监·宋纪》元嘉十年条因之，故纪元诸书，多以永和为正。据此书卷三《浮陀跋摩传》茂虔承和五年丁丑，即宋元嘉十四年，舆《魏书》、《北史》合，则“永”实误文也。
《世说新语》为说部最通行之书，其中关涉晋僧几二十
人，此二十人中，见於《晋书·艺术传》者仅佛图澄一人，然十之九皆见《高僧传》。
支道林在当时最负高名，《世说》中凡四五十见，应入《晋书·隐逸传》，然《晋书》遣之。《高僧传》四有长传，而支道林始末毕见。
竺法深亦负高名，《世说》中凡五六见，刘孝标注谓：“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据《高僧传》四，则法深者僧名潜；晋丞相王敦之弟，年十八出家。永嘉初避乱过江，年八十九卒。晋孝武帝悼之曰：“法师理悟虚远，风鉴清贞，弃宰相之荣，袭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笃勤匪懈。”何得谓不知俗姓，且法深卒年八十九，亦可订《世说》注七十九之误。
又《世说·言语》篇，庾法畅造庾太尉条，注谓：“法畅氏族所出未详。”《文学》篇北来道人条注，引庾法畅《人物论》，亦作庾。《高僧传》四作康法畅著《人物始义论》，自当以康为正，今本《世说》因下文庾太尉句而误耳。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支、姓康者，皆外国姓，非本姓。《言语》篇支道林养马条，注谓：“支道林本姓关氏。”《文学》篇康僧渊初遇江条，注谓：“僧渊氏族所出未详。”正与康法畅同例。若果姓庾，则中国姓也，何云“氏族所出未详”？此严可均《全晋文》所以据《高僧传》而知今本《世说》误也。
叶德辉辑《世说》注引用书目，於庾法畅《人物论》下云：“《高僧传》引作康法畅，两书必有一误。”而未断为谁误，盖未细考耳。
范蔚宗被杀，门有十二丧，无敢近者，释昙迁抽货衣物，为营葬送，《宋书》六九、《南史》三三《范传》皆不载，亦见於《高僧传》十三《迁传》。
《梁书》二十二《南平王伟传》：“伟，太祖第八子，初封建安王，天监十七年改封南平郡王。性多恩惠，尤愍穷乏，常遣腹心左右，历访闾里人士，其有贫困吉凶不举者，即遣赡恤之，太原王曼颖卒，家贫无以敛，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儿对革号诉，革曰：‘建安王当知，必为营埋。’言未讫而伟使至，给其丧，事得周济焉。”《南史》五二同。
江革见《梁书》卷三十六：“豫章王综长史，随镇彭城，城失守，为魏人所执。魏徐州刺史元延明，闻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称患脚不拜，延明将加害，见革辞色严正，更相敬重。时祖暅同被拘执，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铭、革作丈八寺碑，革辞以囚执既久，无复心思，延明逼之愈苦，将加箠扑，革厉色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杀身报主，今日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值魏主请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还朝。”《南史》六十同。
吾人读此二传，知南平王之高义，江长史之忠贞，然王曼颖何人，仅知其贫无以敛而已。夫天下贫士多矣，苟别无所表见，则贫何足尚。及读《高僧传》末附曼颖与慧皎往复书，乃知皎撰《高僧传》，曾与商榷义例，既成，曾请其掎摭利病，并称其“学兼孔释，解贯玄儒”，则曼颖不徒以贫见称，实为梁初之高士，宜江革与之为友。《广弘明集》廿四采此二书；孙星衍《续古文苑》八载曼颖一文，亦根据此传；严可均辑《全梁文》亦采之；姚振宗考《隋志》杂传类补《续冥祥记》，亦利用此等史料以考王曼颖，而王曼颖乃真不朽矣。
《续高僧传》三十卷唐释道宣撰
明、清藏本四十卷。《大唐内典录》五、《开元释教录》八均作三十卷。《旧唐志》杂传类连出两部，一作二十卷，一作三十卷。《新唐志》释氏类重出三部，两作道宗，卅二卷；一作道宣，二十卷。晁氏传记类著录三十卷，曰：“唐僧道宣撰，《艺文志》作道宗”，则《唐志》之误已久。
道宣，《宋高僧传》十四有传。尝隐终南山，与处士孙思邈至契。唐以来言律学者，莫不宗南山，故律宗又称南山宗焉，道宣即南山宗祖师也。乾封二年卒，年七十二。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继慧皎书而作，故名《续高僧传》。今单刻本称《续高僧传二集》，既曰续，又曰二集，殊不词。
本书体制，与皎书大略相同。亦分十科，改神异为感通，增护法，经师、唱导则合为杂科，故其数仍十：一译经，四卷；二义解，十一卷；三习禅，五卷；四明律，五护法，六感通，各二卷；七遗身，八读诵，九兴福，十杂科，各一卷。每一科毕，亦系以论述，与皎书同。皎书著於偏安之时，故多述吴、越，而略於魏、燕；《续传》著於统一之时，文献较备，故搜罗特广。
道宣自序称：“始梁之初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载。”此初成书之序也。今考本书记载，有至麟德二年者：卷四《玄奘传》，奘卒於麟德元年；明藏本卷廿八《明导传》，麟德元年犹未卒；《昙光传》叙事称“今麟德二年”；又卷卅五《法冲传》云：“今麟德，年七十九矣。”其他卒於贞观十九年後，永徽、显庆，龙朔年间者，二十余人。则是书实止於麟德二年，即宣公之卒前二年，距初成书之时，已二十年矣。
自序又言正传三百三十一人，一作三百四十人，附见一百六十人。今考本书正传凡四百八十五人，附见二百十九人，与自序绝异，是当注意者也。普通撰提要者多据自序，而不数本书，往往失之。盖成书之後，续有纂入，事所恒有也。
本书在史学上之利用
当纷乱之世，道人虽离俗出家，然每与政治不能无关系。《续高僧传》卅《真观传》言：“开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羽檄竞驰，时元帅杨素以观名声昌盛，谓其造檄，既被严系，将欲斩决，责曰：‘道人当坐禅读经，何因妄作檄书，罪当死不？’观曰：‘道人所学，诚如公言，然观不作檄书，无辜受死。’素大怒，将檄以示：‘是你作不？’观读曰：‘斯文浅陋，未能动人，观实不作，若作过此。’乃指摘五三处曰：‘如此语言，何得上纸。’素既解文，信其言，乃令作《愁赋》，释之。”今《全隋文》卅四所载《愁赋》，即出於此。
《续高僧传》廿一《智文传》言：“智文姓陶，丹阳人。有陈驭寓，江海廓清，宣帝命旅，尅有淮、淝，一战不功，千金日丧，转输运力，遂倩众僧。文深护正法，不惧严诛，乃格词
曰：‘圣上诚异宇文废灭三宝，君子为国，必在礼义，岂宜以胜福田为胥作之役，非止延敌轻汉，亦恐致罪尤深。’有敕许焉，事即停寝。”格词者，不服之词也。陈与周战，人夫不足，倩僧输运，文为词格之。《全陈文》十八选此文，亦本此传，而云“智文未详”，当是偶漏。
《隋志》著录之书，有非《续高僧传》不能解释者，姚氏为《隋志考证》，因未见此书，遂多窒碍。如仪注类有《僧家书仪》五卷，释昙瑗撰；别集类又有陈沙门释昙瑗集八卷，此昙瑗见《续高僧传>>件一，云：“昙瑗，金陵人，才术纵横，子史周综，有陈之世，无与为邻。帝以瑗为国之僧正，令住光宅，苦辞以任，而栖托不竞，闭门自检，非夫众集，不妄经行，庆吊斋会，了无通预。每上锺阜诸寺，触兴赋诗，览物怀古。以太建年中卒，春秋八十有二。著《十诵疏》十卷，《僧家书仪》四卷、别集八卷，见行於世。”此正《隋志》所著录者也。《隋志》《书仪》多一卷。
又《隋志》医方类，有《疗百病杂丸方》三卷、《论气治疗方》一卷，释昙鸾撰。此昙鸾为北魏时净土宗大师，见《续高僧传》六，云：“昙鸾或为峦，雁门人，家近五台山。时未志学，便即出家，承江南陶隐居方术所归，海内宗重，遂往从之。既达梁朝，时大通中也，乃通名云：‘北国虏僧昙鸾故来奉谒。’时所司疑为细作，推勘无有异词，以事奏闻，帝曰：‘斯非觇国者，可引入重云殿。’问所由来，鸾曰：‘欲学佛法，恨年命促灭，故来远造陶隐居，求诸仙术。’帝曰：‘此傲世遁隐者，比屡徵不就，任往造之。’鸾寻致书通问，及届山所，接对欣然，便以《仙经》十卷，用酬远意。辞还魏境，机变无方，调心练气，对病识缘，因出《调气论》，著作郎王邵随文注之。”据此，则今本《隋志》“论气”应作“调气”，近影印元大德本《隋志》已误，可以此传校之也。
又《隋志》别集类，有陈沙门释洪偃集八卷，此洪偃见《续高僧传》七，云：“洪偃俗姓谢氏，会稽山阴人。风神颖秀，弱龄悟道，英词锦烂，又善草隶，故貌、义、诗、书，号为四绝。梁太宗在东朝，爱其儁秀，欲令还俗，引为学士，偃执志不回，属戎羯陵践，兵饥相继，因避地缙云，又寇斥山侣，遂越岭避难。俄而渚宫陷覆，便事东归，以天嘉五年终於宣武寺。偃始离俗，迄於迁化，惟学是务，每缘情触兴，辄叙其致，成二十余卷，值乱零失，犹存八轴，陈太建年学士何儁上之。”此即《隋志》所著录者也。
又《隋志》楚词类，有《楚词音》一卷，释道骞撰。姚氏《考证》仅据本志序，言“隋时有释道骞，善读《楚词》，能为楚声，至今传《楚词》者，皆祖骞公之音”而已，此外无所发明。不知此道骞《续高僧传》卅作智骞，与作《一切经音义》之玄应同附《智果传》，略云：“沙门智骞，江表人。遍洞字源，精闲《通俗》，晚以所学，退入道场，自秘书正字，雠校著作，言义不通，皆谘骞决，即为定其今古，出其人世，变体诂训，明若面焉。造《众经音》及《苍雅》、《字苑》，宏叙周赡，达者高之，家藏一本，以为珍璧。”又《续高僧传》十一《法侃传》注言：“侃初立名，立人安品，後值内道场沙门智骞曰：‘侃之为字，人口为信，又从川字，言信的也。’因从之。”则骞为字学专家又多一证。本传虽未明言其著《楚词音》，然既通字学，复造《众经音》，其为《隋志》之道骞无疑。凡此皆有关於考
史，不徒作僧传读而已。
《全南北朝文》正误
严氏《全南北朝文》，曾利用此书，然有极可笑者。盖卷轴既繁；虽号称缜密，亦不能无误，要在後学为之纠正耳。
《续高僧传》一《拘那罗陀传》：“拘那罗陀，陈言亲依，译言真谛，谛止广州王园寺。时宗、恺诸僧欲延还建业，会扬辇硕望，恐夺时荣，乃奏曰：‘岭表所译众部，言乖治术，有蔽国风，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陈世。”此言真谛法师门徒僧宗、智恺等欲迎法师还建业，建业诸僧妬之，乃奏言真谛新译《唯识》等论，有乖冶术，可流荒服，不令其还都。时称建业为扬都，扬辇即指扬都。《全陈文》十七乃以扬辇为人姓名，而载其奏流拘那罗陀文，於扬辇略历，注云未详，不知扬辇非人名也。
又《续高僧传》九《道庄传》，言：“道庄，建业人，初听彭城寺琼法师，禀受《成实》，宗匠师表，门学所推。琼後年疾相侵，将欲传绪，通召学徒，宗猷顾命，众咸揖谢於庄，允当遗寄，琼曰：‘庄公学业优奥，诚如弘选，然其首大足小，终无後成，恐其徙辙余宗耳。’遂不行众议。”此宝琼法师批评道庄不足当遣寄也。《全後周文》廿二引此，乃作“宗猷遣琼法师书”，而於宗猷略历，无一言注释，不知宗猷亦非僧名也。《真观传》言：“观声辩之雄，最称宏富，自尔词人，莫不宗猷於观。”宗猷犹言推举耳。严君因有“允当遗寄”句，将“寄”字连下读，遂以琼语作遗琼书，此大误也。
《全唐文》亦尝利用此书，然时有错误。如卷九一六吉藏《上元宗遗表》，见於《续高僧传》十一，藏，武德六年临终遣表於帝，帝当指唐高祖。《全唐文》乃引作元宗，此是偶误，然相距百年矣。
本书板本异同
本书现在通行者有三种本：
一为三十卷本，即高丽本及频伽本是也。
一为三十一卷本，即宋、元本，碛砂藏本是也。
一为四十卷本，即嘉兴藏本及扬州本是也。
宋、元本於丽本卷二十及二十五後，各增一卷，又於丽本卷二十七、二十八合为一卷，故总数比丽本多一卷，是为三十一卷。
宋、元本正传多丽本七十一人，附传多丽本七人。然今频伽本已将丽本所无者，悉照宋、元本增人，附於各卷之末。今将各卷所增人数列後：二十卷後增正传二十人，附三人；二十二卷增四人；二十三卷增二人；二十四卷增五人；二十五卷增一人；二十五卷後又增正传三十九人，附四人。
明本与宋、元本内容相同，惟分为四十卷，与宋、元本异。唐元和中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九一至九四、晋天福中可洪《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二十七、二十八，为《续高僧传》音义，均作三十卷，且无卷二十与卷二十五後所增诸传之音。因此知增多七十余传，自宋始；分为四十卷，自明始。
然此增多之材料何来？是宣公原文否？曰：宣公自撰《大唐内典录》五，於《续高僧传》外，尚有《後集续高僧传》十卷。《开元录》八只载《续传》三十卷，谓：“《内典录》更有《後
传》十卷，寻本未获。”颇疑今宋、元本所增之七十余传，即《後集》之文，宋人取以入之《续传》，故其中多卒於贞观十九年以後、麟德二年以前，若不是宣公原文，则有卒於乾封二年以後者矣。又疑《旧唐志》何以连出《续高僧传》二部，其一部本为《後传》十卷，传写误也。
然明本何以分为四十卷？则以此书自《开元录略出》以来，即分为四帙，编入内、左、达、承四号，宋元藏因之。慧琳、可洪《音义》均作三十卷四帙可证，明本盖每一帙分为十卷也。
杨氏《访书志》质疑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十六载《续高僧传》四十卷，注曰：“宋刊摺子本”，又曰：“此本亦宋嘉熙三年安吉州资福寺刊，即南北藏所从出。”此语殊不可信。晁氏《读书後志》一、《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著录此书，犹是三十卷，何得有宋刊四十卷之事，颇疑杨氏误以四帙为四十卷，否则绝非宋本也。
杨氏又言：“此书终贞观十九年，正传三百三十一人，附见一百六十人。”此仍是宣公自序旧文。不知今本不止於贞观十九年，已如上述。至於人数，丽本正传四百十四人，已多於自序八十三人，附见二百十二人，亦多於自序五十二人。宋、元本正传又多七十一人，为四百八十五人；附传又多七人，为二百十九人，比自序增多甚众。撰提要者，当据书不当据序，即据序，亦当言明书与序不同，俾知後有增入也。
杨氏又言：“《四库书目》仅载赞宁《宋高僧传》，近时海山仙馆刻慧皎《高僧传》，而此书仍沈霾释藏中，未终表彰。”云云。不知此书《四库》虽未收，然自乾隆季年，学者已渐知利用，故《全唐文》、《全南北朝文》均用之，只欠一单刻本而已。然嘉兴藏单印本，时有流行，藏书家所谓支那本者是也，因书口有“支那撰述”四字故。
杨氏又附载此书自序，注云：“此序孙渊如《续古文苑》不载，知孙氏亦未见此书。”不知《孙氏祠堂书目》二已载此书，特《续古文苑》未之采耳。且此序《全唐文》九百十一已采入，未为希见，固不必张大其词也。
《宋高僧传》三十卷宋释赞宁撰
宋、元、明、清藏及《四库》皆著录，丽藏独阙。扬州单刻本，称为《宋高僧传三集》。
太平兴国七年奉敕撰，端拱元年十月书成，表上之。本名《大宋高僧传》，後人去“大”存“宋”，谓宋朝所修之《高僧传》，非谓宋朝高僧之传也。所载接道宣《续传》，迄宋之雍熙，卷七晤恩卒於雍熙三年，义寂卒於雍熙四年，即成书之前一年也。
赞宁略历
赞宁家世行事，见王禹称《小畜集》二十《通惠大师文集序》，略云：“释子谓佛书为内典，谓儒书为外学，工诗则众，工文则鲜，并是四者，其惟大师。大师姓高氏，其先渤海人，
隋末徙居吴兴之德清县。以唐天佑十六年己卯生，後唐天成中出家。通南山律，为两浙僧统。太平兴国三年，忠懿王钱俶携版图归国，大师入朝，太宗素闻其名，召对滋福殿，赐紫方袍，寻改师号曰通惠。八年，诏修《大宋高僧传》，听归杭州旧寺，成三十卷，进之。居无何，徵归京师，住天寿寺，诏撰三教圣贤事迹，分领其事，著《鹫岭圣贤录》，又集圣贤事迹，凡一百卷。今上咸平元年，诏充右街僧录。年八十二，视听不衰，以述作颇多，叙引未立，猥蒙见托，不克固辞。总其篇题，具如别录，凡内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学集四十九卷，览其文知其道”云。
《十国春秋》八九《赞宁传》，即本於此。然谓《高憎传》、内典集外，又著《鷲岭圣贤录》一百卷，则误读《小畜集》之文也。《高僧传》，《鷲岭圣贤录》即内典集之一种，内典集不过诸书之总名，序云：“总其篇题，具如别录”，则各书之子目也。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体制，一如《续传》，惟《续传》仅每科後附以论述，此书则每人传末亦时有论述，或申明作者之旨焉，名之曰系，其有答问，则谓之通。系者法《张衡赋》，通则法《白虎通》，此与《续传》不同者也。
本书十六《清彻传》：“系曰：彻公言行，无乃太简乎？通曰：繁略有据，名实录也。昔太史公可弗欲广三五之世事耶，盖唐虞之前，史氏淳略，後世何述，今不遂富赡，职由此也。又与弗来赴告不书同，诸有繁略不均，必祛诮让焉。”此所谓申明作者之意也，其法甚善。
又古人著书，除类书外，多不注出典。此书所本，多是碑文，故每传末恒言某某为立碑铭或塔铭，此即本传所据，不啻注明出处。
本书内容，亦分十科，舆《续传》无异：一译经，三卷；二义解，四卷；三习禅，六卷；四明律，三卷；五护法，一卷；六感通，五卷；七遗身，一卷；八读诵，二卷；九兴福，三卷；十杂科，二卷。正传五百三十二人，附传一百二十五人。“读诵”《四库提要》作“诵读”，此虽小节，然以今语改古语，为校勘学中一大忌，因〈续传》亦作“读诵”，非偶然也。
唐时佛教最盛，《旧唐书·方伎传》尚有玄奘、神秀、慧能、一行等数人，《新唐书》—概删除。《通监》亦大都不载，故严衍《通监补》凡例，有补二氏一条。此书所载，十之九皆唐僧，可以补《唐书》、《通监》之阙矣。
本书之特色及缺点
本书最精彩者为《习禅篇》，因中国禅宗，起於初唐，至晚唐而极盛。会昌五年毁佛，教家大受挫折，惟禅宗明心见性，毁其外不能毁其内，故依旧流行。五代末，北宋初，佛教各派均已式微，独曹溪以下五宗，於此时渐次成立。五宗者，自六祖慧能後，分为二派：曰青原行思，曰南岳怀让。南岳复分二派：曰临济，曰沩仰；青原复分三派：曰曹洞，曰法眼，曰云门，是为五宗。今日惟临济、曹洞犹存，三宗早绝。本书除云门宗开山之云门文偃外，於各宗重要人物，皆有专传。云门匡真大师塔铭，本南汉大宝元年立，又碑铭大宝七
年立，以僻在广东乳源县，故赞宁当日搜罗未获，今皆见《南汉金石志》。
然禅宗自曹溪五宗以前，派别已极纷歧，斗诤甚烈，禅宗本身诸史，多讳而不言。赞宁本非禅宗，且博学多通，号称“律虎”，当时玄学，每斥讲家为数宝之人，见本书《习禅篇》总论。赞宁於禅宗斗诤之迹，亦不为之讳，故卷八《神秀传》论谓：“达摩没而微言绝，五祖丧而大义乖。”考唐代禅宗史者，固可於《宋僧传》求之，此本书之特色也。
慧皎著书，提倡高蹈，故特改“名僧”为“高僧”。道宣戒律精严，对沙门不拜王者一事，争之甚力，皆僧人之具有节檗者，有专书名《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赞宁则本为吴越国僧统，入宋後，又赐紫衣，充僧录，素主张与国王大臣接近；本书又为奉诏而作，故不能与前书媲美。
《宋高僧传》七五代《棣州开元寺恒超传》：“恒超姓冯氏，范阳人。挂鍚无棣，二十余年，节操高迈，前後州牧修名执刺相礼重者，止令童子辞以讲贯，罕曾接对，初有所慊，终伏其高。时郡守李君素重高风，欲飞章举赐紫衣，超闻惊愕，为诗曰：‘虚著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传经论死，不染利名生。’且曰：‘如其复尔，则吾在卢龙塞外矣。’郡将闻而止。相国瀛王冯道闻其名，知是乡关宗人，先遗书序归向之意，超曰：‘贫道闲人，早舍父母，尅志修行，本期弥勒知名，不谓浪传宰衡之耳，於吾何益。’门人敦喻，不得已答书，具陈出家之人，岂得留心虚名薄利。瀛王益加郑重，表闻汉祖就赐紫衣，自此忽忽不乐，以乾佑二年，微疾终於本院。”此五代时高僧也。赞宁对之，宁无愧色。然赞宁於《恒超传》不便批评，乃於前卷《宗密传》论，发其意见，且藉以自解焉，在史法中所谓互见例也。
《宋高僧传》六《宗密传》论曰：“或有诮密不宜接公卿而屡谒君王者，则吾对曰：教法委在王臣，苟与王臣不接，还能兴显宗教不！今之人情，见近王臣者则非之，曾不知近王臣人之心，苟合利名，则谢君之诮也，或止为宗教亲近，岂不为大乎，宁免小嫌，嫌之者亦嫉之耳，苟了如是义，无可无不可。”因此赞宁之书，不提倡高蹈，与慧皎异；又沾染五代时乡愿习气，以媚世为当，故持论与道宣又异。
《宋高僧传》十五《义宣传》论：“或曰：今沙门姓既为释，名复不讳，言我不随俗谛，云何对君主称臣，莫西域有否？通曰：姓名不对王者，臣妾表疏合然。昔齐帝问王俭，遂令对见称名，至唐肃宗朝，始见称臣，由此沿而不革。良以沙门德薄，日就衰微，一往无复矣。又以法委国王，诚难改作，王谓为是，楷定莫移，故佛言虽非我制，诸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云。言为心声，赞宁所言若此，故其书颇主张随俗浮沉，与时俯仰，不叙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美，致使西山之节，郁而不彰。欧阳公生平深恶冯道，故对赞宁亦屡示不满。
《归田录》第一条曰：“太祖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故，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云。太祖当作太宗。呜呼！赞宁对宋帝之言，抑何与冯道对辽主之言相类也。欧《五代史》五四《冯道传》：“耶律德光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为俳语对曰：‘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
得。’”赞宁之言，得毋学此。
《六一诗话》又言：“吴僧赞宁，国初为僧录。安鸿渐尝街行，遇赞宁与数僧相随，鸿渐指而嘲曰：‘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应声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时皆善其捷对。”鸿渐所道，乃郑谷诗，云“爱僧不爱紫衣僧”也。欧公对赞宁印像如此。若赞宁者，真可谓名僧也矣，以言乎高，则犹未也。此本书之缺点也。
《四库提要》正误
《四库》著录赞宁之书凡二种：一为谱录类《笋谱>>—卷，一为本书。又杂家类存目七载赞宁《物类相感志》十八卷，以与本题无关，不具论。
赞宁略历，《提要》於《笋谱》述之，谓：“咸平中，加右街僧录，至道二年卒。”此大误也。至道年号，实在咸平之前，不知何以不考至此，《释氏疑年录》六已辨之矣。至本书《提要》之误，则有四点：
一、《提要》谓：“《高僧传》之名，起於梁释惠敏，分译经、义解两门，释慧皎复加推扩，分立十科。”此谬说也。梁僧未闻有惠敏，更未闻有惠敏著之《高僧传》。“惠”与“慧”通，“敏”特“皎”之形譌耳。《提要》之说，盖本於晁氏《读书志》。《晁志》衢本传记类著录《高僧传》二部：一为六卷，梁僧惠敏撰，分译经、义解两门；一为十四卷，梁僧慧皎撰，分译经、义解等十科，此《提要》所本也。六卷本，袁本《晁志》入释书类，盖一不全本。因慧皎《高僧传》向分二函，可洪《藏经音义随函录》二十七，载《高僧传》一部，上帙六卷，下帙八卷，慧琳《音义》八十九、九十同。《晁志》著录释书类者，盖仅得前帙，因叙目在後，不知其不全，著录时又误慧皎为惠敏，衢本乃将两部并列。《通考·经籍考》释氏类因之，《四库提要》遂演为《高僧传》之名起於惠敏之说，不知惠敏固无是公也。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均循《提要》之误，谬说流传，不得不加纠正。《宋史·艺文志》有慧皓《高僧传》十四卷，岂慧皎之外，又有意皓耶？“皎”之误“敏”，亦犹是耳。《隋志》杂传类及杂家类重出虞孝敬《高僧传》六卷，姚氏《考证》引《法苑珠林·传记篇》，谓：“孝敬後出家，改名惠命，即晁氏之惠敏”云。按《续僧传》一，孝敬僧名道命，不作惠命，故今不取其说。
二、《提要》谓：“唐释道宣《续高僧传》，蒐辑弥博，所载迄唐贞观而止。”并列举十门之名，似馆臣曾见皎、宣之书，何以不著於录，不知馆臣实未见皎、宣二传也。十门之名，亦据《晁志》及《通考》列之耳。不然，此唐以前史传岂有不录，而独录赞宁书之理，此其故，《简明目录》释家类曾微露之，曰：“佛氏之书，浩如烟海，非惟经论语录，不可胜数，即叙述释家故实者，亦难以赅载。故今惟即官库所有，择可录者录之，以见梗槩；官库所未收者，自有彼之佛藏在，无庸代为搜辑”云。然则今《提要》释家类所著录及存目者，特随手掇拾，以备一格，凡内府所未颁，及各家进呈所未及者，皆未尝按类以求，故皎、宣之书独阙也。
三．《提要》谓：“赞宁此书，於武后时人皆系之周朝，殊乖史法。”不知此最合史法也。武后於载初二年九月，既改国号曰周，直至中宗神龙元年二月，始复国号曰唐，此十五年中，事实上为周，史家岂得称之为唐。即如释明佺於天册万岁元年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後人为易於识别，易“大周”为“武周”可也，若必改为《大唐刊定众经目录》，岂非谬甚。赞宁博学，颇讲史法，吴处厚《青箱杂记》六，称其：“曾撰《非史通》六篇，为王禹称所激赏。”固未可以“乖史法”讥之也。
四、《提要》谓：“本书所载，既托始於唐，而《杂科篇》中乃有刘宋、元魏二人，亦为未明限断。”不知本书继道宣书而作，固非断代之书也。前传有阙，後书补之，奚为不可，安得以“未明限断”讥之乎！且本书载唐以前人，不始於《杂科》，卷十八《感通篇》已有後魏、陈、隋五人，卷二十四《读诵篇》又有隋二人。赞宁曾於卷十八隋僧《钦师传》论发明其例，曰：“魏、齐、陈、隋舆宣年月相接，胡不入续传耶？通曰：有所不知，盖阙如也。亦犹大宋文轨既同，土疆日广，良难遍知，纵有某僧，其奈史氏未编，传家无据，故亦阙如，留俟後贤也。”此最合史法之论，撰《提要》者未之见耳。一部《宋高僧传》独阙云门偃禅师传，职是故也。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三
《弘明集》十四卷梁释僧佑撰
僧佑即撰《出三藏记集》之人，见《梁高僧传》十一。天监十七年卒，年七十四，黑白门徒，一万一千余人。东莞刘勰为撰碑。
《出三藏记集》十二有《弘明集目录序》，以《牟子理惑》始，以佑自撰《弘明论》终，凡十卷。其後续有增入，为十四卷。两《唐志》、晁氏《读书志》皆著录。
《四库》著录释家类第一部，《提要》谓：“梁以前名流著作，今无专集行世者，颇赖以存”云。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为总集体，颇类《昭明文选》，故《旧唐志》入总集类。然以六朝佛教之盛，全部《文选》，关涉佛教者仅王简栖头陀寺一碑。此编所录，则概皆阐扬佛教之文，中以书启论述为多，铿然可诵。作者百人，又僧十九人，单第十卷作者已有六十三人，为严可均《全梁文》增益人数不少。序称：“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以今本舆《出三藏记集》所载目录互校，原本十卷，皆梁以前文，後
所增人，多梁代文。今本第九、第十卷之梁武帝，高丽本作“大梁皇帝”，当是僧佑原文，称武帝者，後人追改也。
本书板本及学人利用
本书现在通行者，大别为两种本：一藏本，一单刻本。
藏本又大别为两种：一嘉兴藏本，即所谓支那本；一频伽本。
单刻本又大别为两种：一吴惟明刻本，即所谓汪道昆本；一金陵本。
《四库》所著录者为吴刻本，《提要》言：“末有僧佑後序，而首无前序，疑传写佚之。”以是知为吴刻本也。
藏本有前序，惟吴刻本无前序。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所著录者为支那本，即嘉兴藏本。记中所引者，亦即前序中语，然仍袭《四库提要》之说，谓“是书前无自序”，大可异也。
《四部丛刊》所影印者，即吴氏两《弘明集》合刻本，封面题汪道昆本，循《郘亭书目》以来之误也，因卷首有万历十四年丙戌汪道昆序故。
汪氏在隆、万间颇有名，然序中以梁裴子野为唐人，可谓一言不智。序中康虞之名凡数见：一则曰：“二集并入大藏，如海一沤，康虞抔而出之，易梵荚为儒荚。”再则曰：“二集所辑，具有羽翼功，幸得康虞为之胪传。”三则曰：“康虞之为是举也，殆将发墙面之蒙，解两家之难。”末则曰：“康虞得师达观，抑或可以语此，是集固将流通无间，恶用不佞之言。”
康虞即吴惟明，与焦竑、冯梦桢友善，见《藏书纪事诗》三，紫柏老人弟子。汪序所谓达观者，即紫柏也。紫柏於万历八、九年间倡刻方册藏，改梵荚为方册，即後来所谓嘉兴藏。汪序所云。易梵荚为儒荚”，亦受紫柏影响。嘉兴藏《弘明集》刻於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吴氏捷足，先刻三十年，故万历间流通之《弘明集》，大半为吴刻。梅鼎祚辑《释文纪》、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皆曾利用之。《释文纪》二十八载僧佑《弘明集》前序，云：“见《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不载。”知所据者为吴刻也。
《四库提要》撰者既未见藏本，又未见《出三藏记集》，故不能补僧佑自序。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所收为嘉兴藏本，而所录之自序，则为後序，此自是张氏之疏，非嘉兴藏本无前序也。陆心源《丽宋楼藏书志》因之，乃亦以佑後序为自序。其实今《弘明集》卷末所载僧佑後序，本名《弘明论》，不名後序。《出三藏记集》载《弘明集》目录，明题此为《弘明论》，本论前数行亦自称《弘明论》，藏本前序亦谓附论於末，则此非後序明矣。然自《四库提要》以来，诸家均莫能正之，奇也。一误吴刻为汪刻，二误後序为自序，三後序固非自序，亦非後序，实乃《弘明论》。
《牟子理惑》问题
《弘明集》卷一载《牟子理惑》，撰者失名，今本有题汉牟融撰者，盖本之《隋志》。《隋志》儒家类有《牟子》二卷，题後汉太尉牟融撰。然太尉牟融乃後汉初人，著《理惑》之牟子乃後漠末逸士；太尉牟融所著之《牟子》是儒家，後漠末逸士
所著之《牟子理惑》是释家。《隋志》著录太尉牟融书，何以置於後汉末人荀悦、魏朗之後。《旧唐志》著录《牟子》，出之儒家，入之释氏，何以仍循《隋志》题牟融撰，与《出三藏记》所载《弘明集》目录不合，因《三藏记集》目，只作《牟子理惑》，不著撰人名字。宋咸淳间，志磐撰《佛祖统纪》二十六，犹云“牟子不得其名”，则今本《牟子理惑》题汉牟融撰，实不可据。
梁任公以此论为伪，见《任公近著》第一辑；周叔迦、胡适以此论为真，见周著《牟子丛残》，《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据吾所考证，今所传《牟子理惑》，本名《治惑》，如扬雄《解嘲》之类，初无“论”字，唐人改为《理惑》，後人又加“论”字。牟子为後汉逸士，失其名，今本《理惑》前，有苍梧太守《牟子传》，题曰：“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颇疑“博”者误文，“传”譌为“博”，回改为“传”，而未去“博”字，後人因牟子无名，遂题曰：“苍梧太守牟子博传。”但《出三藏记集》十二已如此，其来已古。苍梧太守《牟子传》者，苍梧太守所撰之《牟子传》也，故以此为牟子自传者非，称牟子为牟子博者亦非，直以牟子为苍梧太守者尤非，以为汉有两牟融，则调停之说也。
《牟子传》所言时、地、人事，皆见於史。
一、笮融与豫章太守朱皓，见《後汉书》列传六三《陶谦传》、《吴志》四《刘繇传》。
二，笮融与刘彦及交州牧朱符，又见《吴志》八《薛综传》。
三、豫章太守朱皓，又见《後汉书》列传六一《朱儁传》。
四．交州牧朱符，又见《吴志》四《士燮传》。
可见此传不伪。但《理惑》文中数称佛经、佛道，佛之名称为後汉末所无，当时概称佛为浮屠。假定今本《牟子理惑》为真後漠时作，亦必经後人改窜，不尽原文也。明末天主教人著书，恒译天主为上帝，自康熙时，教廷禁称上帝，教会翻刻明末书籍，遂悉将上帝等字改为天主，亦其例也。
孙星衍得此篇於《弘明集》，以为汉魏旧帙，录出别行，刊入《平津馆丛书》，属洪颐煊考校其事，颐煊以为非牟融作，是也。然卷首仍题汉太尉牟融撰，以为因隋、唐之旧，不知僧佑采此，未尝作牟融撰，有《出三藏记集》及《大唐内典录》可证。宋、元藏亦云未详作者，明藏始题牟融撰，故谓因明藏之旧则可，谓因隋、唐之旧，则《隋、唐志》之《牟子》，未必即今本《牟子理惑》。且此篇在明万层间梅鼎祚辑《释文纪》时，已从《弘明集》中录出，亦不始於孙星衍也。
《广弘明集》三十卷唐释道宣撰
道宣即撰《续高僧传》之人，《宋高僧传》十四有传。
宋、元、丽藏皆三十卷，明南北及清藏四十卷。《四库》著录者三十卷，与《弘明集》同为纪昀家藏。《弘明集》《四库》用吴惟明刻本，知此书亦用吴刻，因吴氏两《弘明集》合刻也。吴刻出於宋、元藏，时在万历十四年丙戌，嘉兴藏出於明北藏，《广弘明集》先刻，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弘明集》后刻，在万历四十四年丙辰。
本书体制及学人利用
本书体制与《弘明集》略异，故不曰“续”而曰“广”。《弘明集》不分篇，此则分十篇：一归正，二辨惑，三佛德，四法义，五僧行，六慈济，七戒功，八启福，九悔罪，十统归。每篇前各有序。
又《弘明集》皆选古今人文，自撰仅卷末《弘明论》一首。此则每篇恒有道宣叙述及辩论列代王臣对佛法兴废等事。故《弘明集》仅选辑而已，此则叙述辩论舆选辑并用者也。
作者缁素共一百三十余人，内南北朝一百余人，唐近三十人，尚有在道宣叙述中所引用者未计。如卷六例代王臣滞惑解》，列举兴隆佛教者十四人，毁灭佛教者十一人，皆佛教史上重要史料。明冯惟讷编《古诗纪》，梅鼎祚编《古文纪》，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皆曾利用之，三书皆自上古至隋。《四库提要》于此书卷三搜得阮孝绪《七录序》，矜为瑰宝，实则明人早巳见及，特明人纂述，不尽注出典，即注出典，亦不注卷数，方法不如後人之密，故每为清人所轻，而严可均《全汉魏南北朝文》遂称独步矣，此时代风气之赐也。
本书板本及两本卷数对照
本书板本，通行者大别为两种：一、三十卷本，吴刻及频伽本属之；一、四十卷本，嘉兴方册藏及常州本属之。
《郑堂读书记》著录者为嘉兴藏本，而称三十卷，二者不相应，亦沿《四库提要》而误耳。《四库》用吴刻本三十卷。《全南北朝文》引《广弘明集》，除《全宋文》用四十卷本、《全南北齐文》用三十卷本外，余皆两本参用。
《全晋文》一五七，支遁《八关斋会诗序》引《广弘明集》三十上，用三十卷本。《释伽文佛像赞》引《广弘明集》十六，用四十卷本。
《全梁文》简文帝文引《广弘明集》，皆用三十卷本。独十三《菩提树颂》引《广弘明集》十七，用四十卷本。
《全梁文》五七，刘孝标《与举法师书》引《广弘明集》廿四，用三十卷本。《金华山棲志》引《广弘明集》廿七，用四十卷本。
《全後周文》廿二，释慧命《详玄赋》引《广弘明集》廿九上，用三十卷本。《酬济北戴先生书》引《广旷弘明集》廿七，用四十卷本。
此事《全南北朝文》曾自言之。《全後周文》廿二，释昙积《谏沙汰僧表》引《广弘明集》二十七，云：“一本在二十四。”又《全陈文》十八，释惠津《与瑗律师书》及昙瑗《答津律师书》引《广弘明集》三十二，云：“一本在二十七上。”此两本参用之证。不明乎此，必以为所注卷数有误矣。应将两本卷数对照，列表如後，今从略。
《全南北朝文》拾遗
《全南北朝文》於《广弘明集》作者缁素一百三十四人中，除唐二十八人及《後汉书·郊祀志》、《魏书·释老志》、齐竟陵王子良《净住子》等有专书行世者外，几於全部收入。然亦偶有遗漏：
如丘道护撰《支昙谛诛》，见《广弘明集》二十六，《全晋文》一四二目有而文阙。
又《全齐文》二十五有虞羲文，而《广弘明集》二十三虞羲撰《庐山景法师行状》，凡千字，独阙。
又《全北齐文》七有樊逊文，而《广弘明集》二十四樊孝谦撰〈答沙汰释李诏表》，凡五百字，亦阙。
又《广弘明集》十九有梁都讲法彪《发般若经题论义》一首，凡二千三百余字，《全梁文》亦阙。
右四文当补。
又梁僧法云《与王公朝贵书》，见《弘明集》十，《上昭明太子启》，见《广弘明集》二十一，《全梁文》七四均重出。
右二文当删。
沙门同名易混例
沙门同名，事所恒有。《广弘明集》二十三有《法纲法师誄》，宋释慧琳撰，又有《玄运法师誄》，南齐释慧琳撰，二人同名，同在一卷。卷二十五有《福田论》，隋释彦琮撰，又有《沙门不应拜俗总论》，唐释彦悰撰，琮、悰不同，而刊本通作“琮”，亦同在一卷。慧琳未见有误，彦琮则《全唐文》、《全隋文》皆混，此不可不注意者也。今分别说明之：
彦琮，隋上林园翻经馆沙门，《续高僧传》二有传，大业六年卒。所著今存者有《辩正论》，见《续高僧传》二；《通极论》，见《广弘明集》四；《福田论》，见《广弘明集》二十五；《合部金光明经序》，见频伽本黄九。
彦悰，唐京兆大慈恩寺沙门，《宋高僧传》四有传，玄奘法师弟子。所著今存者有《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序》，见频伽本成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见频伽本阳二；《法琳别传》，见频伽本致八，“悰”误作“琮”。《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见频伽本露七，《广弘明集》二十五所引者，即此书之总论。
唐《艺文志》释氏类，彦琮凡二见：
一、载彦琮《崇正论》六卷，《集沙门不拜俗议》六卷，《福田论》二卷。按《沙门不拜俗议》，唐彦悰撰，何以夹在隋彦琮所撰《崇正论》、《福田论》之间，此《唐志》之误也。
二、《唐志》又载彦琮《大唐京寺录传》十卷，《沙门不敬录》六卷，注云：“龙朔人，并隋有二彦琮。”按此说是也。然《沙门不敬录》即《沙门不拜俗议》，何以分为二书而重出之。
且隋彦琮从“玉”，唐彦悰实从“心”。据《宋高僧传》四《彦悰传》：“或有调之曰：‘子舆隋彦琮相去几何？’对曰：‘赐也何敢望回，虽长卿慕蔺，心宗慕於玉宗，故有以也。’”然则彦悰与隋僧同名，当时已有人注意，不知《唐志》既知之，何以复混之也。
《全唐文》九O五以《合部金光明经序》及《通极论》、《福田论》为唐彦悰作，官书之误，不足奇。《全隋文》三十三以《沙门不应拜俗总论》为隋彦琮作，则殊可异，盖因《广弘明集》两彦琮同卷，而刊本又通作“琮”，偶未细考耳。
近人孙德谦撰《汉书艺文志举例》，有人名多混加注条，引《唐志》《大唐京寺录》注隋有二彦琮为例，此又误解《唐志》者也。《唐志》言“并隋有二彦琮”，谓并隋计之耳，今省略
“并”字，则是隋有二彦琮。试思隋僧也，何能撰《大唐京寺录》耶！一字之不可省如此，亦学者所宜注意也，彦悰撰《大唐京寺录》，见《内典录》五及《开元释教录》八之末。
《四库提要》正误
《四库提要》谓：“道宣隋末居终南白泉寺，又迁丰德寺、净业寺，至唐高宗时乃卒。”其说未为大误。然宣公一生居止，前在终南，後在京师西明寺。西明寺初就，即诏宣充上座，玄奘法师至止，又诏与翻译，遇敕令僧拜王者等事，宣上启争持甚力，又所撰著及删补律仪等，二百二十余卷，皆在西明寺。故不言丰德、净业二寺则已，如言丰德、净业，则不可不及西明寺。《新唐志》先著录道宣《大唐贞观内典录》十卷，後又著录《大唐内典录》十卷，云；“西明寺僧撰”，即不知道宣为西明寺僧故，则西明寺一节，不可省也。
《提要》又谓：“其书采摭浩博，如梁简文帝《被幽述志》诗，及《连珠》三首之类，颇为泛滥。”按诗及《连珠》见卷三十上，然应采与否，纯属主观，实无标准。惟其书於梁简文《与广信侯书》，《与慧琰法师二书》、《答湘东王书》，既载於卷十六，复载於卷二十一及卷二十八，是为重出。撰《提要》者不于此纠正，而批评其应采与否，未免轻重倒置。《提要》又引《神僧传》六，称道宣为僧佑後身。按《神僧传》乃明初撰集之书，其《道宣传》全采自《宋高僧传》十四，《宋高僧传》《四库》著录，《提要》何以不引宋传而引明传，可知其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实为疏陋。
《提要》又称：“道宣卒於乾封二年，而书末有《游大慈恩寺》诗，乃题高宗之溢，殊不可解。”不知此乃《提要》所据刊本之谬，与道宣无涉，犹《史记》之有《武帝本纪》云尔。原本《广弘明集》唐高宗皆作“今上”，频伽所据丽本尚可为证。且不始於卷末，卷二十二《述三藏圣教序》及《答法师玄奘谢启书》，卷二十五《沙门致拜君亲敕》及〈停沙门拜君诏》，原本皆称“今上”，有何不可解，而致其讥评耶！
《法苑珠林》百卷唐释道世撰
本书《大唐内典录》五著录，《开元录》不载，慧琳、可洪两家《音义》亦无此书。此书之入藏，实自宋始，见绍兴初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然宋、元、明、清藏皆百卷，独嘉兴藏改为百二十卷，《四库》著录者即嘉兴藏本，《四部丛刊》影印者亦嘉兴藏本。道光间，常熟蒋氏刻本回复为百卷，常州天宁寺刻本、频伽本亦百卷。
道世略历
道世《宋高僧传》四有传。字玄恽，避太宗讳，以字行，《内典录》著录是书，称沙门玄恽撰，《宋高僧传》始回复为道世，而著明其称字之由焉。《越缦堂日记》十六册谓：“道世之名，不避太宗之讳，殊不可解。”盖未见《宋高僧传》也。唐时译经不避讳，僧名仍避讳。
仪凤四年正月，译进《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庙讳、国讳皆隐避，如“世尊”为“圣尊”，“世界”为“生界”，“大势”为“大
趣”，“救治”为“救除”之类。上读讫，曰：“既是圣言，不须避讳。”见永淳元年五月沙门彦悰序，频伽本成五。此初唐故事也。
道世早岁出家，贞观未曾预玄奘法师译事，後又召居西明寺，与道宣律师同居止。道宣《大唐内典录》成於麟德元年，《法苑珠林》成於总章元年，相距才四载，故《内典录》五具载道世所著之书，《珠林》卷百亦具载道宣所著之书。《续高僧传》早成，《珠林》引据尤众，即所称《唐高僧传》是也。
《珠林》卷百《传记篇》述意部言：“吾少习周、孔之文典，晚慕黄、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犹沦火宅，可久可大，其为佛教，遂乃希前代之清尘，仰群英之远迹，归斯正道，拔自沈泥。”似道世之出家在暮年，然《宋高僧传》明云：“道世年十二出家。”《珠林》总章元年李俨序亦谓：“道世幼疑聚沙，落饰彩衣之岁。”知《传记篇》云云，盖托词耳。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为类书体，将佛家故实，分类编排，凡百篇。篇各有部，部又有小部，均以二字为题。总六百四十余目，引经、律、论分隶之。
每篇前有述意部，述意犹言叙意，以俪体行之。每篇末或部末有感应缘，广引故事为证，证必注出典，与其他类书体例同。除引经论，必以书名在前，曰“依某经某论曰”。引传记则书名或在前或在後，在前者如卷四《日月篇》引《河图》、《礼统》、《帝王世纪》、《三五历纪》等三十余种，卷二十八《神异篇》引《述徵记》、《临海记》、《地镜图》、《述异记》等十余种，卷三十六《华香篇》引《异苑》、《幽冥录》．《许迈别传》、《扶南传》等三十余种，皆书名在前，曰“某书曰”；其在後者，则注曰“出某书”，或“见某书”；数条同出一书者，则云“右若干条同出某书”。间有失载，则传写脱落也。
凡近代耳闻目击之事，无记载可述者，亦必注明某人所说。如卷五《阿修罗部》引《西国志》，云：“余见玄策具述此事。”玄策者，王玄策也。又引玄奘法师云：“其人具向奘法师述此。”卷十四《观佛部》引麟德二年事，卷四六《思慎篇》引龙朔三年事，皆云：“京城道俗共知，不别引记。”卷十八《敬法篇》引贞观五年事，云：“西明寺主神察目验说之。”又引昙韵禅师事，云：“西明寺道宣律师以贞观十一年曾至彼中，目睹说之。”卷五七《诤讼篇》引永徽五年事，则云：“左近村人同见说之。”卷六五《救厄篇》引武德初年事，则云：“道年幼自见琬师说之。”卷七六《绮语部》引永徽六年事，则云：“因向僧忏，具说此言。”皆表示其说有徵，不为虚构，甚合史法，故清代汉学家特重其书。
本书之流行舆汉学
本书在类书中，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同时。所引据典籍，除佛经外，约有百四十余种。其中徵引最多者，为王琰《冥祥记》，凡百四十次，干宝《搜神记》百余次，唐临《冥报记》七十次，颜之推《冤魂志》四十次，郎余令《冥报拾遣》三十五次，《续搜神记》及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祖冲之《述异记》各十余次。其徵引三五次者，当另撰《法苑珠林》引用书目。
《四库提要》释家类於《广弘明集》後即著录此书，谓：“佛法初兴，惟明因果，达摩东迈，始启禅宗。因果如汉儒之训诂，悉求依据，其学核实而难诬；禅宗如宋儒之义理，可以臆测，其说凭虚而易骋。此书作於唐初，去古未远，在彼法中犹为引经据典，较後来侈谈心理者固有间”云。
自《四库》著录以来，此书遂为汉学家所注意，各家藏书志亦渐有其书，然所收者悉为支那本，即嘉兴藏本，与古本卷数不合，常熟蒋氏乃有百卷本之刻，《书目答问》亦以其有关考证而著录之矣。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十二有《书法苑珠林後》，云：“陈隋以上旧籍，唐初存者较多，其无传书者，可以为搜讨之用；其无足本者，可以为校补之资，於艺苑学林，自有裨益，不得因异端当斥，而遂不节取之”云。书之显晦固有时，然苟不与汉学家气味相投，亦焉能登之儒藏也。
本书板本及两本卷数对照表
本书通行者有二本：一、百卷本，常熟蒋刻及常州本，频伽本是；一、百二十卷本，嘉兴藏本及《四部丛刊》本是。
本书《传记篇》及《大唐内典录》著录此书，均百卷，明南北藏亦百卷，独万历十九年嘉兴藏刻本改为百二十卷，此最无理之举。今《嘉兴藏目录》仍作百卷者，目循明藏之旧，而书巳析为百二十卷也。然《四库》著录者即此本，盖当时方册本，舍此别无他本故。
此本以目录二卷为第一、二卷，以第一卷为第三卷，变乱古法，《提要》犹以《经典释文》比之，不知《经典释文》第一卷乃叙录，非目录。叙录犹总论，当然可作第一卷，今乃目录，岂可谓舆《释文》同例，此《提要》之谬论也。
道光七年，常熟蒋氏回复为百卷，最为有识。蒋名因培，山东齐河县知县，道光元年以事遣戍，其妾董姝，发愿刻此，冀得佛力护持，并普告闺人，共襄是举。今每卷後题出赀重刻者姓名，皆妇女也，故可称为闺阁本。卷末有琴川申林女子董姝跋，卷首有万善花室女弟子吕琴姜骈体序文。万善花室者，大兴方履签，卷三十二题方履签母冯氏刻，知方氏舆此本有缘也。《越缦堂日记》十八册言吕为方继室，阳湖人。此文见《万善花室文集》六序言：“世所行旧椠本，曾经明人改窜，妄析为百二十卷，全舆新书《艺文志》著录百卷不符，以致简叶违错，章段崩离，字句之间，亦多脱误。清信女士董申林，因披藏本，用勘此书，始知万历之讹，曾非恽上之失，遄发宏心，谋赀众悦，同时名闺淑仪，咸分华鬘襄助，共得百人，费凡干镒，校雠精察，镂造精严。”
夫与《新唐志》不符，未为大病，因《新唐志》误者多也；若简错章离，则真大病矣，如卷十一《乳糜部》言：“宣律师感应因缘，在第十卷《灌带部》述之。”今第十卷已改为第十六卷，幸犹有《灌带部》目可寻。卷三十五《法服篇》言：“西明寺道宣律师感应因缘，具在第十卷。”卷次既乱，所谓第十卷者，从何检之？无怪女史吕琴姜斥之为妄也。
然今蒋氏本仍时有脱误，未满人意，恐所据藏本已如此。卷一百後题奎文阁典籍，元和顾千里妻韩道映刻，顾君为校勘学名家，疑此本曾经顾君策画。惟此书卷帙巨，徵引繁，自唐以来，校读者即少，且非儒、释兼治，未易问津，其不
足为善本宜也。
蒋刻之後，常州天宁寺本及频伽本，皆百卷。最可惜者，《四部丛刊》影印此书时，未能上溯摺子本，仍以嘉兴藏本为佳本而采用之也。今当以一九三六年上海影印碛砂藏本为最古，两本卷数对照表从略。
《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唐释玄应撰
《新译华严经音义》二卷唐释慧苑撰
二书自《开元录略出》以来，即二部同帙，宋、元、明北藏，亦二部同函，今故合论之。惟清藏及频伽藏二书独阙。
玄应略历
玄应，清人多写作元应，与道宣、道世同时，而先卒。刘毓崧《书法苑珠林後》谓：“唐代僧徒，能读儒书者，为元应、道世二人，而元应年辈稍後。”以卷一百《传记篇》道世之书列前，元应之书列後为证。然《大唐内典录》五著录玄应《众经音义》则在道世书前，称：“应博学字书，统通《林》，《苑》，周涉古今，括究儒、释。昔高齐沙门释道慧为一切经音，不显名目，但明字类，及至临机，搜访多惑，应愤斯事，遂作此音。徵覈本据，务存实录，即万代之师宗，亦当朝之难偶也。恨叙缀才了，未及覆疏，遂从物故。”
《内典录》撰於麟德元年，则应卒在麟德以前矣。《续高僧传》撰於贞观十九年，以玄应附卷三十《智果传》，云：“京师沙门玄应，亦以字学之富，皂白所推，通造经音，甚有科据。”而未言其卒，本书序言“法师以贞观末历，敕召参传”，则应当卒在贞观以後。
《开元录》八著录此书，改名《一切经音义》，其略传悉据《内典录》及本书序。清人叙述玄应者，乃不据《内典录》及本书序，而多据《开元录》。《内典录》其所未见，本书序则未得撰者之名也。
唐《艺文志》载僧彦琮《大唐京寺录传》，玄应《大唐众经音义》，玄恽《法苑珠林》，玄范《注金刚般若经》等，四人所撰，凡十二部。其书名、人名次第，与《大唐内典录》所载，悉数相符，可为《唐志》此四节采自《内典录》之证。然乾隆间庄炘刻本书序，开口即云：“释元应《一切经音义》，唐《艺文志》改名《众经音义》”，岂非倒果为因。玄应惩高齐释道慧一切经音之失，乃作此音，仅得其半，四百四十余部，未可称一切。《内典录》称为《众经音义》，甚有分寸，《开元录》复以《—切经音义》名之，似未会宣公之意也。
本书序署名终南太一山释氏，此即道宣也。今丽本《释迦氏谱》，《释迦方志》，犹署是名，然清儒知者极鲜。《学海堂初集》七黄子高《一切经音义跋》言：“方氏《通雅》卷首小学大略，称焦弱侯引释广宣《诸经音义序》，语与今本合，广宣当即太一山释氏之名，疑焦氏当日亦尝见之。”不知明季士夫，类喜谈佛，曾见《一切经音义》，自不足奇，特不解何以误道宣为广宣耳。《郑堂读书记》亦误作广宣。《全唐文》九百九本有道宣文，而《众经音义序》特附於九二二僧人之末，题曰“终南山僧”，此清儒之陋也。
刘申叔生近代，然《左盒集》四《书华严经音义後》，亦只据《全唐文》终南山僧所作《众经音义序》，知玄应为贞观时人，而不知终南山僧即道宣。则诸儒之引《开元录》，而不引本书序，亦固其宜也。
慧苑略历
慧苑《新译华严音义》，《开元录》九著录，云：“慧苑，京兆人，华严藏法师上首门人。勤学无惰，内外兼通，华严一宗，尤所精达。以新译之经，未有音义，披读之者，取决无从，遂博览字书，撰成二卷，俾读之者，不远求师而决於字义也。”《宋高僧传》六《慧苑传》即本於此。
《华严经》开元以前有二译：一、东晋义熙末佛陀跋陀罗译，六十卷，玄应《音义》卷一所音者是也；二、唐武后证圣间实义难陀译，八十卷，慧苑所音者是也。曰新译，即对东晋旧译而言。而有清诸儒，多忽略“新译”二字，不考所谓新译者何时译，遂并不知慧苑为何时人。
臧镛堂嘉庆四年刻本书序云：“慧苑无考，此书引李善《文选注》、欧阳询《艺文类聚》，则在元应之後，盖生唐之中叶者。”若知《新译华严》为武后时译，则在玄应之後，又何待言。
本书慧苑自序称：“少翫兹经，索隐从师，十有九载。”其师何人，亦应注意。《开元录》、《宋僧传》，皆《四库》所著录，清儒不考，故不知慧苑为华严藏门人。华严藏者，今称华严宗三祖，《宋僧传》五有传。名法藏字贤首，康居人，以唐先天元年卒，年七十。同时有净域寺法藏，姓诸葛，吴县人，开元二年卒，年七十八，塔铭见《金石萃编》七十一，《全唐文》九百十四载华严藏文，而冠以净域藏传，阅〈释氏疑年录》四之五叶、六叶，即知其谬。慧苑既为华严藏门人，则盛唐时人也。
守山合钱熙祚本书跋谓：“《杜牧之集》有敦煌郡僧正慧苑除临坛大德制，苑、牧同时，则在元应後。殆见应《华严音义》，寥寥数简，故别为专书。”《徐星伯小集·华严音义跋》，曾有此说。此制见《樊川文集》二十，苑作别体菀。杜牧生中晚唐之间，与盛唐相距百年，何得混为一人；玄应所音《华严》是东晋译，慧苑所音《华严》是唐译，又何得混为一本。
刘申叔《书华严经音义後》，讥徐星伯以《杜牧之集》之慧菀为著《音义》之慧苑，是也；然又循《全唐文》之谬，以净域寺法藏为华严藏，所谓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沙门同名易混，即此可得二例。慧苑之苑，《开元录略出》四亦作菀，难怪徐君之误也。
粤雅堂伍崇曜本书跋仍谓：“慧苑事迹未详，俟考。”惟同时《铁琴铜剑楼书目》已知慧苑《宋高僧传》有传，特未知《宋僧传》实本诸《开元录》耳。
慧苑於《华严音义》外，尚有〈华严疏刊定记》二十卷，不尽守师说，故每为澄观之《华严玄谈》所诃，《佛祖统纪》言：“法藏既亡，慧苑悉叛其说。”指此也。今《刊定记〉见影印续藏，不全。
二书之体制及内容
二书为《经典释文》体，将经文难字录出，注音训於其
下，并广引字书及传记以明之，故比《经典释文》为详。其所引书，自释典外，百数十种，今多亡佚，即未亡佚，亦每有异文，足备讎校。以故清代小学家、校勘家，辑佚家，皆视此二书为瑰宝，此亦时代风气使然。譬之裴注《三国》，前此本无盛誉，刘知几且诋为烦芜，延至清朝，其价值遂舆陈寿书等。
嘉庆初，阮元抚浙，采购《四库》未收书，各撰提要进呈，赐名《宛委别藏》，贮养心殿，凡一百六十种，《一切经音义》即在其中。自此以後，各家书目多著录，不以释典视之矣。《[硏/手]经室外集》二有《一切经音义》提要，云：“元应通晓儒术，著书该博，所引群籍，如郑康成《尚书注》，《论语注》，《三家诗》，贾逵，服虔《春秋传注》，李巡，孙炎《尔雅注》，以及《仓颉》，《三仓》，葛洪《字苑》，《字林》，《声类》，服虔《通俗文》，《说文音隐》，多不传之秘册”云。
同时张秋水监有手抄《华严经音义跋》，见《冬青馆甲集》五，云：“辛酉春，纂修《两浙监法志》，开局於西湖昭庆寺，寺故有藏经，因借得《华严经音义》，爱之，录其副，为亡友刘疏雨假去未还。乙丑夏，在琅嬛仙馆覩是本，复竭四昼夜之力录之。所引书如张揖《埤苍》，杨承庆《字统》，李彤《字指》，阮孝绪《文字集略》，世不经见，说经家如《孝经》郑注，《孟子》刘熙注，《国语》贾逵解诂，《月令》蔡邕章句，《周易》刘献义疏，《尚书》王肃传，《诗》韩婴传，《庄子》司马彪注，尤足宝贵。此书出，其为当世见重宜何如。”辛酉，嘉庆六年；乙丑，嘉庆十年。玩其词意，似未见臧氏所刻之书，而琅嬛仙馆即阮元斋号，不知此书何以不偕玄应书进呈也。今考其书，与玄应书略异，玄应书兼音群经，故其书简；此书专音一经，故其书较繁。光绪初，张之洞撰《书目答问》，以二书附经部小学类，曰：“二书所引古书及字书，古本甚多，可资考证，故国朝经师多取资焉，於彼教无与也。”
玄应书板本
玄应书板本，可大别为藏本与儒本。
藏本二种：一、二十五卷本，宋、元、明南藏等属之；一、二十六卷本，明北藏及嘉兴藏属之。莫友芝《郘亭遗文》二，有《一切经音义》写本序，谓：“此书乾隆以前，淹在彼教，不过梵典视之。《四库》释家，仅取内府之储，不搜释藏，故未与《宏明》、《法苑》著录文渊。後此诸儒，益盛小学，广求唐以前书，始偕慧苑《华严》，大显於世。自玉林、子田诸家徵引後，重之殆中允《释文》，崇贤《选注》等。道光庚子，假观西来寺正统北藏本。癸卯夏，主者趣归，乃命写官多录，复假禹门寺万历南藏本，诸弟分校一过。南本第三卷，北本析为二，故北本二十六卷，南本二十五卷。乾嘉诸老，引证记卷，悉是南本，知北本之不足据也。闻贵筑黔灵山更有支那本，远不能借校。”
南藏洪武刻於南京，北藏永乐刻於北京。序中所谓正统北藏者，谓正统刻成时所颁；万历南藏者，谓万历续刻时所颁。支那本方册藏，亦万历间刻，但非官板耳。
此序所举人名，有大误者，玉林是臧琳，与阎百诗同时，臧在东镛堂之高祖，镛堂曾刻《华严音义》，故误在东为玉林。至谓南藏本二十五卷，北藏本二十六卷，不误。谓南本
第三卷，北本析为二，亦误，实则南本第三、四卷，北本析为三、四、五卷也。
《日本访书志》四言：“释元应《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自《开元释教录》以下，至明北藏皆同，南藏始分第三、第四、第五三卷为四卷，遂为二十六卷。嘉庆间武进庄氏以北藏本校刊行世，臧氏言从咸宁大兴寺得善本，不言何本，今据其本校之，实北藏本”云。杨氏所志，误点尤多，最误者以南藏为北藏，北藏为南藏，志中“南”“北”字，均须互易。又庄氏刻是书，在乾隆五十一年，非嘉庆；庄氏亦非臧氏；大兴善寺非大兴寺；南北藏分卷，亦非分三卷为四卷也。
藏本之外有儒本，儒本者，以其非为佛教而刻，若孙渊如者，且曾撰《三教论》，反对佛教，故特名之为儒本，《书目答间》所谓“於彼教无与也”。儒本三本，皆二十五卷。
一、武进庄圻本，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刻。庄炘序云：“唐释元应撰《一切经音义》，今存释藏中，自唐以来，传注类书，皆未及引，通人硕儒，亦未及见。阅千余年而吾友任礼部大椿著《字林考逸》，孙明经星衍集《仓颉篇》，始见此书，成其撰述，予闻而美之。顷宰咸宁，至大兴善寺，求其卷帙，善本犹存，乃施五百金刊而行之。”注中有庄炘及钱坫、孙星衍诸人校语，所据盖南藏本也。乾隆丙午，下距道光庚子已五十四年，莫氏竟未见其本，而求之各寺，可见前人得书之难，何如吾辈今日得书之易也。
二，海山仙馆本，道光末刻。海山仙馆刻书，例无年月及序跋，据其书总序，撰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只可称为道光末刻，其所据者即庄刻本。在儒本中，此最通行，而多谬误，如卷一《华严音义》，即阙五十四以下数卷也。
三、杭州曹籀本，同治八年刻。《越缦堂日纪》十三册言：“曹据庄氏校证本，授杭州尼明净翻刻。曹本妄人，又年老不知校勘，故貤谬满纸。”《日本访书志》言：“近日杭州曹籀重刻是书，言汉阳叶氏有影宋本，为某所乾没，竟不出，至疑之雷击，不知宋藏原本，犹在天壤间。”此即同治间撰《龚定盒文集》题词之曹籀，《定盒续集》四有“纵难送曹生”，即其人。
慧苑书板本
慧苑书板本，亦大别为藏本与儒本。
藏本二种：一、二卷本，宋、元、明南藏等属之；一、四卷本，明北藏及嘉兴藏属之。此书自《开元录》著录，以迄明南藏，皆二卷，明北藏始以一卷分作两卷，嘉兴方册藏因之，故有四卷。
臧镛堂刻本书序言：“镛堂寓吴门时，故友王西林为毕秋帆宫保掌经典，从借唐以前遗书，西林以《华严经音义》四卷写本见示，盖宫保抚陕右时所得释藏本也。读之如获一海外奇珍，旬日间尽录之。後宫保抚山左，招镛堂课孙，学使阮芸台一见首问此书，并出北藏板二卷，属为校讎。始知西藏本为後人改窜，远不及北藏之真，兹悉以北藏为正。”
此序以四卷本为南藏，二卷本为北藏，大误。又生造一西藏之名，乱人耳目。夫所谓南北藏者，指刻板之地，非指藏书之地，若其书得自陕右，即称之为陕右本可也，岂能谓之西藏，况所谓西藏者即北藏耶！自镛堂刻此书以来，竟播
其误於众，诚为可惜。
守山阁钱熙祚刻此书跋亦谓：“陈氏所校二卷本为北本，未见远胜西藏，此为嘉兴楞严寺所刊支那本，卷目舆西藏同，视北本尤完善。”
南北倒置舆臧同，今守山阁所刻者实嘉兴本，而云“卷目与西藏同”，益可证臧所谓陕右本者即北藏也。故凡臧、钱序跋中“南”“北”字样，均须互易，而西藏之“西”字，亦须改为“北”也。
铁琴铜剑楼藏者二卷，当为南藏，亦误称为北藏。惟粤稚堂所刻四卷本为北藏，伍崇曜跋独不误，且声明二卷本为南藏焉，此伍氏之特识也。闻伍跋多出谭莹玉笙手，故其误尚少。
慧苑书儒本五本：
一、臧镛堂本，二卷，叙录一卷，嘉庆四年刻。所刻者为南本，而序误为北本。叙录又有乾隆五十八年录此书序，时所录者为北本，曰：“《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四卷，唐京兆静法寺沙门慧苑撰，近同里孙渊如编修辑《仓颉篇》，兴化任幼植主事辑《字林》，徵引《一切经》、《华严经音义》，而二书始见知於世。《唐志》载元应《众经音义》，而慧苑书未著录，余见而嗜之，手自纂录，凡属梵言，悉从省节，有涉儒义，并列简编，仍存其卷第篇目，俾後人可考也。”
此序与庄炘《玄应书序》，实相呼应，惟将孙、任二君名次互易，知孙渊如曾争此二书发见权也，将於下文述之。臧本与藏本及诸儒本大异者，凡音译之文，悉被删削，仅存义译之文，故诸家称此本为删节本，以其变乱古书也。惟此本刻於粤，板式甚精，最近日本京都研究所将《拜经堂丛书》影印，此本在焉。
二、陈氏丛刻本，二卷，道光间江宁陈宗彝刻。
三、守山阁本，四卷，道光间刻。出自嘉兴藏本，而跋以为视北本尤完善，不知嘉兴藏本即北本也。全书案语均误以二卷本为北本。
四、粤雅堂本，四卷，咸丰四年刻。自言出北藏本，似尚未见臧氏、钱氏之书也。
五、曹籀本，二卷，即取臧氏节录本与玄应书合刻。
二书新印古本
二书板本，现以碛砂藏本为最古。碛砂藏者，苏州陈湖延圣院所刻之藏也。藏刻於宋、元之交，其板久废，一九三一年发见西安开元、卧龙两寺有藏本，上海影印宋板藏经会乃集资二十五万，改梵荚为方册印行之，一九三五年出版。
先是庄炘宰咸宁，得大兴善寺明南藏本玄应书刻之；毕秋帆巡抚陕西，又得明北藏本意苑书传之。曹籀言：“汉阳叶润臣有影宋本玄应书，为人所乾没，遂不传。”不知西安开元、卧龙二寺，与咸宁大兴善寺同在一城，而陕抚又即驻西安城内，其中即有宋、元佳本，乃瞠目而不之见，必待百余年後，始获见之，岂非吾人大幸。
此本之佳处，在一语一行，朗若列眉，最为清楚。二书原编“阶、纳，陛、弁”四号，即今影印本之四五八至四六一等四册，弁册之後半，即为慧苑书。惜碛砂藏无影印单行本，不可谓非失察。
二书之流行及利用
二书久在释藏，然未有人注意。焦竑《国史经籍志》释家类收罗释典最多，二书独不著录；乾隆初，翻刻全藏，二书亦独被遣落。乾隆四十七年，任大椿撰《字林考逸》，始利用之，然任书出後，归安丁小疋杰谓曾著是书，稿存任子田处，子田窃而刻之，作书遍告同人，事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六。然《字林考逸》为谁作，乃另一问题，最初利用两《音义》者为《字林考逸》，则尚无异议。
乾隆四十九年，孙星衍刻《仓颉篇》辑本序，言：“顷礼部仪制司任君大椿集《字林》八卷，索之弥月，始获一见。星衍以戊辰之岁，读书江宁瓦官寺合，游览内典，见元应《一切经》并慧苑《华严经音义》，引《仓颉》为多，随加钞摭，兼采儒书，阅五年矣，粗具条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学之助。”
据此序，孙君之意，以为发见两家《音义》者自我，非得之《字林考逸》也。然所谓戊辰者何年，谓乾隆十三年乎？则孙尚未生；谓嘉庆十三年乎？则序作於乾隆四十九年。序中所谓阅五年者，无非显明其在《字林考逸》之先，而未察“戊辰”二字之无著也。岱南阁本《仓颉篇序》如此，《问字堂集》四载此序亦如此，二者均孙君所自刻，何谬误若此！吾欲为孙君解释，谓戊辰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之讹，则在《字林考逸》之前矣，而舆阅五年之说不合。张绍南为君撰年谱，以阅藏事隶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与五年语合矣，然何解於自序之戊辰。《仓颉篇》辑本初稿，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曾篆刻於西安，其本今罕见。其自序则北平图书馆印《孙渊如外集》收之，中有“猎於儒书，以及异端”之句，疑曾采藏经音义，然吾未见其本也。北平馆跋语误以乾隆四十六年为二十二年，孙君以乾隆十八年癸酉生，是时才五岁，何能著书？推其致误之由，盖以辛丑为丁丑也。然对戊辰之解释，终无所补益，则姑以疑案存之可也。
乾隆四十九年孙君序又谓：“元应、慧苑之书，世多不传，南宋人博雅如朱子、王应麟，亦未之见。中引古书尤多，足舆陆德明《经典释文》并垂於世，星衍又尝揄扬其实，属友刊行焉。”则其後两书之刻，孙君亦自以为功，可见其念念不忘两书之发见权也。平情论之，两《音义》之流行，《字林考逸》、《仓颉篇》辑本，均不可谓无功。然自宋以来，两《音义》具存，未尝亡佚，儒家诸本，迭经写刻，终不如藏本之古。今後学人所当致力者，一则慧琳《音义》复出，已将两《音义》收入其中，可资校勘；二则丽本所传两《音义》，与宋、元、明本大异，亦堪互证。日本缩刷藏，支那本与丽本并收，最为有见，惜乎频伽本以两《音义》外间多有，竟将丽本削而不收也。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四
《一切经音义》百卷唐释慧琳撰
《续一切经音义》十卷辽释希麟撰
琳书与玄应书同名，凡《开元录》入藏之经，悉依次音之，有旧音可用者用旧音，余则自撰。麟所续者，《开元录》以後至《贞元录》之经，续琳书，非续玄应书也，故合论之。
二书在清末为显学，其内容体制与玄应，慧苑书同，而部帙数倍之，其可贵自不待言。兹特略其内容，而言其历史。二书通行者有日本板，及频伽藏影印本。
慧琳希麟略历
慧琳，《宋僧传》五有传：“唐京师西明寺僧，姓裴氏，疏勒国人。始事不空三藏，印度声明，支那训诂，靡不精奥。尝引《字林》，《三仓》，诸经杂史，撰《大藏音义》一百卷，起贞元四年，迄元和五载绝笔，贮其本於西明藏中，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住，春秋八十四矣。迨大中五年，有奏请入藏流行，近高丽国偏尚释门，周显德中，遣使齎金入浙中求慧林《音义》，时无此本，故有阙如”云。
疏勒为汉时旧地，在今新疆南路喀什噶尔。《通典》言：“唐时其国王姓裴，侍子常在京师。”颇疑裴姓乃中国人，国於此地，慧琳其支属也。博通梵汉，综贯玄儒，在唐代西北耆旧中，当首屈一指。宣统初纂《新疆图志》，其人物传绝不闻有此类之人，殊可诧也。传中有可注意者，贞元四年始撰《音义》时，琳五十二矣，至元和五载书成，琳已七十四，中间凡二十三年，老而不倦，为可敬也。惟此据《宋僧传》言之，赞宁未见其书，当另有所本。据本书景审序，则言建中末年创制，迄元和二祀而成，舆《宋僧传》所言，相差数岁。然费时二十余年，书成时年过七十，则二说尚无大异。
《宋僧传》谓：“周显德中，高丽国遣使入浙，求其书不得。”所谓浙，指吴越国，赞宁讳言之。《宋僧传》廿五《行蹈传》谓：“慧琳《音义》不传，瑫述《大藏经音疏》，行於江浙”，亦指吴越国。然当时中国不统一，吴越无其书，未必他处无其书也。试以希麟之书证之，麟所续者琳书，使麟不见其书，则又从何续起。希麟者，燕京崇仁寺沙门，其自序谓：“唐建中末，有沙门慧琳，棲心二十载，披读一切经，撰成《音义》总一百卷。依《开元释教录》，从《大般若》，终《护命法》，所音都五千四十八卷。自《开元录》后，相继翻传经论，及拾遣律传等，从《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尽续《开元释教录》，总二百六十六卷，前音未载，今续者是也。”据此，则麟曾见琳书，知燕京有其本也。希麟序无年月，然卷五“旃蒙岁”条下，谓：“旃蒙为唐代宗永泰元年乙巳，到今统和五年丁亥，得二百二十三年。”则麟书实撰於宋雍熙四年，与《宋僧传》同时。江浙无是书，燕京何得有是书，言宗教不能不涉及政治矣。
《慧琳音》，大中中虽曾奏请入藏，然广明之後，长安迭经兵燹，经典自易散亡，燕京地处边隅，人习“诡随之俗”，金世宗所谓：“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故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琳音》舆圆照《贞元续开元录》之能保存，及传至高丽者，亦以此，此谈政治，文化者所不可忽也。
二书之流行及利用
乾隆五十一年，庄炘刻玄应《音义序》已知《宋高僧传》有慧琳《音义》，但恨其不传。然乾隆二年，日本已有刻本，清人不知也。《书目答问补正》謂：“其书见唐《艺文志》，乾隆七年日本重刻。”均不确。光绪初，中日通使，馆员始发见其书，认为舶来佳品，渐有以相馈赠者，会稽陶方琦即利用之以补辑《字林》、《仓颉》；《越缦堂日记》于光绪六年十二月及八年十月、九年十二月，皆曾记是书；十四年陆心源刻《唐文拾遣》，卷二十七采本书景审序，二十九采本书顾齐之序；十八年山阳顾震福利用之以撰《小学钩沉续编》；二十二年陈作霖撰本书《通检》；二十七年杨守敬刊《日本访书志》，於是士林无不知有是书矣。
惟光绪二十二年缪荃孙辑《辽文存》，独不收希麟《续音序》，盖不省为辽僧也。三十年王仁俊辑《辽文萃》，卷二补希麟序，乃举五证以明之，实则麟之为辽僧，本书卷五已自言，无烦多证也。
辽时文化本陋，惟燕云十六州为中华旧壤，士夫多寄迹方外，故其地佛教独昌，观缪、壬二家所辑遣文，属佛教者殆十之六七。京西大觉寺，有辽咸雍四年《清水院创造藏经碑记》，言：“有南阳邓公，舍钱五十万，募同志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足为辽有藏经之证。其数比《开元录》之四百七十九帙，且有增加，故慧琳、圆照．希麟之书，不载於宋藏者，均存於辽藏。《辽史》廿三《道宗纪》：“咸雍八年十二月，赐高丽佛经一藏。”此高丽所以有慧琳、圆照之书也。然元至元二十二年撰《法宝勘同总录》，卷十，慧琳、圆照、希麟之书，皆已著录编号，是元时本有其书，不待清末始复得之日本也。
至日本之得是书，当在明天顺间大将军源义政向朝鲜请得全藏之时，见本书卷首纪事所引《善邻国宝记》。陈作霖《通检序》谓：“历千载而云遥，寄三韩而亡恙，直至明神宗之代，倏遭平秀吉之师，人府先收图籍”云云，非事实也。今将琳、麟两《音义》流行表录後：
西八一O元和五年，《慧琳音义》成。
八五一大中五年，奏请入藏。
八八O广明元年，黄巢入长安，《慧琳音》存京师
者亡。
九三六後唐清泰三年，《慧琳音》存燕京者，随燕云
十六州入契丹。
九五五周显德中，高丽求《慧琳音》于浙，不获。
九八七辽统和五年，燕京沙门希麟续《慧琳音》。
一O七二辽咸雍八年，高丽得《慧琳音》于辽。
一二八五元至元二十二年，《法宝勘同总录》著录《慧
琳音》。
一四五八明天顺二年，日本得《慧琳音》于朝鲜。
一七三七清乾隆二年，日本翻刻《慧琳音>>。
一八八O清光绪初，中国复得《慧琳音》于日本。
一九一二民国元年，频伽精舍复印《慧琳音》。
罗振玉《面城精舍杂文》甲篇有《慧琳音义跋》，云：“昔孙伯渊得玄应书，已诧为秘册，今慧琳书又数倍於玄应，九原可作，当以此夸示孙伯渊，其快意为何如。”惜乎清人所谓小学，至是已成强弩之末，罗君乃利用之以考史，如敦煌发见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首尾残阙，罗君据《琳音》卷一百所标难字，知为慧超书。吾人近考《四库提要》惠敏《高僧传》之譌，利用此书卷八十九，知为慧皎书之前帙，皆在声音训诂之外，亦在乎善用之而已。
《汉孳室文钞》正误
《琳音》复出，陶方琦用之甚早。陶光绪二年进士，曾督学湖南，卒於光绪十年。所著《汉孳室文钞》，有《绍兴先正遗书》本，关涉两《音义》者，不止一首，其中有偶误者，不得不加纠正，非敢掎摭前人，欲借此为轻於立言者戒耳！陈东塾尝言：“吾党切不可轻易立说，立说而误，又烦後人驳正，此书籍所以日多也。”书多亦何妨，但本无事而自扰之，诚可不必。
《汉孳室文钞》四，有《书〈众经音义〉中〈大般湟盘经〉及〈妙法莲华经音〉後》曰：“唐释元应《众经音义》卷二有《大般涅盘经》四十卷，卷六有《妙法莲华经》八卷，相传为释元应撰。近余读《大藏音义》，知《大般湼盘经音义》两卷，乃释云公撰；又音《妙法莲华经》八卷，注云沙门大乘基撰。是二经音义，非元应书也。”
正曰：《湼盘》、《法华经》有玄应音，又有云公及大乘基音。慧琳《音义》卷二十五《湼盘经》用云公音，二十七《法华经》用大乘基音，而不用玄应音，事本平常，安得因此遂谓玄应书之二经音义，非玄应撰也。
《文钞》又谓：“元应之书，初无自序，其序乃终南太一山释氏撰，而不得其名。今观《大藏音义》，於《大般湼盘经》前有题序一行云：‘开元二十一年壬申，终南太一山智炬等集。’是云公，乘基之音训，智炬合之於元应《音义》中。《众经音义》序首所云终南太一山释氏，即智炬也。考唐《艺文志》中，有智炬《宝林传》十卷，注云‘姓张氏，南阳人，贞观末’，以时考之，想即其人。”
正曰：终南太一山释氏为道宣，本无问题，今存道宣所著书，以此题名者不一，最易证明者，为《续高僧传》末结论，称“终南太一山沙门京兆释道宣敢告法属”云云是也。然清人终不识之，至陶君而附会支离更甚。今《慧琳音》卷廿五《湼盘经》前题“开元二十一年壬申岁，终南太一山智炬寺集”，此云公《涅盘经音义》原题也。“二十一年”四字，当为後人旁注，不然，“壬申”下“岁”字可省。开元壬申，是二十年，非二十一年，此《琳音》刻本之误也。终南山智炬寺，见《续高僧传》廿四《明瞻传入陶君以“寺”为“等”，误一。
慧琳所采云公、大乘基之音，与玄应音不同，玄应《湼盘经》及《法华经音》具在，陶君并未一勘，遂谓智炬合之元应音中，误二。
且所谓智炬寺集者，是单指云公之音，与大乘基之音无
步，今乃并为一谈，误三。
智炬是寺名，非僧名，今乃以终南太一山释氏为即智炬，发千古之奇闻，误四。
唐《艺文志》智矩《宝林传》十卷，法常《摄论义疏》八卷，又《玄章》五卷，注云：“姓张氏，南阳人，贞观末。”所谓姓张氏者指法常，见《续僧传》十五，非指智炬。今不知法常为僧名，而谓注者为智矩，误五。且唐《艺文志》作“智矩”，亦非作“智炬”也。
贞观末，下距开元壬申凡八十余年，贞观未能著书，至开元壬申，至少当百有十岁。《宝林传》今尚存七卷，《释氏通监》十谓其书撰於贞元十七年，去贞观末且百五十年矣，岂得轻为附会。陶君之文，至是乃无一当也。盖仅据一舶来《音义》，而於《内典录》、《开元录》、《续高僧传》诸书，未尝寓目，故有此误。《十驾斋养新录》十六言：“文集须良友删削。”陶君卒年仅四十，《文钞》之刻，不得直谅多闻之友为之删削，亦一憾事也。
大乘基即玄奘法师大弟子窥基，见《宋僧传》四。今称乘基，亦非。云公者，疑是牛云，见《宋僧传》二十一：云名亡上字，承文殊记识，前生为牛，故时号之。开元二十三年乙亥卒，年六十三。《湼盘音义》集於开元壬申，时云当六十矣。姑以存疑，不敢以为是也。
《辅行记》四十卷唐释湛然撰
本名《止观辅行传弘决》，为天台宗解释摩诃止观之书。以其中所引古籍，尚是唐时旧本，可以为校勘辑佚之用，遂与《一切经音义》等同为学者所注意，在清未曾流行一时。明南北藏及嘉兴藏皆著录，频伽本阳字五、六、七凡三册，宋、元、丽及清藏阙。
湛然，《宋僧传》六有传，常州荆溪人，建中三年卒，年七十二，为天台宗九祖。天台宗立於隋智者大师，尊龙树为第一祖，北齐慧文、南岳慧思为第二、第三祖，智者为第四祖，湛然则智者之五世孙也。
智者大师说摩诃止观，弟子章安灌顶记之。十卷，卷分上下，凡二十卷。至唐代宗时，湛然为之注，名曰《止观辅行传弘决》，十卷，卷分为二至六不等，凡四十卷。
摩诃者，大也；止观犹言定慧，犹言寂照，其义不一；辅行之行，与解对；传弘二字连读；决犹要决，犹决择，其义亦不一。或称《辅行记》，乃略名，见本书普门子序；或称《弘决》，则俗称，非本义也。
《辅行记》为注疏体，注释音义之外，兼及古德遣事，故所引外学之书，自经部小学外，并有子史集部，其范围更广於《众经音义》。乾隆间，任大椿撰《字林考逸》，卷六马部曾一引之，而未尽其用。嘉庆十年，臧庸受王引之之属，掇录所引古书为二卷，未见刊行，仅存其序於《拜经文集》卷二。
然臧刻《华严音义》，刊落过甚，未惬人意，此书若传，亦未必胜於其所刻《华严音义》也。
《辅行记》卷首比丘普门子序，称“永泰首元，兴唐八叶之四载”，臧庸：“考《唐书》代宗广德二年甲辰，明年正月改元永泰，为乙巳，则永泰首元，乃八叶之三载，称四载者，误。”不知代宗以壬寅年建巳月即位，至永泰元年乙巳，正为兴唐八叶之四载，原序不误，臧氏自失考耳。清代经生，囿於小学，疏於史事，此其一斑。同冶八年，绩溪胡澍从明北藏本录所引古书为一册，即名《辅行记》，刻入《滂喜斋丛书》，潘祖荫为之序。光绪八年，江都张心泰以胡辑尚多漏略，复辑为二册，亦称四十卷，刻入《梦梅仙馆丛书》。然湛然书藏本多有，不必以节本为重也。又杨嘉有《辅行记校注》，见《墨香簃丛编》。
《日本访书志》四有《弘决外典钞》四卷，钞於宋太宗淳化二年，其本甚古。“外典钞”三字，切当不易，惟“弘决”二字非本义，颇嫌割裂，若名“辅行记外典钞”，则大善矣。一九二七年德富苏峰氏有影印本行世，可见此书之时髦也。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宋释道原撰
元、明、清藏著录，丽藏阙。宋、元皆有单刻本。今通行者有常州本，《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一九一六年贵池刘氏覆刻元延佑本，一九三五年影印碛砂藏元泰定本。
景德，宋真宗年号，灯能照暗，以法传人，譬犹传灯，故名。晁氏《读书志》释书类云：“其书披奕世祖图，采诸方语录，由七佛以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献於朝，诏杨亿、李维、王曙同加裁定。亿等润色其文，是正差缪，遂盛行於世，为禅学之源。夫禅学自达磨入中原，凡五传至慧能，慧能传行思、怀让，行思、怀让之後有五宗，学徒遍於海内，迄今数百年，临济、云门、洞下，日愈益盛。尝考其世，皆出唐末五代兵戈极乱之际，意者乱世聪明贤豪之士，无所施其能，故愤世疾邪，长往不返。而其名言至行，犹联珠叠璧，虽山渊之高深，终不能掩覆其光彩，故人得而著之竹帛，罔有遣轶焉。”
《晁志》撰於绍兴二十一年。晁氏之意，谓政治混乱之时，有气节之人，做事固不易，说话亦不易，只可出家做和尚去，此禅宗所以盛於五代也。一部《景德传灯录》，不啻一部唐末五代高逸传，惜乎欧、宋二公皆不喜佛，故《新唐书》及《五代史》皆阙失此等绝好资料焉。
《景德录》之体制及内容
灯录为记言体，与僧传之记行不同。《弘明集》亦记言，然《弘明集》实记文，灯录乃真记言也。
灯录又为谱录体，按世次记载，与僧传之传记体不同。且僧传不限於一科，灯录则只限於惮宗，在《宝林传》未发现以前，《景德录》为禅宗史最初之一部。自灯录盛行，影响及於儒家，朱子之《伊洛渊源录》，黄梨洲之《明儒学案》，万季野之《儒林宗派》等，皆仿此体而作也。灯录谓释迦牟尼以前为七佛，犹儒家谓孔子以前，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也。以摩诃迦叶至菩提达摩，为西土二十八祖，以达摩至慧能，为东土六祖。慧能之下，分南岳、青原二派，南岳下出鸿仰、临济二宗，青原下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
宋时灯录著名者有五家：一、即《景德传灯录》，二、《天圣广灯录》，三、《建中靖国续灯录》，是谓北宋三灯。四、《联灯会要》，五、《嘉泰普灯录》，是谓南宋二灯。合五灯为一者，有《五灯会元》，将别论之。
灯录记载世次方法，各录不尽同：有从本身计起者，如以青原思为大鉴之二世是也，《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等属之；有从下一代计起者，如称马祖为南岳下一世是也，《景德录》、《天圣广灯录》，《嘉泰普灯录》及《五灯会元》等属之。
著者道原宗派
道原为天台韶国师之嗣，法眼清凉益之孙，故本书记青原诸宗特详，其二十五、二十六两卷，又皆法眼儿孙也。
总计本书记南岳法嗣者凡八卷，记青原法嗣者凡十三卷。其记临济，至汾阳善昭止，记法眼，至长寿法齐止。长寿法齐者，道原之侄禅师也。然本书记韶国师法嗣四十九人，独无道原之名，何也？此与《南齐书·豫章王嶷传》记豫章王诸子，不载子显之名，同一例耳。
《天圣广灯录》二十七於韶国师法嗣下，特补入苏州承天永安院道原一章；《传法正宗记》八记韶国师法嗣五十一人，亦於最末列苏州承天道原名，以是始知道原为韶国师之嗣也。
端拱元年赞宁上《宋高僧传》，卷十三有《韶国师传》，其塔铭亦即赞宁撰，以同在吴越，相知易详也。然禅宗五家，《宋僧传》独阙云门偃传，则以越、粤不相接，而宁与偃又异宗也。
本书距《宋僧传》不过二十年，於十九卷详载云门句语，於二十二、二十三卷又详载云门法嗣六十一人，可补《宋僧传》之阙。此岂有党於所亲，亦以支派近，见闻真，史料易於搜集耳。而後世尚有谓此书非道原撰，实出於临济者，殊可笑也。
《景德录》板本
本书於景德间进呈，曾韶杨亿等删定颁行，见本书杨亿序。当时应有刊本，今不可得见。近《四部丛刊》三编所影印者，号称宋代旧刊，合三本而成。据卷首《西来年表》，达摩至中国说，系取《传法正宗记》为定。《正宗记》成於仁宗嘉佑六年，尚在《天圣广灯录》之後，则此本非道原、杨亿原本可知也。
又景德间撰《册府元龟》，其纪年以宋、齐、梁、陈为闰位，司马温公撰《通监》，始矫正之。今此表纪年与《册府》异，与《通监》同，其撰著当在元丰七年《通监》既出之後，则此本非道原、杨亿原本，益可知也。
惟此本虽非原本，其大体尚为道原、杨亿之旧，观书中小注可证。本书小注，可分三种：一、为道原、杨亿旧注，多半属此。二、为宋刻本附注，如卷三《达摩章》末注云：“凡此年代之差，皆由《宝林传》错误，而杨文公不复考究耳。”据此
则知宋时刻本对原书认为差误者，尚不敢擅改原文，只加注说明而已。三、为元延佑本附注，如卷六《越州大珠慧海章》末注云：”此下旧本有洪州百丈山《惟政禅师传》，今移在第九卷百丈山海和尚下。”是也。据此知延佑本对原书认为不合，而有改变者，亦加注声明，不任便改动也。
又延佑本卷十一《邓州香严智闲章》“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二句，注云：“此句旧本、福邵本并无，今以《通明集》为据。”又卷十四《荆州天皇道悟章》，附寂音梦堂详注两段，信伪丘玄素碑，谓有两天王，其说至谬。然对原本并未敢增益，仅附注说明，尚为慎重，此本书之幸也。
又卷九等延佑本附黄檗希运禅师《传心法要》，卷三十末附杨亿《寄李维书》，叙师承本末，皆《丛刊》本所无，当亦後人所加。然与原书划然不混，且有此附录，可助研究者之探讨，於本书有益无损。碛砂藏泰定本卷首无年表，亦无校正年代差误等注，疑所据者乃一较早之本也。杨亿与撰《天圣录》之李遵勖，同出临济，见《天圣录》十八。
《景德录》撰人问题
本书著者为吴僧道原，本无问题。外学书如淳熙间龚明之所撰之《中吴纪间》，卷二谓：“《传灯录》为永安禅院僧道元著”，元、原虽殊，然非有二人也。惟延佑本有绍兴二年长乐郑昂跋，忽持异论，谓：“《景德传灯录》本住湖州铁观音院僧拱辰撰，书成将游京师投进，途中与一僧同舟，因出示之，一夕其僧负之而走，及至都，则道原者已进而被赏矣。此事与郭象窃向秀《庄子注》同。拱辰谓吾之意欲明佛祖之道耳，夫既已行矣，在彼在此同，绝不复言。拱辰之用心如此，与吾孔子‘人亡弓，人得之’之意同。又得杨文公为之删定，其书所以可信，舆《续灯录》遣僧采事，而受金厕名以乱真者有间”云。
此跋可称毒箭，欲以一矢贯双雕，而不知其说之无稽也。道原为韶国师之嗣，前文已具。今以拱辰世系考之，拱辰者，金山昙颖之嗣，李遵勖之侄禅师也。金山颖、西余辰之名，始见《建中靖国录》四及八。道原之名见《天圣录》，又见《传法正宗记》，先於《建中靖国录》者凡八十年。《景德录》十三．《正宗记》八，记临济之嗣，皆止於拱辰之前二代，尚未有金山颖之名，拱辰更无论矣。
道原、拱辰确实卒年无考，然两家先世卒年幸存，亦略可比较。韶国师卒於开宝五年壬申，年八十二，道原当生於五代之时。金山颖卒於嘉佑五年庚子，年七十二，後韶之卒，凡八十九年。则辰与原实不相接，何由有同舟相遇之事乎！杨亿序明言：“裁定此书，周岁方毕”，既系同途入都，何能进呈被赏如是之速乎！今频伽藏总目，於此书下设为疑词，云“旧题宋道原纂”，已受昂跋影响。频伽藏盖用延佑本也，碛砂藏元泰定本无郑昂跋。延佑本闽刻，碛砂本吴刻，後延佑本八年。
窃尝思之，拱辰未必有是言，郑昂亦未必造此语，必当时有此传说，郑昂不察，遽以入跋。《四部丛刊》三编本张菊翁跋，遂亦信之，谓：“著此书者名道原，而实拱辰也。”呜呼！君子可欺以其方，吾恐复有被欺之君子，故不得不辞而辟之。
然何以有此谣？必欲张临济之军者所为也。然何以实之拱辰？则以拱辰曾著《祖源通要》三十卷，舆此书体制相类也。何以谓郑昂之跋，欲以一矢贯双雕？则以其既攻法眼之道原，并攻云门之惟白也。《续灯录》为佛国惟白撰，今谓《续灯录》遗僧采事，受金厕名，此非忌云门者之词乎！惟白者，云门六世孙也。北宋三灯撰者：一法眼，一临济，一云门，若以青原、南岳别之，则青原二，南岳一也。斗诤之源，有关於此，将另详之。
《五灯会元》二十卷宋释普济撰
清《四库》著录。有重刻宋宝佑本及元至正本。五灯者：
一、《景德传灯录》，法眼宗道原撰，见前。
二、《天圣广灯录》，临济宗李遵勖撰。天圣距景德不远，各宗世次，增加无几，惟於《景德录》章次，略有更易，人数及句语，略有扩充，故不名续而名广。
三、《建中靖国续灯录》，云门宗惟白撰。建中距景德近百年，其书志在续道原书，故名《续灯录》。
四、《联灯会要》，南宋淳熙十年临济宗悟明撰。距建中靖国约八十年，其书志在合北宋三灯为一书，而续其所未备，故曰《联灯会要》。
五、《嘉泰普灯录》，云门宗正受撰。嘉泰距建中靖国约百年，距淳熙不过二十年，然此书实未见《联灯》。因天圣、建中二录，不载师尼及王臣，故特补之，曰：“灯之明不择物而照，何独收比丘而遣帝王公卿，师尼道俗耶！”惜其照之不普，故著书名普。
右五灯各三十卷。中多重复，普济删繁就简，合五灯为一，故名曰《会元》。
《会元》之体制及内容
自《景德录》颁行後，不满二十年，而李遵勖即广之；不满三十年，而王随复删之为《玉英集》十五卷。据袁本《晁志》：“随以《传灯录》繁冗难观，删为此录，景佑甲戌上之，诏书奖答。”有致堂胡氏序，见《斐然集》十九，名《传灯玉英节录序》；又见《通考·经籍考》。陈氏《解题》于《雪峰广录》条下，谓：“随与杨大年，皆号参禅有得者。”是知《灯录》之编，不能尽如人意。今《玉英集》有《宋藏遗珍》影本，《广灯录》有续藏经影本，均未见能胜《景德录》，则改编亦殊不易也。
五灯除《联灯》外，北宋三灯晁氏皆著录，《普灯》陈氏亦著录，且皆见收於《通考》。陈氏曰：“本初自谓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今四灯总一百二十卷，数千万言，乃正不离文字耳。”陈氏对释家态度，与晁氏不同，故辄为微词。然五灯总一百五十卷，叠床架屋，诚有归并删除之必要。譬之儒书，则五灯者犹宋、齐、梁、陈诸史，而《会元》则李延寿之书也。
《十七史商榷》五十三谓：“《新唐书》过誉《南、北史》，平心观之，延寿只是落想佳。因南北八史，合有鸠聚钞撮之功，延寿适承其乏，人情乐简，故得传世。”吾今於《五灯会元》亦云然，自《南、北史》行，而八史多残阙；自《五灯会元》
出，而五灯遂少流通，同一例也。
《会元》由一百五十卷，缩为二十卷，表面似减去原书七分之六，而内容实减原书二分之一耳。《会元》卷厚，清藏改方册为梵荚，析为六十卷，其原卷之厚可知也。
五灯向以南岳、青原分叙，以下不复分宗。世次既多，支派繁衍，大宗难於统摄，自应分立小宗，以为之枢纽，庶阅者沿流溯源，易得要领。《普灯录》於南岳、青原之下，复注小宗，较为明晰。然每於一卷之内，南岳、青原间出，转觉迷离。《会元》後《普灯》约五十年，各卷宗派分明，其法更为进步，故内学、外学，均喜其方便，元、明以来，士大夫之好谭禅悦者，遂无不家有其书矣。惟诸本皆有目录，无总目，不便观览。今揭其总目如下：
卷一七佛至东土六祖
卷二四、五、六祖法嗣及应化圣贤
卷三、四南岳让至五世
卷五、六青原思至七世及未详法嗣
卷七、八青原下二世至九世
卷九南岳下二世至八世冯仰宗
卷十青原下八世至十二世法眼宗
卷十一、十二南岳下四世至十五世临济宗
卷十三、十四青原下四世至十五世曹洞宗
卷十五、十六青原下六世至十六世云门宗
卷十七、十八南岳下十一世至十七世黄龙派
卷十九、二十南岳下十一世至十七世杨岐派
最可异者，法眼宗成立最迟，应列云门之後，今乃列临济之前，颇为世所讥议。试解释之：盖以法眼先绝，止於青原十二世，不溯其始，而计其末，应列在临济之前也。清顺治初，曹洞宗永觉元贤撰《继灯录》凡例，则以此为抨击《会元》口实矣。曰：“五宗次序，《景德录》及《正宗记》俱先青原，後南岳，大川乃私党己宗，以南岳先青原，又恐人诤论，故复以法眼先临济，紊乱极矣”云云。大川即普济。其实《景德录》於各卷叙述，亦先南岳後青原。惟卷五叙六祖法嗣时，青原先於南岳耳。此固无聊之争，而斤斤不已，亘数百年而未息也。
普济派系
普济，四明奉化张氏子，与撰《联灯》之悟明，同出於临济之杨岐派，为大慧杲三世孙。大慧杲者，绍兴十一年，因上堂说法，招秦桧之忌，被编置衡州者也。以世法论之，济与明为同曾祖昆弟，然济并不党於明。《联灯》卷十九於石头迁法嗣大颠和尚下，增入韩文公问师语句，《会元》卷五仍之；《联灯》卷二十复以韩愈为大颠法嗣，并有语句四则，颇为识者所笑，《会元》卷五则删之矣。又北宋云门盛时，与云门竞者伪造天王碑，以天王嗣马祖，《会元》卷七以此事附小注，而不敢公然列天王於马祖之下。如後来《佛祖通载》等所为，亦足见其审慎。康熙初，洞下著《法门锄宄》，谓：“此注为越州开元业海清公於元至正甲辰重刻《会元》时添入，大川原本从无是注，清公不考真伪，惑世误人，可谓业海”云。不知此说著於北宋末《林间录》，纵使《会元》不加附注，人岂不知，未足为《会元》病。且此注宋实佑本已有，不待元时始
添入，今竟以此罪业海，岂不冤哉！读书不能不多聚异本，此亦一证也。
《会元》板本及撰人问题
本书向传元至正本，即所谓业海清公重刻本是也。卷首有释廷俊序，言：“本书为宋季灵隐大川济公集学徒所作，板毁，今会稽开元业海清公重刊之”云云。
明嘉靖、万历间，此书迭有刊本，然未尝入藏。嘉兴续藏第六十及六十一函，虽有是书，究非官板。其正式入藏，自清龙藏始。清藏析为六十卷，然自明以来，诸本皆从至正本出。光绪初，宋本始由海外归来，卷首有淳佑十年王子冬普济题词，又有宝佑改元王墉序，卷未有宝佑元年武康沈净明跋，是为宋宝佑本。自此本出，而本书撰人又生问题矣。
本书汇集五灯而成，於史料搜集一层，全不费力，所费力者，特编排联缀之工而已。此种编排联缀之工，苟有老师为之主持，发凡起例，即可令学徒从事纂辑。至於去取标准，随时禀承，自可就范。
普济为当时老宿，据今存《大川语录》附大观撰《行状》，大川卒於宝佑元年癸丑正月八日，年七十五，弟子七十余人。是此书刻成之年，即大川卒年，在本书题词後一二月耳。．
本书题普济撰，向无异议，光绪二十八年壬寅，贵池刘氏覆刻宝佑本跋，始以为非普济撰，而为慧明撰。刘君矜为创获，曰：“《四库提要》以为灵隐寺僧释普济字大川者所撰，按此本王墉序，独云慧明首座，萃五灯为一集，则撰人名慧明，非作序之普济。当是内府本无王墉序。非此宋本复显，订正撰人之误，後世谁复知慧明所著，是尤见宋本之足贵”云。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况周仪撰《蕙风簃随笔》卷二，於《五灯会元》条下，即采其说。
一九三O年庚午，长沙复将宝佑本影印，刘善泽跋亦云：“焦竑《经籍志》、钱氏《补元史艺文志》著录此书，并作普济撰，藉非宋椠复出，踵譌[貝*(/也)]谬，殆终无订正之时。检嘉靖本释廷俊序，云：‘宋季灵隐大川禅师济公以五灯为书浩博，学者罕能通究，乃集学徒作《五灯会元》。’廷俊此序作於元至正甲辰，距宋宝佑癸丑，相去才百年，已不知为慧明书，而漫焉不加考覈，斯为疏矣”云。然吾以为廷俊岂不知，序明言集学徒为之，慧明即学徒之一也。普济卒於宋宝佑元年，钱氏之误，在误以本书入元《艺文志》，其以为宋末灵隐寺僧普济撰，未尝误也。钱氏未见普济《行状》，不知普济卒年，据廷俊序以为宋末人，当卒於元初，故以入元《艺文志》，史料不备，推想如是，亦未为大误。
宝佑本沈净明跋言：“禅宗语要，具在五灯，卷帙浩繁，颇难兼阅。谨就灵隐禅寺，命诸禅人集成一书，以便观览。”则是书实发起於沈氏，慧明盖诸禅人之一，普济其主编也。若必以此书为慧明撰，恐诸禅人未必心服。且当时大川并不以《会元》重，故《行状》略不及之，而《五灯会元》則反藉大川以行也。
慧明不知何许人，王墉序称为首座，则为当时小师可知。吾友莫天一撰《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巻十四，据《新续高僧传·净读篇》，谓：“慧明字无晦，盐官人，晚居常照寺，持
弥陀号，日数万声，庆元五年春累足而逝”云。此亦沙门同名易混之一例也。庆元五年，下距宝佑元年凡五十四载，枯骨何能著书？莫先生目录印行後，吾始得见，未及为之追改矣。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五
《宝林传》十卷唐释智炬撰
一九三五年，《宋藏遣珍》影印本名《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唐《艺文志》著录。宝林者，韶州曹溪宝林寺也，六祖真身在焉。智炬《唐志》作“智矩”，传写误也。
此书为禅宗史惟一史料，《景德录》及《传法正宗记》均取材於此。惟其言不雅驯，荐绅难言，故《正宗记》用之而复贬之。正如吾人今日欲考中国天主教史，不能不用传教士所著之书也。
然此书自明以来，已不见著录。元末虞集序《佛祖通载》，谓“宝林等传，世久失传”。《宋史·艺文志》有《宝林传录》—卷，云“不知作者”，当是一残本。《至元法宝勘同录》作九卷，想已缺一卷。又题曰“宋陵沙门智炬集”，“宋陵”为“朱陵”之譌，朱陵者南岳也。
宋咸淳间，本觉撰《釋氏通监》，系此书於唐贞元十七年条下，曰：“金陵沙门惠炬，天竺三藏胜持，编次诸祖传法偈谶，及宗师机缘，为《宝林传》。”《释氏稽古略》因之，又改金陵为建康，盖皆未见原书也。《释门正统》卷八《义天传》，言：“辽国曾令义学沙门诠晓等，再定经录，《六祖坛经》、《宝林
传》，皆被焚。”此亦传本稀少之一因。
始吾读《释门正统》，《佛祖统纪》等天台宗撰述，数攻击此书，求之久而未获。一九三三年，日本发见一写本，仅存第六卷，以为奇宝，先在《东方学报》发表，复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珂罗版印行。一九三四年，吾人亦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见卷子刻本一部，存一、二、三、四、五、八等六卷，为金初民间刻本，在宋则为绍兴间也。一九三五年收入《宋藏遣珍》，改为方册本，影印以行。兹揭其内容如下：
卷一释迦牟尼及一祖。前缺三纸，每纸约二十三行，行约十四字。
卷二二祖至八祖。刻藏时已缺，取《圣胄集》补之，今《圣胄集》亦佚。
卷三九祖至十七祖。
卷四十八祖至二十二祖。
卷五二十三、二十四祖及师子弟子。前缺一纸。
卷六二十五、二十六祖。缺，以日本藏写本补之。
卷七缺。
卷八二十八至三十祖。
卷九缺。
卷十刻藏时已缺。
《至元法宝勘同录》著录九卷，当即此本。盖原缺第二、第十两卷，第二卷以《圣胄集》补之，仍缺第十卷也。
数十年来，若敦煌、若海外、若地下、若古寺院，遗珍迭出，学者眼福，百倍前人。惟《宝林传》原书并不佳，不过取其为古本而已。《传法正宗记》虽采此书，然《正宗论》卷上，亦谓：“其文字鄙俗，序致烦乱，不类学者著书，或错误差舛，殆不可按，是必所承西僧，泛传不审，而传之者又不能裁之”云云。
今观其书，即以年代一节论，舛误者十之八九，盖依据一俗陋年表所为，而《景德录》仍之，如一祖至十三祖各章是。有经《景德录》改正者，如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祖各章是。有《景德录》改而仍误者，如二十一、二十四祖各章是。此《正宗记》所以遇有年代处，则尽删削之，知其不足取信也。
其卷八载：“达摩以梁武帝大同二年丙辰十二月五日丁未终於洛州禹门，二十八日庚午，昭明太子奉敕撰祭文，时魏太和十九年十二月”云。按梁大同二年，不当魏太和十九年。梁大同二年十二月丁卯朔，其五日非丁未，二十八日亦非庚午。据《梁书》八，昭明太子以中大通三年辛亥四月薨，年三十一。大同二年，昭明卒已五年矣，何能为达摩撰祭文，此真可为喷饭者也。同卷又有二十九祖(即东土二祖)可大师碑，题唐内供奉沙门法琳撰，法琳见《续高僧传》二十四，又有唐彦惊撰《法琳别传》。法琳未闻掌内殿道场，何云内供奉。据赞宁《僧史略》，内供奉授僧，始自唐肃宗，唐初何能有内供奉沙门，此谬之显然者。且法琳著述存於今者，尚有《破邪论》，《辩正论》等，其风格绝与可大师碑文不类。
碑又有“东山之法，於是流焉”之句。因东土四祖信与五祖忍，并曾住蕲州东山寺，後人始目其法为东山法门。四祖卒於永徽二年，五祖卒於高宗上元二年，琳先以贞观十四年卒，何能於二祖碑预有东山法门之语，此皆不足信者也。
惟其书撰自中唐，传世已古。一九三五年河北省磁县出土之元和十二年李朝正重建梁武帝达摩碑，其文即出於此。又其所载师子以後世系，与今本《坛经》全同，皆足资考证，正不必以其鄙俚而废之也。
一九二九年，胡适撰《荷泽大师神会传》，一九三四年记北宋本《六祖坛经》，均谓：“今本《坛经》所载师子以後世系，为契嵩和尚所改。”并谓：“今本《景德录》，亦依契嵩说追改，非《景德录》原本”云云。时《宝林传》尚未复出，故推论如此，其实今本《坛经》与《宝林传》同，其说远在中唐，为《景德录》、《正宗记》等所依据，不自契嵩始也。至谓今本《景德录》为依嵩说所追改，亦非，因《景德录》後尚有《天圣广灯录》，所载亦舆《宝林传》同，能改《景德录》，未必能改《天圣录》，更未必能改《宝林传》也。
《北山录》十卷唐释神清撰
一九二一年景印宋刻本。唐《艺文志》作《参元语录》，《宋志》作《北山参元语录》，焦竑《国史经籍志》《参元语录》与《北山语录》重出，《季沧苇书目》作《宋辽北山录》，则因卷首有沈辽序而误也。
神清，《宋僧传》六有传，梓州慧义寺沙门，元和中卒。传称其：“好著述，都百余轴，并行於代。就中《北山参玄语录》，博综三教，最为南北鸿儒名僧高土之所披翫。寺居郑城之北，长平山阴，故名北山；统三教玄旨，实而为录，故名参玄”云。以是知《唐、宋志》所著录者即此书也。
是书为理论体，颇似周秦诸子。以三字或二字为题，如《天地始》、《圣人生》、《异学》、《外信》等，凡十六篇。会萃孔、老、庄、列、荀、杨、班、马之言，而折衷以释氏。书甚古雅，惟因其中有关涉禅宗世系之说，颇为禅者所攻击。契嵩《坛津集》有《评北山清公书》，即指此。
此书未经入藏，传本甚少。民国初年，发见两残本：一存一至三、七至十卷，为项氏天籁阁旧藏，西蜀草玄亭沙门慧宝注，前有钱唐沈辽序，後有殿中丞致仕丘濬後序，皆熙宁元年撰。一存一至六卷，为华亭朱氏文石山房旧藏，附《注解随函》二卷，仪封县平城村比丘德珪撰。同人乃剧赀合两本影印行世，其原本後归南海潘氏宝礼堂。
慧宝注，卷三末有开宝六年事，卷十有宋太宗登极时事，则北宋初人。德珪注颇纠宝注之失，第四篇引《传灯录》，第七篇引《僧史略》，则又在赞宁《僧史》、《景德传灯》之後矣。书有差误，注辄为纠正，而不改原文；注有差误，《注解随函》亦正之，而原文不动，最为合法。惟《随函》卷末有刻主题名一叶，称：“宣授讲主心印，广福大师全吉祥，谨施长财，陆续重刊”云云。字体圆柔，不似本书之方劲，乃知为元初重刻宋本，苟无此叶，则全书均可充宋本矣。僧称吉祥，惟元有之，详《十驾斋养新录》九。
神清为义学憎徒，博极群书，对禅宗时致不满，卷六《讥异说》篇尤甚，谓：“《付法藏传》止有二十四人，其师子後舍那婆斯等四人，并余家之曲说，又第二十九名达磨多罗，非菩提达磨也。”以是颇为禅者所诟病。
明教嵩撰《传法正宗论》四篇，即为对神清而发，《正宗记》卷二末，《评北山清公书》云：“唐高僧神清，不喜禅者，自尊其宗，乃著书而抑之。固哉清也，徒肆己所爱恶，而不知大谬先圣，虽能编连万世事，亦何益乎！书曰‘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清之谓也。”嵩虽掊击清书，然与嵩并世之台宗僧徒，亦对嵩书还击，胜负未分也。清攻击禅者，谓师子後舍那婆斯等四人，并余家曲说，未明指何书，慧宝注以为指《宝林传》，德珪注又谓舍那婆斯名悮，应云婆舍斯多。此皆知有《宝林传》，而不知《宝林传》之外，尚有诸书，如《历代法宝记》之属也。作舍那婆斯者，乃诸书根据《达摩多罗禅经》及《出三藏记》萨婆多部目录而来，非悮也。《宝林传》以达摩为二十八代，今清书谓达摩多罗为二十九代，是《历代法宝记》之说，非《宝林传》之说也。慧宝以甲作乙，德珪又以不悮为悮，非敦煌发见《历代法宝记》，赵城发见《宝林传》，吾人又何从而正之？则新史料之发见，不可不刻刻留心也。
《传法正宗记》十卷、《正宗论》二卷
宋释契嵩撰
宋、元、明、清藏著录。嵩所撰尚有《辅教编》三卷，晁氏及《宋志》、明、清藏皆著录；又有《坛津集》十九卷，明北藏著录，前三卷即《辅教编》重出，盖万历时续入藏者，明南藏及清藏无《坛津集》。
《坛津集》，《四库》别集类五作二十二卷，盖由弘治本出，即今《四部丛刊》三编所影印者是也。与藏本分卷不同，而内容次第无异，盖同出於永乐本。惟《四库提要》谓王士禛《居易录》十七载《坛津集》十五卷，当另一本。
《坛津集》卷首有陈舜俞撰《明教大师行业记》，言：“嵩所著书，自《定祖图》而下，谓之《嘉佑集》。”今卷末附录诸师著述，有惠洪《礼嵩禅师塔诗》，见《石门文字禅》五，而《文字禅》十九有《嵩禅师赞》，附录却未收。附录又有无名序一篇，永乐、弘治两次刊本，均疑为著《湘山野录》之莹道温作，而不知即《文字禅》二十三之《嘉佑集序》，亦可见明代僧徒之陋也。
契嵩生平
契嵩字仲灵，藤州坛津人，今广西梧州藤县，熙宁五年卒，明教其赐号也。行迹具陈舜俞撰《行业记》及《禅林僧宝传》二十七。
《东坡志林》三言：“契嵩禅师常瞋，人未见其笑；海月慧辩师常笑，人未见其怒。予在钱塘，亲见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坏者五；海月比葬，面目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云。
海月慧辩，与辩才元净皆天台宗，明智祖韶弟子。海月熙宁六年卒，辩才元佑六年卒，其塔铭皆苏子由撰，见《欒城後集》二十四。《东坡後集》十六有祭龙井辩才文，曰：“呜呼！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於其间，禅律相攻。我初适吴，尚见五公，讲有辩、臻，禅有琏、嵩，後二十年，独余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谁宗！”
此翁谓辩才，辩、臻则海月慧辩与南屏梵臻也。臻亦天台宗，四明知礼弟子，视慧辩为侄。释可观《竹庵草录》诸宗立祖条言：“昔日南屏臻老，曾与嵩仲灵往复辩正”，即其人。盖与嵩异派相攻者也，而东坡则并交之。
琏者，大觉怀琏，与嵩皆云门四世孙，所谓同高祖昆弟也，《禅林僧宝传》十八有传，元佑五年卒。北宋云门之盛，琏与嵩皆其中健将。是时天台与云门旗鼓相当，工力悉敌，复有士大夫周旋其间，故特形其盛。天台派《佛祖统纪》十五尝论之，曰：“智者之为道也，广大悉备，为其徒者自尊信之，未足以信於人，惟名儒士夫信而学焉，斯其道为可信也。智者之世，有徐陵、柳顾言；荆溪之世，有梁肃、李华；明智之时，有晁以道、陈莹中。是数君子，不特知道，又能立言以赞之，故智者之道愈光也。”
此明智名中立，与祖韶同赐号，而後卒五十余年，亦得士夫之信仰者也。然吾以为岂独士夫赞之能致其光大，士夫毁之亦能致其光大也，特患人置之不论不议之条耳。何以言之？晁以道尝言之矣，《景迂集》十四日：“予尝怪韩文公，欧阳公力排浮图，而其门多浮图之雄，如澄观、契嵩辈，虽自能传於後世，而士大夫今喜称道之者，实二公之力为多也。往年孤山智圆，凛然有名当世，读书甚博，性晓文章经纬，师法韩文公，常责其学者不如韩能有功於孔氏；近则嵩力辩欧阳之谤，有占义士之风。是二人者，忘其雠而慕其善，又一反也。”
此所谓相反而实相成也，孤山智圆为台宗之山外派，台宗有山家、山外之分，将另论之。智圆著书满家，其文集名《闲居编》，取法乎韩，契嵩著书名《非韩》，而文实学韩。《坛津集》十有《上欧阳侍郎书》，曰：“今天下之士，指阁下之门犹龙门，而阁下之门难升，又过於李膺。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无状以书奏天子，因而得幸下风，不即斥去，引之与语，温然，乃以读书为文见问，此特大君子与人为善，诱之欲其至之耳。”
嵩固非韩者也，何其声之似韩也。然惟其似韩，故当时禅讲虽不相能，嵩舆辩又瞋喜不同道，而辩竟有求嵩之事，是亦学韩之力也。《坛津集》十五有《慈云式公行业曲记》，式公者遵式，天台大师，慧辩之祖，而明智祖韶之父也。其文曰：“蒙识韶公几三十年，晚山中与其游益亲。韶公耆年淳重，名德之师也。尝以大法师实录命余笔削，始以敝文不敢当，及蒙奏书还，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辩师益以录见托，愿成就其师之意。辩师端审善继，又明智之贤弟子也，会余避言山中，嘱之愈勤，顾重违其师之意。姑按韶公实录而论次之，命曰《曲记》，盖曲细而记其事也。”一行业记耳，何人不可为，而必有待於嵩者，以其声之似韩也。智圆而在，或无所求於嵩，嵩卒後一年辩卒，嵩而在，辩塔铭亦或无所求於子由也。因论嵩生平，而连类及之如此。
《正宗记》之内容及得失
《正宗记》为传记体，其书在《景德》、《天圣》二录之後。於唐以来禅宗二十八祖世系，宗《宝林传》，而求古籍以证明之，解释之。嘉佑六年进之朝。
卷一为《始祖释迦如来表》。名为表，实非旁行斜上
之体也，盖一世谱而已。
卷二至六为迦叶至东土六祖大鉴止。
卷七、八为《正宗分家略传》。记大鉴以下至十二世，凡一千三百四人，其有行迹可纪者，以见於《景德》、《天圣》二录及《宋高僧传》，故略其行事，只叙其世次。嵩为大鉴十一世，然卷八记云门之嗣，至嵩本师洞山晓聪而止，不及本身，亦犹《景德录》道原之意也。
卷九为《旁出略传》。叙六祖以前旁支世系，凡二百五人。又《宗证略传》十人，皆本书所据各说之译者著者，不分缁素，故裴休、刘昫在焉，以曾采裴撰《圭峰传法碑》及《旧唐书·神秀传》也。
卷十为《传法正宗定祖图》。绘三十三祖传法故事，今藏本则有说无图矣。
《正宗论》二卷，四篇，则阐明达摩之法，的有师承，以破神清《北山录》及《付法藏传》之说，曰：“後魏毁教时，僧昙曜於仓皇中，单录诸祖名目，亡於山野，会文成帝复教，前後更三十年。当孝文帝之世，昙曜进为僧统，乃出其所录，诸沙门因之为书，命曰《付法藏传》，其所差逸不备，盖自昙曜逃难致然也。”
其重要之根据，则在《出三藏记》之萨婆多部师承目录及《达摩多罗禅经》。然二书只有达摩多罗，无菩提达摩，故《景德录》於菩提达摩下曰“本名菩提多罗”，《正宗记》改曰“初名菩提多罗，亦号达摩多罗”。又於《定祖图》菩提达摩下注云：“其名称呼不同，如达摩多罗，凡三四说。”其所以必须如此解释者，盖就已成之说而弥缝之、补救之，以求合於古籍，亦煞费苦心矣。
其必不可掩饰，如《宝林传》所纪年代，十误八九，《景德录》改而仍误，《正宗记》则一概芟夷之，曰：“《宝林》、《传灯》二书，皆书天竺诸祖人灭之时，以合华夏周秦之岁甲。然周自宣王以前，未始有年，又支、竺相远，数万余里，其中渺茫隔越，吾恐以重译比较，未易得其实，辄略其年数甲子，而存其帝代焉。”
此亦坚壁清野之法，欲使人无所藉口也。然因史学常识不丰富，每以不误为误。如卷五《达摩传》注云：“《传灯录》诸书旧说，并云达摩来梁在普通八年，今按史书，普通只七年，惟今王佑《长历》甲子数或有八岁，可疑”云云。不知普通八年三月十一日，始改元大通，明著梁史。《长历》列有八年，有何可疑。轻於立论，未免为识者所笑耳。
年历之外，《宝林传》所载文献多不足据，如梁武帝撰《达摩碑》及昭明太子撰《达摩祭文》等，《景德录》均削而不载，盖其慎也，而《正宗记》反采之。当《宝林传》未复出时，吾不知其所本，今二文均见《宝林传》八，乃知《正宗记》实本於此也。
《宝林传》又有二十九祖可大师碑，题唐内供奉沙门法琳撰，中有“东山之法，於是流焉”之句，以内供奉授僧及称禅宗为东山法门事皆在法琳以後，此碑之伪显然。《正宗记》探其中之传说可也，据此碑以攻《唐僧传》不可也。今《正宗记》六《可大师传》后，评《唐僧传》云：“《唐僧传》谓可遭贼断臂，与予书曷其异乎！余考法琳碑，师乃雪立数宵，断臂无顾，投地碎身，营求开示。然为《唐传》者，与琳同时，琳之说
与禅者书合，而宣反之，岂非其采听之未至乎，故其书不足为详”云。此可见嵩於史料真伪之鉴定法，殊未注意也。
然嵩不特攻《唐传》，且并攻赞宁。《正宗论》四云：“初宣律师以达摩预之习禅高僧，降之已甚，复不列其承法师宗，蒙尝患其不公。赞宁僧录，继宣为传，论习禅科，尊达摩之宗，及考宁所撰《鹫峰圣贤录》，盖亦傍乎《宝林》、《付法藏》二传，非有异闻，其所断浮泛，终不能深推大经大论，而验实佛意，使後世学者益以相疑，是亦二古之短也。”
嵩盖工於为文，疏於考史，又往往为感情所蔽，於伪史料既不能割爱，於前辈复肆意讥评。《四库》《坛津集》提要谓其恃气求胜，东坡谓其常瞋，未见其笑，盖天生性格使然，无足怪矣。
《正宗记》板本
《正宗记》吾所见嘉兴藏本．频伽藏本。扬州砖桥刻经处本，《定祖图》皆无图，惟碛砂藏本，图绘甚精。其卷首记云：“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局，今依福州开元禅寺校定元本《传法正宗记》一十二卷，重新刊板流通。其明教大师所上之书，及人藏剳子，旧本皆在袠尾，今列於首，庶期展卷，备悉所从。延佑二年乙卯五月日，住持传法比丘清表题。”
所谓福州开元寺本，即南宋隆兴二年甲申所刊者也，今藏本皆由隆兴福州本出。据宋濂《学士文集》卷三十，有《传法正宗记序》，云：“唐兴，曹溪大弘达摩之道，传布益众，义学者忌之，而神清为甚，乃据《付法藏传》所列，谓师子遭难，绝嗣不传。犹以为未足，诬迦叶为小智，不足承佛心印，指禅经实後来傅会，难以取徵。而好议论之徒，纷纷起矣。宋明教大师契嵩读而痛之，博采《出三藏记》，洎诸家记载，为《传法正宗记》，以辟义学者之妄。其卫道之严，凛凛乎不可犯也。”是为洪武甬东本，吾未之见，仅介宋序如右。
《释门正统》八卷宋释宗监撰
《佛祖统纪》五十四卷宋释志磐撰
二书皆天台宗所撰之佛教史。《正统》撰於嘉熙间，《统纪》撰於咸淳间，相距不过三十年。後书大抵以前书为蓝本，增加史料而改造之，然前书未可废也，故合论之。
二书之体制及内容
二书皆仿“正史”体，有本纪、世家、表、志、列传、载记等名目。天台宗立於陈、隋间智者大师，尊龙树为高祖，後人又以智者为四祖，唐时荆溪湛然为九祖。会昌毁佛，教典沦佚，吴越王求遗书於高丽，斯道复振。北宋初四明知礼，遂致中兴，赐号法智，天圣六年卒，自是天台子孙皆法智之後矣。
《释门正统》者，以天台宗为正统，立释迦牟尼．龙树为本纪，天台东土诸祖为世家，又有八志，志之後为传，末有载记，仿《晋书》十六国例，以天台以外诸宗人载记。
《佛祖统纪》则稍变其例，自释迦牟尼、西土二十四祖、东土九祖，以至四明知礼，凡十七祖，均立本纪，以诸祖旁出
为世家，旁出者犹“正史”之诸王传也。世家後列传十二卷，《四库提要》此书附存目，作列传十三卷，误。传後为表，表後立九志，三十卷，居末，仿《魏书》例也。有《山家教典志》，犹诸史之艺文，专载天台宗著述目录；有《名文光教志》，犹地方志之艺文，专载有关天台宗之文；有《诸宗立教志》，载天台以外诸宗：有《法运通塞志》，其体为编年；有《历代会要志》，其体为类事，则不独天台一宗之事，凡考求佛、道二教交涉，及摩尼、火袄诸教历史者，均可取资也。
台禅二宗之争
先是《景德录》二十七载禅门达者，虽不出世，有名於时者录十一人，智者大师顶焉。台宗人见之，大不谓然。故《释门正统》卷一《智者世家》云：“彼焉知大师岂止禅门达者而已。”此静之所由起也。《释门正统》，本庆元、嘉定间皑庵吴克己撰，宗监著书，仍袭其名，故恒引鎧庵之说。鎧庵尝著论攻击《宝林传》，本书卷四《兴衰志》云：“唐德宗之末，金陵沙门慧炬撰《宝林传》，夸大其宗，至与僧传所纪如皂白冰炭之不相入。迨及我宋，吴僧道原进《传灯录》，李遵勖集《广灯录》，皆以《宝林》为口实，故鎧庵论之曰：‘《宝林》说诡，非特达磨、慧可事迹与僧传不同，其最虚诞无稽，而流俗至今犹以为然者，七佛说偈、世尊拈花是也。七佛缘起，所经刼波，前後隔远，岂有遞相说偈付法之事，纵若有之，未审吾佛何处举似，梵僧何年译至此土也。”
又曰：“世尊将入涅盘，宣正法眼藏，分付摩诃迦叶，良以迦叶头陀第一，能为四众作依止，可以匡持法藏故也，岂待涅盘会上，重新微笑而受法耶！然名公钜卿，如杨内翰，黄侍读，皆为其所愚，一则《俧灯》作序，一则庐阜书石，乃知邪说移人，虽豪杰之士，有所不免。”庐阜书石，谓山谷数为丛林书七佛偈刻石也。《豫章集》二十五有《七佛偈跋》言其事，僧家甚以为重。
《兴衰志》又言：“仁宗嘉佑二年，钱塘长老契嵩进《定祖图》、《正宗记》，自慧炬撰《宝林传》，称有二十八祖，及此土六祖，厥後《传灯录》复踵其讹，嵩遂取小乘禅经及《宝林传》等定之，以谓〈付法藏传》可焚。吴门子昉法师著论辩之，去其伪谬四名，复准《付法藏传》，止二十四代。”按嘉佑二年，当作嘉佑六年。子昉者，净觉仁岳之嗣，所谓山外派也。
《释门正统》八述《防师辩祖书》云：“宣律师《续高僧传》，载达摩理行二种，固其真法。其後智炬於曹溪门下，出《宝林传》，诡说百端，以惑无识，如只履西归、立雪断臂等，皆舆僧传不同。由是夸衒《宝林》之凭虚，灭没僧传之纪实，巴人一唱，属而和者，滔滔皆是，如何通未详省！”
《佛祖统纪》二十二《子昉传》，载此事尤详，曰：“法师子昉，吴兴人，早依净觉。嵩明教据禅经作《定祖图》，以《付法藏传》为可焚，师作《祖说》以救之；又三年，嵩知禅经有不通，辄云传写有误，师复作《止讹》以折之，曰：契嵩立二十八祖，妄据禅经，荧惑天下，斥《付法藏传》为谬书。此由唐智炬作《宝林传》，因禅经有九人，第八名达摩多罗，第九名般若密多罗，智炬见‘达摩’两字，语音相近，遂改为‘达磨’，而增‘菩提’二字，移居般若多罗之後，又取他处二名，婆舍期
多、不如密多，以继二十四人，总之为二十八。炬妄陈於前，嵩缪附於後，渎乱正教，瑕玷禅宗，余尝面折之，而嵩莫知愧。又据僧佑《三藏记》，传律祖承五十三人，最後名达摩多罗，智炬取为梁朝达磨。殊不知僧佑所记，乃小乘弘律之人，炬、嵩既尊禅为大乘，何得反用小乘律人为之祖耶？况禅经无二十八祖之名，炬、嵩既无教眼，才见禅字，认为己宗，厚诬先圣，其过非小”云。
嵩在禅宗，撰《正宗记》，负当时天下盛名，岂意台宗人斥之如此，考史者所以不能偏听一面之词，只读一家之书也。同时有神智从义者，亦攻击二十八祖之说，《释门正统》五《从义传辨祖承》云：“今家承用二十三祖，岂有误哉。若二十八祖，未见经论所出。近见刻石镂板，图状七佛二十八祖，各以一偈传授相付。乌乎！假托何其甚欤。识者有力，宜革斯弊，使无量人咸遵正教”云云。同是西土二十四祖，而台宗与禅宗《宝林传》之说不同。台宗专据《付法藏传》，以龙树为十三祖，师子为二十三祖，并计末田地，则祖有二十四，而世次仍二十三也。《宝林传》则移婆须密於前，为第七祖，故龙树为十四祖，师子为二十四祖。《传法正宗记》攻《付法藏传》，而台宗则拥护之，《正宗记》攻《唐僧传》，而台宗又护之，并玫其七佛偈及拈花微笑。慧可立雪断臂等事，务舆禅宗相反。《韩非子·显学》曰：“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台、禅二宗之於七佛二十八祖，亦犹儒、墨之於尧舜也。
山家山外之争
《释门正统》五《庆昭传》云：“智者大师撰《金光明经玄义》，有广、略二本行世。晤恩撰《发挥记》，解释略本，谓广本为後人擅增，以四失评之。弟子奉先源清。灵光洪敏，共背难词，辅成师说。法智乃撰《扶宗释难》，力救广本，而庆昭与孤山智圆，既预清门，亦撰《辨讹》，驳《释难》之非，救《发挥》之得。如是反覆，各至於五，绵历七年。永嘉忠纂结前後十番之文，号《四明十义书》。自兹二家观法不同；各开户牖，枝派永异，山家遂号清、昭之学为山外宗。”此犹儒家今古文之争也。晤恩，《宋僧传》七有传。山外之名，起於法智统一以後，凡持论舆法智异者，均可目之为山外，故又有前山外、後山外之名，前山外者大抵与法智同时，後山外则法智子孙而持论舆法智异者也。
《佛祖统纪》二十二《净觉仁岳传》论曰：“天台宗谓学《华严》、《唯识》者为他宗。净觉初为山家之学甚厉，一旦师资小不合，遽为异说，至於十谏雪谤，抗辩不已。前辅之而後畔之，其为过也舆学他宗者何异。父作之，子述之，既曰背宗，何必嗣法，故置之杂传”云。今影印续藏经有四明仁岳《异说丛书》，此犹向、歆父子之异论也，然山家必欲黜之，遂使仁岳为孽子。
仁岳之外，前文所引之从义，亦台宗健将被斥为山外者。《统纪》二十二《神智从义传》论曰：“神智之从扶宗，视四明为曾祖，而於有所立义，极力诋排之，破坏祖业，不肖为其，非同当时孤山、净觉一抑一扬之比也。旧系扶宗，今故
黜之，置之杂传，以示家法之所在”云。
然《统纪》本书於卷十《玄觉世家》及卷三十《华严慈恩诸师传》後，皆引从义之言为重，抑又何耶，此与攻击《宝林传》、《正宗记》引子昉之言为重，同一矛盾也。窃尝譬之武夫，当国家承平时则抑之，虑其骄蹇而难制，一旦大敌当前，则不得不倚以为干城之寄矣。
法智之中兴，净觉本为功臣，自有山外之谗，遂至不得庙食，同时诸佐命能世其家者，只南屏、广智、神照三家耳，而神照之後亦不昌也。乌尽弓藏之叹，虽佛门亦有之。
《统纪》八《知礼纪》赞曰：“唐之末造，天下丧乱，台宗典籍，流散海东。当是时为其学者，至有兼讲《华严》，以资说饰，暨我宋龙兴，此道尚晦。螺溪宝云之际，遗文复还，虽讲演稍闻，而曲见之士，气习未移，故恩、清兼业於前，昭、圆异议於後，齐、润以他党而外侮，净觉以吾子而内畔，皆足以溷乱法门，壅塞祖道。四明法智以上圣之才，当中兴之运，东征西伐，再清教海，功业之盛，可得而思”云。
然《释门正统》对山外态度，与《统纪》稍异，《统纪》于前山外诸师，列之高论旁出世家，於後山外诸师，则贬之为杂传。《正统》则特立《荷负扶持传》以处前山外，曰：“楚狄敝中国而齐桓霸，叔带危宗周而晋文兴。会昌籍没，五代分崩，不有大士起而救之，则中兴正派不可待而授也。障狂澜，弭酷焰，功岂浅哉！”
又立《扣击宗途传》以处後山外，曰：“陶唐於变，巢、许不臣；周武会朝，夷、齐异议。反经合道，盖有激扬，既非隘路叛出之比，必其用心有所在矣。”
故《正统》对前後山外，多有恕词，此二书不同之点也。所谓隘路叛出者，指华严澄观，澄观曾禀受荆溪教观，後被推为华严四祖，台宗以为叛人。《金刚錍》之作，即对澄观而发，华严宗亦出《评金刚錍》以报之，犹儒家之有《箴膏》、《起废》也。
二书之板本
《统纪》，明南藏及嘉兴藏、频伽藏皆有之，又有宁波刻本，《正统》则影印续藏经有之。续藏经《统纪》五十五卷，卷十九、二十有目无书，诸本皆然，惟续藏经本卷二十一，空一卷，其卷二十二即明藏本之卷二十一，以次下推，故明藏本五十四卷，续藏本五十五卷，其实一也。《四库提要》《统纪》附存目，作五十四卷，盖即嘉兴藏本。今嘉兴藏目录作四十五卷者，循明藏目录之误，偶倒其字耳。《统纪》作於宋咸淳间，而续藏经本卷十九目录後有元末一传，《法运通塞志》之末，又有元代至明初记事，皆後人增益，犹《史记·司马相如传》末之有扬雄语也。
《法藏碎金录》十卷宋晁迥撰
《道院集要》三卷宋王古编
《晁氏三书》本，《四库》著录释家类。迥为公武五世祖，所谓文元公也。明道元年，年八十二矣，自言未尝以针艾攻肌肤，以几杖扶坐起，其学道有得可知也。
《法藏碎金》者，盖杂录儒，释、道三家之言，以为修身养性之助。其卷二有曰：“今有文士目《庄子》曰碎金，多采先生之语以资应用章句耳。予亦耽味其言，求理缀文，以为助道之品，入此《法藏碎金录》中，名同而实异者也……然则此书应入杂家类，《四库》入之释家类者，依陈振孙《书录解题》也。
先是迥著书曰《道院别集》、曰《法藏碎金》、曰《耄智余书》、曰《昭德新编》等，晁氏《读书志》汇载入别集类中。《四库提要》以为：“公武既不敢削其祖宗之书不录，又不肯列之释氏贻论者口实，故姑以附载回护之。”此非知人论世之言也。晁、陈二氏，见解不同，陈氏颇不喜佛，晁氏则以佛为其家学，其志《金刚般若经》也，曰：“予弟公塑，日诵三过，予靳之曰：汝亦颇知其义乎?？”其志《会解楞严经》也，曰：“皇朝井度集古今十二家解，去取之成书，予尝为之序。”井度者，即以蜀中所得书五十箧与公武，公武据以著《读书志》者也，公武何尝以学佛为讳。其志《华严经清凉疏》也，曰：“文元公有言，明法身之体者，莫辩於《楞严》；明法身之用者，莫辩於《华严》，学佛者以为不刊之论”云。则公武又何尝有为其祖回护，恐贻论者口实之事。
且《提要》既知此书嘉靖间迥裔孙瑮曾改名《迦谈》重刊之矣，则晁氏子孙不特不以学佛为讳，且明著为《迦谈》，惟恐人不知其为释迦之说也。则所谓不肯列之释氏者，岂非《提要》以己之心度古人之心乎，此论古者之大病也。
《提要》又言：“自阮孝绪《七录》以後，释氏之书久已自为一类。”其说亦非。盖自齐王俭《七志》以来，释氏即已自为一类，不自孝绪始也。
《道院集要》者，盖即《道院别集》之节本，故《晁志》仍入别集类，陈氏改入释氏类。《文献通考》二二七采陈氏，既入之释氏，二三四采晁氏，又入之别集。《提要》以《通考》列别集中为不类，改隶释家，不知《通考》本隶释氏，别集盖重出耳。
王古字敏仲，旦之曾孙，喜佛学，曾撰《法宝标目》十卷，今在藏中，陈氏著录目录类，《通考》著录释氏类。然今殿本《书录解题》，於两书之王古，均误作“王右”，与《宋史·．艺文志》《法宝标目》误同，校者盖不审“好古敏求”之义。藏本《法宝标目》，又作元王古编，则并不知其为北宋人矣。
古人元佑党籍，但元佑党籍碑有两王古，一曾任待制以上官，一为余官。编《道院集要》及《法宝标目》者，曾任待制以上官者也。陆心源撰《元佑党人传》卷三，王古敏仲有详传，然未及其编《法宝标目》及此书也，岂亦为之讳哉，偶略之耳。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六
《禅林僧宝传》三十卷宋释惠洪撰
简称《僧宝传》。《晁志》衢本著录传记类，袁本及陈氏、《通考》均著录释氏类。清《四库》著录惠洪书，此书及《林间录》入释氏，《冷斋夜话》入杂家，《石门文字禅》入别集，又有《天厨禁臠》，附诗文评存目。
惠洪生平
惠洪又名德洪，字觉范，自号寂音尊者，事迹见《文字禅》二十四寂音自序，及祖绣撰《僧宝正续传》卷二。江西人，与黄山谷善，又习其乡欧阳．王、曾诸公之绪，故虽出家，而才名籍甚。惟性粗率，往往轻於立论，故生平毁誉参半。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云：“洪本筠州高安人，尝为县小吏，黄山谷喜其聪慧，教令读书为浮屠，其後海内推为名僧。韩驹作《寂音尊者塔铭》，即其人也。”
此外如叶梦得《避暑录话》，胡仔《渔隐丛话》，吴曾《能改斋漫绿》、陈善《捫虫新话》，俞文豹《吹剑外录》等，对之均有微词，胡、吴二家斥其缪妄，尤不止一次。然惠洪要为伉爽有才气，聪明绝世，同时僧中无两也。其居平评诗之语最多，以非本题，不具论，论其评史，为举一例，亦足见其立论之大略。
《宋僧传》十八《唐泗州僧伽传》云：“葱岭北何国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犹僧会本康居国人，便命为康僧会也。详何国在碎叶东北，是碎叶附庸耳。”洪撰《冷斋夜话》九，乃力斥其说，谓：“僧伽龙朔中游江淮间，其迹甚异，有间之曰：‘汝何姓？’答曰：‘姓何。’又问：‘何国人？’答曰：‘何国人。’李邕作碑，不晓其言，乃书传曰：‘大师姓何，何国人。’此正所谓对痴人说梦，李邕遂以梦为真，真痴绝也。赞宁以其传编入僧史，又从而解之，此又梦中说梦，可掩卷一笑。”
夫洪去僧伽五百年，何由知僧伽之“何国”非国名，不过偶尔触机，觉何为代名耳。羌无故实，以理想为故实，作一假设，未为不可，乃过甚其词，至诋前贤为梦中说梦，既自暴其不学，复自暴其寡养，其憎兹多口固宜。《东坡志林》二尝注意及此，曰：“泗州大圣《僧伽传》云：‘和尚何国人也。’又世云莫知其所从来，故云不知何国人。近读隋史《西域传》，乃有何国”云云。岂特隋史，《通典》并载其武德．贞观中皆曾遣使来贡也。则僧伽之为何国人，有何可笑乎？惜东坡知之，而洪未之知也。
《晁志》别集类著录洪《筠溪集》，云：“洪著书数万言，如《林间录》、《僧宝传》、《冷斋夜话》之类，皆行於世，然多夸诞，人莫之信。”夫评诗，人不之信，其害小，作史人不之信，则可信者亦将为不可信者所累，岂不与作史初心相背哉！
祖琇为洪乡人，对洪时致不满，然其为洪传赞，独深恕之，曰：“觉范少归释氏，长而博极群书。观其发挥经论，光
辅丛林，孜孜焉手不停缀，而言满天下。及陷於难，著缝掖，出九死而仅生，垂二十年，重削发，无一辞叛佛而改图，此其为贤者也。”是真平情之论矣。
洪卒於建炎二年，年五十八。《冷斋夜话》九有绍兴初曾子宣在西府纪事，曾布卒於大观元年，此绍兴当是绍圣，《四库》本《夜话》未加订正也。
《僧宝传》之体制及得失
《僧宝传》为传记体，然舆以前僧传不同，以前僧传，统括十科，此则专详禅者。又与《灯录》不同，《灯录》详载语言，此则兼载行事。然同载行事，其文体又有不同，一则类聚众文，裁剪而成传，其作用为物理的；一则熔化众说，陶铸以成文，其作用为化学的。二者优劣，诚未易言，然洪则主张後说者也。
《文字禅》二十五有《题修僧史》一首云：“僧史自惠皎、道宣、赞宁而下，皆与《史记》、《两汉》、《南北史》、《唐传》大异，其文杂烦重，如尸婚斗讼按检，昔尝憎之，欲整齐使成一体之文，依仿史传，立以赞词，使学者临传致赞词，见古人妙处，不亦佳乎！於是仍其所科，促十四卷为十二卷。”
所谓僧史，未指何书，以卷数推之，当为《皎传》。十四卷促为十二卷，所促几何，何必多此一举。且一代有一代之文体，若以宋人之文，施之六朝，是犹饰古人以今服，岂非滑稽之甚。幸而其书不传，即传亦未必足观也。惟撰近代僧传则不然，尽可以近代文体行之，《僧宝传》其尝试成功者也。
《文字禅》二十六有《僧宝传》题词十二首，皆洪书成时，诸禅人抄写诵读，请洪题记者也。其第一首有曰：“禅者精於道，身世两忘，未尝从事翰墨，故唐、宋僧史，皆出於讲师之手。道宣精於律，而文词非其所长，作禅者传，如户婚按检；赞宁博於学，然其识暗，又聚众碣之文为传，故其书非一体，予甚悼惜之。”
所谓一体者，即熔众说以成文，此文家之法也；所谓聚众碣之文为传者，此史家之法也。二者不同道，洪既以文家之法成书，故其书琅琅可诵。
其第三首有曰：“予初游吴，读赞宁僧史，怪不作云门传，有耆年曰：尝闻吴中老师言，尚及见宁，以云门非讲学，故删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断碣，曰‘耽章号本寂禅师’。於是喟然念云门不得作传，曹山名亦失真，始有撰叙之意。”
今《僧宝传》既托始於曹山、云门，运用其崭新史料，凡得八十一人。然曹山名耽章，前此未闻，後亦无人信用，此与皇甫谧谓漠高父名执嘉，王符谓汉高父名煸、同其不易取信也。至《宋僧传》之不立云门传，自是采访未周，舆讲学不讲学何涉。且《宋僧传》六百余人，讲学者有几，此真不值一驳者，而洪公然著之书，无怪识者之讥评矣。
祖琇《僧宝正续传》末，附代古塔主《舆洪觉范书》，有曰：“尝闻足下有撰次僧史之志，某喜为之折屐。及足下成书，获阅之，方一过目，烂然华丽，及再三伸卷，考覈事实，则知足下树志浅矣。夫文所以纪实也，苟忽事实，而高下其心，唯骋歆艳之文，此杨子所谓从而綉其击蜕，君子所不
取也。”
淳熙末，者庵惠彬撰《丛林公论》，亦数攻击此书，以为“传多浮夸，赞多臆说。”《渔隐丛话》後集三七亦云：“《僧宝传》，洪觉范所撰，但欲驰骋其文，往往多失事实。至於作赞，又杂以诗句，此岂史法示褒贬之意乎。”当时缁素对《僧宝传》之批评如此，其书之内容可知。
明初恕中无愠撰《山庵杂录》上云：“觉范《僧宝传》，始名《百禅师传》，大意初见读之，为剔出一十九人焚之。厥後觉范致书黄檗知和尚云：‘宗杲窃见吾《百禅师传》，辄焚去一十九人，不知何意。’觉范虽一时不悦，彼十九人者，终不以预卷”云。
杲少洪十八岁，於法系视洪为从祖，竟贸然焚其初成之史稿，不知师子儿果有是事否，又不知其何所见而为此也。今此八十一人中，除未详所属者数人外，属青原者十一人，曹洞十人，临济十七人，云门、黄龙各十五人，法眼五人，沩仰一人，杨歧四人，足见当日云门、临济之盛。洪黄龙下二世，杲杨歧下四世也。惟《晁志》衢本、袁本均作八十七人，《通考》引《晁志》亦然，知是晁氏原稿错误，非後人传写之譌矣。
《僧宝传》板本
《僧宝传》最初刊本有宣和六年侯延庆序，今存。《文字禅》卷二十三有《僧宝传》序，今刊本俱无之。宝庆三年，杭州刻本有张宏敬序，洪武六年，明州刻本有戴良序。
今通行者有嘉兴续藏本、影印续藏经本、南京刻本，皆三十卷。《四库》著录者三十二卷，盖末有舟峰庵僧庆老补传三人，作一卷，又附《临济宗旨》，亦作一卷也。《晁志》衢本及《通考>>件三十二卷，袁本及陈氏作三十卷。
《四库》所据者，即明州刻本，卷首应有戴良序。《提要》只见宝庆三年张宏敬序，称钱塘风篁山僧广遇镘梓，而卷末题明州大慈山比丘宝定刊，疑为四明重锓本，是也；特因未见戴序，故不能定为何时重刻，不知戴序见《九灵山房集》二十一。洪武初，戴良游鄞，故为宝定作序，或书估去之，欲以洪武本充宋本耳。
舟峰庵在泉州，晓莹撰《云卧纪谈》上云：“泉州北山之顶，有横石如舟，世以舟峰名之。大比丘讳庆老，字龟年，结茅山麓，号舟峰庵主。大慧迁径山，舟峰为掌记室，词章华瞻，殊增丛林光润，绍兴十三年癸亥委顺”云云，即此书卷末撰补传之人也。《提要》以为北宋人，尚未大误。《宋诗纪事》庆老传乃不著一字，可以此补之。
《林间录》二卷、《後录》一卷宋释惠洪撰
大观元年谢逸为之序。《晁志》著录，衢本四卷，袁本二卷，分卷不同，其实一也。《通考》採衢本，《四库提要》疑为误字，非也。嘉兴续藏本有万历十二年甲申冯梦祯跋。今通行者有影印续藏经本。此书为笔记体，所记皆僧家故事，文笔流畅，故人喜读之。《後录》—卷，所载皆《石门文字禅》卷十七至二十之文，盖後人附入，非《晁志》本所有也。
《提要》谓其书多订赞宁《高僧传》诸书之譌，是也。然所订多不中，或为禅者一家之说，他宗不谓然也。且其语气之间，抑扬太过，如谓：“赞宁作《大宋高僧传》，用十科为品流，以义学冠之，已可笑’云云，夫赞宁特循慧皎、道宣之旧耳，有何可笑！又谓：“欧阳文忠游嵩山，闻老僧说定慧力，大惊，不自知其膝之屈也。”此皆夸诞之词，不能令人起信。
“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为惠洪得意之句，既载之《文字禅》十，又载之《冷斋夜话》五。《提要》引《能改斋漫录》十一，谓王荆公女读至此曰：“浪子和尚耳。”此语传播，颇足损尊者威严，然亦洪有以取之也。
《渔隐丛话》前集五十六云：“忘情绝爱，瞿云氏之所训。惠洪身为衲子，词句有‘一枕思归泪’及‘十分春瘦’之语，岂所当然。又自载之诗话，矜衒其言，何无识之甚耶。”此洪自取之证也。
《文字禅》九又有赠尼昧上人诗云：“未肯题红叶，终期老翠微，余今倦行役，投杖梦烟扉。”《瀛奎律髓》四七评之曰：“红叶句似侮之，末句有欲炙之色，女人出家何益哉。”此洪所以不理於众口也。既犯绮语之戒，又好为妄语，《晁志》谓：“《林间录》多寓言，如谓杜祁公、张安道皆致仕居睢阳之类，疏阔殊可笑。”袁本述之尤详，曰：“祁公庆历六年致仕，冶平中薨，安道元丰末始请老，盖相去二十年矣。”
试尝考之，杜祁公衍以庆历六年告老，七年致仕，嘉佑二年卒，年八十。《宋史》三一O及《五朝名臣言行录》七、《欧阳文忠集》三十一墓志皆同。张安道方平，元丰末请老，元祐初致仕，元佑六年卒，年八十五。二人致政，相去凡四十年，不止如《晁志》袁本所云也。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八言：“《林间录》，《五灯会元》多采之，然其中率不可信，如谓杜祁公、张文定同居睢阳之类，前人辨驳已明。又载杜公呼文定字为安道，安道乃方平字，非文定也，则此事之诬灼然，然亦非无因，盖本《扪虱新话》而润饰之”云云。
又尝考之，张方子字安道，溢文定，《宋史》三一八、《东坡後集》十七墓志铭、《三朝名臣言行录》三，所载无异词。胡氏谓安道非文定，不知胡氏心目中之文定果何人也。，
宋张文定本有两人，安道之前，张齐贤字师亮，亦谥文定，大中祥符七年卒，年七十二，见《宋史》二六五及《琬琰集删存》三，又《五朝名臣言行录》一。两文定相距凡七十余年，师亮下距杜祁公，亦三十余年，且好佛，淳化中曾刻僧肇等注《维摩诘经》，见袁本《晁志》。
胡氏心目中之文定，指师亮耶？然《林间录》以安道为文定，本不误，其误在谓安道与杜祁公致政同居睢阳耳。胡氏以不误为误，又谓其说本之《捫虱新话》，不知《林间录》撰自大观元年丁亥，《新话》撰自绍兴十九年己巳，後出四十余年，《林间录》何由本之，其疏阔又可笑也。
《提要》引晁氏说批评《林间录》，又引胡氏说，以不误为误，又自添一误，以文定为张咏，其疏阔尤可笑。咏字复之，号乖崖，谥忠定，大中祥符八年卒，年七十，见《宋史》二九三及《五朝名臣言行录》三，《宋景文集》六二有张尚书行状，韩琦《安阳集》五十有神道碑。其与杜祁公相去亦三十余年。然张咏自是忠定，今乃谓文定为张咏，盖据《宋文监》—三五
张咏行状标题之偶误，以此攻《林间录》，几何不为浪子和尚所窃笑耶！
《提要》此段，文仅三行，乃有四误：
一、《林间录》之误，谓杜祁公衍、张文定方平，致仕同居睢阳。
二、《晁志》之误，谓杜祁公、张安道致仕，相去二十年。
三、胡氏《笔丛》之误，谓杜公呼文定字为安道，安道乃方平，非文定。又谓其说本之《捫虱新话》。
四、《提要》之误，又以文定为张咏。
四者之中以《晁志》之误为最轻，余皆不易为之解释也。《提要》又谓《五灯会元》多采此书，其说亦本之胡氏。然《会元》全部，采此书者，仅卷四湼盘和尚一条，曹山名耽章，惠洪以为得之断碣，特以冠《僧宝传》之首，此书耽章之名亦屡见，然《会元》並未采之也。《僧宝传》三十一《石霜圆传》，有康定戊寅纪事，戊寅非康定，当作宝元。以本朝人记本朝年号，石霜又为洪之曾祖，竟至误其卒年，《会元》十二且讥其失於考证，曷尝多采其书哉。《诗》曰：“无信人之言，人实迋汝。”可为《提要》咏矣。
《罗湖野录》二卷宋释晓莹撰
嘉兴藏本及影印续藏经本，均二卷，《宝颜堂秘笈续集》本，分为四卷，《四库》著录者四卷，盖即宝颜堂本。嘉兴藏目录续藏第六十四函有《罗湖禅师语录》，即此书，书作“野录”，目作“语录”，误也。
晓莹，江西人，字仲温，大慧宗杲弟子。晚居丰城感山云卧庵，著《云卧纪谈》，亦号云卧庵主。是书与《纪谈》，皆笔记体，虽绮丽不及《林间录》，而徵实过之，南宋以来，修僧史者鲜不利用其书也。
绍兴十一年，秦桧将议和，罢韩世忠等军，下岳飞於狱。时宗杲正主径山，建千僧合成，徒众二千，侍郎张九成恒与往来。桧恐其议己，谪九成南安军，宗杲编置衡州，二十年移梅州，二十五年十月桧卒，十二月复九成等官，宗杲亦听令自便，二十六年正月离梅州，二十八年复住径山，隆兴元年卒。计在衡十年，在梅六年，患难相随者甚众，莹即其中之一人。今《纪谈》末附有与逊庵宗演书，力正祖咏撰《大慧年谱》之失，故宗演重订《大慧年谱》多据之，亦以其从大慧久，见闻较切也。
是书前有绍兴二十五年自叙，云：“归憩罗湖时作，故名曰《罗湖野录》。”末有绍兴三十年，无着道人妙总跋，妙总，尼也，与莹同学，至契。跋云：“妙总穷居村落，不闻丛林胜事久矣。比者江西莹仲温远自双径来访山舍，娓娓谈前言往行，殊慰此怀。徐探囊得《罗湖野录》—编，所载皆命世宗师与贤士大夫言行之粹美，详览熟思，不忍释手，亦足见仲温为道为学之要，其操心贤於人远矣，当与天下好事者共之。”
《四库》著录本，此跋适阙题名，故《提要》云：“末有绍兴庚辰跋，不署姓名，而跋中自称曰妙总，则亦僧作也。”按藏本跋尾年月下原有“毗陵无着道人妙总谨书”十字，而《宝颜
堂秘笈》本无之，知《四库》所据者与《秘笈》本同；又藏本均作二卷，《四库》著录四卷，知所据即《秘笈》本也。
妙总为丞相苏颂孙女，与莹均见《大慧年谱》绍兴八年条，《嘉泰普灯录》十八及《五灯会元》二十有传。晚主平江资寿，开堂说法，道誉甚著。其语录有“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之句，慨当时国势之不振也。
莹撰《大慧正续传》，特附《无着传》，曰：“正续所嗣法，止於洋屿小溪及前住径山受记荆者，其衡梅与再住径山，并无与焉，至於收无着者，盖仿《达磨传》载尼总持，在无着则不忝耳。”其推重之如此。
莹在梅州，得大慧所用竹篦，妙总尝为之铭，亲写赠莹。引曰：“大慧老师以竹篦揭示佛祖不传之妙，几四十年，遂使临济正派勃兴焉。至於居患难中，亦不倦提击，所以梅州报恩有竹篦在堂司也。江西莹仲温尝掌其职，得之而归，岂特为丛林干载之荣观耶，无着妙总谨稽首为之铭”云。语见莹与逐庵宗演书。
《佛祖通载》卅一言妙总乾道六年卒，年七十六。果尔，则绍兴三十年为莹跋《罗湖野录》时，年六十六矣，二人盖老同学也。《提要》以为僧，故特详之。
《佛祖通载》二十二卷元释念常撰
此书全名《佛祖历代通载》。清《四库》著录。明北藏分为三十六卷，以目录为卷一，以卷一为卷二，卷十一以下，每卷分为二卷，卷二十二分为三卷。嘉兴藏、清藏、频伽藏及续藏经、砖桥各本皆因之，以是三十六卷遂通行於二十二卷。
念常略历
念常号梅屋，华亭人，事迹见本书觉岸序。至元十九年壬午生，至治三年癸亥赴京，缮写金字佛经，曾礼帝师，闻密乘之要。所谓帝师，当为公哥罗或旺出儿，《元史·释老传》谓公哥罗至治三年卒，旺出儿嗣。《通载》谓公哥罗泰定四年卒，则其所值者必公哥罗也。
八思巴，《释老传》谓其至元十六年卒，《通载》谓其十七年卒，皆在念常未生之前。《四库提要》谓其受法於八思巴，殊误。撰《提要》者仅知有帝师八思巴，而不知八思巴卒後，终元之世，嗣为帝师，名见《释老传》者，尚十余代。至治三年，念常至京时，八思巴卒後四十余年矣，何由向之受法，此不得不谓为疏陋者也。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为编年体。先是有隆兴府石室沙门祖璘撰《僧宝正续传》，又撰《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廿八卷，附一卷。始自汉明帝，终於五代。曰隆兴者，作书之时地；曰佛教者，书之内容；曰编年者，书之体制；曰通论者，每条之後，多附以论断也。其书采摭佛教碑碣及诸大家之文颇备。编纂有法，叙论娴雅，不类俗僧所为，然不甚见称於世，遂为《佛祖通载》所掩袭。
今《通载》前数卷，二十八祖悉抄《景德传灯录》，自汉明帝至五代十余卷，悉抄《隆兴通论》，其所自纂者，仅宋、元二代耳。其抄《通论》，不独史料抄之，即叙论亦抄之；计所抄叙论三十八段，明著为石室论者，仅藏本卷五及卷十一等三段，其中有有立论主体者，如《五代叙》云：“予尝以唐新旧本纪参校，粗见文忠师仰《春秋》纪事褒贬之妙，因采数十端著《新唐史本纪略例》一篇。及得《五代史》，阅其自发述作之意，舆予亦颇合。”
此所谓予，祖琇自谓也，今抄之於《通载》，而不明著为琇叙，则所谓予者，念常自谓乎？念常亦尝著《新唐史本纪略例》乎？“作奏虽工，宜去葛龚”，此《笑林》之所以为笑也。而卷首凡例，并未明言本书叙论悉采《通论》。又五代以後，汉明帝以前，不复见一叙论，不啻表暴其除抄袭外，不能自撰一论也。
至其自纂一部份，体例亦多可议。《通论》编年，悉依“正史”本纪之法，《通载》则改之，只以甲子二字标题，而不尽著年号及年数，每条起始，多以“某月”或“是岁”等字冠之。欲知其事在何年，辄翻数叶或十数叶而未得其确数，此本书之大病也。
又《通论》所采诸家之文，如《牟子理惑》三十七篇，采二十篇，已觉繁冗。《通载》於卷首载八思巴《彰所知论》，於金代载李屏山《鸣道集》，於元代载《至元辨伪录》，连篇累牍，不知所裁。凡此诸书，在当时皆有单行本也。
又如《元遗山集·紫微观记》，撰於金亡以後，时遣山年四十七八，今乃系於泰和四年，时遗山年才十五。又瀛国公学佛法於土番，在至元廿五年，见《元史》十四《世祖纪》，时瀛国年十八，今乃系於至元十四年，时瀛国才七岁，此失之移前者也。
又天竺三藏吽哈罗悉利，卒於金大定五年，无着妙总卒於宋乾道六年，今亦统系於嘉泰四年之末，此则失之移後者也。又元至大三年庚戌条，有元太祖、木华黎及耶律楚材纪事，移後且八九十年，瞀乱至此。卷首虞集序乃谓其“参考讹正，二十余年，始克成编”，不知二十余年中，其所考正者何事也。·
虞集序为《道园学古录》所未载，抑《佛祖统纪》而扬《通载》。吾尝见崇祯七年董其昌撰《佛祖纲目序》则反之，曰：“宋僧志磐撰《佛祖统纪》，以天台为统．元僧念常复作《通载》，名依《统纪》，而立例则殊。始用史家编年之法，以宗为主，以教为辅，凡净行神足，性相义观，无所不备，而识者摘其漏误，至不可实辨，盖史之难如此”云云。则《通载》之缪误，明人已先有言之者。
清初费隐容撰《五灯严统辨惑编》，乃极力推崇之，谓：“《通载》梵本，计卷三十有六，久入北京皇藏我字函中，元朝华亭念常禅师所集，历今几四百年”云。则以其载丘玄素伪碑，信有两天王道悟，谓云门、法眼二宗，皆出马祖，与费隐臭味相同，意有所偏，则好而知其恶者鲜矣。
惟此书撰自元代，时有佚闻，如瀛国公之死，《宋、元史》皆阙载，此书於卷末至治三年条，载是年四月赐瀛国公台尊死於河西，与洪武初无愠撰《山庵杂录》同，此释典之有补世典者。
《杂录》言：“瀛国公为僧後，至英宗朝，适兴吟诗云：‘寄语林和靖，梅开几度花，黄金台上客，无复得还家。’谍者以其意在讽动江南人心，闻之於上，收斩之。既而上悔，出内帑黄金，诏江南善书僧儒，集燕京书大藏经”云。
《宋稗类抄》二亦载此诗，然未载其死。《元史》廿八《英宗纪》虽未载其死，然载：“至治三年四月朔，敕天下诸司，命僧诵经十万部，同月又敕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四寺，扬子江金山寺，五台万圣佑国寺，作水陆佛事七昼夜。”皆似与此事有关。特恐瀛国公之死，在四月以前，念常以是年五月入燕，其入燕即为缮写金字大藏，故载瀛国公之死为四月，然则瀛国公之不得其死，殆可信也。
《四库提要》正误
《提要》谓念常所见之帝师为八思巴，误已见前。又夸其能自弥罅漏，如论唐宪宗．懿宗之迎佛，为崇奉太过，不知此祖琇《通论》廿七之言也。又谓其论王缙、杜鸿渐，但言福业报应，故人事置而不修，不知此《通论》十八引《新唐史》之言，非念常之论也。又谓韩愈为一代伟人，乃引西蜀龙氏之言，诋其言行悖戾，不知此《通论》廿一所引，非念常自引也。
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发掘有宋诸陵，事载《元史·释老传》及《世祖纪》至元二十一年九月条，而《通载》不载。惟至元廿五年杨琏真加集江南禅教朝觐登对事，《通载》载之，凡二千余言。此径山长老云峰妙高与教家在元世祖面前辩论禅宗之旨，与杨琏真加无涉。杨固不知禅，亦未随同至京。盖其时释道之争甫完，又有教家谗毁禅宗之事，故令杨传集禅教诸僧，到京庭辩。妙高年已七十，不惜跋涉一行，禅宗赖以安堵，此禅宗史一重要公案也。
《提要》徒见卷端有“杨辇真加”四字，遂谓“杨琏真加穷凶极恶，《通载》乃没其事迹，但详述其谈禅之语，俨然古德宗风”云云。此误认云峰妙高之言为杨琏真加之言，自是撰《提要》者阅书疏忽之咎，以此讥《通载》，《通载》惟有敬谢而已。
《释氏稽古略》四卷元释觉岸撰
书极通行，《四库》著录。有砖桥本、杭州本、影印续藏经本。
觉岸字宝洲，乌程人，即为《佛祖通载》作序者。《五十万卷楼书目》谓念常亦为《稽古略》作序，疑误记也。
书亦编年体，後出於《通载》十余年，其中且有引《通载》者，如卷三贞元九年条是。《四库》以此书列《通载》前，因此书止於南宋，而《通载》则止於元元统元年也。
先是宋咸淳间有括山僧一庵本觉撰《释氏通鑑》，止於五代，此书多本之。於历代有名诸僧，及僧家通常掌故，搜采略备，颇便观览。惟不免有兔园习气，一知半解之说亦多，如卷二谓陈年祯明，宋《资治通鑑》避仁宗庙讳作祥明，又卷四云宋太祖讳玄朗等，皆似是而非，未经深考。
书中所注出典，亦粗率可笑，如《高僧传》、《弘明集》撰
於萧梁，今卷三记唐初事，乃数云出於《高僧传》、《弘明集》。又《续高僧传》、《佛道论衡》、《法苑珠林》，均撰於唐初，今记开元中不空三藏事，乃云出於《续高僧传》；记大历九年及太和七年事，乃云出於《佛道论衡》；记南唐事，乃云出於《法苑珠林》，皆可以常识判断而知为谬者也。又撰《欧阳文忠外传》及《华阳宫记》者，北宋末蜀僧祖秀，字紫芝；撰《隆兴佛运统纪》及《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者，南宋初江西僧祖琇，号石室，今卷四元丰八年及重和元年条，均误《佛运统纪》为紫芝撰，可见其多不足据。
惟此书本为释子之欲稍通世史者而作，故於列朝兴废盛衰，无关释氏者，亦复条分摘列，参杂成文，《提要》讥其伤於枝赘，未中此书之失。此书前有中山李桓序，桓见《元诗选》癸之丙，《提要》误作李恒；此书於唐代前後均载有濮王钏天寿年号，《提要》误作天焘，均应改正。
《神僧传》九卷明成祖撰
明北藏、嘉兴藏、清藏、《明史·艺文志》，皆著录。今有频伽藏本、常州本。《四库》附存目，以为元人撰，误。
卷首有永乐十五年御制序，《四库》所据本盖阙之。是书专采僧传中之有神迹者，辑以为传，不注出典，所采皆习见之书。自汉摩腾，至元胆巴，凡二百八人。胆巴见《元史·释老传》，大德七年卒，《提要》误为八思巴，八思巴乾隆时改译为帕克巴，卒於至元十六年，《佛祖通载》作十七年，《提要》混为一人。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十九，有延佑三年《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碑》，赵孟頫书，此胆巴碑也。《元史·艺文志》三著录《神僧传》，注云：“起摩腾、法兰，终八思巴，不著撰人。”颇疑竹汀先生未见原书，仅据《提要》录之，故既误为元人撰，又误胆巴为八思巴也。
《大藏一览》十卷明陈实撰
此书为类书体，分八门，六十品，凡千一百八十一则，每则以七言二句标题，有如歌诀，而杂引经典以释之。
《明史·艺文志》著录。嘉兴续藏本题“宁德陈实原编，秀水姚舜温重辑”，原编者，对重辑而言，《提要》误以“实原”二字为名。而天一阁、八千卷楼等目录，均循其误矣，故特正之。
《法喜志》四卷明夏树芳撰
《四库提要》作三卷，今有影印续藏经本。树芳字茂卿，江阴人，万历十三年乙酉举人。
此书为传记体，自汉东方朔至元杨维祯，凡二百有八人，取其言行有合於禅者录之，不注出典。前有顾宪成序，云：“茂卿以儒用禅者也，非以儒为禅用者也。以儒为禅用，
即儒亦化而禅，以儒用禅，即禅亦化而儒矣。”
序缺年月，《提要》以为万历六年序，不知何据。其首句称树芳为夏孝廉，万历六年，何能有夏孝廉之称。据《顾端文年谱》此序作於万历三十四年三月，《提要》误也。
《提要》又谓：“宪成所见，必不如是，序殆树芳嫁名。”今此序明见《泾皋藏稿》十五，名《法喜志题词》，稿为宪成手自编次，以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刻之，四十年五月宪成始卒。《提要》谓为树芳嫁名，殊属武断。
《长松茹退》二卷明释真可撰
有《宝颜堂秘笈续集》本。真可字达观，号紫柏，行迹具《紫柏全集》卷首憨山德清撰《达观大师塔铭》。《四库提要》误作可真，《八千卷楼书目》等因之。明《艺文志》则作德清撰，盖循《千顷堂书目》之误。缘此书卷首题“紫柏憨头陀真可著”，而书中自称憨憨子，德清号憨山，与真可同时，二人并有大名，而憨山较後，误认憨憨子为憨山，故题德清撰也。
书为笔记体。长松者馆名，在浔阳城中高处，去庐岳不远，《紫柏全集》十四有《长松馆记》。万历二十一、二年间，江州孝廉邢懋颙、懋学兄弟，馆紫柏於此，而问道焉，紫柏遂为草此篇。凡百十有九章，出入释、老、庄、列之间，自以为无当，目曰《茹退》。茹退出《楞严经》注，牛粪也。王志坚《表异录》九，谓“《楞严经》注以牛粪为茹退，二字新”，其义盖取於此，《提要》以为出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不检原书，不知其误也。
《吴都法乘》三十卷明周永年撰
一九三六年上海石印抄本。书为志乘体，辑录法门文献之有涉於吴者。分三十篇，篇冠以韵语小序，所引多注出典，间附己作，卷帙厚者复分子卷，故名为三十卷，实有四十二卷，诚吴门法典之大观也。《四库》释家类附存目作十二卷，分十二篇，盖仅得前半部耳。
永年吴江人，字安期，与四库馆纂修历城周永年字书昌者同姓名，同好佛。钱谦益《有学集》三十一有周安期墓志铭，曰：“故太宰吴江周恭肃公用有曾孙二人，曰永年字安明，宗建字季侯，舆余俱壬午生。余与季侯相继中甲科，季侯入西台，忤奄拷死，赐谥忠毅。而安期为老生自如，家世奉佛，安期禀承父叔，刻藏饭僧，誓终紫柏付嘱，穷老尽气，若营其私。晚年撰《吴都法乘》余百卷。弘光南渡，诒余书数万言，条列东南战守中兴建置事宜，余将疏蔫而未遑也。乱後移家西山，与余执手嘘戏，酒半脱帽，垂顶童然，顾影长叹，以谓老可贱而死可贳也，丁亥八月卒”云云。则永年固明末义士也。
是书传本甚少，吾友李印泉采虎阜金石，得抄本於怡亲王祠，乃假抄一部，叶遐庵为影印叙而行之，始知《四库》附存目者为不全本。书中颇有後人附益，如《弘通篇》有毛奇
龄语，《普慈篇》有康熙十二年癸丑事，皆在永年卒後。又知归子彭际清撰《居士传》，成於乾隆四十年，《善女人传》尤在其後，是书《弘通》、《礼诵》、《憩寂》、《普慈》、《清信》、《提策》等篇，皆引及之，《清信篇》所引尤众。幸悉低一格缮写，尚易识别。
又书中颇有错简，如《袭灯篇》三之前三叶，应在《袭灯篇》一之前；又《坛宇篇》有卷下之上，无卷下之下；永年所自撰之《吴江接待寺殿堂修造记》，亦有目无书，似有脱漏；又《清信篇》後半，曾引《法苑珠林·敬佛篇》一则，书口遂以《敬佛篇》标题，故总目多出一篇，皆缮校时偶有疏忽，不足为本书病也。
《南宋元明僧宝传》十五卷
清释自融、释性磊同撰
《四库》释家类附存目，有影印续藏经本。自融字巨灵，一字幻[舟*聿]，木陈忞弟子，康熙三十年卒，年七十七，潘耒为撰塔铭，见《遂初堂别集》二。
此书志在续惠洪《僧宝传》。融自序称九十七人，今本实得九十四人，然性磊後序言融所集者五十三人，磊所补者四十一人，则融序字之误也。九十四人中，目录明标为补辑者仅二十七人，又与磊序不合，则目有漏标，不复知谁为融集，谁为磊补矣。
惠洪书之後，本有石室祖琇撰《僧宝正续传》，止於南宋初，凡二十八人，曹洞、临济各一人，黄龙、杨岐各十三人，为六卷，另寓言二人，为第七卷。顾祖琇之名不甚显，其所著《佛运统纪》，为莹仲温所讥，今不传；其所著《佛教编年通论》，为《佛祖通载》所盗袭，《释氏稽古略》又误认为紫芝祖秀之书；其所著《僧宝正续传》，今虽传，然自来罕见，故融书卷一之竹庵珪，卷二之此庵元、文殊道，卷三之大慧杲，卷五之白杨顺，皆与《正续传》重出，知融师弟撰此传时，尚未见祖琇之书也。
此传九十四人外，卷末有拾遗一人，曰吹万广真。真，蜀人，即著《释教三字经》者，亦大慧之裔，与破山明同时，而早卒，两雄不并立，破山曾著《佛道声价》以非之，破山弟子丈雪醉辑《锦江禅灯》，摈吹万派於锦江之外。此书《吹万传》赞曰：“真师既出世於万历之间，我禅门正当肇兴之时，至天、崇间，诸方有大名称者，俱有书问往来，未见一言表出大慧宗系之名，何也？无乃各阐己宗为急务，未暇轻重之耶！康熙丙寅冬，余为天童封翕事经四明，过寿昌禅林访旧，遇师之玄孙统公别庵禅师，始悉真师三代全录，不得不为之补传，否则阙典之责，其在余乎！”
所谓余者，应为性磊，然康熙二十五年丙寅，自融尚未卒也。统公者普陀性统，吹万三传，康熙三十年撰《续灯正统》四十卷，附嘉兴藏以行，吹万之名始著。当天童派披靡一时之际，吹万派乃异军苍头特起，与之并驱中原，平揖不让，亦宗门豪杰之士矣。自融师弟为补传，有以哉！
《现果随录》四卷清释戒显撰
《四库》附存目，一卷，云九十一则，今续藏经本四卷，百三则。所录皆明末清初因果报应之事，亲自闻见，故曰《现果随录》。
戒显俗名王瀚，字原达，太仓人。崇祯甲申国变後，恸哭别文庙，弃诸生为僧，改今名。字愿云，号晦山，得法於汉月藏弟子具德礼，为密云悟三传。少与陆桴亭、陈确庵、吴梅村为友，故各家诗集，皆有与愿云和尚诗。阎尔梅《白耷山人集》，钱澄之《田间集》，有与晦山大师诗，亦此人。《提要》作字晦堂，盖循《清诗别裁集》小传之误。
康熙六年具德卒，戒显继住灵隐，此书题灵隐罢翁晦山樵笔记，记事至康熙十年止，当是住灵隐时撰。《提要》谓其顺治间居灵隐，亦不确也。
後记
此稿为余十数年前讲课旧稿，继“史学要籍解题”之後辄讲授此课，以介绍同学研究历史时如何掌握及运用有关材料。稿成於抗日战争时期，时北京沦陷，故其中论断，多有为而发，看法舆今不尽同。因曾费过一番功夫，其内容或尚有足资参考之处，特印出以为研究历史及佛教史者之助，并藉此就正识者，以便将来之修改也。
陈垣
一九五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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