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宝讲寺培养僧才的点滴经验

    智敏法师

    注：本文发表于《台州佛教》1999年总128期上

    佛教界当前突出的矛盾，正如赵朴老所说，是合格僧材的奇缺，在浙江省佛协第四届代表大会上，从各地佛教界提出和反映的情况来看，对人材的发展与培养已成本届会议的一个重点问题。“道藉人弘，法依人住”，佛教兴盛的根本，在于合格僧材的辈出，故如何培养出具足正信、教行兼备、严持净戒、真才实学的合格僧材，是关系到佛教兴亡的关键。本人就历年来从事僧伽教育所总结的一些不成熟的经验与体会，在此向大家做个介绍：

    本人一贯是从事于僧伽教育的，早在五台山清凉桥学法时，从62年伊始，为本寺一些年青僧人讲过一部《俱舍颂疏》，为培养佛教人材，迈开了第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佛教事业恢复，本人就从事于各地佛学院的教学工作，有厦门南普陀、莆田广化寺及四川宝光寺等佛学院。从教学的过程中，体会到佛学院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学行不统一。佛学院是以灌输佛学知识为主，对行持则是不加考核的，比丘戒更是无法讲解，因为在每一个班级里，都有沙弥。住持正法的主体是比丘，比丘的切身行持不讲，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又只讲知识而不行，则会流于“说食数宝”之讥。二是教学规划无体系、无次第。佛学院教学规划，一般不能做到有体系、有次第。由于师资不足，以授课法师能讲什么，即开设相应的课程，而使整个教学规划不能按理想来实施。如有某佛学院，唯识、中观二门同时开课，使之学僧中间。学中观者批判唯识，学唯识者反驳中观，各专一门，分成二批。更严重者，对各宗都采用一些教材，杂然一起，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此教学效果，自然不太理想，难以如愿！本人不是佛学院出身的，在上海未出家时，曾进过“法相学社”，从范古农老居士学唯识法相。后于五台山清凉桥出家，依止海公上师学法。清凉桥吉祥律院在海公上师主持下，是学修一致，教行并重的，故本人思想始终贯彻着一条学修必须一致的基本概念。《俱舍论》云：“佛正法有二，以教证为体”。教正法是抉择修行之道理，证正法是如其抉择，而起修行，二者成为因果。佛教的一切经论都指导修行的殊胜教授。学通以后，就必须配合行持，所以佛学院片面接受佛学知识，而不联系到付诸实践的行动，是一个极端。而一般丛林中，往往有些苦行僧，没有教理基础、而艰苦行持者，又是一个极端。此二种，个人认为皆不是培养合格僧材最圆满的方式。

    佛教学习，要求通过闻思修，即是听闻正法之后，还要如理思维，观察入定，如此、才能把所学知识，深入到自己思想行动中去，转变自己思想与所学成为一致，此则又须与戒定慧相配合，是一套修持功夫。若仅停留在闻法阶段，佛教理论固然有些，但无修持，真正的佛教世界观并不能建立，因此仍处于凡夫的世界观中，很可能利用这些学来的佛法作资本，为自己的前途去争取名利，成大法师，名利双收，取得政治地位等等，当名、财、权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就会有返俗的危险性，甚至作出败坏戒律之事。关键是还没有修成无我的人生观。故学佛之根本，即是在学习教理之后，要从戒下手，通过禅定，开发般若智慧，“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是一条学修相结合的路线，也是培养人才的正确而有关键性的方向路线。若此，是否说举办佛学院成为无用呢？不是，佛学院对学习佛教理论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对宣扬佛教博大精深、慈悲利世的理论和精神，亦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仅仅由于上述原因，有所不足罢了。因为有教无行，故使一些从佛学院毕业的学僧，在回寺院后，趾高气扬，自命不凡，连出家人最根本的早晚殿也不上了，学的一套，行的一套，败坏了佛教与僧人之形象，持戒更是无法谈及，如此之人培养又有何用？

    再者，学修中的一个关键，在于实行“依止法”，且所依止之对象，除必须具备之十德外．又必须有从释迎佛到历代祖师衍演传承之清净法流，这一点在佛学院亦是难以办到的，所以本人很赞成“寺院本身就是学行一致的实践场所”这一说法，而不需要另加一机构——佛学院。我国古代高僧大德，辈出不穷，皆是从寺院中培养而出，印度古代的那烂陀寺，更是闻名世界的佛教最高学府。抱着这个理想，吾离开了佛学院，来到三门多宝讲寺，作为一个教学计划实施试点，自手起家，惨淡经营了六、七载，自己虽然并不感觉有什么足述的成绩，却赢得了遐迩各处的好评，实令人惭愧不已！

    本人的设想是集古丛林与佛学院二者之优点，综合而建立成讲寺或律院之形式。为培养出弘宣正教、译述著作，及静修求证等各种僧材，在教学体制上，实行六年制教学，遵循：学识依止经律论、行持必遵戒定慧之宗旨，按照佛陀四十九年说法之次第，参照《道次第》及《四宗要义》,依照传承，有体系、有次第地制定出一套学习与修持相结合的教学规划，使学僧能在一定时期内，对经律论三藏有根本而较完整的理论知识，于戒定慧三学有相应循序渐进的实修方法，总体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根本教，以《阿含经》、《俱舍论》为主。

    第二阶段——瑜伽学，以六经十一论，尤为《五蕴》、《百法》、《二十唯识》、《三十唯识》、《摄大乘论》、《辨中边论》、《成唯识论》等为主。

    第三阶段——中观学，以龙树六论，尤为《中论》、《入中论》及《道次第广论毗钵舍那章》、《现观庄严论》等为主。

    戒学方面：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分别配入一、二、三阶段，汉传因明配入第二阶段。藏传因明配入第三阶段。

    修持方面：以《入密四加行》、《上师供》、《文殊五字根本真言》、《三皈依观》及《大威德》等念诵仪轨，及观修方法分配成之。在考核成绩方面，采取了多方面的考核方法：除一般笔试外，组织全体学僧分成两组进行对辩，甲组提问，乙组回答。答时若甲组指定某人回答，即须此人答复，若未指定，则乙组成员任一答之，反之亦然。两组互相问难，各自申述理论依据，层层辨析。直至问题解决为止。中间对某些论点有较大分歧的，再召开专题辩论。另一方式即是抽签依次上台，将平时所学，撰文拟稿，于大众前演讲。如此经过多方面测试巩固后，一般学僧的反映，都认为不但充分掌握了课程的基本内容，而且培养了对大众发言的能力与辩才。由此深入具体问题的学僧亦不少。由于学僧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故实行两班及多班教学，在必要时开设文化班，辅导文化较差的学僧。如现今讲寺全体僧众按文化水平高低,分设《基本三学》与《俱舍》两班，在戒学上按比丘与沙弥分别学习《比丘戒》与《沙弥戒》．在学教的同时，特别注重学僧的戒律行持，按照学行并重的原则．实修中，此复以戒定慧为核心．尤其以戒为根本。凡新来学员，一般要求依次学习背诵沙弥戒，比丘戒。不仅要掌握理论，还要体现于平时行持中，故在寺院管理教学体制上，以戒律贯彻始终，遵照佛制，坚持每年夏三月安居，半月诵戒，过午不食，并实行托钵等，一切行动皆秉律而行。如此把戒律渗透到整个学员的生活细节中，使其学习效果显著。这一点也是一些佛学院比较忽视、而造成学修脱节之原因。

    在学修过程中要求学僧将佛法之慈悲济世，利益他人之精神落实在行持中，将菩提心、慈悲心贯彻于“惟愿众生离众苦，惟愿众生得安乐”中来，时刻谨记佛法之大乘精神在于济世利人，修行之核心在于断除烦恼，灭除对人、事的嗔恨心及对财色名利的贪婪心，经常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现象，将所学理论用于实践，并通过扶贫救济，赈灾支援等方式，体现佛教利乐有情之本怀。如此既让学僧掌握了理论知识，又将其安置于断除烦恼、修习慈悲的法乐之中、做到欢喜而学、学而能用，用有成效。

    因为培养合格的僧材主要是为国家和人类社会服务的，所以另一方面，对学僧进行爱国主义、政治、法制教育。上级凡有文件下达，皆组织听学。如“十五大”文件及今年的“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省佛协第四届会议决议等等。同时积极关心国家大事与法律法规，切实做到依法懂法，由此体现出遵守国家一切法规的佛教传统精神。同时倡导劳动，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习惯，定时组织出坡，打柴割草，种地平田。当今寺院的一亩多菜地，经过努力，使学僧们吃到自己勤劳的果实，同时也亲身体验到衣食的来之不易。通过以上的教学规划与实践行持，以求培养出学修兼备，集讲、辩、写、行于一体的全面僧材。

    诚然创业之道，绝非一帆风顺。96年夏安居、98年夏安居、寺院由于某些学僧的邪见无知，造成了僧团内部的混乱与不和合，但经过多方努力并开展思想工作、肃清不正知见后，终皆趣于安定。目前，讲寺学僧约四十余人，每日清晨三时上殿，上午听经学教，下午研究讨论，晚间参阅资料。在全力培养僧材之中，对外不作经仟佛事。在生活方面虽然清苦，但在一般学僧却不以为然，甚至有持银钱戒，分文不取者。此中充分说明，真正取得了佛教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后，现世的名利与钱财自然显得微不足道，一切行为，皆从利人出发，如此、方堪为荷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之栋梁，也正是未来佛教兴盛之希望。

    以上所谈、乃本人历年来从事僧伽教育中的一些经验与体会。设想虽然如此，但实际成效，如前所述，还不够理想，当待不断改善、充实；学僧方面，也有素质不良、流动性大等问题，需经淘炼。总之还得继续努力，以期作出成绩。聊先提出、供大家参考，希望共同协力，作出更好的方案，为佛教事业作出贡献，进而有利于本省两个文明的建设，对祖国的统一，及世界和平事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多宝讲寺智敏

    草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