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生是个和尚
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九十四岁的梁漱溟第一个即席发言，他说：“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来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
梁漱溟一语惊人，他与佛结缘说来话长。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月九日，北京米市一个世宦家庭，一名瘦小的男婴呱呱坠地了，他就是驰名文坛的梁漱溟。时任内阁中书官职的父亲梁巨川，寓光大鼎新和长寿之意，给孩子取名焕鼎，字寿铭。梁漱溟五岁发蒙读书，六岁还不会穿裤子，瘦弱多病而且呆笨，直到九岁，在父亲的启发下，逐渐从湖涂中清醒过来。他历经两度私塾，十三岁考入顺天中学，渐渐养成习惯。他看到家里的佣人天天干做饭，洗衣服，很是辛苦，便问她们是否辛苦，而她们都说习惯脸上常有知足的笑容。自己家产富足，父母疼爱，不用操任何心，也挑不出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但内心却常常感到很纳闷，这是为什么？他为人生问题感到困惑，反复思考，悟出这样一个理：人生的苦乐不在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是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第一个欲望满足了，第二个欲望又来了，而欲望是无法全部满足的。
那时北京琉璃厂西门有个有正书局，出售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报》，当时梁漱溟对佛教的大乘、小乘尚不分晓，什么密宗、禅宗也不明白，但见到佛书就买，买回家就读，渐渐地发现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合拍，于是边学边钻，渐渐入了门。十六岁的他开始对人生的烦闷，倾向印度出世思想。
梁漱溟十八岁时，母亲张太恭人病重，她拉着梁漱溟的手亲切地说：“儿呀，娘最挂心的就是你的婚事，你妹妹的同学陈英年，聪明伶俐，我很喜欢她，你就和她订婚吧。”早有出家为僧之念的梁漱溟听了之后，很久才回话：“妈，我一辈子不结婚。”母亲听了很气愤，指着梁漱溟说：“你胡说！”这时，梁父在一旁劝解说：“这个孩子是有向上心的，他总会走正路的。”就这样，梁漱溟拒绝了母亲给他订婚。
辛亥革命时期，梁漱溟在甄元熙的介绍下，参加了同盟会，在京津支部主办的《民国报》任编辑和外勤记者。社会的黑暗、官场的下流行径，使梁漱溟很快地感到厌倦和憎恶。他辞去了记者工作，在家闲居，攻读佛典，从二十岁开始长年素食，且不蓄发，俨然一个在家和尚。
梁漱溟喜和僧人接近，并和他们交朋友。民国十三年春夏之交，因严重失眠，住进北京万生园内一个叫极乐寺的破庙养病。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山东人，头大脸长，身高体瘦，叫省圆法师。梁漱溟一见到他就觉得似曾相识。省圆法师住西厢房，梁住靠殿的北房，他每天跟老和尚一样食粥，吃完就同去散步，谈及佛学方面诸如造业、启惑、受苦等知识，十分地投缘。可是有一次，当梁漱溟谈及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里面包括佛教时，老和尚忽然正色批评他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懂什么？”老和尚的直率，让梁心里佩服，忙点头称是。梁漱溟在极乐寺住了四十多天，和老法师交往甚深。得知他开悟后还在静修，连称他是个了不起的禅宗和尚。梁后来还对人说：“我一生佩服再没有见过第二人”
非同凡响的《究元决疑论》
梁漱溟为何当上北大教授？话得从他的佛学著作《究元决疑论》说起。
西安有个古庙，珍藏一套古刻本《大藏经》，康有为到西安时，看到这部经，便将它带出陕西，据为己有。西安各界人士知道了，大为震惊，将《大藏经》追了回来。梁漱溟送妹妹赴西安教书，听到这件事，感到有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弄不清，回到北京后，向名律师兼记者者黄远生请教。他当时穿着长衫，一副中学生的样子，但黄很热情地接待并指点了他，使他深受感动。梁漱溟又拿出他写的《晚周汉魏文钞自序》向黄远生请教，黄看了之后，写了一篇长文《晚周汉魏文钞序》发表在《国民公报》上，对梁的编写作了极高的评价。二人自此交往更深。
袁世凯称帝前夕，黄远生在袁的亲信的威逼利诱之下，写了一篇对帝制既赞成又不赞成的前后论调不一致的文章。因为黄是名记者，袁的亲信硬逼他再写赞成帝制的“劝进”文章，黄于是逃到美国，不料刚落脚，就被华侨误为袁世凯的亲信杀死了。这消息引起梁漱溟的极大伤感，他后悔没有把自己所知道的佛学人生道理讲给黄远生听，于是写了一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6—7月的《东方杂志》上。
文章归结佛法，开头就说：“余欲造新发心论久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愿为世间拨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能见矣。”
接着，他把古今中外学者如西方的康德、叔本华，中国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如何对待宇宙人生问题上的论述，统统批评了一通，而独推崇佛家之言，并告诫人们说：“世人所当省者，则所有中西哲学、心理学、德行学家言，以未曾证觉本性故，种种言说无非戏论。聚讼百世而不绝者，以此相较，不值一笑。惟彼土苴，何足珍馐？拨云雾而见青天，舍释迦之教其谁能淑？呜乎！希有希有！”
文章谈及人生苦乐，梁漱溟认为：人间苦乐我皆因有欲之故，若无有欲，那就没有苦乐了。并批评那些崇拜西方文化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是鼓励人们向外发展，去追求名利和享受，于是名利与享受的欲望越来越来高，永无止境。
文章从“究元”（究竟元真）与“决疑”（行止之疑）两方面阐述佛家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此文非同凡响，发表后即引起学术界注意。蔡元培在上海看到这篇文章，认为很好，立即聘往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没有考上北大的梁漱溟因此却当上了北大教师。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读过《究元决疑论》单行本。1938年赴延安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记忆犹新地说：“梁先生，您还记得不？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馆员，读到你的《究元决疑论》，还蛮佩服你敢于向名人挑战的精神呢。”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由于梁母与北洋政府内阁司法总长张耀曾的姊弟关系，梁漱溟担任了司法部秘书。张勋复辟后北洋内阁改组，梁辞去了秘书工作，南下苏、杭，后又去湖南。他原打算到衡山出家，完成宿愿。一路上见到溃兵流窜横行抢窃，村民被害而无人去救的情景，“天哪，天哪，我们不能再活了”的呼号声，使梁漱溟十分难过，战祸惨烈，良心不忍舍去众生，他打消了出家的念头。
梁漱溟返回北京，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以示不出家，当为社会谋福利的愿望”，他呼吁社会各界组织国民息兵会，以共同阻止内战。他自费印刷数千册，分送各界人士，在文化界引起很大的轰动。
梁漱溟没有当上和尚，却仍过着出家人的生活，以出家人的精神从事讲学活动。他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把佛家学说立于大雅之堂，开创了以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的先声。他把印土各宗概略、本体论、认识论、世间论四篇讲义，合纂为《印度哲学概论》出版发行。后来又编了《唯识述义》，以弘扬佛法。
北大，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按梁漱溟说，这是很容易引起争名好胜之心的，与怀着出家念头的他极相矛盾。1924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以佛家救世精神，倾其毕生精力，探求中国民族自救的道路。他以“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的愿望，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自治建设。1931年，他以一副佛教徒的心肠，创办了山东邹平研究院，在《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演讲中说：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
“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友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一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的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中。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问题。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作为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而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活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地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然出了家，不过随便念念经，其生活同世人一样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
“我今在佛前顶礼，披沥一心作忏悔。无始以来贪嗔痴，身语意业罪垢重。或有覆藏不覆藏，而今一切深惭愧……”这是梁漱溟1954年春初住进北京医院写下的在佛前顶礼的《发愿文》。他为何发此深宏大愿表示忏悔？话得从不久前和毛泽东闹别扭的事情说起。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以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听了周恩来总理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第二天下午的小组会上，梁漱溟发言表示对总路线的拥护。散会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走过梁的座位，向他致意，期望他明天继续发言。表示一定不负重托。
国难时期，梁漱溟为探求救国之计，曾两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并且有了亲密的交谈和友好的争论。解放后，梁应邀从四川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主席对他的工作、私生活、住居作了妥善安排，并派车接他到中南海，征询对国事的意见。晚餐时，梁漱溟称自己是素食的，有一二个蔬菜就行，可是毛泽东知道后，就大声传话：“我们也统统素食，全用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梁为此很激动。在席上，毛泽东告诉他：“梁先生，我也吃过素，那是在沙滩，路过一个小馆子，看见宰羊，其状甚惨，从此吃素，不过后来回湖南又吃荤了。”梁漱溟觉得和主席感情融洽，以后，每一二个月就有一次交往，两个都共进素食。
梁漱溟是一位善于解剖自己，真正有勇气承认有错误的人。有人以他一生著作等身，《乡村建设理论》、《东方学术概论》、《儒佛异同论》，以及高龄晚年完成的《人心与人生》等著作在学术界影响极大，而称之为“中国最后的儒者”，而他则自称只是一位笃信佛学的教徒，说“我一生所忙碌的事业，都是以出世者悲天悯人的心肠，从事入世工作”，由此乃能淡泊名利，超然物外。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常常题赠别人也是勉励自己的箴言。
1988年6月22日，梁漱溟结束了他九十五年的一生，弥留之际说：“我要休息，我要安静！”
“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即心是佛佛即心，心佛众生不差甚。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此心好莫昏昧去，留得当前做主人……”
我们似乎听到梁老轻轻地念着这首写于“文革”期间被抄家后的偈诗,轻轻地走了,走了,永远安静地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