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澄先生(西元1896～1989年)
一、吕秋逸传略
吕秋逸，名澄，秋逸其字，又作秋一、鹫子，早年以吕秋逸一名为人所熟知。他是江苏省丹阳县人，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六年)。
秋逸早年毕业于江苏省立镇江中学，继之考入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在校肄业一年，又考入民国大学经济系。未几退学，到南京金陵刻经处，随欧阳竟无研究佛学，时为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翌年到日本留学，专攻美术，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回国。时，刘海粟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聘秋逸为教务主任，秋逸时年二十一岁。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筹备“支那内学院”，以秋逸曾在刻经处研究佛学之因缘，加以他对于秋逸的赏识，故邀约秋逸到刻经处协助。秋逸应邀到金陵刻处，协助竟无筹备支那内学院，由此悉废以往所学，专志于佛学研究，至于终老，前后为时七十余年。
支那内学院创立于极端困窘的情况下。筹备之初，以经费无著，秋逸曾随乃师南下昆明，北上北京，向当时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北京政府的铁路督办蒯若木募捐。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支那内学院成立，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开课，秋逸于授课及管理院务之余，并校勘刻经处刻印的经典。
支那内学院开课之初，学人毕集，人才极一时之盛。若汤用彤、聂耦耕邱晞明、景昌极等，均在院任教，而吕秋逸、王恩洋两人尤为重要。他二人是宜黄大师的左右手臂，也是内学院的两大柱石。故由“支那内学院”，进而开办“法相大学特科”。一时内学院声誉鹊起，与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遥遥相对，成为国内有名的两大佛学中心。不意好景无常，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之后，北伐期间，武昌佛学院和支那内学院，都先后为军队占用而停办，两佛学院遭遇相同命运，师生星散，弦歌中辍。武昌佛学院只留下大敬、法舫二师看守图书法器，支那内学院也只有吕秋逸和邱晞明留在院中，陪伴著宜黄大师。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支那内学院停办——当然驻军也给房主留下了存放经书及生活的空间。(金陵刻经处范围颇大，占地二十余亩，有房屋一百多间。)秋逸和邱晞明等陪侍著宜黄大师，继续做校勘经典、著述研究的工作。《藏要》二、三辑，就是在内学院停办后十年间完成的。内学院教学工作虽然停办了，而印经工作并未间断，所以“支那内学院”的招牌仍然存在。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爆发，未几战火蔓延到南方。宜黄大师率领著一部分门人弟子，由秋逸押著大批的重要资料，溯江而上，到了四川，在江津停留下来，觅得房舍，成立了支那内学院的“蜀院”。蜀院并未招生开班授课，师生们仍然做著述研究工作。当然，慕宜黄大师之名，登门执经问学者仍然常有，而大师时已年近七十，垂垂老矣！他晚年致力于《般若心经》的参究，以期彻悟幻真，所有院务，由秋逸处理。
至于秋逸，方当四十余岁壮盛之年。他绝世天才，出于宿慧，由自修苦学，而通达英、日、法、梵、藏各种文字。在入川以后若干年间，于处理院务之余，全心投入学术研究。他对梵文、藏文原典的解读，深入堂奥，曾校勘藏文《摄大乘论》、《因明正确门论》，及梵文《楞伽经》等佛典。并完成《印度佛学源流略论》、《中国佛学源流略论》、《杂阿含经刊定记》等重要佛学著作，及若干篇重要学术论文。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二月，宜黄大师欧阳渐逝世，大师各地弟子到江津奔丧，内学院并召开院友会。在众院友的公推下，秋逸继任院长，王恩洋等院友担任院友会理事。
关于吕秋逸的传记资料，目前发现者尚极有限，尤其是他生平生活情形，所知者更少。在宜黄大师逝世后未久，大师的另一弟子熊十力，于是年三月上旬，写信给吕秋逸，由这封信中，我人可窥知秋逸的一些生活情形，亦可对内学院蜀院有所了解，十力函件原文曰：
来函收到，师事、法事，一切偏劳，吾感且惭。内院当由足下主持，无可傍诿，纵组一院友会，恐将来亦有名无实。天下事，当负责者，便直下负起。惟负者不负，其事终归失败。老弟侍师忽忽龄五十年，所相与辛苦经营的法事，若当吾弟之身而败坏，纵不自惜，其何以慰师于兜率乎？
老弟弱冠已负盛名，如舍法事而或作他种生活，自当优裕。今吃苦数十年，而忍令内院归于涣散乎？吾所为老弟深念者，一、望于生活，宜勿太苦，院费不必过计，当用直须用，人生将近半百，过苦不可久。诸侄之体气，尤令吾见之而寒心。天地生才极不易，何可如是不爱惜耶？从大处著想，则过于撙节之俭德，似亦可稍改变也。今后用功，亦不宜过。入夜切望宁息，勿看书或用思，此吾所切望于老弟者。
二、院内继起人才，急宜培养。美才良不易，但得中资者二、三人，优其生事之资给，使得专心久于其业，将来继支法事，则内院可无倒闭之虞矣。吾最痛心者，多是一般老太婆的知解，摇笔弄舌，而自命为佛学。此辈由来已久，不止今日如是也。老弟务须注意训练二、三个真作学问功夫的人，于末俗中支持正教，是又吾所切望者也。
以上是熊信的上一半，读起来情意深厚，诚挚感人。
十力于民国九年(一九二○年)，辞去天津南开中学的教员职务，到金陵刻经处从欧阳大师学佛学，时吕澄在刻经处协助大师筹备支那内学院，二人相处年余。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力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到北大任教。十力北上时，把欧阳大师十八岁的儿子欧阳东带到北平住了半年。欧阳大师在〈欧阳东泅毙哀纪碑〉上称：“入学校者数年，学未得也，习染甚，体为之羸，东大恐，中夜愤悔，痛哭不可抑，熊子真挟与北学，幽燕水深土厚，不半年而体强。”由此看来，十力与大师及秋逸之间，都有一分深厚的感情。
此信的下一半，是谈为欧阳大师出纪念册的事，亦颇值一读：
吾与弟，十年以长，吾龄六十，而弟亦龄五十矣。老至，更何所念？惟于平生所嗜好之学，冀有后起过吾侪者耳。纪念册一事，吾意不妨从缓。世间政界或学者，丧一名人，必有专册或专号纪念，皆其平生知旧与门生故吏谀颂之词，吾见寄来此等刊物，辄弃置不以入眼。吾侪事师，似不必效时俗也。昔朱子卒，而黄勉斋竭平生之精力，为之作一行状。此文于朱子一生行谊及学术，无不深入其微，穷极其大，盖天地间有数之文字也。
吾侍师之日浅，又思想不纯为佛家，此明白彰著之事。即为师作文，恐难尽合。吾弟始终未离函丈，学业虽较师更加精详，而究未改师门规矩，望精心为师写一行状，勿限时间，勿拘古文家传状体例，称心而谈，随时有感则书，不求文采。实至，而美在其中矣！此不必于一时成就，勿须劳神，但兴至则书耳。弟状成后，吾或略跋数行。师名早震寰宇，谀颂之，于他无增；不谀颂之，于他无减。时俗之所为，何须效
自是年三月至七月，两人往复各写了上十封的信，以后信件多是学理上之讨论及诤议，当另为专文述之。
欧阳大师逝世后，秋逸继其遗志，续办内学院蜀院于江津，聚众讲学。其间曾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编写《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秋逸仍任院长。一九五三年，该院院友会开会决议自行停办，此一创立三十余年之佛学研究机构至此结束。
一九五三年六月，北京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秋逸被选为常务理事。一九五六年，“佛协”在法源寺设立“中国佛学院”，秋逸任院务委员会副主任，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一九五五年起，任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九六一年，受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托，在南京办了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研究班。
除佛学方面的工作外，曾任江苏省人代会代表、江苏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八九年于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三岁。
二、吕秋逸的著作
秋逸自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从宜黄大师研究佛学，至一九八九年在北京逝世。其间除赴日本留学、在上海美专服务三数年外，一生致力于佛学研究垂七十年之久。他绝世天资，精通英、日、法、梵、藏等多种文字。且得天独厚，有名师之指导——欧阳竟无为世所公认的一代大师；有研究之环境——内学院有藏书数十万卷，在此多种优越条件下，他研究成果之丰硕，是同时代人中难以与之比拟的。
他追随欧阳竟无近三十年，在竟无身边，既是学生，有是助手，因此，他的佛学思想基本上是继承了欧阳竟无的传统。但他在继承之外，另有新的开展。他以擅长的语言文字为工具，吸收了古今中外佛学研究的成果。不墨守中国学者的成规，也不盲目崇拜外国学者的说教，有目的、有选择的利用这些研究成果作为资料，作为自己新的佛学体系。
他早期，在研究方法上不断的探索和创新，以佛学为科学来研究，使他创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在佛学思想上，提出“佛法不离世间”的思想。在唯识研究上，独树一帜，重视藏传佛学的研究，以沟通汉藏佛学，对唯识与因明学加以发扬。他于晚年，陆续发表了数十篇重要论文和多部著作，这是他一生研究精华的所在。
他一生著作甚多，除了早年的《美学浅说》、《美学概论》、《现代美学思想》、《西洋美术史》等外，在佛学方面，合书与论文而言，可以下列几个系统来叙述：
一、关于印度佛学方面的，有：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
印度佛教史略
禅学考原
佛学辩证法
杂阿含经刊定记
略述有部学说
阿毗达摩泛论
二、关于中国佛学方面的，有：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唐代禅宗学说略述
起信与禅——对于大乘起信论来历的检讨
试论中国佛学有关心性的基本思想
谈有关初期禅宗思想的几个问题
玄奘与印度佛学
佛学研究法
三、关于西藏佛学方面的，有：
西藏佛学原论
西藏传本摄大乘论解题
西藏所传的因明学
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
关于唯识因明方面，中国的唯识学，以玄奘所传的护法一系为主，而于安慧所传的则极为少见，秋逸于藏译经典中发现《安慧三十唯识颂》，与梵本最为相近，因著《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此外重译《西藏传本摄大乘论》，并自藏文佛典中译出《观所缘论释会译》、《集量论释略抄》、《因明正理门论本证文》、《因轮论图释》等。
此外尚有考据论文，如〈宋藏蜀版异本考〉、〈契丹大藏经略考〉、〈四十二章经抄出年代〉、〈佛历年代辩证〉、〈禅学考原等〉。
以上诸作，《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二种，台湾市面有翻印本出售，改名为《印度佛学思想概论》、《中国佛学思想概论》。例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全书六章，把印度佛学分为〈原始佛学〉、〈部派佛学〉、〈初期大乘佛学〉、〈小乘佛学〉、〈中期大乘佛学〉、〈晚期大乘佛学〉。把印度佛教一千数百年演变发展的概况，明晰的勾画出轮廓来。
《中国佛学思想源流略讲》也和《印度佛学思想源流略讲》有同等的分量，二十余万言，全书除序论外，共分十章，其章目为：〈佛学的初传〉、〈西域传本佛典的广译〉、〈般若理论的研究〉、〈禅数学的重兴〉、〈关河所传大乘龙树学〉、〈南北各家师说上〉、〈南北各家师说下〉、〈宗派的兴起及其发展〉、〈南北禅学的流行〉、〈余论〉。
另有附录十四篇，多是考证性的论文，如：〈四十二章抄出的年代〉、〈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朱士行〉、〈竺法护〉、〈毗昙的文献源流〉、〈谈谈有关初期禅宗思想的几个问题〉、〈三论宗〉、〈天台宗〉、〈慈恩宗〉、〈华严宗〉、〈禅宗〉、〈宋代佛教〉等。
《摄大乘论》是唯识学重要的论典，此论梵本在中国先后有四译。最早为北魏佛陀扇多，译《摄大乘论》二卷，次为陈代真谛，译《摄大乘论》三卷，再次为隋代达摩笈多，译《摄大乘论释论》十卷，最后为唐代玄奘译《摄大乘论》三卷。由初译到最后所译，历时一百一十七年。西藏别有传本，约在西元九世纪间译出，距玄奘译本又晚一百五十余年。各译本之文句颇有出入，而西藏译本是印度上座译师班智达胜友，及西藏著名校订家僧知军所译，此译本最为精审。秋逸以此多种译本校勘重译，可见其用力之深、校勘之勤。
除上述多种著作外，他在内学院曾协助欧阳竟无辑印《藏要》三辑，编辑出《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为华西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编写《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等。
三、对于《大乘起信论》来历的探讨
在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对立的那一段时间，双方曾为《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引发一场激烈的笔战。秋逸并没有参与那一场诤论，但是在他后期著作中，以一篇〈禅与起信——大乘起信论来历的探讨〉的论文，澄清了这一段诤议多年的疑案。
《大乘起信论》是马鸣菩萨造，陈真谛三藏译。这是与隋唐佛学关系非常密切的一部佛书。在隋唐时代，天台、贤首与禅等宗的思想结构及其发展，都受到《起信论》真心本觉之说的影响。但是这部书出世不久，即有人对它的来历发生怀疑，所以隋开皇十四年编成的《法经录》上，就将它编入〈众论惑疑部〉，并加注语：“人云真谛译，勘真谛无此论，故入疑。”
吉藏的入室弟子慧均著《四论玄义》，在第五卷中亦谓：“起信是虏鲁人作，借马鸣菩萨名。”在第十卷又强调说：“起信论一卷，人云马鸣菩萨造；北地诸论师云：非马鸣造论，昔日地论师造论，借菩萨名之，故寻翻经目录中无有也。未知定是否？”
秋逸根据以上线索，深入探讨，发现此论与《楞伽经》有密切关系。换言之，《起信论》是宗《楞伽经》而作的，而《楞伽经》除北魏时代菩提流支的十卷译本外，还有刘宋时代求那跋陀罗的四卷译本、唐代实叉难陀的七卷译本。秋逸以这三种译本和日本南条文雄校刊的梵本来对照，发现唐译本和刘宋译本都和梵本相同，而魏译本则与梵本颇有出入。唐代曾参与实叉难陀译《楞伽经》的法藏，在〈入楞伽经玄义〉中批评说：“魏译文品稍异，而经言难显，加字混文，著泥于意，或致有错。”
错在什么地方呢？在梵本《楞伽经》中，将如来藏和藏识两者看成一个实体，而魏译《楞伽》，欲译成：“如来藏不在阿黎耶识(即是藏识)中，是故七种识有生有灭，而如来藏不生不灭。”这就把如来藏和藏识分成两回事了。秋逸校对梵本与魏译本，另外发现，在梵本上说的：
为无始虚伪之所熏，名为识藏(藏识)，生无名住地，与七识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断(这是刘宋译本经文)。而魏译本中，却是：
大慧！阿黎耶识者，名如来藏而与七识共俱，如大海波常不断绝。
它把虚伪所熏一语改属上文，插入大慧、如来藏两词，便像是如来藏与七识俱起乃成为藏识，而海波譬喻也变成了如来藏的翻起藏识波澜。再有，梵本上的：
其余诸识有生有灭不觉苦乐，不至解脱。
这是说明还灭方面的缘起。魏译本中却译成为：
余七识者，心意意识等，念念不住，是生灭法能得苦乐故，能离解脱因事。
魏译本把原来说的七识不能感苦乐故，不起解脱要求的，变为能而不求，这是不符梵本原意的。
秋逸对照了梵本《楞伽》与汉译的三种《楞伽》后，再看《起信论》，发现《起信论》关于如来藏的理论，如将如来藏与藏识看成两事，如说如来藏之起波澜，如说七识能厌生死乐求涅盘等，莫不根据魏译本的《楞伽经》而来，并且还加推演阐释，故《起信论》有如下的文字：
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故为阿赖耶识(即藏识)。
又说：
如是众生自性清净心(即如来藏)因无明(指一切心相)风动，心与无明俱无形相，不相舍离，而心非动相若无明灭，相续则灭，智性不坏故。
由此推衍，说此净心即是真心，本来智慧光明，所谓本觉，所有修为亦不待外求，只须息灭无明，智性自现，这样变成返本还原的主张。故说：
以真如熏习因缘力故，则令妄心(即七识)厌生死苦乐求涅盘。
由以上种种，秋逸肯定《起信论》是依魏译本《楞伽经》所撰成，不是另有梵本译出的。此书撰述的年代，他在〈起信与禅——对于大乘起信论来历的探讨〉一文中说：
魏译《楞伽》是在公元五一三年译出的，所以《起信》成书年代最上限不能早于五一三年，又从前学者的著述引用到《起信》的，以慧远的〈大乘义章〉为始(这依据可信的资料而言)。〈义章〉何时所撰，今无可考。所以《起信》成书年代的最下限暂定为慧远去世之年，即公元五九二年。由五一三～五九二的几十年中间，北朝更换了几个朝代，又遭遇北周武帝破灭佛教的故事(公元五七四～五八○年)，都是便利于伪书出现的好时机，《起信》的著作恰在此时，自非偶然。
再从《起信》的内容看，也可以说它是一部止观教程(全书五分，后二分是止观实践，前三分则为其理论根据)，本来它所依据的《楞伽》，那时慧可一系曾用来建立楞伽宗，而成为禅宗的先河，它止观修行中推崇的一行三昧，又成为后来禅家道信一系开创东山法门的依据。
以上只是这一篇万余字论文的前一半，在后一半中，秋逸从南北禅的演变，对立，说到唐代出现实叉难陀译本的《起信论》，证明那只是改订旧本而成的新本而已，文字过多，不再引述。
秋逸在经典校勘上用功之勤、用力之深，为同时代的人所不及。而他通达多种文字，手头资料丰富，也是他获致研究成果的原因之一。
四、杨仁山、欧阳渐、吕澄三代之际遇与风格
由杨仁山出生(一八三七年)，至吕秋逸逝世(一九八九年)，为时一百五十三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由于社会背景的变化，中国佛教也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化。由于杨仁山、欧阳渐、吕秋逸三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因之三人的际遇、风格也各不相同——虽然三个人是师弟相承，而低沈精舍、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以至于支那内学院蜀院也是一系相承的传下来。
杨仁山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佛教衰微已极的时代，中国佛教自宋代以后，已一代衰于一代。明清两朝，民间所盛行的只是民间秘密宗教，把正统佛教挤得无立足之地。在佛教僧侣中，除了明末莲池、德清、蕅益、紫柏诸师外，很难找出在人格、气魄、学问、修持上像样的出家人。清季康熙年间，据称僧侣人数十余万，但多数是固守传统，不知进取，抱残守缺，任由佛教衰微与颓败下去。
尤其是杨仁山所处的时代，在他开始学佛的时候，正当洪杨之乱以后。江南佛教经过太平天国的大力摧残，寺院经像几乎荡然无存，以至于找一本佛经也极端困难。这才激发他刻印佛经，以广流通的志愿。
认真的说，杨仁山只是农业社会时代的知识分子——较为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可惜的是，在他所处的时代，山林间没有名宿高僧可以作之师，社会上亦少大德居士可以为之友。加以研究环境太差，没有充分的典籍资料可以供其使用，所以他完全是以个人的信愿摸索出道路，以致他在佛学研究的成就上受到限制。他治学驳而不纯，观《杨仁山居士遗书》书目《阴符经发隐》、《冲虚经发隐》、《道德经发隐》、《南华经发隐》等可知。
杨仁山的成就不在佛学研究。他是一个开创风气的关键人物，由于他创办刻经处流通佛经，设置僧学堂培育人才，在国内外搜求散逸失传的经典刻版印出，才促发民国年间中国佛教的复兴。尤其是他的一僧一俗两位弟子——太虚法师和欧阳竟无居士在佛学上的成就，更衬托出这位开风气之先的老师的声誉。所以他是中国现代佛教的启蒙者，甚至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HolmesWelch教授，誉仁山为“现代中国佛教之父”。
欧阳渐与杨仁山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欧阳渐开始学佛于光绪三十年，而他到南京住入金陵刻经处追随仁山老居士是宣统元年，这时杨仁山已为他创造了研究环境，金陵刻经处有佛教典籍数十万卷供他阅览，加以他绝世的慧解，与浓烈的宗教热忱与愿力，使他在唯识法相学的研究上超越前人，且穷诸般若、涅盘。东初法师著《中国佛教近代史》，称竟无是“实唐以后第一人也”，洵非虚誉。
欧阳竟无之失，在于心量较狭，这与他个人生活背景有关。他幼年家贫，六岁而孤，身为庶出，母长年病，而寡嫂、寡姐又皆依母而活。在这种阴霾之气充斥的家庭中长大，实会影响到他的性格。
他一生治学，皆由激切而来。他尝谓：“悲愤而后有学”，皆切验之谈。他三十七岁丧母，从母死之日起，断肉食、绝色欲、杜仕进。四十岁大病濒死，乃决定舍身为法，不再为生计谋。有女名兰，年十七，随他在刻经处读书。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他到甘肃为内学院募捐，归来兰已病死，他自称：“痛彻于心脾，中夜哀号而无可奈何，遂幡然求学，通宵达旦，钻研瑜伽，于是唯识、瑜伽涣然冰解。”
数年之后，“无端东儿死(游泳溺毙)，生世十九年耳，聪明而不禄，诚悼痛之。许一鸣同时死，黄树因同年死，于是习般若不能融贯，逾年而同怀姐死，又聂耦耕死，乃发愤治智论而般若娴习”
他的家庭背景和生活背景，使他在激愤之下发愤治学，甚至于将生命融入学问中，使得他在治学上超越前人，但也影响到他的性格而失之狭。
在支那内学院成立前后的几年中，是竟无声望最隆的一段时间。那时内学院人才荟集，如汤用彤、姚柏年、陈真如、黄忏华、熊十力、吕秋逸、王恩洋、黄树因等，皆是门下弟子，梁漱溟南下执书问题，梁启超亦到内学院听讲，虽病中亦不辍，宜黄大师之名，不胫而走。及至中日战起，迁徙入川，已垂垂老矣！由灿烂归于平淡，晚年夙夜参究《般若心经》，以期彻悟幻真一味之旨，《心经读》便是他一生最后的精至之作。
至于吕秋逸，他的际遇与风俗，与杨、欧二人又各不同。他没有处于杨仁山那种时代背景，他不必有汲汲于刻经流通的使命感；他没有处于欧阳渐那种生活背景，故他也没有热烈的宗教愿力，与激愤而治学的心态。但他客观、冷静，思虑周密，自甘淡泊，不忮不求，他以得天独厚的语言文字能力为工具，以丰富的典籍资料为素材，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耕耘。使得他在佛学领域的研究中攀上高峰，获得丰硕的成果，塑成他一代佛学大师的地位与风格。
所引以为憾者，他后半生的数十年中，生活在一个压抑佛教，不尊重学术研究的环境中，不免影响到他治学的成果。尤其使这位佛学大师难堪者，是整个社会对他的冷漠，他耗尽心血所研究的成果，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与尊重，以致他生命最后的二十多年，蛰居北京，使人几乎遗忘了一代大师的存在。
再有一点，也许是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没有听说他培育出继承他佛学研究的出色弟子。杨仁山之后有欧阳渐，欧阳渐之后有他——吕秋逸，秋逸之后，似乎就此中断了。
(于凌波著)
吕澄先生悼词
我国当代著名佛学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佛教协会名誉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五台山研究会特聘顾问吕澄先生，因病于1989年7月8日5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深深地怀念他对中国文化事业特别是佛教事业所作的卓越贡献，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吕澄先生1896年1月10日生于江苏丹阳市，字秋逸，一字秋一，早年在镇江中学、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学习，后就读于南京民国大学经济系，1914年至南京金陵刻经处佛学研究部随欧阳竟无大师学佛学。1915年，留学日本，入日本美术学院专攻美学。翌年归国，应刘海粟先生之聘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18年协助欧阳竟无在南京筹办支那内学院。1922年内学院建成，先生先后任教务主任、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三、四、五、六、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先生为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之一，历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
先生早年研究美学，著有《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学史》、《色彩学纲要》等美学专著，在美学方面的成就早为世人所推重。但为了寻找解决人生问题的真理，他断然放弃美学而研究佛学。从创办内学院起，他在佛学园地里辛勤地耕耘了七十个春秋，为我们留下了难以数计的精神财富。他一生撰写了大量佛学论文，以及《声明略》、《佛典泛论》、《佛学研究法》、《印度佛学史略》、《因明纲要》、《西藏佛学原论》、《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十余部佛学专著。这些著作为海内外佛学研究者所重视，其中有的被收入重要佛学丛书，多次刊行。
先生于佛教学术事业，笃志精勤，超敏缜密，早年即被欧阳竟无大师比作世尊高足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以鹙子相呼。七十年来，他在佛学义理的研究和佛教典籍的校勘等方面，抉微阐幽，勘同校异，有着许多新的发现和独创的见解，是公认的具有卓越成就的当代佛学大师。
他在佛学义理研究中的重大发现之一，是从心性这个佛学核心问题上充分论证了印度佛学与中国佛学的根本区别，认为前者主张心性本净，是自性涅盘的心性本寂，后者主张心性本觉，乃是自性菩提。这一发现找到了一把打开佛学深奥之门的钥匙，从而使以往那些许多佛学难题得以迎刃而解，使一些伪经假论得以识破，也有助于正确地阐明宋明理学的实质和渊源。
在佛典整理方面，他的最大贡献是，费时十年校勘编印了一部《藏要》。这部丛书共收书七十种，四百余卷。先生通晓藏、梵、巴等文字，校勘除以汉文最好本子为底本外，还参考了现存的藏、梵、巴以及汉文异译等本子。这一工程是史无前例的，校勘之精细也是学林中所罕见的。这部《藏要》是佛学文库中的一颗明珠，国际佛学界的宝贵财富。他在校勘过程中还发现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的第八十五卷至九十八卷，全部是《杂阿含经》的本母。这连玄奘本人也未曾知晓，要义幽沉，绵亘千二百年七十六年才被先生发现，乃写成《杂阿含经刊定记》。这一发现给研究瑜伽系的渊源和三乘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新根据，在佛学史上的价值是极其重大的。
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孜孜不倦，奋发精进。1955年斯里兰卡佛教界为纪念释迦牟尼涅盘二千五百周年，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要求各国佛教学者给予支持合作。周总理接受斯里兰卡总理的请托，把撰写中国佛教条目的任务交给中国佛教协会，即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担任撰述，先生任副主编。全部汉文条目四百余篇，二百余万字，先生详加审阅，字斟句酌，还亲自撰稿近二十篇。稿子寄到斯里兰卡后，各国佛教界公认中国佛教部分水平最高。这种国际声誉的赢得，与先生出类拔萃的学术水平和辛勤劳动是不可分的。六十年代初，先生已近古稀之年，仍发心编辑出版一部超过中外历代《大藏经》水平的《中华汉文大藏经》。先生深知此非易事，所以终日干干，读经不懈。遗憾的是这项巨大工程被“十年动乱”冲垮了。但先生的心血并未完全化为乌有，在“文革”前即编出《目录》，“文革”后补充修订为《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印行。这部目录勘出前人未曾勘出的119部经籍，并重新分类编目，为后人编辑《大藏》提供了方便。
先生对己学而不厌，对人诲而不倦，他一生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佛学人材。六十年代初，他欣然接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托，开办了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班。先生对教学倾注了全部精力，给学员详细地讲授了中印佛学史、佛学通论、因明以及其他许多重要原典。对学员所作笔记，皆一字一句的认真修改。近十年来，先生的体质已相当虚弱，但仍有许多国内外中青年学者登门求教，先生也还是尽可能予以详解和指导。
先生在学术上贡献极大，但他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始终过着清淡简朴的生活。早在四十年代，他的好友熊十力先生曾写信劝他：
“老弟弱冠已负盛名，如舍法事而或作他种生活，自当优裕。今吃苦数十年，……我所为老弟深念者，望于生活，宜勿太苦。人生将半百，过苦不可久。诸侄之体气，尤令吾见之而寒心。”
熊十力的信是吕先生治学为人的一个见证。事实上，早在1936年，南京中央大学曾以高薪聘请先生任哲学系主任，被先生婉言谢绝。先生不因生活困苦而舍弃对佛学的研究，始终布衣素食，身居陋室，不改其志，堪称知识份子的楷模。
今天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和佛学大师离开我们长逝了，这不仅是佛教界的不幸，也是我国学术界、文化界的不幸，同有慧灯熄灭之感。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忠贞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对学术事业的献身精神，学习他的高尚品德，为发扬我国佛教优良传统，为繁荣中国的文化事业和佛学研究事业而勇猛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