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乔居士（西元１８７３～１９５８年）
蒋维乔，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生，他是近代的教育家、哲学学者，也是研究佛学颇有成绩的大居士。
维乔七岁入私塾就读，二十岁中秀才，时为光绪年间，西学东渐，他偶然接触到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方科学书籍，耳目为之一新，遂弃八股文，专心研究西学。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考入江阴南菁书院，与丁福保同年入学，次年又考入常州致用中学。他自二十三岁至二十九岁六年之中，同时攻读两个学堂的课程，按月参加考试，同时还不断阅读《时务报》一类新学书刊，因此他在古文与新学两方面都有深厚的基础，后来南菁书院改组为江苏全省高等学堂，使他接触到革命思潮，思想为之剧变，两所学校毕业，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他到上海，参加了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教育会」，后来又在武进与何海樵等组织「以变法兴学为宗旨」的常州藏书阅报所，和「以提倡尚武精神为宗旨」的体育传习所，这时国内有主张庙产兴学的风潮，维乔是维新派人物，也赞同这种主张。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春，应蔡元培之约，携妻、子同到上海。当时，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附设有男女校，维乔子入男校，妻入女校，他自己在两校任教员，而爱国男女校自蔡元培校长以次，及教员全为义务职，各另以译述维持生活，故维乔为《苏报》写稿以自给，那时日俄两国在我东北作战，爱国学社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后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维乔为爱国心驱使，在义勇队担任教练，是年「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被捕，邹容自首，蔡元培、吴敬恒、黄中央皆走避，维乔以目标较小，仍在爱国女学任教如故，他认为「救国之根本在於教育」，以此理想，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事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此一工作，自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至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他作了十年之久。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他曾发起并主持由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小学师范讲习所，为全国各地训练了三届师范生。此后又主持过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宣统元年（一九○七年），他接任爱国女学校长，而任商务编辑工作如故。
辛亥革命之际，维乔随蔡元培在上海，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邀维乔到部襄助，在《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四册中，有一篇维乔自述教育部初设时的状况∶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临时政府成立於南京，蔡孑民先生为教育总长，斯时先生与余皆在上海，先生於未就职前，特来访余，邀余进部襄助为理，且谓之曰∶「余在欧洲多年，於国内教育状况，多所隔膜，今拟将一切事物，全权托子，子其为我规划之。
教育部的组织，除总长、次长外，设有社会教育司、普通教育司与专门教育司，初成立时，惟有「孑民先生与余，及会计兼庶务三人而已。」
他们三个人，於元月十二日由上海乘沪宁车赴南京，蔡总长与晋谒过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后，访江苏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在碑亭巷内务司的楼上借了三大间房子，这就是民初教育部成立时的官署，维乔文中续曰∶
教育部既成立，於是投效者纷纷···是时各部皆依照官制草案，呈荐人员。孑民先生谓余曰∶「我之主张，办理部务，当与办社会事业一例∶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官制未通参议院以前，不必呈荐人员，除总次长已由大总统任命外，其馀各人，概称部员，不授官职，为事择人，亦不必多设冗员。」余极赞成之，故南京政府各部人员，下至录事，不分等级，每月一律三十元，全部开支，每月仅及千元，而每日自上午九时起，午后四时半止，分工作事。凡小学、中学、专门大学各项学制，部员各就所学，担任起草，一如书局中之编辑，绝无官署意味。临时政府三个月结束，而中华民国全部学制草案，实於此时，大略完成。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维乔亦随蔡总长到北京任事。是年七月，蔡元培辞职，范源濂继长教育部，维乔仍在部服务，该调参事职。民二年（一九一三年）十月，范源濂之教育部总长去职，维乔亦辞职回上海，仍入商务印书馆，主持及编辑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七月，范源濂重长教育部，邀请维乔回教育部，仍任参事职，掌管教育法令工作。翌年元月，与黄炎培等五人组成教育考察团，前往日本、菲律宾考察。回国后，在京、津、沪、宁等地演说考察结果。是年九月，仍回教育部任旧职。
是时，浙江海盐徐蔚如，任财政部会计司长，二人在京相识。蔚如自幼信佛，维乔受到他的影响，也开始研究佛学，至此始知佛学之博大圆融，一改其早年排斥佛教之心理，而虔心信佛。时，蜀人张克诚在北京广济寺讲经，徐蔚如并介绍维乔到张克诚处，从张氏学唯识。这时北京佛教界的居士学人，如叶恭绰、蒯若木、梅光羲、黄幼希、徐蔚如等组织讲经会，维乔亦参加了这项组织，讲经会公推徐蔚如南下宁波四明山观宗寺，迎请谛闲法师北上讲经。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三月，谛闲老法师抵京，於江西会馆讲《圆觉经》，有维乔与江味农、黄幼希作笔录，讲经两月馀圆满，笔录洋洋数十万言，谛老为之命名曰∶《圆觉经亲闻记》，在这次讲经会中，维乔与徐蔚如等都皈依了谛闲法师。
就在这段时间中，维乔建议北京大学，在哲学系开设「唯识学」课程，这是我国大学课程中，开设佛学课程之始。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太虚大师於北京广济寺宣讲《法华经》，维乔与夏仲膺、庄思缄、胡瑞霖、夏寿康、马冀平等参加听讲，太虚大师特别在南池子夏宅，为维乔讲授因明学，因明学为佛学中的论理学，是最难理解的一门学问，此为维乔亲近太虚大师之始。后来谛闲老法师与太虚大师之间形成新旧对峙的局面，维乔始终保持超然的立场，不左右任何一方，其原因在此。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七月，维乔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在任三年，於十四年七月接长设於南京的东南大学，东南大学的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易园居士江谦曾任校长数年，奠下改组大学的基础，后由郭秉文继任，江谦於民国初年亦一度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他们二人两度为同一机关的前后任首长，亦是佛教居士中的一段佳话。
维乔於东南大学任内，曾开讲「佛学入门」及《百法明门论》，远近各校多有人来参加听讲，这是南方高等学府首开佛学课程的先声，使佛学在高等学府中成为一门新颖的学问。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维乔与南京各校校长组织参观团，赴日本考察教育。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维乔应上海光华大学之聘，任哲学教授，后又历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等职，前后执教二十馀年。任教期间，还先后兼任过上海正风文学院院长，上海鸿英图书馆馆长，上海人文月刊社社长等职，他的许多佛学和哲学著作，都是完成於这段时间。
一九四九年，维乔以特邀代表身分出席苏南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主席及常任副主席。一九五八年三月，病逝於上海，享年八十六岁。维乔遗留的著作，有《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吕氏春秋汇要》，以及与杨大膺合著的《中国哲学史纲要》、《宋明理学纲要》等，在佛学方面的著作，则有《中国佛教史》、《佛学概论》、《佛教浅测》、《佛学纲要》、《大乘广五蕴论注》等。其中以《中国佛教史》在社会上流传最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