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学者支楼迦谶
支楼迦谶（约２世纪）,简称支谶,中国佛教史上翻译大乘经典的第一人。
据梁慧皎《高僧传》卷一《汉洛阳支楼迦谶传》云:支谶“操行纯深,性度开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由此可见支诚不仅是一位大乘般若学者和著名翻译家,而旦是严持戒律的佛法修持者。公元１６７年（汉恒帝末年）’支谶怀着“志存宣化"的高尚愿望来到中国洛阳,在光和、中平年间（公无１７８-l８９年）,译出大乘经典多部,后不知所终。
支谶来华的时间,略晚于安清（安世高）,二人都是译师,但所译经典的内容却完全不同,即安清所译全部为小乘经,而支谶所译则全是大乘经。
关于支谶的译经,梁《高僧传》卷一《汉洛阳支楼迎谶传》云:支谶“传译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又有《阿阁世王》、《宝积》等十余部经,岁久无录”。这里只简单地提到支谶译经的概况,具体经名大多未列。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收录了支谶的译经,但也只有十四部,二十七卷。在这十四刁部经中,三部有译出的年月日,其他各经,既无译出时问,也无署名,而是由晋代道安辨认出来的。但是道安也不敢完全肯定是支谶所译,他在寻文比句之后,只能作出站“似支谶所出”。因为道安德高望重,学识渊博,所以他作出的结论,也就成了历史上的定论。
到了唐代,道宣的《大唐内典录》中,支谶的译经增加到二十一部（实为二十部）,六十三卷。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又增加到二十三部,六十七卷。
为何各家《经录》所记如此不同?这可能是由于编写《经录》的人,只就自己的见闻作了记载,故所记各有出入。兹依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录》抄录支谶译经的名称和卷数如下:
《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十卷《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本、《阿閦佛国经》二卷《佛遗日摩凡宝经》一卷、《般舟三昧经》三券、《兜沙经》一卷、《纯真陀罗所问经》二卷、《阿阇世王经》二卷、《内藏百宝经》一卷、《丈殊师利问菩萨署经》一卷、《杂譬喻经》一卷、《大才等太集经》二十七卷、《般舟三昧经》一卷②、《梵般泥洹红》二卷、《象腋经》一卷、《诸法勇王经》一卷、《光明三昧经》一卷、《孛木经》一卷、《首楞严经》二卷、《大才便报恩经》一卷、《阿阇世王问五逆经》一卷、《禅经》一卷、《阿育王太子坏目因缘经》一卷。
支谶的译经,首将飘“一切皆空”的思想传入中国,此为当时印度大乘佛教兴起的龙树学系的思想。此种思想一经传入,与中国固有的老、庄思想相辉映,其后不久,即在佛教界掀起研究般若学的高潮。魏晋时期的义学兴起和六家七宗的形成,无不与此有关。现代佛学家郭朋说:“支谶的译出《般若》系经典,却也标志着:中国佛教,即将进人一个新时代;进人一个由汉代佛教的朴质无文而发展为大兴佛教的义理之学的时代。所以支谶的译出《道行般若》,一方面,意昧着汉代佛教的基本结束;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佛教的新时期的即将到来。”这个新时期,就是指的魏晋时期义理之学的兴起。
支谶在华期间,还有一些天竺（今印度）或西域入在华译经和传教,其中有竺佛朔于公元１７９年（汉光和三年）在洛阳译出《般羌三昧经》,支谶为其“传言”。这说明支谶通华语。上文所列支谶的译经中,也有《般舟三昧经》,或许就是竺佛朔所译的这部经,因为是支谶“传言”,所以编写《经录》者’便将这部经列为支谶所译。
支谶的译经,既皆为大乘经,这当然也反映出他是以般若思想为中心的大乘佛教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