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儒道兼通的康僧会
康僧会（约３世纪），佛、儒、道兼通的翻译家。他祖籍康居，世居印度。他的父亲因经商，后移居交趾（今广西梧外一带）。康僧会十多岁时,父母双亡,他就出家为僧。梁《高僧传》卷一《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传》说他“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辩于枢机，颇有文翰”。于此可见康僧会出家之后，精勤好学，博览群籍，成为一时“颇有文翰”的人物。他于公无２４７年（吴赤乌十年）到吴国都城建邺（今江苏南京），“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后得到吴王孙权的信任，并为之建寺安居,取名建初寺。
康僧会在吴弘，虽有一些神奇色彩，但由于他的到来，吴国的佛教才兴盛起来。他卒于公元２８０年（吴天纪四年）。
康僧会是进入吴国的第二位僧人（在他之前曾有维祗难）,他的容貌和服装与众不同,引起了朝野人士的注意。在他之前,曾有居士支谦在吴国译过经,但无寺庙。所以他虽是第二位进入吴国的僧人,但王室为他修建的建初寺,却是吴国的第一座佛寺。
孙权信任康僧会，原来还有一个颇具神奇色彩的故事，即康僧会初到建邺时，孙权召见他，问他所奉宗教有何灵验?康僧会说:铭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有舍利,神曜无方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该时孙权不信,以为夸涎。并说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如是康僧会要求以七曰为期，孙权答应了他的要求。康僧会对自己的同伴们说:“法之兴废,在此一举,今不至诚,后将何及?”乃设坛祈祷。但是七日期满,一无所获。康僧会要求延期七曰,孙权亦同意。可是第二个七日过去,仍无所获。孙权发火了，说他是欺诳，准备治他的罪。康僧会要求再延期七日，孙权又同意了。到了第三个七日期满时，仍无所见。这时参与其事的人都害怕起来。可是当夜五更时，康僧会忽听所置瓶中铿然作响，他亲往前看，果获舍利。他喜极，待至黎明，将舍利呈送孙权，权亦惊喜，叹未曾有，认为是稀有之瑞。从此吴国佛法大兴。这个故事虽说有点神奇，但它却反映出了康僧会对佛教的虔诚之心。对佛教徒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
关于康僧会在吴的译经,梁《高僧传》卷一有记载说:“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镜面王》、《梵皇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这里既说明了康僧会译经的数量，也反映出他的译经质量。他还为《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部经作过注释并序。僧祐为《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部经作过注释并序。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卷二列康僧会的译经只有两部，十四卷。但僧祐在同书第十三卷《康僧会传》中又说他在吴都建初寺译经六部。同一作者在问一书中，却有两种不同的记载。近代学者汤用彤解释说:“僧会译经，《祐录》（《出三藏记集》的简称）卷二著录只两部，盖据《安录》（道安的《经录》）所言也。而卷十三,则列六部，盖据后来之传说也。”唐道宣的《大唐内典录》卷二收录的康僧会译经则有一十四部，二十九卷。到了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则又只剩下七部,二十卷了。智升认为:道宣所录十四部译经中，有四部出自《六度集经》，另外三部是经的注解，不能算作译经，故他的译经只有七部，二十卷。笔者认为:出自《六度集经》的《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和《梵皇王经》可以不算（重复计算了），但是三部注解可以算作他的著述。故康僧会的译著应该是十部，二十四卷。经名及卷数如下:
《六度集经》八卷、《旧杂譬喻经》二卷、《吴品经》五卷、《菩萨净行经》二卷、《权方便经》一卷、《菩萨二百五十法经》一卷、《坐禅经》一卷、《法镜经注解》二卷、《道树经注解》一卷、《安般经注释》一卷。
康僧会在晚期，遇到孙皓（吴最后投降晋武帝的君主）暴虐毁佛，后得病，康僧会就利用此机会，以佛教中的因果报应之理开导孙皓。他说:“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鸟翔而老人星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禾出。善既有瑞,恶亦如是。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也。”又说:“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孙皓经过康僧会这一番开示之后，有所悔悟,并从僧会受五戒，成为佛门弟子。由于他的带头信佛，一时宫室辟臣，无不皈敬三宝。
康僧会虽为康居人，但他生长在中国，从幼年时代起，就休浴中国文化。故他在对孙暗作开导时,能够引用《易经》和《诗经》。而他的佛学思想，则是继承安清（安世高）的禅数之学，以在他对孙暗的开导中，巳经表明得很清楚了。他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位兼通佛、儒、道的外籍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