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谛（公元４９１-５６９年），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师之一。他是西天竺优禅尼国人，出生婆罗门种姓。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说他“景行澄明，器宇清肃，风神爽拔,悠然自远。群藏广部,罔不厝怀。艺术异能，偏素谙练。虽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厉游诸国，随机利见”他于梁大同十二年（公元５４６年）由扶南来到中国的南海郡（今广东南部）。太清二年（公元５４８年）八月才到达建业（今南京）。他受到梁武帝的敬重，并被安置住在宝云殿。
真谛到建业之后，本来很快就要开始译经的，但因侯景之乱，未能如愿。因为战乱，他只好离开建业。太清四年（公元５５０年）他到了富春（今浙江富阳县）。县令陆元哲就地召集沙门宝琼等二十多人，为真谛译经组织译场，译出了《十七地论》等。大宝三年（公元５５２年），真诸曾一度回到建业，住在台城。其时仍是兵荒马乱，饥谨相按,他无法开展译经事业。待侯景兵败，冗帝即位后，他移住正观寺，再次组织译场，与中国僧人二十余人译出了《金光明经》。承圣三年（公元５５４年）因环境恶劣，他又离开了建业，先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和新吴（今江西奉新）,后又辗转到了始兴（今广东北部）南康（今江西赣县西南）和晋安（今福建晋江）。他居无定处，到处颠沛流离,可是他的译经事业,始终未停,仍孜孜不倦地继续笔耕。他为了翻译行文的准确，曾与梁时的旧友检查自己所译的经论，有行文不准、意义乖违者，即予以更正。由此可见他对于自己的译经,是极为认真的。
陈文帝天嘉二年（公元５６１年），真谛从晋安至梁安郡（今广东惠阳一带）。第二年他即泛海西归，但他所乘之船舶又被大风漂回广州。当时广州刺史欧阳穆颁得知后，即将他迎接到制旨寺（即今广州光孝寺）,请他继续译经。光大二年（公元５６７年）,他因境遇不顺,曾一度产生轻身思想,不愿再留人世。此事被他的弟子们发现，及时劝阻，并将他迎至王园寺居住。当时曾计划送他回建业，却遭到建业某些上层僧人的反对，他们怕真谛来了，会夺走他们的“时荣”,因此就在陈废帝面前说真谛的坏话。他们说，真谛所译经论，薛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由于这些权贵的反对,真谛未能回到建业。太建元年（公元５６９年），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真谛的译经有多少，各说不一。《续高僧传》卷一说他“始梁武之未,至陈宣即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传记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大唐内典录》卷四和卷五所载真谛在梁、陈二代所译经论数量亦同）。智升《开无释教录》卷六和卷七所载真谛译经数量则只有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实为一百三十二卷）。道宣离真谛去世时问较近,所记其译经数量，似较《开元录》所记更为可信。兹依《内典录》所载，抄录经论名称如下：
《全光明经》七卷、《弥勒下生经》、《仁王般若经》、《十七地论》五卷、《大乘起信论》、《中论》、《如实论》、《十八部论》、《本寄无论》、《三世分别论》、《全光明疏》十三卷、《仁王般若蔬》六卷、《起信论疏》二卷、《中论蔬》二卷、《九识义记》二卷、《转法轮义》（以上共计十六守，四十六卷。其中未标明卷数者，皆为一卷木，都是真辨在梁代未年的译经。见《内典录》卷四）。
《佛阿毗罢经》九卷、《无上依经》二卷、《解节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广义法门经》、《僧涩多律》、《修禅定经》、《俱舍释论》二十二卷、《俱舍论本》十六卷、《摄大乘论》十五卷、《立世阿毗昙》十卷、《佛性论》四卷、《四谛论》四卷、《僧仕券《僧怯论》三卷、《摄夫乘论本》三卷、《大空论》三卷、《中边分别论》三卷、《金七十论》二卷、《俱舍论偈》、《金刚般若论》、《律二十二明了论》、《大般涅槃论》、《遗教论》、《三无性论》、《反质论》、《堕负论》、《求那摩底随相论》、《宝行王正论》、《成就三乘论》、《正说道理论》、《意业论》、《执异部论》、《佛阿毗县论》、《起信论》、《解椿论》、《思尘论》、《唯识论文》合一卷、《正论释义》五卷、《佛性义》三卷、《禅定义》、《俱舍论疏》六十卷、《金刚般若疏》合十一卷、《十八部论蔬》十卷、《解节经疏》四卷、《无上依经疏》四卷、《如实论蔬》三卷、《四谛论疏》三本、《破我论疏》、《随相论中十六谛疏》、《婆薮盘豆转》、《众红通序》二卷、《翻外国语》七卷。
《大唐内典录》卷五在列举上述经论疏传名称之后，又说:“右四十八部（实为五十二部），合二百三十二卷（实为二百三十七卷）。周武帝时，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拘那罗陀，陈言亲依,又别云真谛，起陈氏永定元年（公元５５７年）丙子,至太建初（公元５６９年）己丑，凡十四年，既怀道游，方随所在便译”在这些译出的经论中,有少数名称与梁代译经是重复的，例如《起信论》等。故部数、卷数与所述总数不一样。这些是真谛在陈代的译经，见《内典录》卷五。凡书名后无卷数者，亦皆为一卷本。
真谛的译经，论多于经,律又少于经。有些经论的义疏，乃真谛口述，由弟子笔记,或他自己的著述，或者是印度原有由他翻译过来的。在古代的译师中，有些人译出经论之后，即为入讲说,这是极为普遍的事。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亦说到真谛译经中的义疏问题。他说:“至若义疏,则或为外国原有，或为真谛所传之日义。按真谛亦非仅翻译家，而实义学大师也。其出经时，行翻行讲,弟子记其师义，号为义疏，或号为注记,或称为本记或称为文义”假若除去一部分义疏，真谛的真正译经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智升说他的译经只有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实为一百三十二卷），也有一定的道理。
在真谛的译经中，有《大乘起信论》一书，这是在中国佛教史土早就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起信论》是不是真谛所译。有些人说是，理由是自隋唐以来，《经录》都有记载。但有些人则持否定态度。理由是真谛是弘传无著、世亲瑜伽学的人物，是阿赖耶缘起论者，而《起信论》则属于真如缘起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不可能翻译《起信论》。再从《起信论》的文字结构看，不像是译文，而是中国人的著作，是伪书。究竟谁是谁非,有待高明来判断。但是有一点应当强调的是，即判断必须有根据。
在中国佛教史上，介绍无著、世亲学的最早为菩提留支，其次是真谛。入唐以后，当然就是玄奘了。玄奘将真谛所译无著、世亲盯著作都重新翻译了，玄奘门下有些人两相对照，发现有些归容不相同，因此就指责真谛翻译有误。真谛是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当然不如玄奘深，在文字技巧上更不如玄奘，而且他的译经是通过传译。因此两人的译笔和行文有出入，这是很自然的。据近代学者吕徵先生说主要是真谛与玄奘在印度的师承不同。因此译文自然也就不同了。
真谛来中国时，带来了许多梵本经论，他翻译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所有梵本原文，分两处存放,一是建业，一是广州。他所译瑜伽学系的著作，后来玄奘虽然重译了，但他在历史上仍不失为四大译师之一，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