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言录重排序
净土法门，理极高深，事甚简易。由兹天姿聪敏，知见超特者，每每视作愚夫愚妇之事，而不肯修持。岂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究竟法门乎。彼以愚夫愚妇能修，遂并法门而藐视之。何不观《华严》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者，尚须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乎。藐视净土法门而不屑修，其于《华严》，将复视作何等？又于《华严》末后归宗一着，为复尊重之也，为复藐视之耶？此无他，盖未详审通途、特别法门之所以，及自力、佛力大小难易而致然也。使详审之，能不附于华藏海众之班，一致进行，同求往生乎！
光自束发读书，即受韩、欧、程、朱辟佛之毒。幸无韩、欧、程、朱之才，使稍能相埒，则必致自误误人，生身陷入阿鼻地狱矣。自十四五后，病困数年，从兹遍思古今，详绎经书，始知韩、欧、程、朱之作此说者，全属门庭知见，绝不计及堂奥中事之所致也。乃于弱冠之次年，出家为僧，专修净业。誓尽此生，作自了汉，决不建立门庭，广收徒众，以致后世子孙，败坏佛法，并拉光于阿鼻地狱中，同彼受苦也。至光绪十九年，普陀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经，命查印刷。事毕，邀同来山，知其不喜作事，故令住一闲寮，随意修持，于今已三十有五年矣。在山日久，有以笔墨事见托者，绝不用印光名字。即自己有必须署名之文字，亦只随便写二字即已。以故二十年来，绝无人客过访，及信札往来诸纷扰。民国启元，高鹤年居士，绐去数篇文稿，登《佛学丛报》，不敢用印光名，以印光常称常惭愧僧，故署名常惭。徐蔚如居士，及周孟由，谬为见赏，打听三四年，了无知者。后孟由来山拜谒，遂祈归依，持去数篇废稿，寄于蔚如，乃于京师排印，名《印光法师文钞》。以致遍刺雅目，愈增惭愧耳，时为民国七年。八年，又搜罗若干篇作续编，并初编同排之。九年，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作两册，留板，十年春出书。光又于扬州，将九年所排者，刻一书册板，作四册。十一年，又于商务印书馆，排作四册，当时诸居士任者有二万部。而商务印书馆印以出售者，不在此数。十四年冬，又令中华书局排增广本，亦作四册，比先增百余叶，今年夏出书。以工潮等，其价甚昂，只印二千。原订打四付纸板，二归本局，二归于光。乃令杭州浙江印刷公司，先印一万，以后续印，一任因缘。
圆净居士李荣祥，近数年来，专心佛学，于《起信》、《楞严》、《圆觉》，各为疏解。光谓青年人宜先着实用念佛功夫，待其业消智朗，障尽福崇时，再行发挥，自可阐明佛意，宣传宇宙。当时彼尚不以为然，后以用心过度，形神日衰，始知光言不谬。乃复详阅《文钞》，不胜欢喜，遂摘录要义，分门别类，编作一册，拟用报纸印一千册，以应急欲即阅者（以先曾逐次登居士林林刊，故屡有催促令印之者）。及光五月至申，乃与其妻，同受归依。八月书出，不久送完。函索者纷至沓来，遂令漕河泾监狱署排作书本。陈荻洲居士愿任排工，并打四付纸板费，又任印二千册，一时任者，将近二万。其所录之出处，某卷某叶，一一备载，庶可以《文钞》全文相对阅。由其于诸文中截取要义，汇归一类，故每有文义稍同，而不即删削者，冀阅者受反复劝勖之益，冀其直下断疑生信也。其出处卷，及叶数，皆依《增广文钞》。以《增广文钞》，作永久流通之本，余则久后必无再印之举也。又以《文钞》繁广，初机或难于简别其易晓了而合机宜者，欲令先得其门径，从兹着实进修，自至其极，免致望洋兴叹，或至退屈之虞。因录《文钞》选读篇目，附于《嘉言录》目录之后，庶未曾研究佛学之人，得以坐进斯道矣。因为叙其所以然，以期阅者共知。
所愿见者闻者，勿以所说皆平实庸常而弃之，以求其高深玄妙者。夫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如来之道，戒定慧而已。能于平实庸常之事而实行之，行之及极，其高深玄妙之理，岂待别求。否则高深玄妙，但属口头活计，生死到来，一毫也用不着，愿阅者悉注意焉。
民国十六年丁卯，夏历腊月八日，古莘常惭愧僧释印光谨撰。
大师论衣制云：五戒，所搭之衣，按律，是五条直条，无一长一短之横纹，名缦衣。今人多不怕罪过，不肯依法。即在家五戒，每搭一长一短之五衣，或两长一短之七衣，皆为违律。在家人，即依法缦衣，亦只礼拜持诵、敬礼三宝时可搭，不宜常搭。出家人，从前五衣，是狭短的，如一条大手巾样，故可常不离身，名作务衣。今之五衣，与七衣同长大，做事则不能搭，此古今之殊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