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重二假】《唯识三十颂》颂文曰：‘由假说我法’。认为世人所执著的我、法，全是假法。‘假’是假托义，非真实义。《成唯识论述记》上，以‘两重二假’来解释这个假字。即一重是无体随情假，有体施设假；一重是以无依有假，以义依体假。一、无体随情假：宇宙万有，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起存在，本来没有实我实法的自体。不过在世人迷情的见解上，认为有实在的我，实我的法。其实这是我人执见上迷谬的见解，不是诸法的本相。不过佛陀为了说法的方便，随顺世情，假借我法两字，来显示所说的法体，这叫做无体随情假。二、有体施设假：圣教所说的佛、菩萨、声闻——我，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法，虽然一一都有它的法体，但法体是没有名字的，不过假为施设，安立一个名字。而名字并不能代表其所指的法体，这叫有体施设假。以上两种我法，前者是世间的迷情妄执，后者是佛陀的随缘假设，都是没有实体的。三、以无依有假：世人所执的我法，只是假名，没有实体，而其迷执的心，却是有体的。所以对于无体的我法说它是假，而它寄托在有体能变的心识上，假能迷的妄情而说我法，所以称为以无依有假。四、以义依体假：义是义用，圣教所说的我法，是依于法体之义，假说我法。例如我人的身体，在一期生命期间，心识上的种种活动，看起来似乎有一个主宰的作用，发号施令，支配一切，似乎是我的意义；另一方面，在各种尘境上，使我们生起见、闻、觉、知的了别作用，而那法体上又能任持其自性而不失，似乎是法的意义。因为法体有此意义和作用，假说我法，这叫以义依体假。
【近代唯识学的复兴】清季末叶，佛法衰微，不绝如缕，几濒于灭亡。同治年间，洪杨之乱以后，江南文物荡然无存，欲求一册佛经而不可得。安徽池州杨仁山居士，联络同志，创设金陵刻经处，刻印佛经，数十年间刻印佛经两千余卷，流通佛经百余万册。并自日本搜购得我国散佚经书三百余种，其中包括唯识宗注疏在内，为之刻意提倡。他门下弟子中，精于唯识的若欧阳渐、梅光羲、章太炎、孙少侯、李证刚、蒯若木等，为数至多，由于以上诸贤的提倡，唯识之学渐趋复兴，入民国后，研究唯识者日多，蔚为风气。尤其民国十余年后，在‘南欧北韩’的提倡下，更为蓬勃发展。特别是在民国二十年代之前，太虚大师在武昌创办的武昌佛学院，与欧阳竟无居士在南京支那内学院，两佛学中心间时有法义之诤，尤以关于唯识一宗为然，在这段时间内，学界人士研究唯识，蔚为一种风气，唯识学蓬勃发展，至抗战爆发而复趋于沉寂。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台湾在日人统治期间，佛教唯禅宗的临济、曹洞二宗，及日本的净土真宗为盛，无人复知唯识之名。三十八年后，大陆佛教缁素大德避乱来台，慈航法师倡之于先，默如法师继之于后，居士中如方伦、张少齐、杨白衣等，均有著作出版。此后数十年间，僧侣教育发达，唯识学为必授的课程，唯识学于焉复兴。但复兴的是‘唯识学’，大乘八宗之一的‘唯识宗’，则已失去其传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