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香港工商日报于十二月九日登载了台湾通讯，一篇辩论‘虚云和尚年谱’后，香港的各界人士于两旬内，到山居来访问的，有五六十人；我对于无谓的争辩，本不拟答复，但外埠关心这件事的，纷纷投函询问者，亦已积至百余函；本港诸友好，我可以在口头上简单地说两句，但外埠的诸位关心者，我可没办法用口头答覆了！为了答谢外埠关心这件事的热心者，写这一封公开信！
虚云和尚出家人也，既出家，当守僧行：一、不复游俗姓家。二、不道自己年龄及身世事。三、口中不说人我是非得失等等。所以百年来无人知其年龄者，问之亦笑而不答。即学吕于庚寅年所编云门山志，亦误记为一百有六岁，（少记五岁）公见之亦不置辩也。（后年谱始更正之。）
及云门事变，师以重伤重病生死之际，始略述年龄事迹，侍者笔录时将旧经书一本拆散书于经页背面，然后照原样装订成书，与凌乱字纸二布袋，千辛万苦，运来香港，其惊惧情形，可想而知。学吕受命，费一年心力，为之编成法汇及年谱二种，以关津多阻，文字滋疑，不获呈师鉴定；复徇同门请，遽尔刊行，此民四十二癸巳作事也。一纸风行，数月即罄，乃将年谱刊行第二版。
当我编辑年谱之时，港中缺乏志书，无可查考。仅将寄来资料整理；其中有师在云南时代之各种文稿，碑志，与鼓山时代弟子所辑之虚云和尚事略。及南华时代照鼓山所刻之事略，增编若干，为和尚事迹。以上各项资料中，均有师之父玉堂公为泉州太守漳州府等字样，予遂依之编入年谱中，非我个人伪造也；所以云南时代之留偈记亦不更改。（我在南华时，知客师惟因正刊刻事迹，曾问虚云和尚其中有无错误？师答谓：‘我向来不阅看关于批评及赞扬我的文字，此次刊刻甚么事迹之类，是第十三次了，我不知他们说些什么’。）此师之戒行也。
翌年甲午，我在港福达友人家，见一本福建通志，询之系残本，仅四册，幸尚有一百十卷，内职官志载；知府黄德峻
广东高要人进士道光二十年任徐耀顺天宛平人进士道光廿七年任
后来又查明泉州府志，永春州志，自乾隆年间修纂之后，未续修过；故此我看通志后，乃急驰书询问虚云和尚，经数月后，得其第一复书，内言：‘云是生在泉州府署，父任何官职，无所了知，出家后，全抛俗事，更不复记。’云云，于是我更急函托我前在耒阳作客时之好友曾道声君，替我往湘乡一查，访到了虚云和尚的俗家，只妇孺数人，不知清楚；后来又访到乡局的老人，据说：萧玉堂长他二辈，未见过，但知道在外省做衙门的师爷，有一子已出家，数十年不得消息，更不知道虚云名字云云以此复我。
后来我有旧友是南京时同事刘蕃先生，四川巴县人，道过香港，来访我说：‘你编的虚云和尚年谱，我看过了，似有疑问；因为第一编永春州知州，我外祖父王光锷做过很久，当时我父亲随任；其幕中老夫子是湖南姓萧的，是否虚云和尚的父亲，不得而知了，你查查罢。’我愈堕五里雾中。
因此将第一版年谱拆开，分数十份，寄往上海友人，转寄江西，乃得收到。嗣得第二复书，即现影印在第三版首页之虚老人亲笔。我乃将签出处参考更正，遂于丁酉七月印行增订年谱第三版：增是增加后来的事迹，订是订正初版误记的一二事。
既有第三版订正本，则第一版的错误旧本，可以取消了；因为我们童时读第一本书所读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亦有新旧本之分；我们所读的宋朝订正的新本，而错误的旧本，便废而不读了；因为朱注‘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次序如左。’可见‘大学’一书原来亦有错误的。现暂将年谱事搁置不谈！
虚云和尚之年岁
次论及虚云和尚的年龄，云门事变以前，无人确知。至事变后，他不隐讳自己说出十九岁出家于福建鼓山涌泉寺，常开老人为之披剃，二十岁依妙莲和尚受具；是时有地有人为证明的。后若干年，曾在槟榔屿极乐寺送妙莲回国。其后民十八年己巳，鼓山两序大众，及全省官绅，欢迎他回任鼓山住持；倘使其出家年月，及所拜之师不确实，鼓山大众，未必肯欢迎他的，故此我以为年岁无甚出入。至于同戒录戒牒等事，还待调查。其实年岁多少，有什关系，一百二十岁都是要死的，即以释迦牟尼佛论，中国载籍，明明说他是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至今应为二千九百余年，后来经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尊者东来，又经玄奘三藏等回国，又经历代祖师以及近代学者如章太炎，都不敢擅自改变；而最近数年，偏偏有南方小乘学者，在锡兰开会，主张‘定而不考’，硬说佛历二千五百几年，把释迦老子减了四五百岁，那又有甚关系呢！何况虚老和尚之仅一百二十岁耶！（日本以佛教立国，至今仍用旧佛历。）
现在我再录一段星岛晚报‘浮生夜谈’作者吴怀珍先生一段文，来结束以上二段文；吴先生的题目是：
学者应有新风度
阅报知道上月二十九日胡适博士在台湾大学所作学术讲演，因其中涉及最近去世的虚云和尚家世及年龄的可疑问题，曾一度引起台北佛教徒和胡博士在中央日报作过一次颇伤风雅的争辩。因而使我想起一个学者在这民主自由时代需要有一种新风度，——治学的重点要放在‘有益于人’上面，不可但求‘取信于己’而不惜‘伤害于人’。
胡博士为我国当代大学者，那是无疑的。他的治学态度严谨，当然也值得学者钦佩的。不论古今中外，其学问越大，声誉越高，他也越‘固执’，甚至也越‘武断’——为的是他只知‘忠于学理’和‘取信于己’；因而他只看见‘书本’上学问的一面，而‘实用’上另一面也是学问，却时常看不见了。
举此次他们所争辩的例来说，胡博士从许多典籍上考据，证明‘虚云和尚年谱’原版和三版所记载关于虚云和尚家世之不确，那是极有价值的；但他据此从而怀疑虚云和尚是道光庚子年出生。那就未免‘固执’，也有些‘武断’之嫌了。因为家世不确是一件事，而出生年月又是一件事。家世不确无非因其家人告知虚云时有意或无意的传讹或听错了，而儿子出生的年月，为父母的绝无有意捏造之理，而一个出家人更无此必要。而且照胡博士说理的态度看；‘所以我不能不说，这唯一的证据‘初版以至修改的三版’是很可疑的，那位唯一的证人（作者按；乃指虚云和尚本人）也是可疑的。他生在道光二十年，活了一百二十岁，是我不能相信的。’这似乎未免过于武断之嫌，也完全是‘取信于己’；而此种态度并不科学也不客观！因为如果照这样论断，那也可以根本否定有虚云和尚这个人了，岂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这难道也是科学的方法？关于虚云和尚的年龄，我也有一个佐证。当他任福州鼓山涌泉寺方丈时，先君虽非佛教徒，因研究禅宗佛理，曾偕清末福建省连江县籍举人刘孝恭，都与虚云和尚有往还。刘是我的先师。少时屡听先父先师言及老和尚长他们二十几岁。先君系道光丙寅年生，至今当为九十四岁，而虚云年谱所谓道光庚子生，正长先父二十六岁，在我，并没有什么‘不能相信’之处。
在这里我更重要的是要奉告所有的学者，需要建立一种新的风度，把治学的重点放在‘有益于人’上面，不要只管自己一时兴趣所至，尽管‘考据’，‘发明’，而不管所考据发明的‘伤害于人’。举例说，胡博士在答辩的文中也曾说过这话：‘老宗兄，这个问题关系一个人信仰的根据，我认为是人生最神圣的问题，我盼望你不要怪我写这两千多字的长信’。胡博士既然知道这是‘神圣问题’，又是‘个人信仰’，何必在公开讲演中有意论及，更何必因其家世不确而硬要不相信他的年龄，使许多佛教徒的信仰受了伤害呢？我虽非佛教徒，我却愿举胡博士之事，向今后的学者进此一言。
照文内所述，吴先生虽非佛教中人，但持论之公允，理路之清楚，足以代表一般人的意见。
虚云和尚之感化力
举世称为数百年罕见之大德虚云和尚，在物质上，如建寺庙种种事，现今尚存，已见年谱所载。我自从亲近他以来，觉他感化力之深，号召力之广，便细细留心观察他的言语举动；大体上言，与平常人无殊；所奇者，他个子颇高而瘦，从数十丈外远处望他，似觉更高，渐行近前，又似觉与平常一样，一奇也。我见他三十年，除倾谈之际，或时有打哈哈之外，他的面容从未有变过色，纵使说话之时，也是双目垂帘，向地面视不过六尺，从无瞪目视人的，二奇也。他所穿的衣服，不过几件，至少都在十年以上者，有人送他袍衣甚多，他都拿出来与人结缘，三伏暑天，但见他穿一件夹袍；我有次跟他游山，不过一二里路，他行走如飞，累我满头大汗，气喘力竭，而他著夹衣从容之至，额上并无一点汗，内衣当然亦不湿；他洗澡不多，换衣服亦数日一次，而身上并无一点难闻气味，三奇也。除此之外，一切饮食起居如常人，每日只洗脸一次，而洗面需半小时之久，举凡耳孔、鼻孔、发脚、颈项、都擦之甚久，吃饭时向不说话，向不答话，目不视人，吃饭就吃饭，有时宴客，一侍者坐身边，替客人送菜，他只举箸招呼客人；食时有客大声谈笑者，他只管吃饭，有时问他，他只有把头一点，仍旧吃饭，罢席后，始略作招呼。若在平时他一样过堂吃饭，有时饭冷羹残，他一样吃两大碗，未曾见过他拣饮择食，批评好丑，出家以后，持午百年（即过午不食）。有病亦然；历来有施主送他的好斋料，他都拿出来供众，向不设私食。
至于他待人接物，向来和颜悦色，平等行慈，见达富贵人，硕士名流，无知妇孺，甚至贩夫走卒，都是一样慈祥；有时闻著不入耳之言，碰著无理取闹之事，他转身向北面而行，不闻不见，绝无一句与人争论的。至其接见宾客，出家人，或自己弟子，如有向请法者，他必俯首沉吟，说给他一二语，听受者，便终身不忘！
即如我于日寇香江时返内地，过南华谒师座，他其初坚留我长住，我说出湖南先有约，他不话良久，太息曰：‘你搅了数十年，得个什么！得个什么！’我当时悚然，至今仍留脑际！渐渐始觉得他的感动力的伟大。所以他数十年来，出家的二众弟子，在家的二众弟子，皈依他的我说少些，至少亦有六七百万人，在家的二众中，有达官贵人，鸿儒淑女，外国牧师，以至三山五岳，四海英雄，绿林豪杰，偷鸡缚狗的，一切皆有；此六七百万人之中，自皈依他后，一经印证，难保其中无‘一宿觉’者，然大多数弟子自见过他后，只是如孺子恋母，时时有个虚云在脑海中，而不能忘者；有些道学更向上，有些改过做好人，有些发起菩提心，而尽力于救人，救国，总之都是向好一路走；未曾闻过虚云弟子有弑父，弑兄，杀人放火者。昔人所谓佛教能阴翊皇图，辅助政化，岂虚语哉！
我再补述虚老于云门事变之翌年癸巳：为弟子迎请入北京后；东南人士，请他往上海建法会，情形之热烈，世所少见，每日往玉佛寺候他者数万人，寺内寺外及马路上人如潮涌；每日定下午一时在大殿前见面，万千人望见师出，即伏地顶礼，师为说三皈依及开示数语而已。此次到上海所收皈依弟子，过百万人。八十余岁老居士蒋维乔高鹤年亲见师，并为文记之。师所收果金时币三亿余万，尽拨与四大名山八大名刹，及大小寺院二百五十六处为供养资；上海觉有情专刊十四卷第一期纪事甚详，此为全国皆知之事。
我对于编年谱之宗旨
虚云和尚年谱，当然与寻常年谱不同，因为他是老和尚，数百年来罕见之大德高僧，我要注重他出家以后的苦行修持，我要注重他禅功锻炼的经过，我要考究他经历艰险的情形，我要窥测他处常处变事事物物，及至到龙天推出，为世为人；如何以一穷和尚，在云南数年，而得到官民拥护；以后如何能建设大小寺院，而举重若轻；如何以湖南口音，而随处弘法，人皆领纳；如何数十年间，收容出家在家弟子千百万人；如何见过他老人家的，如孩儿恋母，永不乖离，如何他的说法开示，能指出佛心人心；如何他能对机而向每一个人说一两句话，即令人终身不忘；如何能教化弟子，使坏人变为好人，而有益于国家社会；凡此皆是年谱中最重要之记载。我以平凡笔墨，能写出再来菩萨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我是心满意足了，因为他是不可思议之人物！其他不关于和尚之‘弘法利生’的事，我随随便便懒于考究了。如其不然轻重倒置，不去考查和尚弘法利生之事，而去替和尚‘查家宅’，替和尚的上代查‘爵秩全书’，即使查到虚云和尚不是姓萧的，萧玉堂是卖豆腐的，那有什么关系？倘更有深文些说：一事假则其余皆假，虚云和尚的事迹及年岁都是假的，全部书要不得，一把火烧了它罢，那更好极！深合佛旨！昔释迦佛说法四十九年，最后说‘我未尝说著一字’！又谓‘如来有法可说，即为谤佛’。倘真能到此境界，三藏十二部，皆是揩疮脓血纸，（如其未到此境界，漫说一言，入地狱如箭射）——敢吗？
我编虚云和尚年谱，本来是不敢担任的，但以危难中的师命，不敢不从，费一年心力，勉强成书，错误百出，自知不免，良以关山阻隔，欲考无从，故于一九五三年癸巳出版后，翌年甲午，自己查出错误多端，乃四出奔走，寻求更正资料，乃于一九五五年乙未查出：
一、泉州府志，永春州志，均于乾隆年间修纂后，未有续修过。
二、道光二十年，泉州府知府黄德峻，系广东高要人。
三、道光二十年知府系徐耀。
四、道光二十七年福宁府知府系庄受祺。
五、道光三十年之泉州府知府名字，‘福建通志’，‘新通志’，俱未列入。
六、永春州知州沈汝瀚，道光十六年任，知州王光锷，系巴县人，任期未详。
我得了以上种种资料，认为宝贵，更加注意搜寻；迨隔了一年，是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夜’。胡适之先生致詹励吾先生函，指出年谱错处，是在美国议院图书馆中觅出漳州府福宁府之前后任人名，并说明未见泉州府志。是胡适之在美国所见者祗漳州福宁二府志耳。詹先生接胡先生函后，即于七月廿五日钞胡函给我：我即复詹一函致谢，语甚客气，并请詹为我致意胡先生道仰企之忱。实系对能读书人的尊重，及对于已经成名读书人爱护之意，并不曾附带说明我已于一年前查出错处，及所得资料以自矜炫；盖欲学修持人之风度也。后我于一九五七年重订年谱为第三版；此次增订出版，并非受到胡适之先生所指示；因我所查出之上列一二三四五六，六条史科，均非适之先生函内所列有者也。
佐治二尹
至于胡适之所指出谓‘佐治’‘二尹’等，都是虚假的。我因通志中都查不出萧玉堂名字，后从各方面所得是任幕府的，当然是佐治，而非印官，至‘二尹’称呼，费适之先生心，竟然找出一本新湘乡县志，于选举志中，将捐官大小衔名都查过，选举志虽有十卷之多，可见当时湘乡人物之盛。但以我推测其中总有漏洞；因为捐班分捐‘实官’和捐‘虚衔’两种；第一种捐‘实官’，是要费许多钱的，如捐一个‘知县’非数千两银不可，初捐‘候选知县’后，还有很多花样，如：‘单月候选’‘双月候选’，不论双单月候选，还要经过‘引见’‘分发’，始能到省候补。知县以下，尚须经‘王大臣验看’，才能分省。（惟从九品‘县属巡检司’之类，不论何省，都可报到。世俗称为‘飞天从九’）以上实官，当然可以登录在选举志中。第二种捐‘虚衔’的，只可冠带荣身：如果用九两六银，捐一个‘从九品’，都录在选举志中，恐百十倍有所不尽。（湘乡志我虽末曾见过，但如果连虚衔都登载，那就有问题了。）记得光绪中叶捐‘虚衔’例：
一、从九品及不能过科之‘监生’，捐银九两六钱，一经领照谒祖，本乡地保，便要改口称‘老爷’或‘相公’了。
二、如用一百二百两，可捐‘州同衔’‘通判衔’‘同知衔’，便可称‘二尹’‘司马’‘别驾’‘分府’了。
三、如用银三百余两，捐‘知府衔’，便可称‘太守’‘太尊’了。
四、如用银五百两，捐‘道衔’者，便可称‘观察’称‘大人’了。
一切称谓，与实官无异，不独口头如此，即书札往来，题扇写联，倘肯送一个礼给大人先生，求作寿诗寿文，或墓志碑铭之类，亦大笔淋漓称呼仅值三五百两之人物为‘太守’‘太尊’‘观察’‘大人’了；习俗如斯，恬不为怪，又从何处稽查其履历耶？
清中叶后的风气，大凡当督抚幕客的，他往来的人，都是司道之类，多捐个‘道衔’，顶子好看些；司道的幕客，都捐个‘知府衔’，州府的幕客，都捐个‘通判衔’，称为摇头大老爷，何以如此？因为即使实缺知县是七品官，见知府同知，都要递‘手本’，对上称‘太尊’或‘大老爷’自称‘卑职’，因为大他两级，自称‘卑职’，是甘心的。至于实缺‘通判’，只是六品官，大他一级，仍然要递‘手本’，称‘大老爷’，自称‘卑职’，自然有些不甘心了，所以称为摇头大老爷。萧主堂是否捐个摇头大老爷，或‘同知衔’之类，所以称呼上为‘二尹’，亦未尝不可。至‘佐治’二字，从官缺上言，自‘分府’‘分州’‘分县’‘县丞’‘巡检’‘典史’‘司理问’‘府照磨’‘府经历’等等，均可称‘佐治’。从幕僚上言，自‘奏折老夫子’以至‘刑名老夫子’‘钱谷老夫子’‘书启老夫子’‘朱墨师爷’‘教读师爷’都可以称‘佐治’。
须知省府县志局，虽是永久机关，而当修志时，必限年月，其组织为聘任总纂一人，分纂二或四人，探访若干人以总其事。无论何处于志书修成之日，总纂必不敢自谓无一事之偏差，采访者亦不敢自认无一人之遗漏。而后之读志者，反代他负责说：‘志书上所无者，即为虚假，也必定无是事，无是人’！如此读书，似有偏见。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
结论与人为善
虚云和尚于今年十月十三日（即夏历九月十二日），圆寂于江西永修县云居山真如禅寺；住世一百二十岁。噩耗所传，世界震动；举凡国内外佛教团体，大小寺院，佛教弟子与虚师门下之缁素，千百万众，以及世界各地，凡有中国佛教徒，及欧美各国曾皈依师之外国男女弟子，无不先后集会追思，及诵经礼忏，荐师上生。其沉痛哀悼，依恋热情为僧史所未见。当此千百万众，念虚师遗训：‘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以及‘正念正心，养成大无畏精神，人以度人度世’。正在迈步进行这一条光明大路之际，胡适先生以中国研究院院长地位，哲学考据学者权威，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台湾作学术演讲时，提及最近圆寂之虚云和尚事，不采取新订三版新年谱，而硬指七年前之有一、二错误之旧年谱为口实，由怀疑以至不信，并牵及虚云和尚之年龄问题，‘一盘冷水’，向中国整个佛教徒及虚云弟子千百万众之善男信女兜头淋下！使举世震动；虽不能动摇信根深固之人，而中下根器，或瞠目结舌，或顿起怀疑；初机之士，信心未定者，更裹足不前；令千百万众在光明大道中，东张西望，使反宗教人士，拍手称快；而大多数无宗教信仰者，对张龄先生与适之先生之辩论，预定座位，等看好戏！一事之微，一言之肆，直召致佛教中千千万万人之悲怨，因赅果海，真不敢令我想像也。年谱出版，前后已经七年，而适之先生于此时此际，才拈出来公开讨论，岂时然后言哉，高深莫测矣！
至于胡适之先生之辩论文中！涉及学吕的话，似乎有些不客气，我谢谢适之先生赐教。
以学吕今日之地位言，当然是‘寻常百姓’，也实在是‘香港难民’；加上‘智识’两个字，我是不敢当的，第细数年华！恰行年八十，揽镜自照，已逾尺霜髯，老病荒山，形同废物，犹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早已自惭其不类矣；然伤心往事，回溯前尘，历历在目！
处此现状险恶世界中，倘使我们尚系皮下有血的人，应该不应该急起直追，去‘教世救人’；尚有余暇为和尚‘查家宅’，为未入流‘典史’翻旧案耶！噫！你试看：‘放开冷眼观棋局’，‘把定雄心听杵钟！’
我今后更应守‘无诤’之训，纵使再有人给我以任何‘毁’‘誉’我也更不敢再发一言。昔日文殊仗剑逐佛，佛言：‘止！止！我法妙难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