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我三十多年前开始写的，因为事务冗忙，时作时辍。原来计划，除现在的五章外，还有三章是有关中国与外国佛教关系史的，因佛教协会已有这方面资料的编辑和著作，所以不重复了。
我写成第一章后，曾以楞严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句话用“饮水”的笔名陆续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发表。有一位朋友问我：“你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小题目？”我说：“我喜欢‘小题大做',而不愿‘大题小做’，更害怕‘有题空做’。”
几年前，一位青年僧人用日文翻译这本书，我应他的要求写序时，曾记下与本书有关的一件事：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后来，我在写这本书的第二章时，想起这一次未谈完的问答，我想，书中谈到缘起性空的思想，可能补充了当时我在毛主席前所想讲的话。
我曾看到一位曾是毛主席的勤务员李银桥写的书。有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毛主席对李银桥说：“我们去看看佛教寺庙，好不好？”李银桥说：“那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我因而想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给我说：文革初期范文澜先生向他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关系，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一九八七年，我到四川一个佛教名胜地方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了，写信给我说：“宗教是文化。”这三个人，一是伟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是当代的大科学家，所见相同，都承认佛教是文化，而今天还有不少人的认识水平和当年李银桥的一样。
我最初写这本书的动机只是为了和外国朋友谈话时，翻译人员因缺乏佛教知识而感到困难，想为他们提供一些方便。但这许多年来，得到国内不少人的关怀、鼓励，也得到一些外国朋友的注意。事实说明，这一本小书对于增进人们对佛教的了解，增进国际朋友对中国佛教的了解，不无少许贡献。
我感谢译者为此书所付出的宝贵的心力。我虔诚期待国际朋友对于此书内容给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