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佛家经论，困难的地方不在于名相，而实在于领略其旨趣。若得其旨，开卷便觉终身受用；若不得其旨，则虽诵经终身，开卷终觉茫然。
经论有不同的旨趣，衍生成不同的宗派，实由于行者根器不同、修持不同之故。印度晚期，将此归纳为四宗部，而修持次第则分为九乘，这已成为藏密宁玛派的传统。若根据这传统来读经论，在领略经论意旨方面，会容易一些，也能深入一些。
本丛书的编辑，实亦根据此传统。且依古代论师的善巧方便，先依唯识抉择部派佛教的经论，再依中观应成派抉择唯识，最后，则依了义大中观（如来藏）抉择应成派。
所以本丛书可视为桥梁，由此即能过渡至《宁玛派丛书》，领略宁玛派九乘次第的根、道、果意趣。亦即由小乘的止观修习，依次第而至“大圆满”的修习，皆须知其根、道、果，然后始可修持。
二
依宁玛派的观点，一切经论实为了修持的见地而建立。也可以说，无论那一次第的修持，都必须以经论作为见地。这见地，也即是修持的根；其所修持，即便是道；修道的证量，也就是果。
因此，本丛书所收的经论，实为各修持次第的根。其重要性，亦即在于此。
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近代佛教学者接受了西方的治学方法，喜欢用“发展”这一观点来处理一个系统的学术，因此便将佛家经论视为一系列的“思想发展”。然而这样做，却实在非常不恰当。
释尊当日教导弟子，依次第而教，因此开示的理论便亦依次第。但我们却不能说释尊于教导“四谛”时不识“十二因缘”；于教导“十二因缘”时不识“唯识”；于教导“唯识”时不识“中观”；于教导“中观”时不识“如来藏”。因此，我们不能说这种种学说，实由“发展”而来，而非释尊的次第说法。
是故各种不同的佛家见地，只有传播的先后差别，而非由一个思想，发展成另一个思想。也可以这样说，只能有“佛家思想传播”的历史，绝对不可能有“佛家思想发展”的历史。若说“发展”，有堕为谤佛的危险。
由是读者须知，佛家经论实为由上向下的建立，而非由下向上的发展。
由上向下建立理论，是为了实修的需要。我们喜欢说证空性，但如何去证空性呢？那就非依次第修持不可，那就需要由上向下建立各次第的根。
指出各次第的根，其旨趣何在，即是编辑这套丛书的基本观点。
三
理解佛家经论，必须由实际修持着眼。若离修持去理解，则必生疑惑。
以《入楞伽经》为例。倘离实修，则会觉得其不纯，既非纯说“唯识”如《解深密经》等，亦非纯说“如来藏”如《如来藏经》等。笔者当年即持此疑，向敦珠法王无畏智金刚尊者请开示。法王只答一句：“《楞伽》说菩萨的心识，但菩萨亦由凡夫起修，是故便亦说凡夫的心识。”笔者即因法王这一句开示，才得叩开“如来藏”的大门，建立“了义大中观”见。
盖佛家一切法门，无非只是心理改造，由凡夫改造为圣者，即是法门建立的目的。是故释迦说“四谛”时，亦说“四谛十六行相”。所谓“行相”，便即是心的行相，也即是心理状态。凡夫若不知自己在修持时的心理状态如何变化，实不能称为修持。
《楞伽》说“如来藏藏识”，即是“圣凡心理状态”的分析。那实在是为实修作指导，而非建立一种思想。如是理解，即知《楞伽》并非不纯。同时亦可明白，当年达摩尊者何以只传“四卷楞伽”以印心。“印心”者，即是洞悉自己的心理状态变化，那就是修持。
举此一例，即知经论不是纯理论的建立。本丛书的编辑，即以实际修持为着眼点，期望能因此而令读者知道经论并非知识。若视之为知识，则释尊已说之为“说食不饱”。
四
西元一九九二年，唯识大师罗时宪教授在香港，笔者在夏威夷，遥隔万里，志趣一如，因有编纂本丛书之意念。经论多由罗公选定，导读者亦由罗公圈定，罗公并委笔者为主编。于西元一九九三年中笔者返香港，筹集资金，编辑出版，终能于罗公往生前，完成丛书三册，而整套丛书则于一九九七年中杀青。前后经营四年，总算未负罗公之所托。
然而当日限于客观条件，丛书的内容及版式均未如理想，且编排次第参差，实为憾事。今既出修订版，则内容版式及次第均有所修改，此实为全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助成之功德。罗公于弥勒座前，当欢喜赞叹。
乃为之颂曰——
文字原非障实为修道根
所修亦不执次第断毒尘
是故佛所证喻为金刚心
顶礼诸圣众洒我以甘霖
西元一九九八年农历四月于图麟都
谈锡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