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画
中国佛画，创始于三国时的曹不兴，他见到康僧会所设佛像，便仪范写之。到东晋时，其弟子卫协，时称画圣，画有七佛图。卫协的弟子顾恺之，在瓦官寺壁画维摩像，时人捐十万钱争取一观。刘宋时有陆探微，梁时有张僧繇。旧时画法多系平面而无阴阳明暗之分，僧繇创为没骨皴法，不先以笔墨钩研而以色渲染。齐时著名佛画家有曹仲达，隋有展子虔，唐初有尉迟乙僧等。到开元中吴道子集诸家之大成，为古代佛画第一人，其弟子以卢楞伽为最。中唐德宗时周昉创作水月观音之体。五代时贯休以画罗汉知名。其他如王资翰等亦为名家。五代以前绘画佛教图画，都能庄严妙好，从形容仪范中体现佛菩萨清净端严，慈悲静穆的道德品质。宋代以后文人画兴，于是佛教画分为两种流派。其一继承隋唐规矩，不失尺度，如宋李公麟、马和之，明丁云鹏、仇英、商喜，清禹之鼎、丁观鹏等；其一则不拘绳墨，以古朴奇谲为高，如宋梁楷，明陈洪绶，清金农、罗聘等是。若就佛法言之，诡谲形态是画佛菩萨像所不应取法的。
版刻
中国是发明造纸和印刷术最早的国家，公元前一世纪已有纸张出现。二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此后书籍全靠人们在纸上抄写来传播。到了八世纪前后，又发明了刻版印刷术，几百部几千部书可以一次印成，比过去手写时代，向前踏进了一大步。
寺院和佛教徒们很旱就利用民间新兴的刻版印刷术，作为宣传佛教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块佛像以外，有时刻些大张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图为洛阳敬爱寺僧惠确写的雕刻律疏文，曾说印本共八百纸，可见那时寺院已有施舍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发现的公元868年（即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资雕刻的卷子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用纸七张缀合成卷。第一张扉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刀法遒美，神态肃穆，是一幅接近版画成熟期的作品。这卷举世闻名的唐代刻本佛经，已于五十多年前被英国人斯坦因窃去，真令人切齿痛心。
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张成都府卡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中央刻一小佛经坐莲座上，外刻梵文经咒，咒文外又围刻小佛像，这是国内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那时成都是西南文化出版的中心。唐时刻印的书籍，只限于广大市民阶层常用的通俗书和佛教经典，这为两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公元971年（即北宋开宝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经五千余卷，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知名。
公元975年（即北宋开宝八年），吴越国王钱俶倡刻的陀罗尼经（雷峰塔内藏经），是现存最古的浙本，字体工整，和后来杭州刻的小字佛经相似。近年浙江龙泉塔下发现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经残叶，字体宽博，和南宋官版书相似。可见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区从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术熟练的工人。这就无怪北宋监本多数都是浙本了。
宋时除浙本外，建本（福建建阳刻本）也颇有名。宋、金、元三朝中，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是四个文化区，刻印了大量书籍，行销四方。元代道藏就是在平阳刻成的。其他地区也有一些书坊或私人刊刻了不少大字的小字的佛经和其他书籍，多有精工之品。
明清两朝的首都北京，也是全国性的刻藏中心。北藏、道藏、龙藏以及其他私家刻书，纸墨之精、雕刻之工、装璜之美，都是前所罕见的。所用的纸张，如棉纸、竹纸、开化纸、毛太纸等新品种也不断增加。
远在刻版印刷术大兴以前；中国木刻画就已经出现了。七世纪中叶，唐代玄奘法师以回锋纸印普贤菩萨像，布施四方。唐末王玠刻的《金刚经》扉画，和敦煌发现的许多宗教画，艺术已渐趋纯熟。宋元刻本书的扉页画从宗教书籍發展到一般书籍。明代各地书肆刻印了大量佛经，几乎没有不附插图的。
公元1340年（元朝至元六年），湖北江陵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这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十六世纪末吴兴、杭州、南京等地书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种书籍，绚丽夺目。
刻版印刷是中国特殊的文化艺术之一。各地寺院中保存着不少古代刊刻的具有文物价值的佛经和图书，这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理应妥善保存。对于图书和佛经，首先应当查明是什么年代、什么地方、什么人出资刊刻的；第二是确认装璜的形式，是卷子式、梵箧式、书册式。从这两方面审查其文物价值。具有文物价值应当保存的，便要确定每版的高度、宽度、每行字数，查明函数、册数、卷数、页数，注明完整或残缺情形。即使残缺不全，并不减损其文物价值。这是应当注意的。
大藏经
大藏经是汇集佛教一切经典成为一部全书的总称。古时也叫作「一切经」，又略称「藏经」。其内容主要是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又称为「三藏经」，分别称为经藏、律藏和论藏。经是佛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律是佛为他的信徒制定的日常生活所应遵守的规则；论是佛弟子们为阐明经的理论的著述。「藏」有容纳收藏的意义。
佛教三藏的分类，起源很早。相传佛灭不久，他的弟子们为了永久保存佛所说的教法，开始进行了遗教的结集，即通过会议的方式，把佛说的话加以统一固定下来。佛教的经藏是经过几次结集（编纂）会议才形成的。
在佛教传世二千五百年间，经典的流传大体上经过了背诵、书写、印刷三个时代。印度民族是惯于记忆的。他们最初结集三藏时，只是通过问答的形式，把佛所说的教法编成简短的语句，以便佛弟子们能够共同背诵而已。其后才有书写流传的作法。
我国现存汉译大藏经，是自后汉（公元一世纪）以来，直接和间接从印度和西域各国输入的写在贝叶（贝多罗树叶）上的各种佛经原典翻译过来的。自汉至隋唐，都靠写本流传。到了晚唐（九世纪时）才有佛经的刻本。现存唐咸通九年（868）王玠所刻的《金刚经》便是世界上一本最古的，并附有美丽版画的印刷佛经。
由于佛经的翻译越来越多，晋宋以后就产生了许多经录，记载历代佛经译本的卷数、译者、重译和异译等。在现存许多经录之中，以唐代智升的《开元释教录》最为精详。该书著录当时已经流传的佛经五千零四十八卷，并用梁周嗣兴撰的《千字文》编号，每字一函（又称一帙），每函约收佛经十卷。《千字文》自「天」字至「英」字，共四百八十字，每字一函，合四百八十函。历代刻藏，相沿不改，使汉文大藏经的规模基本定型。
大藏经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是佛教及有关文化的一部大丛书。在大藏经里面，保存着现在印度久已失传的许多佛教经典，也包括了中国学者对于佛教原理所作的创造性的阐释。
大藏经不仅是佛教徒研究佛学的重要典籍，也是一般学者研究古代东方文化非常重要的资料。
此外，在西藏地区,自唐宋以来，由梵文和汉文译成藏文的经典，也经过整理汇编成为西藏文大藏经。其中佛说的经律称为「甘珠尔」；佛弟子及祖师的著作称为「丹珠尔」。自元以至近代分别在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奈塘，甘肃的卓尼，四川的德格，北京，都有过多次刻本。西藏文大藏经的内容约十分之八是汉文藏经中所没有的，特别是密教部分。清代还将西藏文佛典译为蒙文、满文，刻成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这种藏经流传稀少，甚为名贵。
在云南傣族地区流传着的上座部佛教，其佛经是用巴利文写的小乘三藏。一般还是用书写的方式流传，国内还没有刻印过巴利文大藏经。
寺塔
中国最古的寺院是洛阳的白马寺，是佛教最初传入汉地时，汉明帝为摄摩腾等所创建的，但是现在这座寺院的建筑已经过后代多次重建。关于中国佛教建筑的最早记载，是《后汉书·陶谦传》所说；「笮融大起浮图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所谓「上累金盘」，就是用金属作的刹（刹是梵语「刹多罗」之略，义是土田，印度塔上立竿柱，也叫作「刹」）；所谓「重楼」，就是多层木结构的高楼，这正是后来中国塔的基本式样。最早的佛寺建筑，是以塔为中轴线上的主体，而僧房散布其四周。后来的寺院，中轴线以殿堂为主体而塔建在附近了。
中国现存的最古佛寺建筑是五台山的南禅寺（建于公元783年）和佛光寺（建于公元867年）。佛光寺大殿是一座七开间的佛殿。殿中有三十几尊唐代佛像，梁柱间有唐代题字，壁上有唐代壁画。可以说，唐代四种艺术集中保存在这里。
其次，河北蓟县独乐寺有一座结构精美的山门和一座高大的观音阁（均建于公元984年）。阁中奉有十一面观音像，高十六公尺。还有河北正定隆兴寺（建于公元971年）和山西大同善化寺。隆兴寺的主要建筑有大悲阁、左右侧楼、转轮藏殿、戒坛、牟尼殿、大觉六师殿及锺鼓楼。其中大觉六师殿和钟鼓楼已经倒塌。大悲阁中供奉著高大的千手观音像。转轮藏是现存唯一的十世纪造的可以转动的大藏经架。牟尼殿中有优美的宋代壁画。善化寺是十一世纪中到十二世纪中叶建成的，现在还保存著四座主要建筑和五座次要建筑。大同下华严寺的薄伽教藏，原来是规模宏大的华严寺的藏经殿。殿中四壁保存著辽代制作精巧的藏经橱，橱的上部有「天宫楼阁」。
山西赵城县的霍山广胜寺，是元代建筑（建于十四世纪），有上寺和下寺两部分。上寺有一座琉璃塔，是十五世纪建成的。
北京西山碧云寺是明代建筑。寺中殿堂、廊庑的布局，是结合地形，并把泉石树木组织在内。大殿和菩萨殿保存著明代的精美塑像（现已不存）。寺中有田字形罗汉堂和汉白玉砌成的金刚宝座塔，是清代修建的。寺内有明净的清池，涓涓的流泉，密茂的松柏。这种布局与浙江杭州的灵隐寺、江西庐山诸大寺院大致相同。
中国南方的寺院，多半依山布局，在建置上、风格上与北方寺院不同。院落虽比较局促，而寺外有茂林、有峰峦，气象仍显开阔。如峨眉山麓的报国寺、半山的万年寺、山顶的接引殿都如此。
在十四五世纪间，中国佛寺建筑上出现一种拱券式的砖结构殿堂，通称为「无梁殿」，如山西五台山显通寺、南京灵谷寺。宝华山隆昌寺中都有此种殿堂建筑。
清代修建的喇嘛寺，以北京雍和宫和承德的「外八庙」为最。雍和宫（建成于公元1735年）中法轮殿的殿脊形成金刚宝座塔的「五塔」形状。万福阁与左右两阁以飞桥相连，阁中供奉十八公尺高的弥勒佛立像。承德的外八庙是公元1713一1870年间陆续建成的，其建筑风格有摹仿新疆维吾尔族形式的，有藏式的，也有汉族形式而带有西藏风趣的，兼收并蓄，多彩多姿。
以上只叙述现存历代佛寺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各地还保存著不少宋、明建筑的佛寺，不能一一列举。在过去，僧众对于寺院的古建筑不很重视，不知爱护，不少古建筑在维修时被拆改，致使宝贵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这是深为可惜的。
塔与寺几乎是同时存在的。中国塔的建筑形式丰富多彩。历史记载中的最大木塔是元魏时建造的洛阳永宁寺塔，高一千尺，百里以外便能望见。可惜这座塔建成不久便被焚毁了。现存最古的塔是公元520年建的河南嵩山嵩岳寺十二角十五层密檐式砖塔。塔身有用莲瓣作柱头和柱基的八角柱，有用狮子作主题的佛龛，有火焰形的券间，形式优美。自此以后，砖塔逐渐增加，木塔逐渐减少。到十世纪以后，新建的木塔已极为稀有了。
唐代以后的砖塔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形同木塔，层层相累，这可以叫作「多层塔」；一种是在一个高大的塔身上加多层密檐，这可以叫作「密檐塔」；此外还有单层的僧人墓塔。唐代的塔一般都是四方形的。多层塔是在塔的表面上表现出木结构的柱梁斗拱等，如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公元652年）、荐福寺的小雁塔、香积寺塔（公元681年）、兴教寺的玄奘塔（公元669年）等都属此类。密檐塔一般不用柱梁斗拱等装饰，而轮廓线条呈现优美，如嵩山永泰寺塔和法王寺塔（八世纪建），云南昆明慧光寺塔和大理崇圣寺塔都是此类。墓塔中以山东长清灵岩寺的惠崇塔（七世纪前半期建）为最典型。此类塔一般是两层重檐。顶上有砖或石制的刹。只有唐代嵩山会善寺的净藏塔（公元746年建）是单层八角形的，塔身用砖砌出柱梁斗拱门窗等。
到了十世纪以后，八角形的佛塔成为标准形式。建造方法也改变了过去外部用砖砌成筒形，内部用木楼梯、木楼板的方法，）而是改用各种角度和相互交错的筒形券，把楼梯、楼板、龛室等砌成一个整体。山东长清灵岩寺的辟支塔，河北正定开元寺的瞭敌塔（公元1055年建）都是此种类型。河南开封六角形的繁塔（公元977年建），开始采用琉璃造的佛像
和花纹处理塔面。其后开封佑国寺塔（公元1041一1048年建），俗称「铁塔」，即采用二十八种琉璃面砖砌出墙面、门窗、柱梁、斗拱等，塔有十三层。河南济源延庆寺塔也是同一类型。宋代在长江流域也出现很多八角形塔。杭州灵隐寺大殿前有石雕双塔（公元960年建），高仅十公尺，而有九层，雕刻成仿木结构的形式。苏州报恩寺塔。杭州六和塔和保俶塔，都是用砖砌成的仿木结构形式的塔，檐椽部分杂用木料。至清代，这些塔的木檐椽多已朽败，修理时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重修后的报恩塔接近于原形；六和塔在塔身外加上一层木结构，极不相称；保俶塔只保存了塔身，形成了柱形塔。
中国现存的唯一木塔是山西应县佛宫寺的释迦塔（公元1056年建），全高六十六公尺，共有五层。河北涿县双塔（公元1090年建）是仿应县木塔建的砖塔。
辽代在河北中部以至辽宁等地出现了八角形的密檐塔，杰出的典型是北京天宁寺塔，这一类型曾被普遍应用。特殊的是福建泉州的双石塔（十二世纪三四十年代建），全部用石料仿木结构建成。四川宜宾的白塔（公元
1102一1109年建）和洛阳白马寺塔（十二世纪后半期建），都保存唐代四方形密檐塔的风格。自此以后，密檐塔的风格变化繁多，难以尽述了。元代由于西藏地区的佛教传入内地，在汉地出现了西藏式覆钵状塔。北京妙应寺的白塔（公元1271年建），是尼泊尔的工艺师阿尼哥所设计的，山西五台山塔院寺塔（公元1577年建）和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1651年建），都继承了这一类型。
中国现存的佛塔，大部分建于明清时代。在造型上，斗拱塔檐很纤细，环绕塔身如同环带，轮廓线也与以前不同。太原永祚寺的双塔，北京玉泉山塔（十八世纪建），便是这时期的多层塔的典型。北京八里庄慈寿寺塔（全元1576年建），是密檐塔的典型。唯有山西赵城县广胜寺的飞虹塔是用琉璃面砖装饰的，八角十二层，高四十公尺以上。北京玉泉山还有一座清代的小型琉璃塔。
明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塔型，就是仿印度菩提伽耶金刚宝座塔（佛成道的地方）而设计的金刚宝座塔。即在一长方形的高台上建立五座正方形的密檐塔。云南昆明妙湛寺塔、北京五塔寺塔（公元1473年建）都是这一类。北京香山碧云寺有清代建立的金刚宝座塔，塔台上于五座密檐塔外加了两座瓶式塔。北京北郊黄寺，也有金刚宝座塔，那是第三世班禅的墓塔。正中是瓶式塔，四角有四座较小的八角密檐塔，中央塔身雕刻精美。
在我国各地除了佛塔之外，还有一种「文风塔」，或叫作「文峰塔」。那是过去科学时代人们为了祈求本地方的文人能中试及第而建造的。这种塔一般都是仿照佛塔的形式。
1958年在北京西山，开始建造一座佛牙舍利塔，供奉释迦如来灵牙舍利，1964年落成、塔有十三层，高五十八公尺，采用传统的密檐形式，而在结构、刹顶方面，都有创新的地方。形式优美，颇为山林增色。
石窟
佛教建筑有许多种类，石窟是其中最古的形式之一，在印度称为「石窟寺」。石窟本是佛教僧侣的住处，佛在世时就已经存在了。一般石窟寺是开凿岩窟成一长方形，在入口的地方有门窗。石窟中间是僧侣集会的地方，两边是住房。后来发展成为两种形式：一种叫做「礼拜窟」，一种叫做「禅窟」。礼拜窟雕造佛像，供人瞻仰礼拜；禅窟主要是供比丘修禅居住的。礼拜窟有作前后两室的，也有单独一室的。其入口处有门，上面开窗采光。其平面有马蹄形的、有方形的。内部装饰有在石壁上雕凿佛像，也有在中心石柱雕造佛龛、佛塔，也有在石窟四周作壁画的。印度现存的佛教石窟以公元前一、二世纪至公元五世纪时所造的阿旃陀石窟重为最著名。其建筑、雕刻和壁画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一）中曾概括地把阿旃陀石窟的位置、建筑、雕刻、民间传说等生动地记述下来。这些记述现在已成为记载印度阿旃陀石窟最宝贵的古代文献。
从公元四世纪到八世纪之间，印度佛教的建筑艺术向东传播，我国西北，如新疆的库车，甘肃的敦煌，山西的云岗，河南的龙门，河北的南、北响堂山等地现存的古代石窟，就是首先吸取了印度石窟造型艺术而建造的。
敦煌石窟是我国现存比较完整的石窟群之一，它自北魏历隋唐五代宋元至清一千多年，共计开凿一千多窟。北魏洞窟形式都是摹仿印度石窟的制度，前面入窟地方有一个「人」字形披间，是便于礼佛跪拜的前庭，窟的后半部有一个龛柱（中心柱），是为礼拜时遵照印度习惯回旋巡礼用的。隋唐洞窟大约有两种：一是沿用北魏的龛柱形式；一是中央平广而三面有笼壁的形式。后来建造增多，为省工起见，把龛柱改成须弥座和屏风，别创一种洞窟的形式。
各时代石窟雕刻作品的鉴别，主要是从其面相、花纹、服装等加以观察。如六朝面相多是丰圆，后期较为瘦长，唐代则是颊丰颐满。衣纹最初用汉代传统的阴线刻法，后来兼采用西域的凸起线条，更发展成为直平阶梯式的衣纹。服饰一般是采用印度的装束，由单纯而逐渐演变为复杂。各个时代作品的这些特征，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创造天才。在我国广大土地上，从新疆的库车、高昌，甘肃的敦煌、永靖，大同的云岗，义县的万佛堂，洛阳的龙门，太原的天龙山，邯郸的南、北响堂山，济南的千佛崖，南京的栖霞山，杭州的飞来峰，四川的广元、大足到云南的剑川，有一连串的石窟寺，分布在各个名胜地区，把我们的锦绣河山点缀得更为雄伟和富丽。这些石窟的雕塑、壁画等，是我国古代艺术家把传统的艺术和外来的影响密切会合起来而创造的珍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所有雕塑和绘画虽都以佛教故事作题材，但其中也有反映各个时代人间现实生活的情景，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宝贵资料。
在旧中国，由于政治腐败，文化落后，民不聊生，帝国主义者趁机千方百计掠夺我国的文化遗产。因此，许多石窟里的雕像、壁画等也成为他们窃取的对象。在许多石窟中，有些佛像的头部被凿下，有些壁画被刮去，成为他们国家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我们今天到那些石窟寺（如山西天龙山，河北的南、北响堂山）去，到处见到断头折臂的雕像。这种摧残我国文化的恶劣行为，实在使我们痛恨不已；同时，更加激发我们尽心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责任感。
金石文物
中国古代习惯在日用的金属器皿上刻铸文字，或是纪事，或是铭功，或是警戒，这叫作「金」。后来铭刻在碑碣上,或是墓志上,这叫做「石」。金石文字是研究古代历史和艺术的重要资料。佛教的金石文物，也不例外，不仅关系到佛教史实，也关系到一般社会的史实。因此，佛教徒对于寺院中所保存的金石文物，必须加以重视，妥善保存，不可任其毁坏，以免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佛教寺院中所保存的「石」，便是寺碑和僧人墓塔碑。这些碑上都记有史实，是最原始的资料。自唐代以后，建石幢之风盛行。有为功德镌造的陀罗尼经幢，也有为纪念僧德的墓幢，有用汉文雕刻的。也有用梵文雕刻的。幢盖和幢座上往往有浮雕的人物，各时代有不同风格，都极精美。佛教寺院中所保存的「金」，便是钟、磬、炉、鼎之类，从它们的铸造技巧上，可以考察历代冶炼技术的进步。如北京大钟寺的大钟，明永乐年问造，钟的内外都铸有汉、梵经文，重约八万余斤。法海寺的钟，明正统年间造，钟内外铸有梵文经咒。各地寺院常有宋、元、明时代的铜钟或铁钟。这些都是极有价值妁文物。
佛教寺院的文物，大约可分为下列各类：
第一、建筑：即古代建造的殿堂和塔。
第二、绘画：即前代画家为寺院所作的各种绘画，寺院的壁画，以及各种绣画、织画、漆画等。
第三、雕塑：即寺院古代雕塑的尊像，以及各种金、石、玉、竹、木、骨、角、牙、陶、瓷等雕刻的器皿或艺术品。
第四、铭刻：即一切金、石、玉、竹、木、砖、瓦等之有文字铭记的，碑刻、经幢等也属于此类。
第五、图书：这一类文物在寺院中最为丰富，往往被忽略或轻视。所谓图书，即完整的藏经和残缺零本藏经，古版本佛经，其中常有珍贵的孤本或绝本。特别是抄本佛经和书籍，往往是极有历史价值或研究价值的文献。此外，寺院的谱录、志书、档案、戒牒、法卷、简牍、以及音乐歌赞的谱录，也都有历史价值，应当保存。至于名人的法书、墨迹，珍贵的金石拓本，古刻经的版片，由东南亚国家传入的贝叶经（应当确定其文字），也都属于图书之类。
第六、货币：即古代的货币或钞券。
第七、舆服：即有历史价值的衣袋、佩带、冠履、饰物、丝棉麻织物和刺绣品。但是关于这些衣物的时代必须研究确切，决不可强加附会，致招讥嫌。如国清寺传说的智者大师的袈裟，并不是隋代之物。应当考定其确切年代，辨别其真伪，才有历史价值。
第八、器具：凡是法器、乐器、仪器、家具等，如古代的橱柜、几椅等类。
以上所举的只是简单介绍，未曾提到的还有很多，要在具体仔细的审查之中，正确分析，从时代和艺术上评定其文物价值，避免错误和浮夸，作好保护文物的工作。否则很可能把没有文物价值的东西保留下来，而有文物价值的东西反被破坏了。佛教徒应当从爱国主义的精神出发，保护寺院中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佛曲
佛曲是佛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歌咏的曲调。中国汉地佛曲的发展，是由梵呗开始的。梵是印度语「梵览摩」之省略，义为清净。呗是印度语「呗匿」之省略，义是赞颂或歌咏。印度婆罗门自称为梵天的苗裔，因此习惯指印度为梵，如古印度文为梵文。梵呗就是摹仿印度的曲调创为新声，用汉语来歌唱，首先创始的是曹魏陈思王曹植在东阿县（在今山东省）的鱼山删治《瑞应本起经》，制成鱼山呗。《高僧传》（卷一五）中说这种呗「传声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一契便是一个曲调，四十二契便是四十二个曲调联奏。同时，吴国支谦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成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传泥洹呗。东晋建业（今南京）建初寺支昙籥制六言梵呗。他的弟子法等于东安严公讲经时，作三契经竟。严公说：「如此读经，不减发讲。」便散席，第二日才另开题。可见当时虽有曲调，所歌唱的词句却就是经文。三契经便是歌唱三段经文。宋时有僧饶善《三本起》及《须大拏》，每清响一举，道俗倾心。齐时有僧辩传《古维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辩的弟于慧忍制《瑞应》四十二契。《乐府诗集》卷七十八杂曲歌辞有齐王融《法寿乐歌》十二首：（一）歌本处，（二）歌灵瑞，（三）歌下生,（四）歌田游，（五）歌在宫，（六）歌出家，（七）歌得道，（八）歌宝树，（九）歌贤众，（十）歌学徒，（十一）歌供具，（十二）歌福应。每首均五言八句，显然是歌颂释迦如来一生事迹。现在虽不知其曲调，无疑是用梵呗来歌唱的。到了隋代由于西域交通的开展，西域方面的佛教音乐也随之传入中土。《隋书·音乐志》（卷十五）中记西凉音乐说：「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又说：「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所载歌曲中有「于阗佛曲」。《唐会要》卷三十也说：「吕光破龟兹得其声。」又说：「天宝十二载七月十日大乐署改诸乐名，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急龟兹佛曲改为「急金华洞真」。陈旸《乐书》卷一百五十九叙「胡曲调」，记录唐代乐府曲调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来藏佛曲」、「药师琉璃光佛曲」、「无威感德佛曲」、「龟兹佛曲」、「释迦牟尼佛曲」、「宝花步佛曲」、「观法会佛曲」、「帝释幢佛曲」、「妙花佛曲」、「无光意佛曲」、「阿弥陀佛曲」、「烧香佛曲」、「十地佛曲」、「摩尼佛曲」、「苏密七俱陀佛曲」、「日光腾佛曲」、「邪勒佛曲」、「观音佛曲」、「永宁佛曲」、「丈德佛曲」、「娑罗树佛曲」、「迁星佛曲」，凡二十六曲。这些佛曲在当时寺院中举行宗教仪式时如何实际应用，现在已无资料可考。现存的唐代佛教歌赞资料有善导《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事赞》、《依观经等明般舟三味行道往生赞》和法照撰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这些赞文都是五言或七言句，间用三、四三言句。每首赞后有和声，和声的词一般是三字。法照所用和声有五字的。首唱者为「赞头」，和声者为「赞众」。所用曲调，疑仍是梵呗的声调。唐代变文也多是七言句和五言句，间有三、三、四言句的，有的注有「平」、「侧」字样。「平」是平声调；「侧」是仄声调，但其曲韵当与善导、法照所撰赞文相同，也是梵呗的音韵，敦煌经卷所载唐代佛曲有《悉昙颂》、《五更转》、《十二时》等调，内容多半是赞叹大乘教理、赞叹禅宗修行、赞叹南宗顿门等。但是，这些曲调的实际应用情形也还难以考定。
宋代流传下来的，如宗镜禅师撰《销释真空科仪》，普明禅师撰《香山宝卷》也都是七言句的歌辞，其中尚未有曲调。元中山人刘居士所撰《印山偈》、《观音偈》、《菩提偈》，其中有「侧吟」、「平吟」、「自来吟」，都是七言四句或八句偈，中间加有「临江仙」曲调。自从元代南北曲盛行以后，佛教的歌赞全采用了南北曲调。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至十八年（1417一1420）编《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就是采用南北曲的各种曲调填写的。其中前半部是散曲，后半部是套曲。散曲中有「普天乐」、「锦上花」、「凤鸾吟」、「尧民歌」、「庆原真」、「醉太平」、「喜江南」、「青玉乐」、「梅花酒」、「喜儿心」、「早香词」、「叨叨令」、［圣药王」、「寄生草」、「梧叶儿」、「画锦堂」、「梧桐」、「滴滴金」、「王娇枝」、「绛都春」、「画眉序」、「驻马听」、「步步娇」、「园林好」、「沈醉东风」、「彩凤吟」、「声声喜」、「桃红菊」、「锦衣书」等三十曲。但是这些歌曲并未通行。
现在一般佛教音乐中所用的南北曲调，近二百曲。通常用的是六句赞，它的曲调是「华严会」。此外书赞还有多种，如「挂金锁」（戒定真香）、「花里串豆」（心然五分）、「豆叶黄」（戒定慧解脱香）、「一绽金」（香供养）等。十供养赞有三种调：一「望江南」（香供养）、二「柳含烟」（虔诚献香花）、三「金学经」（戒香、定香与慧香）。三宝赞和十地赞的曲调是「柳含烟」，西方赞的曲调是「金砖落井」，开经偈的曲调是「破荷叶」。此外，「寄生草」、「浪淘沙」二调也是最常用的。
此外，在个别地区的佛寺中，如四川峨眉、山西五台、陕西西安、河北蔚县、福建福州等地，保存著自元明流传下来的曲调。这些佛曲都是采用唐宋的燕乐风格或元代曲调而编成的，其中包括词谱、曲谱、南曲、北曲、佛曲、俗曲，并且有不少民间失传的曲谱。因此，佛教界应当珍视这些佛教乐曲，不但要把这些曲谱保存下来，而且更应传习和整理，使之流传下去，以丰富我国的音乐。
变文宝卷
唐代寺院中盛行一种「俗讲」、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说：「当时长安有名的俗讲法师，左街有海岸、礼虚、齐高、光影四人，右街有文溆及其他二人，其中文溆最有名。」赵璘《因话录》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仿其声调，以为歌曲。」段文节《乐府杂录》说：「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卢氏杂说》（《太平广记》卷二○四引）里曾说：「唐文宗采文溆讲声为曲子，号『文溆子』。」可见俗讲是用说唱体的俗讲话本，叫做「变文」；其自己编写的说唱文字以演绎经中义理的，叫做「讲经文」。至于将经中故事绘成图画的，叫做「变相」。讲唱变文或讲经文，也叫作「转」。「转变」时也可展开「变相」，使听者易于了解，更受感动。敦煌写经中的《降魔变文》，叙舍利弗降六师的故事，其卷子背后即画有舍利弗与劳度差斗圣的变相（此卷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每段图画都和变文相应。其后逐渐发展，俗讲中也采纳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舜子变》、《伍子胥变》、《王昭君变》等。更后则此等俗讲不限于俗讲法师，而民间艺人也可以唱变文了。《全唐诗》载唐未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说：「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这就说明当时已有妇女用变相、变文合起来清唱王昭君故事的事实了。
变文的唱词，一般是七言为主而间杂以三言，也有少数间杂五言或六言的。说词是散文白话，也有用当时流行的骈体文来描述人情、形容物态的。如《降魔变》、《维摩经变》等，文采极为圆熟纯炼，流利生动。往往从数十字经文而渲染夸张成为千数百字，其体制的宏伟，描述的活泼，词藻的绚丽，想像的丰富，诚可为俗文学中的杰作。其中不少的作品包含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目莲变文》显出伟大的母子之爱，而描写地狱的恐怖，正是以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这些作品在当时达到了鼓舞人民同黑暗现实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讲唱变文或讲经文，既是说唱体制，唱时似乎有音乐伴唱。变文唱词中往往注有「平」、「侧」、「断」等字，可能是指唱时用平调、侧调或断调而言。变文也有只是散文体，有说无唱的，这大概不须音乐为伴了。
自宋真宗时（998一1020）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其后这些变文的作品便逐渐失传了。直到1900年在敦煌石室发现唐人写经，变文才发现出来。现在《敦煌变文集》汇集敦煌经卷中所存的变文七十八篇，是研究变文的丰富资料。
在宋代讲唱变文既被禁止，同时禅宗又特别兴盛，由于群众对于这一文字的爱好，于是僧人讲唱便以另一形态出现于瓦子的讲说场中。这时有所谓「谈经」的，有所谓「说诨」的，有所谓「说参请」的。吴自敏《梦梁录》卷二十说：「谈经老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事，又有说诨经者。」周密《武林旧事·诸色技艺人》条记：「说经、诨经，长啸和尚以下十七人」。所谓「谈经」等，当然是讲唱变文的发展。可惜宋代这些作品今巳失传，难以详考了。
再后便由谈经、诨经发展成为「宝卷」。也可以说「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现在通行的宝卷中以《香山宝卷》为最古，是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普明禅师作。但是宋时谈经是否即以宝卷为话本，还难以确定。此外有《销释真空宝卷》是讲说《金刚经》的；《目莲救母出地狱升天宝卷》，显然是《目莲变文》的发展。这两种现存有元明人抄本，可见作品是很早的。然而宝卷文学却远不如唐时变文文学的恢宏绚烂。特别是明末会道门利用宝卷作为宣传工具，于是宝卷的内容就更加低落。降至清代，一般宝卷都是宣传封建迷信，内容既极为庸俗，文字也无足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