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和尚肉身成道，在历史上虽然也有，但并不多见。千余年来，载之佛史，为人所知者，不过六祖慧能、石头希迁、丹霞子淳、德清憨山等数位而已。而在台湾，数十年间却出现了两位肉身成道的和尚，前者是一九五四年示寂的慈航法师，后者是一九六〇年示寂的清严和尚。
释清严，俗家姓叶，名兴华，湖北省随邑县南乡杨家村人。他出生于一九二四年，十二岁的时候，在黄陂县古潭寺，依圣祥和尚剃度出家。圣祥和尚为他取法名清严，字果华。从他十二岁就在乡间小庙出家这件事看来，大概是出生在贫寒的农家。何以如此说呢？因为如果家庭富有，或门第高贵，又何至于十二岁就出家？事实上，在大陆农业社会的时代，童年出家的，多数是家庭贫穷的缘故。清严出家前如果读过书的话，也不过读了几年私塾或小学。我这么说，决不是有意轻慢肉身成道的清严菩萨，而是这正足以说明，成佛作祖，并不在他的出身或门第，慈航菩萨幼年学过裁缝，又何碍于世人对他的崇敬呢？
出家后的释清严，在寺中无非是撞钟击犍，礼佛诵经，学习唱念，过着和一般小沙弥相似的生活。如是数年，他在唱念方面极为出色。十八岁的时候，到湖北汉阳归元寺受具足戒，这时是一九四二年，正是“八年抗战”中期，汉阳在日军占领下。归元寺是汉阳名剎，一九三五年，圆瑛老和尚曾在此讲经，白圣法师也就是在此处亲近圆瑛老和尚，随老和尚同到上海的。后来，清严由香港来到台湾，先在台北市十普寺挂单，继而担任执事，白圣法师对他十分照应，除了他们是湖北同乡外，他们先后同在归元寺受戒，可能也是一点香火缘。
受戒以后数年，他究竟是留在归元寺，或是回到黄陂古潭寺，不得而知。有些资料中说他受戒之后“曾朝礼天下四大名山”，这不大可能。且不说抗战期间，交通的困难，只以他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和尚，正是军队“抓壮丁”的好对象。要说像太平盛世，行脚朝山，那时是不可能的。一九四五年，他曾在汉口古德寺任知客，并协办汉口市佛教会会务。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继之内战复起，到一九四八年，华中受到战事威胁，他间关南下，到杭州西湖灵隐寺挂单。一九四九年，杭州也待不下去，他随着逃难的人潮到了广州，在六榕寺挂单。他一度曾想到重庆去，但交通受阻，未能成行。
于是清师到了香港。他抵港之初，初住东普陀寺，以后数年，驻锡何处，生活如何，可曾有什么弘法活动，不得而知。
注：此文撰就数年，最近又发现新资料，清严在香港栖霞佛学院读过书。据继程法师编著《竺摩上人简谱初稿》刊载：
一九五三年，师四一岁。是年明老（明常老和尚）主办栖霞佛学院，聘师为教务主任，超尘法师为副座，助理教务，隆泉法师、奚则文居士为佛学、国文教师。同学有妙贤、青松（原注：即后来之张曼涛教授）、清严（原注：于台圆寂时，肉身不坏）、清峰、悟峰、等十六人，谓为十六尊者。
清严在香港前后居留了五年，于一九五四年，渡海来到台湾。这一年，清师三十一岁。一九五四年那段时间，台湾出入境管制极为严格。由香港来台，要经过申请，要有保证人担保，手续一办经年。清严能够获準入境，抵台后即驻锡台北市十普寺，想来是白圣法师帮他的忙。白圣对清严的关照，见之于净心法师〈追思清严肉身菩萨〉一文：
是年（一九五四年）秋季，适逢狮头山元光寺举办三坛大戒传戒法会，清严菩萨受当时担任开堂和尚的白公上人——即白圣老和尚所器重，而被聘为传戒会的戒师——第四位引礼师父，净心就是那时到元光寺求受三坛大戒的。所以清严菩萨便成为净心的四师父。也从那时起，开始认识了清严菩萨，亲近清严菩萨。
清师长于梵呗唱念，净心在同文中说，他于一九五四年在元光寺受戒之后，奉白圣法师之命，到台中宝觉寺佛学院担任学监，负责管理学生。是年十二月，学生放寒假后，他也辞去了学监之职，到台北十普寺居住。他在追思文中说：
当时除了白公上人为十普寺住持，二师父续祥法师为监院之外，四师父清严也住十普寺，因此净心除了亲近白公上人与二师父之外，也有机会亲近四师父。当时亲近四师父所学习的，大部分是梵呗唱念方面。四师父清严菩萨的唱念，是标準的北方腔调，不但一板一眼，非常正确，字句的发音非常清楚，而腔调的高低曲节，更是一点都不马虎。跟他学习唱念，要求极其严格，常常会因一小转弯之处没唱好，就得重覆练习无数次，一直到唱对为止，有时候甚至会被呵责一番。但经过他这种严格的教导，真是获益良多。从教梵呗唱念这段小故事，可以看出清师做事一丝不茍的性格。
清严生前，在台湾佛教界，不是有名的大法师，只是一个无籍之名的和尚，他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也没有写过回忆录或自传，所以他的生平资料极为难找。亏得净心法师这篇追思文，还保存了一些可贵的回忆，使我们对这位肉身菩萨有较多一点了解。净心法师在文章中描写他四师父的样子，说：
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四师父是一位很平实、很随和的修行者。因为他的身材比较肥胖，动作显得很不敏捷，其悠然自得的行动，甚至会给人有一点懈怠相的感觉，他整天都是笑容满面、和蔼可亲，这种不造作严肃威仪的自然表现，正是在平凡中含藏着不平凡的修行功夫。给人的印象是那么随和，那么平凡的四师父，如果当时他向人表示要坐缸保持肉身不坏，可能会使人怀疑；可是事实证明，他确实做到了。
另外，有一位照本法师，在《中央日报》上写过一篇〈清严法师肉身不朽〉的文章，文中刻画清严和尚，说他：
和尚能文，却不事著述；会讲经，却不刻意鸣高。他苦行一辈子，芒鞋百衲破笠，若贫儿，若丐人。韬光慎持，饮人以和，寡言词，木讷，但是肝肠炽烈，救国抒难不后众人。
清师在十普寺前后住了三年，离开十普寺到狮头山，何以离开十普寺，不得而知。在狮头山也没有住多久，一九五七年间又到了嘉义，在嘉义市中山路三十二巷二号，创立“小灵山永明寺”。说是寺，其实只是陋巷中的两椽竹屋，简陋之至。但香烟缭绕，梵呗不绝，讲诵修持，放生利众，俨然是清净道场。
在嘉义弘化有七、八年之久，于一九六四年又回到台北，在新店碧潭的碧潭路，兴建海藏寺。这座海藏寺，并不比嘉义的永明寺宏伟壮观多少，也是由民宅改建而成，简陋有如茅篷；清严法师也清苦如昔，有如修苦行的头陀。
说他修苦行，绝不是夸张或渲染。他身着百衲衣，当真是补了又补；他生平最丰盛的食物是烧豆腐。平常，多数时间是以天然植物如野苋菜、瓜藤、瓜叶等为食。如果有信徒送点竹笋、菜心之类，那要留着待客，或当作法会时供菜用。他的丈室，是名副其实的方丈之地，老旧的木屋，一再翻修，仍不免于漏雨，春雨连绵之际，少不了要移动家具，或动员盆桶来帮忙。他有信徒供养的电风扇，但为了省电，除了做法会时，平常决不启用，连电灯都是用五烛光十烛光的。他尝对弟子常明说：“万人供养的钱财，一分一厘都不得浪费。”
他虽然生活十分清苦，而在修持上则其志弥坚，其行益密。他本来法脉出自临济宗，以参禅打坐为常课。但以台湾佛教净土兴盛，所以他住持的永明寺和海藏寺，乃以念佛方便接引信众。而他自己，清晨两点起床，中午休息一小时，晚间十一点就寝，在修持上精进不懈。
一九七〇年，清严法师四十七岁。二月中旬，海藏寺有法会，有一天，法会方歇，听到外面街上出殡的行列喧哗而过。这时清严法师对身边弟子说：“我死之后，让我坐缸在寺里，不要火化，六年后再开缸来看。”弟子们觉得他正当壮年，就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月余之后的三月二十五日，清严法师于凌晨做早课，在静坐念佛的时候竟自圆寂了。世寿仅四十七岁，僧腊三十五岁。
据他的大弟子常明法师事后叙述：“那天清晨两点多钟，法师起床后做早课，礼佛之后，静坐念佛，到四点多钟就坐化了。”
清严法师圆寂，弟子遵师遗命，将遗体坐缸。弟子为他穿上黑色海青，黄色袈裟，戴上风帽，再将身体盘坐放进缸里。所谓坐缸，是用两个广口浅缸，遗体置入下缸，另一缸覆盖在上，两缸接口处以水泥、油漆、柏油封口。装缸完成，本打算将缸置于海藏寺内，唯当地警察不了解出家人坐缸的意义，不準在寺中停放，他的弟子常明，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到外面找地，后来在吴兴街后面的山上买了一小块地，于清师圆寂百日之后，移缸到山上暂厝。
光阴荏苒，不觉过了六年，一九七六年的元月二十一日（农历六十四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他的弟子常明率众到吴兴街后面的山上开缸，这时奇迹出现了，开缸之后，发现法师的肉身完整如初，合目端坐，如入禅定。他的肉身呈半透明琥珀色，毛发指甲略有增长。这种情形，用佛教术语说，叫做“肉身证道、金刚不坏”或“全身舍利”。这是戒、定、慧的修持功夫，再加上愿力所使然的道果。
消息传出，报社记者都来采访，大幅新闻登在报纸上，一时之下，轰动了台北社会。无数人络绎不绝的拥向吴兴街后山、去朝礼肉身菩萨。人太多了，警察派出所不得不出动全体员警维持秩序。供奉肉身菩萨的小木屋，险些被这些善男信女挤破。在山上木屋供奉的那段时间，有十多万人到山上顶礼膜拜。
出家人肉身成道，是佛门盛事。三月二十日，中国佛教会将和尚肉身迎之于佛教会活动中心的佛堂，举行七天法会，由佛教长老白圣、悟明、乐观、南亭、道安、慧三等五十多位僧侣，在佛堂念经礼诵。当时的总统严家淦先生，曾颁以“佛光普照”的匾额。佛堂大门有中国佛教会致赠的对联，写着：
台岛萃吉祥，前慈航、后清严，即身成就两菩萨；
佛门呈喜庆，入涅盘、了生死，临终示现六神通。
法会过后，和尚肉身迎之于新店海藏寺，庄金供养。以后的海藏寺，因为供养有肉身菩萨，成为一所香火兴盛的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