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大师（1878～1953），名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三求堂主人、一吼堂主人、灵源行者、离垢子，以字行。俗姓吴，名亨春，福建古田端上村人。5岁父母双亡，由叔父照养，幼读儒典，16岁应试中秀才。年龄渐长，感身世孤零，生出家之念，叔父不许。到19岁时大病中发愿，如获病愈，定出家为僧。
同年至鼓山涌泉寺出家，礼莆田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次年，从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先后于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习禅五载、后与太虚同随天童寺寄禅等学法参禅6年。其后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等修习教观，并精研《楞严经》。1908年开法于泉州涌泉寺后，声誉渐着。宣统元年（1909）主持宁波接待寺，并于寺创办佛教讲习所。1914年，八指头陀敬安为保护全国寺产，在上海联合17省僧侣代表，成立中华佛教总会，大师任参议长。曾讲经于福建、浙江、北京、天津、厦门和台湾等地，远及南洋。1924年，任泉州开元寺住持，与转道、转物发愿重兴开元寺。1925年，于开元寺创办佛教慈儿院，自任院长。1929年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为会长。1931年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大师连任七届会长。
1930年，师被选任宁波天童寺方丈，5月进院时即提出“为法为人，尽心尽力”的住持原则，并以“十二不”与大众共勉：不贪名、不图利、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等。
1934年，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后，就常住讲堂讲经说法，著书立说。
1937年，接任鼓山涌泉寺住持。抗日战争时期，大师在上海组织僧侣救护队，办难民收容所，并赴南洋募集经费援助抗战。1939年秋回国后，在圆明讲堂组织圆明莲池念佛会；10月，在圆明讲堂突遭日本宪兵逮捕，以“抗日救国”问罪。日本宪兵队曾企图诱迫其合作，但遭坚决拒绝。出狱后，专心注经讲学。1940年，于圆明讲堂组成圆明法施会。1945年，大师鉴于弘法人才缺乏，开办“楞严专宗学院”于圆明讲堂，自任院长，还聘应慈、兴慈两位法师授课。，刊印圆锳法师所著《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念佛会，培植僧才，使圆明讲堂盛极一时。
在佛法思想上，圆锳法师以《楞严经》为核心，沟通天台、贤首、禅宗、净土四宗，博大精深，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破除门户之见，消灭宗派争端。
圆锳法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1952年代表全国佛教徒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为团结全国佛教徒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同年9月病逝于宁波天童寺。著作甚多，有《楞严经讲义》、《大乘起信论讲义》、《住持禅宗语录》、《阿弥陀经要解讲义》、《劝修念佛法门》、《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近20种，后合编为《圆瑛法汇》行世。
圆瑛大师，自21岁从福州到江苏常州天宁寺，亲近禅宗尊宿冶开禅师修禅五载。时常定境现前，身心廓然，曾于定中悟后写了一偈：
狂心歇处幻身融，内外根尘色即空，
洞彻灵明无挂碍，千差万别一时通。
到了26岁，转到宁波天童寺，从寄禅和尚参究。至28岁的冬天，在禅七中觉到身心俱空，又说偈云：
山穷水尽转身来，迫得金刚正眼开，
始识到家无一事，涅盘生死绝安排。
36岁以后，因读永明延寿和云栖莲池等大师的净土著作，开始深信净土念佛法门，并从此致力于禅净双修，由事念而归理念。正如永明大师《四料简》说的：“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圆公大师后来数十年，力弘净土，到处讲经说教，劝人念佛。曾经讲演《阿弥陀经要解》、《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大乘起信论》、《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省庵大师劝发菩提心文》等许多净土法门的经论多遍，并对上述经论着有讲义流通于世，利益众生。又曾经讲过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和《普贤菩萨行愿品》，大力劝修念佛法门，普度众生，同生西方极乐净土。
在他76岁病势严重时刻，仍坚持一心念佛，嘱咐随侍左右的许多弟子说：“我今身心，尚感安乐，无挂无碍。出家人置生死于度外，以疾病为助缘，余号‘三求堂主人’，平生都以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为宗旨。现在福慧已求，最后只有求生净土。汝等立身处世，须以三求为正确修学方针。更希望广大佛教道友、信徒，以此三求为真正学佛宗旨。”并说偈云：
“唯有一宗事，但念阿弥陀，求生于净土，上品紫金台。”
大师还把古诗：“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改为：
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前程何处是，念佛度春秋。
又嘱咐弟子写了一张纸条贴在病房的墙壁上：“来者念佛，是真莲友。”由此可知，大师身染重病之时，仍能作得到主，真正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不愧为三求堂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