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與佛教 [管理]  [舉報] 
類    別︰綜合其他 作    者︰任繼愈著 管 理 員︰ 全文長度︰5632字
最後更新︰2010-10-07 文章狀態︰已完成 授權級別︰駐站作品 首發狀態︰本站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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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章節︰唐王朝與佛教

內容簡介︰
公元618年，李淵父子利用農民起義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統一的唐王朝。他們接受隋王朝覆滅的歷史教訓，采取了一系列發展生產，穩定民生，鞏固社會秩序的政策，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進入中國封建社會的全盛時期。佛教文化作為唐代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達到了鼎盛階段。在隋代佛教宗派形成的基礎上，入唐後又相繼建立起許多新的宗派。這些宗派有高度發展的寺院經濟作支柱，創造了各自龐大的理論體系，代表了當時哲學思維的最高水平，影響著大批士人，左右時代思潮，而佛教的進一步普及化，深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使佛教的某些基本教義也變成了大眾的觀念。

　　唐代諸帝對于佛教的態度，出于真正信仰者較少，普遍地是從政治上考慮，並且集中表現在對于儒釋道三教關系的安排上。從總體看，唐王朝對三教是采取以儒為主體，調和並用的政策，表明在思想統治的方法和手段上開始成熟起來，為宋朝理學的形成作了準備。但由于復雜的社會和政治原因，各個朝代在執行中往往各有側重，給佛教的發展帶來很大的影響。　

唐初佛、道之爭


　　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請求罷廢。他突出指責佛教“剝削民財，割截國貯”，“軍民逃役，剃發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建議國家采取措施，“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恆忻效力”。當時以護法者自居的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頻詣闕庭”，多方申辯，高祖李淵對上表暫時擱置。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啟三涂，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堅請罷除。道教徒借此機會，也展開對佛教的抨擊。

　　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托傅奕奏上。法琳著《辯正論》，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爭激烈化。

　　至太宗即位，傅奕再次上書，“請令僧吹螺，不合擊鐘”。貞觀七年（633），太子中舍辛謂設難問佛教徒，釋慧淨著《析疑論》予以回答，釋法琳更廣《析疑》為答。佛道的爭論，引起了社會的注意。十一年，李世民表態，謂“殊俗之典，郁為眾妙之先；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後”的現象，是不能容忍的，下詔宣稱，“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這樣，佛道在宗教上的高下之爭，變成了體現李唐尊卑等差的政治問題。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佛教徒對此不服，智實等上表反駁，攻擊道教，受到朝堂杖責。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所著《辯正論》一書攻擊老子，訕謗皇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令推問法琳，沙汰僧尼。不久法琳被流放益州。

　　這次佛道之爭，就其本身來說，是為了競爭新王朝對自己的有力支持，爭奪社會輿論和更多的信徒，宗派情緒十分濃厚。但從斗爭的最終結局看，反映的是唐王朝在宗教政策上的猶豫不定，最後決定對佛教加以抑制。

　　佛教在隋代再度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唐初的統治集團對此了如指掌。作為隋末農民起義的信號，是610年彌勒信徒發起的突擊端門事件；612年陝西鳳翔沙門向海明聚眾數萬人。河北唐縣宋子賢擁眾千余家，也用“彌勒出世”號召群眾，武裝暴動。唐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軍圍擊洛陽王世充，需要聯合少林寺僧眾；武德五年（622），李淵在馬邑（山西朔縣）沙門中，募兵2千余。江南禪僧密集，與叛軍亂民混雜在一起，情況更加復雜。新王朝要鞏固自己的政權，簡單地打擊佛教或扶植佛教，顯然都不合適。

　　此外，唐朝李氏雖然出身貴族，但並非望族，為了抬高出身門第，給新政權增添尊貴的色彩，攀附道教主李耳作祖先，在政治上也是必要的。武德八年（625），高祖詔敘三教先後曰︰“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這樣，更明確地道出了這種安排的原因。

　　隨著唐太宗統治地位日臻穩固，唐王朝對外交流逐步擴大，經濟、文化蒸蒸日上，使他有可能總結思想統治的歷史經驗，重新估價以往的佛、道政策。貞觀十五年五月，唐太宗親臨弘福寺，為太穆皇後追福，手制願文，自稱菩薩戒弟子，齋供財施，“以丹誠歸依三寶”。他向寺僧解釋道︰“師等宜悉朕懷。彼道士者，止是師習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

　　貞觀十九年（645），潛出國境去印度留學的玄奘，載譽回到于闐，太宗立即召令到長安相見，並組織了盛大的歡迎法令，傾城轟動。此後，玄奘成為太宗的相知，恩遇優渥，他的譯經和講經事業，直接受到太宗的贊助，集中全國沙門最優秀分子，為法相唯識一宗的建立，創造了政治和經濟條件。

　　唐太宗供奉玄奘，當然也有政治原因。玄奘在印度贏得崇高威望，貞觀十四年，戒日王會晤玄奘；次年，遣使至唐，太宗亦遣使撫慰，中印兩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友好關系，玄奘起了紐帶作用。就在這一年，戒日王在曲女城舉行無遮大會，玄奘立論，取得全勝。

　　貞觀十七年，李義表、王玄策奉命出使西域，游印度諸國，先後在王舍城耆崛山勒銘，于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立碑。貞觀二十一年，王玄策再度出使印度，值戒日王卒，國內大亂，王玄策聯合吐蕃與泥婆羅兵平定之。同年，李義表自西域還，奏稱東天竺童子王請譯《老子》，命玄奘翻譯。這樣，太宗對于玄奘的特殊禮遇，就不止出于宗教的原因了。

　　但是，唐太宗晚年轉向佛教信仰，也是事實。貞觀二十二年詔謂，他的宿疾近日見好，當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據此要求“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時海內有寺3716所，計度僧尼18500余人，成為初唐以來最大的度僧活動。同年，王玄策攜印僧那邏邇姿婆寐進京，翌年，太宗餌其長生之藥暴疾崩。卒前，還向玄奘問過因果報應，深為信納。這樣，唐初的先道後佛政策，實際上有了變化。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不論唐王朝對佛道二教在形式上有什麼抑揚變化，但以儒學為本的方針，始終不變，宗教神學必須嚴格服從政治、經濟、軍事的需要不變，唐高祖就說︰“父子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序，與夫周孔之教，異轍同歸；棄禮悖德，朕所不取。”唐太宗表示︰“朕今所好者，唯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八年（634），文德皇後更對太子說︰“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

　　因此，如何協調三教關系，使其各自發揮有利的作用，就成了唐代諸帝的重要議題。其中“三教談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的創造。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幸國學釋奠，“命博士徐曠講《孝經》，沙門慧乘講《心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博士陸德明隨方立義，遍析其要。帝說，曰︰“三人者誠辯矣，然德明一舉則蔽。”所謂“德明一舉則蔽”，就是以儒家學說統率佛、道思想，使之符合封建統治的需要。這種“三教談論”的方式，幾乎為唐代諸帝普遍采納。　

武則天與佛教


　　唐太宗以後，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高宗李治為太子時，即優禮玄奘，贊助玄奘譯經，為之作《述聖記》，繼續成為慈恩宗的有力支拄。高宗又信奉道教，“廣征諸方道術之士，合煉黃白”。同時又敕中天竺沙門那提，往昆侖諸國采取異藥；命玄照往迦濕彌羅取長年婆羅門，為其合“長年藥”。中宗李顯時，“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取宏博，競崇瑰麗”，“造寺不止，費財富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睿宗李旦佛道並重，認為“釋典、玄宗，理均跡異，拯人化俗，教別功齊”。但把佛教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高度的是女皇武則天。

　　高宗自顯慶（656—661）以後，苦于風疾，百官表奏，皆由則天詳決，實質上掌握了唐朝政權。垂拱四年（680），武承嗣偽造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稱獲之于洛水。則天名此石為“寶圖”，後改為“天授聖圖。”同年，又有人偽造瑞石于汜水，文有“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還唱武媚娘”，“化佛從空來，摩頂為授記”等，進一步暗示武則天當作天子是佛的意志。載初元年（689），沙門表上《大雲經》，並造《經疏》，謂經中所說“即以女身當王國土”者，即應在當今的武則天。據此，武則天“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並于當年正式稱帝，改國號為周。長壽二年（693），菩提流志等又譯《寶雨經》，上武則天。該經是梁曼陀羅仙所譯《寶雨經》的重譯，但新添了佛授記“日月光天子”于“摩訶支那國”，“故現女身為自在主”的內容，譯者也因此受到武則天的賞賜。

　　然而，作為宗教思想體系，武則天著重扶植的乃是華嚴宗。華嚴宗之能夠成為歷史上一大宗派，直接受益于她的支持。此宗所奉的根本經典《華嚴經》，把世界形容得無窮無盡，恢宏廓大，但以“法界”為總相，統攝萬有，萬有又各自獨存，“圓融自在”，頗能表現盛唐期國家博大雄渾和含容萬象的氣勢。692年，武則天派軍收復西域四鎮，此後發使于闐，求訪80卷本《華嚴經》梵本和譯者實叉難陀回京，695年，于洛陽譯出，武氏親受筆削，並制序文，謂斯經“添性海之波瀾，廓法界之疆域”。如果聯系她在龜茲、疏勒等地建立以漢僧為主體的大雲寺，將于闐的實叉難陀請到京師擔任譯場主譯，給以高于其他外來僧侶的特殊優禮，而法藏也以“康藏國師”為號等，可以說武則天之于華嚴宗的關系，已經超出個人利害的範圍，有更重大的政治背景。

　　當然，武則天直接面對的政敵是唐李家族。為了奪取和鞏固自己的皇權，她需要制造輿論，其中舉佛抑道，以貶黜李氏的宗系，是主要的措施。因此，她一即位便宣布“釋教開革命之階，升于道教之上”。武則天統治期間，佛教倍受崇奉，使唐代佛教達于極盛。她打破唐太宗由玄奘一統譯場的局面，接待各方譯僧，除實叉難陀外，還有于闐提雲般若，中印地婆訶羅、漢僧義淨等，而最著名的是南印菩提流志。她鑒于禪僧在群眾中日益上升的影響，令神秀禪師入京行道，親加禮拜；又征慧安禪師入禁中問道，待以師禮，確定支持東山法門的方針，助長了禪宗在全國的大發展。

　　武周之世，“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她曾命僧懷義作夾大像，其小指猶容數十人，日役萬人，“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

　　由于武則天的崇佛，使當時佛道力量對比明顯有利于佛教，乃至出現道教徒棄道為僧的現象。這一情況到唐玄宗李隆基執政期間又有所調整。

　　玄宗是著名的道教君主，在他即位之初，曾對佛教多方限制。開元年間是“貞觀之風，一朝復振”的太平盛世，可稱唐代的黃金季節。統治階級躊躇滿志，充滿自信，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暢通，容納各類意識形態而無所顧忌。因此，隋唐已經建立的諸多宗派，繼續繁衍昌隆。開元二十四年（736），他親為《金剛經》作注，並頒行天下。印度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相繼來華，玄宗給予了相當的榮譽和禮遇，為另一佛教派別密宗的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密教的正式成宗，及其在開元、天寶以至肅宗、代宗諸朝的興盛發達，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對藏傳佛教和日本佛教都有影響。　

唐武宗滅佛


　　隋唐佛教勢力的急劇膨脹，擴大了僧侶階層與世俗地主在經濟利益上的矛盾，造成社會上反佛意識的高漲。

　　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敕從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先在宮中供養三天，然後送京城各寺禮敬，再次煽起全國性宗教狂熱。對此，韓愈從儒家立場出發，予以堅決反對。他上表說，佛教只是夷狄之法，“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限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斷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韓愈有感于安史之亂後中央政權的削弱與儒學的衰微有關，寫下《原道》、《原性》、《原人》等文，認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親的孔孟之道，限制佛老傳布，才能有效地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為了達成排佛目的，韓愈特別推崇《大學》。《大學》將治國平天下列為頭等大事，並與個人的道德修養聯系起來，佛教提倡出世主義，既違背封建倫常，又否認國家至上觀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韓愈反佛是傅奕反佛的繼續和發展。他的立論根據，是為了強化中央政權的政治經濟利益，確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會和思想問題要深刻得多。他的反佛理論為此後唐武宗的滅佛提供了依據；他提出儒學獨尊和儒家“道統”，成了宋朝理學的先驅。但在當時，韓愈因為《諫迎佛骨表》，受到流放處分。

　　憲宗在唐中期還算是個有作為的皇帝。此後朝政腐敗，朋黨斗爭，國勢日衰，而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數繼續上升，寺院經濟持續發展，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實力，加重了國家的負擔。到唐武宗，在整頓朝綱、收復失地、穩定邊疆的同時，決定廢除佛教。他在廢佛教書中說︰“洎于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于土木之功，奪人利于金寶之飾；遺君親于師資之際，違配偶于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梁、齊，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認為，廢佛是“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要求切實貫徹。

　　會昌二年（842），武宗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違戒者還俗，並沒收其財產“充入兩稅搖役”。會昌四年七月，敕令毀拆天下凡房屋不滿二百間，沒有敕額的一切寺院、蘭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還俗。會昌五年，滅佛運動達到高潮。其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勘檢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財產之數。四月，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全面滅佛措施，八月，宣布滅佛結果︰“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還俗僧尼260500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若蘭4萬余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15萬人。”同時“勒大秦穆護、襖8千余人還俗”。

　　會昌滅佛給佛教以沉重的打擊。其後不久，唐末農民戰爭爆發，對佛教又是一次沖擊。由于寺院經濟被剝奪，僧尼被迫還俗，寺廟遭毀，經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了繁榮的客觀條件。佛教需要新的權勢者的倡導，采取新的生存和發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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