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果法师生平简述
正果法师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北京广济寺丈室安详示寂。我失去了一位公事多年风雨同舟的师友，中国佛教协会失去了一位道高德昭的领导，中国佛教界失去了一位爱国的高僧。
法师原籍四川省自贡市，俗姓张，生于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青少年时期，因信仰出家。十九岁，到新都宝光寺剃发，二十一岁在成都文殊院受比丘戒。接着，先后到重庆华严寺天台教理院和重庆北培汉藏教理院学习。在汉藏教理院从著名佛学大师太虚法师和其他大德研习佛学六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一九五零年到北京和法尊法师一起驻锡北海公园内菩提学会，囊助法尊法师做了大量的弘法宣教工作。一九五四年，三时学会请他担任研究室主任，指导几位僧人和居士研究法相唯识。一九五六年秋，中国佛学院在京成立，法师应聘主讲佛学，后来担任教务主任。一九五七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一九六二年，任中国佛协副秘书长。一九七八年起，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一九八零年冬，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同年冬，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北京广济寺主持。一九八一年，当选为北京市佛教协会首任会长。
正果法师长期从事佛教界对外友好交往和海外联谊工作，在日本等国及海外佛教人士中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一九六一年曾随中国佛牙护侍团前往斯里兰卡进行友好访问。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七八年前后三次出访日本。一九八二年率领中国佛教协会迎奉佛像代表团访问泰国。正果法师一生矢志寻求佛法真理，献身佛教事业，终身以戒为师，以法为依，孜孜不倦地从事弘法利生、佛学研究和佛教教育事业，在佛教界造就了大批弘法人才，为中国佛教的振衰起敝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法师学识渊博，特精唯识之学。曾费纪念心力著成《辩了不了义论讲义》，洋洋数十万言，可惜在“文革”中毁失了。已印行的《佛教基本知识》一书，是他关于佛学思想体系方面的概论性著作，书中处处体现了他对佛法解行并重的思想特色。他在修持上则以禅为归，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晚年在中国佛学院等处多次讲授禅学，有《禅宗大意》一书行世，待刊稿有《止观述要》。法师研究佛法必须亲身体认的宗旨，力戒学人用“考据”式的方法治佛学。
正果法师是一位勇于追求进步，明辩大是大非的佛门耄宿。他在旧社会专心致志于佛教教育事业。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热爱新社会的光明、合理，诚恳接受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忠心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参加各项爱国爱教工作。在“文革”期间，他以宗教家宽广的胸怀，经受横逆，处之泰然，度过了漫漫长夜，迎来了改革的春天。中共十一界三中全会以来，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经常抱病参加全国政协的各种活动，深切关心国家大事，提出不少积极的建议。特别是对落实宗教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恳切陈词，为协助政府落实政策尽心竭力。他曾抱病应邀列席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这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三十多年来，正果法师在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囊理会务，主持法事，培育僧才，从事佛教界对外友好交往和海外联谊工作等方面不辞劳苦。做了大量工作，受到政府的尊重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拥戴。正果法师师事法尊法师四十多年，恭敬随顺，生死不渝。他生前对台湾佛教界的师友十分怀念。他与居住在台湾的印顺法师等有师友之情，年来曾多方探询他们的近况热切盼望海峡两岸的教友增进相互了解和交往，共同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而努力。
我和法师为佛教事业公事三十多年，深深敬佩他之戒品高洁、禅定功深，对于他的圆寂无比悲痛。法师逝世前两天，我去医院，本想劝他不要出院。他不等我开口，就正色地对我提到两件往事：一是重庆解放前夕，有些人主张把汉藏教理院迁往海外，他和法尊法师一起力排众议，坚持留下来。二是“文革”中有人劝他舍戒还俗，攀谈竟日，对话的人说他“水泼不进”。他说：“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倔。”接着说：“我要出院。”并问我念了四句偈语：“坚持无上菩提心，专修四宏誓愿行，弘誓愿行，弘扬佛法令久住，永作菩萨度众生。我当时懂得他的意思是坚决回到广济寺，静等他的最后一刹那。作为一个出家人，这样做是如理如法的，我便不留他了。对于自己的后事，我们也尊重他的遗愿：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
正果法师是一位道高德重、戒行精严、学识渊博、慧人不倦、爱国爱教的高僧。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善始善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待人接物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关怀后进，爱护人才；他处世为人不谋私利，身无长物，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的高尚精神与崇高品德，是我们佛教界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好好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
法师逝世后，我根据他的最后一次谈话的内容，结合多年与之共事的感受写了一首挽诗，一并录此，以志深切怀念：
在佛在气和壮。辩才无碍万人师，不倦津梁见大慈。忍泪听公本愿偈，预知海会再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