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政权。它与汉族地主阶级为主体的唐、宋王朝在宗教政策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尽管唐、宋、明的皇帝大都信佛，但唐朝有武宗灭佛，宋朝有徽宗排佛，明朝也有世宗信道毁佛。清朝各帝都推崇佛教，有些皇帝还精研佛学，如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他们对中华民族传统的儒、释、道三家文化采取了三教一家，圆融一体的对待，坚持了三教平等的政策，这在历史上都已是定论。然而大多数史书都认为“康熙、乾隆等帝并不信佛，而是以佛的化身来维护自己的统治”1，“清朝皇帝主要重视佛教中的一个派别黄教，是为了团结蒙藏贵族”2。笔者认为作为统治者的清代皇帝不仅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制度，在文化领域，大力崇奉儒学，实现空前严格的思想统治，并利用佛教，尤其是喇嘛教，达到巩固中央政权的手段，这是它加强统治的需要，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各朝各代皇帝对宗教都十分敏感，不是利用，就是限制，除了和皇帝个人的好恶密切有关，也是统治国家的一种方法。皇帝作为个人，对宗教有他自己的倾向，有他自己的信仰。不能讲皇帝在统治国家中，采用了利用佛教的策略，就说明他不信佛。清代皇帝由于原本信仰萨满教，和佛教有一定的渊源。金代佛教相当发展，后金受其影响，对佛教有较多的了解，早在入关以前就与西藏达赖喇嘛五世（罗桑嘉措）建立关系，互致问候，修建喇嘛寺院。入关后，顺治皇帝早期与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关系甚为密切，称其为“玛珐”并赐给他“通玄教师”的称号，以示优礼。但是当他见到北京南郊海会寺住持僧憨璞聪，并与他长谈后，“在短短的一两年里，他就从早年的一个佛教反对者，成为狂热的佛教信徒。”3早期的康熙帝或许因为其父顺治帝的出家风波，也是对佛教持有异议，但当他西巡五台山后，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仅每次巡游江南参礼佛寺，延见禅僧，赐额题辞，对达赖、班禅等活佛敕封赏赐，还深通佛理，书写了大量的佛经，时有赠与大臣，以示关爱。雍正帝自称“圆明居士”，同佛教关系十分密切，直接干预梵宫事务，甚至对官僚的反佛言行暴跳如雷。应该说雍正帝是崇佛又信佛的，“绝对是一个禅宗行者无疑了”。4乾隆帝是否信佛，只要看看他所建的裕陵就自然会得出结论。本文仅从乾隆帝的陵寝、乾隆帝日常生活与佛教、乾隆帝修建京城寺院几个方面说明乾隆皇帝不仅崇佛而且信佛。
一、乾隆帝裕陵———地下佛国
清高宗弘历（1711－1799），年号乾隆，雍正帝第四子，清入关后第四代皇帝。二十五岁（1735）即帝位，在位六十年，其后禅位给皇太子颙琰，自称太上皇。嘉庆四年（1799）死于紫禁城养心殿，终年八十九岁，谥为纯皇帝,葬于清东陵的裕陵。乾隆帝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享年最高的皇帝。在他统治期间，清王朝的国力最为强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发展，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和统一。
乾隆帝好大喜功，对于自己的陵寝更是精心选址、精心设计、精心建造，裕陵的工料精美，富丽堂皇，艺术水平之高，在历代帝王陵寝中是罕见的。尤为堪称一绝的是裕陵地宫独特的佛教石雕图案，地宫内几座高大宽敞的殿堂中，无论是墙壁、券顶、乃至石门上都雕满了图案，刻技高超，变化多样，形象逼真，且全部都是佛教内容，使人仿佛走进了地下佛国。这些立体浮雕造像和装饰雕刻，交相辉映，异彩纷呈，又使人恍若进入了佛教雕刻艺术博物馆。裕陵的每扇门都雕刻有一尊菩萨像，四重门共雕塑八尊，每尊菩萨高约一米五左右。菩萨在佛教中的等级是仅次于佛的，据说释迦牟尼未成佛时就以菩萨为称号。佛高据于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信徒向往的地方，众生只能“往生”。菩萨以度众生登彼岸为宗旨，可以出莲座历下界化愚顽。著名的菩萨常作佛的近侍，释迦牟尼的左胁侍是文殊，右胁侍为普贤，合称华严三圣。接引众生往西方极乐世界的是阿弥陀佛，他的左胁侍是观世音，右胁侍为大势至，合称西方三圣。裕陵地宫请来了八大菩萨，守护着“佛”。乾隆帝是要八大菩萨共同超度他“升天”呢？还是他自认为是佛，由八大菩萨共同来胁侍他呢？从地宫中的最后一个券堂———金券的雕塑揣摩，我们好像感觉乾隆帝是自比为佛的。在地宫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券堂里，放着乾隆帝及其二后三妃的棺椁。券顶上雕刻了三朵大佛花，花心是梵文和佛像。在东西两壁的月光石上各雕刻了一尊佛像和一组八宝，其他部位则刻满藏文佛经和梵文咒语。乾隆帝先前统治着央央大国，视其他国家为属国，即使西方强国使臣觐见，也要反复交涉，必须施以三跪九叩礼方允召见，自视为权力至高无上。他死后自然也要在佛教王国中“君临天下”，高踞佛陀的地位。在他的地下佛宫里，八大菩萨为他把门，四大天王守护左右，姿态各异的五方佛、二十四佛、宝塔、五欲供、八宝、佛经、咒语等等布满了整个地宫，物换星移，让人目不接暇，仿佛是漫游在佛天乐土中。
历代帝王对自己的陵寝都是非常重视的，很多皇帝继位后就开始策划修陵。清朝皇帝一向主张“圣天子孝先天下，首重山陵”，他们不仅对祖陵的守护和祭祀格外重视，对自己的陵寝从开始选址起就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乾隆三年，即乾隆帝28岁时，他便开始操持兴建自己的陵寝，亲选陵址，挑选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为陵寝承修大臣，组建阵容强大的修陵队伍。从乾隆八年破土动工，到乾隆十七年竣工，前后耗时九年，耗银一百七十八万多两，仅地宫内的各种石雕就花费了三年多的时间。“裕陵以前的清陵，迄今为止未发现地宫内有雕刻经文佛像的，裕陵之后，只有昌陵（嘉庆皇帝陵）地宫内有雕刻，道光以后成为绝响。”5如若乾隆帝不信佛，他没有必要独出心裁把归宿之地装饰成地下佛国，如若只是出于统治的需要采取推崇佛教的政策，他肯定要在死后让灵魂得到安息，在他的地宫中装饰其他的图案。裕陵不仅是清陵中第一座在地宫中雕刻佛像的陵寝，同时裕陵还首创了陵寝建佛楼的制度。在大殿暖阁内设置佛楼的帝陵，裕陵是清陵中的第一处。在佛楼上所供之物从象牙佛、铜胎八大菩萨、金塔、金坛城、金七珍八宝，到《佛说无量寿佛经》、御制缂丝《心经》，琳琅满目，一应聚全。裕陵以后，陵寝建佛楼成为定制。乾隆帝还扩建了东陵隆福寺，增加了喇嘛数量。裕陵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乾隆帝本性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个人崇佛信佛的一个突出佐证。“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大意是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们所创造的。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6作为皇帝，他也需要精神上的寄托，信仰佛教是大多数帝王的选择。
二、乾隆帝日常生活与佛教
古代以渔猎生活为主的满———通古斯语族人生活在黑龙江南北，都流传内容相同或大同小异的萨满教。金统治者出于统治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政治需要，并受中原地区封建文化的强烈冲击，他们信佛的热情渐胜萨满教，直至取而代之。清朝统治者出身于满族贵族，他们祖先生活在原渤海国区域，也一直信奉萨满教。他们受“金”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佛教，但与“金”不同的是萨满教一直是清统治者崇信的“家教”。怎样既能保持原有的信仰，又能不至较汉族和历代宗庙文化相去太远，便成为规范满族信仰的首要问题。萨满教常见的信仰内容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所祭祀的诸神较多。清统治者在萨满教信奉的诸神中加入了佛教的内容，并把祭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放在所祭诸神之首。“乾隆年间颁行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是对自部落战争以来所发生激烈变化的满族萨满教信仰的历史性总结和定型”,7它规定：“坤宁宫日祭分朝夕祭神，朝祭神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夕祭神阿珲年锡、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珲……”。8坤宁宫祭祀时如皇帝、皇后亲诣，则“朝祭、夕祭皆于当致祝时行礼，朝祭撤肉时，皇帝皇后受祚，其派王大臣等食肉，请旨遵行。”9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萨满教所祭之神虽然仍以源于自身文化的神祗为主，在形式上如堂子立杆大祭、受祚吃肉等都保持着萨满教传统的形式，但朝祭神祭的却是释加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释迦牟尼是佛教创始人，观世音是阿弥陀佛的胁侍菩萨，关圣帝是佛门的护法迦蓝，清入关后把关羽作为本朝的保护神，并按乾隆帝的意图将关圣帝立为雍和宫的总保护神，单独供奉。乾隆帝在满族原始宗教信仰———萨满教的祭祀中规定首祭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并用大典的形式颁行天下，这充分说明乾隆帝是既崇佛又信佛的。正因为萨满教是一种崇拜多神的原始宗教，这就决定它并不保守，不排它，且易接受外来宗教，所以信仰萨满教的人也较容易接受其他诸神和佛。金、元统治者的先祖，都生活在我国东北和蒙古地区，都信奉萨满教，后来又都崇信佛教，尤其是喇嘛教。清朝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萨满教并不排斥佛教、道教，甚至在自己的祭坛上为佛教或道教留下一席神位。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时期，除了设堂子祭天外，还建筑了佛寺、玉皇庙……。凡是保佑他的神、佛、道，他都祭拜，他都崇信。乾隆时期为释迦牟尼、观世音、关圣帝拈香敬佛，已成为清朝皇宫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坤宁宫祭祀，是清宫最为频繁的祭祀活动。坤宁宫在紫禁城中轴线上，乾清宫之后。宫内东头两间暖阁是皇帝大婚时临时居住的洞房，中部和西部是祭神的场所。除了四月初八至堂子浴佛、斋戒日、忌辰、清明等不杀牲的日子，停止坤宁宫的祭祀以外，其余每天都要在坤宁宫进行朝夕祭。清宫档案记载从正月初一日三更天，乾隆帝就要到坤宁宫朝祭神位前为佛、菩萨、关帝上香，至十二月二十六日坤宁宫请神送往堂子，一年当中乾隆帝要数十次到坤宁宫祭祀，但主要是朝祭，也就是说是为佛、菩萨、关帝行礼，是用萨满教的祭祀仪式来祭佛、菩萨等。四月初八日是佛诞日，是信众的节日，而清宫满洲祭神祭天之礼规定：“四月八日则奉神于堂子而祭之，每岁四月初八日，恭迎坤宁宫朝祭神，供于堂子飨殿，佛、菩萨、关帝像前悬于神幔，设黄瓷池，注红蜜，和以净水……。”10堂子是萨满教祭祀场所，四月初八日是佛诞日,却规定把佛、菩萨等请到堂子来浴佛。这表明乾隆帝早已把佛、菩萨、关帝列入自己的宗教信仰之中，它们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满族“家教”所祭之神。
每年正月初一，乾隆帝除了在宫里各处的祭拜、拈香、行礼外，他大多还要到弘仁寺、仁寿寺、阐福寺拈香。清帝所住的养心殿设有东西佛堂，皇帝日常在此拈香敬佛念佛珠，并规定西佛堂：正月初八日、二月初八日、二月十九日、四月初八日、六月初四日、六月十九日、八月初十日、十二月初八日为念经日期。东佛堂每月初一、十五日念经，正月初三日、正月二十九日、二月初七日、七月二十五日、八月十三日、八月二十四日、九月初九日、十月初六日念经。中正殿位于紫禁城西北角建福宫花园南，以它为中心自南向北分布了十座藏传佛教建筑，是清代宫廷藏传佛教活动中心，它们建筑的时间不同，但主要建于乾隆时期。乾隆三十四年清宫内务府档案记载九月份念经喇嘛数目：中正殿每日喇嘛三十二名、看办经藏达喇嘛一名、徒弟一名，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九此四日每日喇嘛十名，每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此六日每日喇嘛三十四名。养心殿佛堂和中正殿佛堂是皇帝一人专用的，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帝经常前往这些佛堂拈香，并且讽经日期安排得也最多。清宫的佛事活动很多，除中正殿、养心殿讽经外，储秀宫、慈宁宫等处在万寿圣节、忌辰日、释迦佛圣诞时也要讽经。这些还只是在宫禁内进行的佛事活动，此外乾隆帝经常要到宫外寺院去拈香。
从清代宫中档案记载统计，乾隆帝每月至少要到四、五座寺院拈香行礼，多则达到八、九个寺院。如若是外出巡幸，所去的寺院就更多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南巡，他常常一天安排到四、五座寺院拈香。例如二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到观音寺、法螺寺、翠严寺等四座寺院拈香。二月二十四日，乾隆帝到上方山楞伽寺、治平寺、海潮庵、瑞光寺、开元禅寺五座寺院拈香行礼。二月二十五日，乾隆帝又到虎丘云严寺、圆妙观、狮林寺、报恩寺等处拈香。乾隆二十七年，时年乾隆帝52岁，一天去四五座寺院，对一般人而言都很辛苦劳累，更何况连续多日，一路不断进寺拈香行礼，足见他的虔诚之心。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南巡，二月二十四日，乾隆帝到狮林寺、元妙观、报恩寺、虎丘云严寺拈香。二十五日，到观音寺、翠严寺、灵严寺拈香。二十八日，到上方寺、治平寺、海潮庵、瑞光寺、开元寺拈香。时年乾隆帝已是七十高龄，并多次南巡，这些寺院他都去过不少次，却仍然还是整天地忙于到寺院行礼。他的这种崇佛活动，已不能简单地用“为了利用佛教”来解释了，只有真正崇佛信佛的人才会如此热衷于参拜寺院，才会这样乐此不疲地去烧香敬佛。
从现存乾隆二十七年、三十一年、四十二年、四十三年等十二年的《起居注册》统计，乾隆帝几乎每次离开京城，或是到圆明园、颐和园等园苑，他常常首先去佛堂或寺院拈香行礼再出行。当他回到北京，或是从圆明园等处还宫时，也是先到佛堂或寺院拈香行礼，然后再做其它事情。如若用现在的观点解释，他是很迷信的。迷信什么呢？无非是乞求或者说希望神、佛保佑他平安。他的这种崇佛、信神，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渗透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政治因素。它是一种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
乾隆出行不仅要先拈香敬佛，在他的随行侍从中还有太监和尚等一路照应。乾隆十年清宫内务府杂录档记载：“随驾往圆明园去随侍等处总管首领太监所用马匹车辆开后，钦安殿太监道士四名用牛车一辆，万善殿太监和尚五名用牛车一辆……。”圆明园内有乾隆帝的专用佛堂，并配备有太监和尚、太监喇嘛，而乾隆帝每次去圆明园仍要从宫中带太监和尚等随行，若外出巡幸同样也要带太监和尚、太监喇嘛等。拈香敬佛念佛珠已溶入乾隆帝日常生活习惯中，成为他每天必修的“功课”。从现存清代档案中可以举出很多这方面的例证。例如乾隆帝在每月的朔日（初一）和望日（十五）、每年的元旦（正月初一）、浴佛日（四月初八日）、上元日（正月十五日）都要书写《心经》，并亲定御笔心经面签、套签、及袱子带签式样，妥为保存。仅在慈宁宫东斜廊红油金龙大柜中就存放有乾隆帝御书金塌《心经》三十六册、御书墨刻《心经》一百四十九册、御书墨刻《心经》并绘大士像五十卷、御书墨刻《心经》一百卷两样、御书《心经塔》十轴以及大量的《清净经》、《护命经》、《金刚经》等等。再如，熬茶念佛珠，是藏传佛教的一种仪式。宫中膳档记载了乾隆帝为悼念孝贤纯皇后，在夜深人静时，虔诚地熬茶念佛珠，怀念心爱的皇后。孝贤纯皇后克勤克俭，不忘满族习俗，深得乾隆帝敬重。乾隆十三年（1748）随高宗东巡，病死于德州船上，乾隆帝极度悲哀。深夜，在内宫，一个人默默地熬茶念佛珠，应该说是发自内心的真情表露，是不需要做给任何人看的，也就是说乾隆帝是真信佛的，而不仅仅是为了统治需要的做作。乾隆帝不但重视形式上的礼佛，而且对佛学的研究造诣也很高，当然，对佛学的研究深入与否，并不能直接地判明此人是否崇信佛教。
三、乾隆帝钦定修建京城寺院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到乾隆时期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全国陆续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寺院，对这些寺院的维修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所需经费数额浩大。虽然大部分寺院的维修是地方或寺院自行解决，但按规定大寺院和官建寺院的维修工程必须报中央，经批准方可动工。寺院是佛教发展的基础，乾隆时期全国佛教寺院的修整和发展，是和乾隆帝崇佛信佛分不开的。乾隆帝六下江南，六上五台，四次东巡……，终乾隆一朝，各种巡幸活动近一百五十次之多，被戏称为“马上朝廷”。每次出巡，乾隆帝大都要到沿途所经地方的寺院去拈香。因此除了清廷拨巨款维修这些寺院外，地方官府及商贾等亦纷纷报效，出钱捐款，取媚邀宠。乾隆二十七年（1762）南巡，清宫《起居注册》记载乾隆帝沿途到过各种寺、庙、观等共计110多座，而在乾隆二十七年一年中，乾隆帝到过的寺、庙、观多达近180座。乾隆帝到处拈香，客观上促进了寺院的修建和发展，仅以乾隆年间北京寺院的修建为例，就可以说明乾隆帝崇信佛教及对寺院发展的重视。乾隆时期对北京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和修整，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对皇家寺院以外的京城寺院的改扩建工程，一是对皇家寺院及紫禁城、三海、颐和园、圆明园等皇家园囿中的佛堂及寺庙的改扩建和新建。
早在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继位之初，他就颁下定例：“皇上阿哥每年造八宝塔十万座，刷印绿色救度母佛像十万尊，岁底送各寺庙，”11同时又命内务府造办处每年造十万个擦擦佛分送各寺庙。雍正十年（1732）四月内务府奏请修理官建寺院，但至雍正十三年（1735）只修理了大高殿、弘仁寺等四座庙宇。乾隆即位后，继续派员修理，至乾隆五年（1740）陆续修理德寿寺等二十二处，其中十八处寺庙修理完竣，乾隆帝到过其中的十三座寺院拈香敬佛，其余未“驾幸”的几座寺院由内大臣开列清单以供乾隆帝日后参拜。乾隆中期，乾隆帝下令北京大规模普查和修缮寺院，内务府大臣负责此项工程，并从内务府广储司银库支领银两。乾隆十九年（1754）内务府大臣奏报西南城庙宇应修应拆四十三座，绘图缮写清册呈乾隆帝御览。乾隆二十年（1755）奏报：“遵旨查办整理各城庙宇内，除西南城庙宇业经奏请修理……今臣等率员查得西北城庙宇七百七十座内，殿宇墙垣佛像尚属整齐，毋庸修理者六百六十四座，……查得药王庙、大慧寺等庙宇四十二座今拟粘补修理。”12乾隆二十一年（1755）“查得东北城一路共有庙宇三百五十五座，毋庸修理者二百八十九座……”13乾隆中期清宫内务府普查了北京四城及城内城外十五里以内附近要路的庙宇近2000座，除无庸修理者及稍有不齐者，但本庙尚有香火，令住持自行修理外，由内务府拨款修理了百余座寺院。此项工程由乾隆帝钦命内务府大臣和硕庄亲王允禄负责，京城所有庙宇情况、应拆应修庙宇清单、所需费用等全部绘图缮写清册呈乾隆帝御览决定。也就是说京城大规模修缮寺院是在乾隆帝亲自主持之下，由清宫内廷拨款维修的，这在有清一代是罕见的。因为按照清廷的传统，除皇家寺院，京城其他寺院的维修、管理应由礼部及理藩院负责，而不是由掌管宫廷事务的内务府负责。据传乾隆时期北京有寺院3000余座，城内几乎每个街巷都有寺宇，京城的香火之旺超出以往各朝，这当然和乾隆帝的崇佛做法密不可分的。
乾隆九年（1744）乾隆帝钦派三世章嘉活佛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庙，使其成为北京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全国喇嘛事务的中枢，各地喇嘛进京朝贡时，都要到这里拜佛。雍和宫是乾隆帝的出生地，是雍、乾两代皇帝的潜龙之居。雍正帝曾师从高僧，与章嘉国师关系甚密。他喜读内典，深通佛理，并在佛学上卓然成家。乾隆帝从小受其父影响，少年时又与三世章嘉活佛一起读书，对佛理深有研究，曾称为宝亲王长春居士。他继位当了皇帝以后，主动要求修习藏传佛教密宗，继而决定在北京将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当然尊崇和扶持藏传佛教是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在京都建一座皇家喇嘛庙有利于清廷与西藏上层的感情沟通，加强民族团结。雍和宫从乾隆九年（1744）至乾隆十五年（1750）用了六年时间扩建翻盖原有建筑群，完成殿宇内部的各类造像、绘画、陈设，以及僧舍、印务处、经史馆等附属用房。乾隆四十四年（1779）为迎接六世班禅喇嘛前来北京参加乾隆帝七十寿辰庆典，雍和宫又建造了班禅楼和戒台楼，以供六世班禅临幸和六世班禅为乾隆帝受戒所用。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廷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并确立由金奔巴（瓶）掣签决定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灵童的制度，为此乾隆帝撰写了《喇嘛说》，用满、汉、藏、蒙四种文字勒石立碑于雍和宫殿前，并为之修建了高十米的御碑亭。从乾隆九年雍和宫改扩建，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御碑亭建成，前后48年，乾隆帝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惜财力、物力，大到佛殿前建筑，小到一尊佛像，无不就教于章嘉国师。大殿各殿门匾额、碑楼院各匾额，更是出于乾隆帝御笔，用满、汉、藏、蒙四种文字书写而成。
乾隆朝是藏传佛教发展的高峰期，不仅建成了全国喇嘛事务中心庙———雍和宫，现在紫禁城内的佛殿及其佛像供器基本上都是乾隆朝的产物。就连皇帝居住的养心殿原本有三处供佛仙楼，乾隆年间又在养心殿西暖阁无倦斋增设第四处仙楼建佛堂，乾隆时期清宫内廷几乎殿殿有佛堂，处处闻佛声，朝朝暮暮焚香礼佛。
乾隆十六年（1751）在紫禁城神午门对面的景山五峰之上，乾隆帝命增建五座亭子，五亭内各供奉一尊铜佛。景山位于城北中轴线上，主峰高43米，站在山顶可俯视北京城。乾隆帝在山顶建万春亭，供奉大日如来佛。大日如来是密宗金刚界尊奉的主尊，大日就是“遍一切处作大照明”。金刚界用五方佛表现大日如来的五种智慧，乾隆帝将五方佛供奉在与紫禁城相对的景山之上，寓意很深。民间相传五方佛象征酸辣苦甜咸五味，俗称北京有五味神，爬了景山，尝遍人生五味，拜过五方佛，保佑一生平安。
在紧邻紫禁城的太液池畔（今北海和中南海），乾隆朝新建和重建了几座喇嘛寺庙。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命将顺治八年所建的白塔寺重新修建，更名为永安寺。永安寺座落在北海白塔山南麓，依山而建，入寺首殿为法轮寺，内供释迦牟尼金佛像。殿后拾级而上是乾隆御笔“白塔山总记”，分别用满、汉、藏、蒙四种文字刻于石碑上。再往上是普安殿、善因殿，内供梵铜佛像。山之西麓有悦心殿，乾隆帝曾在此处理朝政，殿后是庆霄楼，为皇室冬日观冰嬉之所。山之东麓有智殊殿，供奉文殊菩萨像。永安寺虽然不十分高大，但其富丽堂皇的装饰却是其他大寺院所不及的，就连寺中的奇异山石，也是从汴梁宋之御苑中拆运而来。乾隆十一年（1746）在北海五龙亭北修建了阐福寺，佛寺“规模宏大，重楼高耸，金碧辉煌，成为京城诸刹之冠。自十七年（1752）起，乾隆帝每年十月朔日诣此拈香”。14阐福寺西是西天梵境，西天梵境的大慈真如殿系楠木构造，崇闳伟丽，内置三大铜佛。往北有万佛阁，供小铜佛万尊，殿前有乾隆帝御笔万佛阁记。在太液池西南岸有仁寿寺、弘仁寺。乾隆二十五年（1760）内务府奏案记载：“弘仁寺庙宇房间添建楼座，拆盖御座房、僧房，东边新建仁寿寺庙宇、僧房等项，原估银四十三万八千七百五十八两……”，“弘仁寺庙宇工程现在做至八成，东边新建仁寿寺庙宇工程现在做成七成……在原估银内再向广储司支领银十万两”，我们仅从工程用银数量上即可看出弘仁寺和仁寿寺的规模。乾隆帝规定弘仁寺每年正月初四日至初八日、二月二十八日喇嘛四百名念《伊鲁尔经》，三月二十八日、四月初八日、十二月二十八日献戏一天。乾隆二十七年、三十一年、四十二年至六十年起居注记载乾隆帝每年正月初一都要到弘仁寺拈香，平时也常去拈香，当然还有仁寿寺、永安寺、阐福寺、大西天等寺院。
乾隆十五年（1750）建造的清漪园（即颐和园）无论在设计思想，还是在建筑艺术上更是深受佛教的影响，也更能说明问题。清漪园由北部的万寿山和南部的昆明湖组成，其中四分之三是昆明湖水区，四分之一是以万寿山为主的陆地。从万寿山前山到后山依次分布着佛教建筑群大报恩寺、佛香阁、智慧海、香岩宗印之阁。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为庆贺其母崇庆皇太后60寿辰，特地将万寿山前山的圆静寺拆毁，改建大报恩寺。乾隆帝在《御制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碑记》中记述：“山居昆明湖之阳，加号曰万寿，创建梵宫，命之曰大报恩延寿寺，殿宇千楹，浮图九级，……以兹寺为乐林，为香国……”，15碑文似乎在表明乾隆帝要把清漪园建成规模宏大的梵土佛国。从大报恩寺往上是座落在20米高石台基上的佛香阁。佛香阁仿黄鹤楼，高41米，阁内八根梨木擎天柱直贯到顶，中间供奉三尊接引佛。佛香阁北面，万寿山顶峰上是智慧海。殿内供奉着观音、文殊和普贤菩萨，殿外玻璃砖壁上镶嵌着一千一百一十尊精致的观音像。“在其前面的牌坊上，前后都题有匾额，分别是“众香界”“祗树林”“智慧海”“吉祥云”，连起来恰是一首佛门偈语”。16从大报恩寺门到智慧海，形成全园的主轴线。在主体建筑群东西两侧之半山，对称布置有转轮藏和宝云阁两组建筑。转轮藏仿杭州法云寺藏经阁，中间是一座三层殿宇，东西配亭内建有木塔，塔中有转轴，从塔下地道转动转轴，塔即会慢慢旋转。木塔八面藏有经书和佛像，帝后来拜佛，只要用手扶一扶转动的塔身，就表示已诵过了塔内的经书。宝云阁是用四十万四千斤铜铸成的铜亭子，里面供有佛像，堪称举世珍宝。后山的建筑群是依照佛教宇宙设计的，体现了完整的“佛国”世界。前为须弥灵境，两侧有约3米高的经幢，香严宗印之阁为主体建筑，按照西藏的桑鸢寺而建，桑鸢寺是最早的佛教胜地之一。东西分别有善观寺和会云寺两个院落，周围是象征佛教世界的四大部洲，四大部洲外又有八小部洲围绕。另外还有代表佛教“四智”的红、白、黑、绿四座喇嘛塔，每座塔上部都有13层圆锥形环轮，称为“相轮”，代表佛经13天。两个凹凸不同的台殿，分别表示日台和月台，象征日月环绕佛身。在这组寺庙群内有24尊佛像，山门有两座护法玄神，殿内正中是三座三世佛，东西两侧是十八罗汉。密宗非常注重事相，把佛教的一些理论用形加以表达，后山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建筑群把密宗高深的教义形象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乾隆帝将各种佛教经典建筑汇于一山，是他崇佛理念的集中体现，以此表达他的尊佛之心，实现他的“乐林”“香国”之梦，同时也在佛教王国中寻求他的精神寄托。
作为一国之君的乾隆帝，有权实施他想要实现的理念。他崇信佛教，就可以按他的意图发号施令，颁布谕旨。从生前所住宫殿、平时游玩的园囿、死后的地宫、乃至京城及全国的寺宇，都在他的“圣旨”下发生着变化，从本文的论述即可说明这些变化都是朝着乾隆帝崇佛信佛教的理念在改变。顺治帝曾说过，他虽然崇信佛教，但并没有拨巨款去修寺院，也就是说崇佛只是他个人行为。与顺治帝相比，乾隆帝已是从个人行为和国家行为两方面去实践着他的崇佛信念，从另一个角度看似乎乾隆帝对佛教的态度更为理性，更为执着，他对佛教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