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戒是设立法坛，为出家的僧尼或在家的教徒传授戒法的一种宗教仪式，亦称开戒或放戒。就求戒的人说是受戒、纳戒或进戒。佛教大、小乘的戒法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和菩萨戒五种。比丘、比丘尼戒，必须具足一切条件——即一定僧数（中国十人、边地五人）、一定范围（结界立标）、一定程式（白四羯磨，即会议式），才能授受，故称为受具足戒，略称受具。
佛教初入中国时，并无传戒仪式。据佛教史籍记载，当时度人出家，只为剃发披服缦条，即无条相袈裟（见《释氏要览》上），以不满五人，不能受具。大概只用三皈、五戒、十戒迭相传授而已。到了曹魏嘉平二年（２５０）时，昙摩（柯）迦罗（《高僧传》卷一译云法时）来到洛阳，见众僧未秉戒法，乃就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戒本）以备用。并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这是中国依律传戒之始。魏正元中（２５４—２５５）安息国沙门昙帝在洛阳译出《昙无德羯磨》，才具备羯磨仪式。中国僧徒之受具足戒，一般传说以朱士行为首（《僧史略》上），或即在此时。
东晋时（３１７—４２０），出家僧尼渐多，道安始提倡严肃戒律。他以为佛法东流未久，译人对于受戒之法考校者少，先人所传相承自以为是，至佛图澄乃多所改正（见道安《比丘大戒序》）。道安时值丧乱，转徙四方，常率弟子数百人，往来襄阳长安等地。他所制定的僧尼轨范，有布萨（说戒）、悔过等法，可见其重视戒律弘传之一斑。
中国尼众之受具足戒实始晋代。晋穆帝升平元年（３５７），僧建请昙摩竭多于洛阳，依《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建立戒坛传戒。当时沙门道场以《戒因缘经》为难，认为他传戒结界不合法。昙摩竭多遂浮舟于泗河结坛，洛阳竹林寺净检尼等四人同于此坛从大僧受具足戒，这是中国尼众受戒之始，称为船上受戒（宝唱《比丘尼传》卷一）。
其后刘宋元嘉六年（４２９），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尼八人至宋京（今南京）。当时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以先所受戒不如法，戒品不全；适罽宾沙门求那跋摩经南海至宋，于南林寺建立戒坛，因请求重受。求那跋摩引证佛姨母波阇波提最初为尼因缘，谓戒本本从大僧而发，虽无僧尼二众，无妨比丘尼的得戒。又以当时狮子国八尼年腊未登，不满十人，且令学宋语；求那跋摩另托西域船主难提于元嘉十年（４３３）复载狮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一人至，而先来诸尼已通达宋语；但这时求那跋摩已经去世，恰巧同年僧伽跋摩到达宋京，慧果尼等始在二众俱备的形式下，于元嘉十一年（４３４）在南
林寺戒坛，重受具足戒。这时次第受尼戒者达三百余人（《比丘尼传》卷二、三）。世传汉代妇女阿潘出家但受三皈，晋时净检尼只在一众边得戒，都未为全戒；故中国尼众于二众边受具足戒的，以慧果、净音等为始（《僧史略》上）。五世纪初，《十诵律》（４０４译）、《四分律》（４１０译）、《僧祇律》（４１６译）、《五分律》（４２３译）诸律部次第译出，中国戒律典籍遂大体完备。最初盛行者为萨婆多部（即说一切有部）之《十诵律》，其次《僧祇律》、《五分律》次第流行，隋、唐时代，《四分律》始广行于世。
南朝宋、齐时代（４２０—５０１），律学巨匠志道、法颖等，皆盛弘《十诵》。志道（４１２—４８４）住钟山（南京）灵曜寺，特长律品。北方先时（４４６）魏太武灭法，后虽复兴，而戒授多阙。志道乃携同契十有余人至河南虎牢（今汜水县北），于引水寺集合洛、秦、雍、淮、豫五州僧众，讲律明戒，更申受法。北魏僧戒获全，实得其力（《高僧传》卷十一）。法颖（４１６—４８２）敦煌人，精研律部，元嘉末（４５３）至宋都居新亭寺，受命为都邑僧正；齐时复为僧主。他于宋、齐二代在金陵盛弘《十诵》，被推为七众宗师。著有《十诵羯磨》并《尼戒本》等（《高僧传》卷十一）。其门下出智称和僧祐，都是后来知名律师。
梁、陈二代，受菩萨戒风气盛行。梁武帝、陈文帝等均称菩萨戒弟子。菩萨戒之弘传始于罗什。敦煌写本中有题罗什撰《受菩萨戒仪轨》一卷。至于受戒的作法则以昙无谶（３８５—４３３）在姑臧（今甘肃武威）为道进等十余人受菩萨戒为嚆矢。梁武帝以戒典东流，人各应受，但所见偏执，妙法犹漏。乃掇采群经，更造圆式戒坛，并诏慧超授菩萨戒。天监十八年（５１９）四月八日，自发弘誓，暂屏衮服，受福田衣（袈裟）于等觉殿从慧约受菩萨戒，太子公卿道俗男女从受者四万八千人（《续高僧传》卷六《慧超及慧约传》）；一说武帝将受菩萨戒，命僧正推选戒师。僧正略举法深、慧约、智藏三人，武帝意在智藏，遂从他受菩萨戒（《续高僧传》卷五《智藏传》）。后至隋代，文帝杨坚从昙延受菩萨戒，炀帝杨广从智顗受菩萨戒，均称菩萨戒弟子（《广弘明集》卷二十二）。
北方在元魏时，多行《十诵》及《僧祇》。魏法聪本学《僧祇》，后依昙无德羯磨得戒，始弘《四分律》；然是口传，未载简牍。门人道覆继之，始制《疏》六卷（《僧史略》上）。北齐时代，慧光始弘《四分律》。他在北齐任天下僧统，世称光统律师，著有《四分律疏》并删定《羯磨戒本》，盛行传戒（《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慧光弟子有法上、道凭、僧达、昙隐、道云、道晖等十人。为魏、齐二代僧统四十年，常为众僧授戒（《续高僧传》卷八）。北周沙门慧远，依法上僧统受具，光统律师十大弟子并为证戒，时以为荣（《续高僧传》卷八）。
晋、宋以来，南方所立戒坛很多。东晋法汰先于杨都（今南京）瓦官寺立坛，支道林于石城、沃州（今浙江新昌县境）各立一坛。支法存于若耶（今浙江绍兴）谢傅隐处立坛。竺道一于洞庭山（今江苏吴县太湖）立坛。竺道生于吴中虎丘立坛。宋智严于上定林寺（在今南京）立坛。慧观于石梁寺（在天台山）立坛。求那跋摩于南林寺立坛。齐僧傅于芜湖立坛。又有三吴戒坛（似与法献有关）。梁法超于南涧（在今南京）立坛。僧祐于上云居、栖霞、归善、爱敬四寺（俱在今南京）立坛。到唐初为止，自渝州（今重庆）以下至江淮（江苏、安徽）之间，通计戒坛有三百余所（道宣《关中戒坛图经》）。这些戒坛形制如何已不可考。至唐干封二年（６６７）道宣于长安净业寺建立戒坛，始有定式。其制凡三层，下层纵广二丈九尺八寸，中层纵广二丈三尺，上层畟方七尺。其高度下层三尺，中层四尺五寸，上层二寸，总高七尺七寸；四围上下有狮子神王等雕饰（《戒坛图经》）。
戒场本无建筑屋舍之必要，只要随处有结界标示即成。道宣《四分律行事钞》卷上之二云：‘外国戒坛多在露地，如世祭坛郊祀之所。’但为妨风雨起见，古来大抵是堂内受戒与露地结界受戒并行的。道宣以后，戒坛的建立遍于全国。如广州光孝寺、嵩山少林寺（义净重建）、长安实际寺、嵩山会善寺（一行建）、洛阳广福寺（金刚智建）、罗浮山延祥寺、庐山东林寺、长安大兴善寺、洪州龙兴寺、抚州宝应寺、交城石壁寺、魏州开元寺、五台山竹林寺、泉州开元寺、吴郡开元寺等都有戒坛。戒坛名称亦有种种不同：嵩山会善的名五佛正思惟戒坛（《金石萃编》卷四十九）、洛阳广福寺的名一切有部石戒坛（《不空三藏表制集》卷三）、交城石壁禅寺的名甘露义戒坛（《金石续篇》卷九）、建安乾元寺的名兜率戒坛（《宋高僧传》卷十二《大安传》）。
唐代宗永泰元年（７６５），命长安大兴善寺建方等戒坛，所需一切官供。又命京城僧尼各置临坛大德僧人，永为常式。临坛大德之设始此（《僧史略》下，此十临坛大德，即后世受戒时之三师七证）。其后会昌、大中年间（８４１—８５９）临坛大德见于僧传者有长安圣寿寺慧灵及福寿寺玄畅等。当时还有内临坛（宫中戒坛）外临坛（一般寺内戒坛）大德及内外临坛大德之称。玄畅即当时有名的内外临坛大德（《宋高僧传》卷十六、十七）。
宣宗大中二年（８４８）、懿宗咸通三年（８６２）又各命建方等戒坛。此与声闻小乘教法有异。求戒者不拘根缺缘差，并皆得受；但令发大心领纲而已。此以禀顺方等之文而立戒坛，故名方等戒坛。宣宗又以会昌法难时，僧尼被迫还俗者达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在俗期间不免犯过，现欲再受出家，必先忏众罪，后增戒品，若非方等，岂容重入？取其能周遍包容，故称方等戒坛（《僧史略》下）。大中二年命上都、东都、荆、杨、汴、益等州建寺立方等戒坛，即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佛祖统纪》卷四十二）。到了大中十年（８５６），又命僧尼受戒给牒。这是中国僧尼受戒给牒之始（《释氏稽古略》卷三）。
宋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永智于杭州昭庆寺立万寿戒坛，后允堪重建，为江南著名戒坛（俞樾《杭州昭庆寺重建戒坛记》）。允堪自庆历、皇祐（１０４１—５３）以来，还于苏州开元寺，秀州（今嘉兴）精严寺建造戒坛传戒（《稽古略》卷四）。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命异州（今南京）崇胜寺建坛，名承天甘露戒坛。翌年又在京师（开封）太平兴国寺立奉先甘露戒坛。天下诸路皆立戒坛，凡七十二所。京师慈孝寺，别立大乘戒坛。使先于诸方受声闻具足戒（比丘戒），后至此地增受菩萨戒（《佛祖统纪》卷四十四）。此为后世三坛次第传戒的开端。
明代中叶，封闭戒坛，受戒轨则遂遭废弛（《百丈清规证义记》卷七）。至万历间，如馨于南京灵谷寺，重兴南山，开坛传戒，三昧寂光继之，重立规制，开律宗道场于南京宝华山。弟子见月读体参照古规，撰辑《传戒正范》、《毗尼止持会集》，遂为近代传戒的典则。同时三峰法藏撰有《弘戒法仪》一卷，盛传戒法于江南；清初终南山超远加以补充，成《传授三坛弘戒法仪》一书。见月弟子书玉弘律于杭州昭庆寺，撰《二部僧授戒仪式》及《羯磨仪式》，有了这些著作，传戒的体制乃渐备。又清初广东弘赞，著有《比丘受戒录》和《比丘尼受戒录》；乐山老人著有《增删毗尼戒科》、智旭著有《重治毗尼事义集要》等书，俱行于世，为各地传戒时所依用。到了清末，湘僧长松以各地传戒遵守戒科不一，谓‘遵三峰者不少，亦因乐山颇多，集吴越间专遵华山更广矣’（《戒科删补集要叙》）。因依毗尼删补合辑《弘戒法仪》、《增补毗尼戒科》、《传戒正范》诸本，成《戒科删补集要》，盛行于湘鄂之间（苇舫《中国戒律宏传概论》，见《海潮音》第十五卷第七号）。
古代传戒唯属律宗寺院之事，近世禅寺教寺亦相率开坛传戒。有些不定期传戒的寺院，常于数月前分寄‘报单’，实贴各寺山门，使远近周知。
一般传戒之法都是连受三坛。凡新戒入寺求戒须交一定戒金，以充戒堂灯烛香花、戒牒、同戒录等费用。登记后男女新戒分别编入戒堂。以三人为一组（叫做‘一坛’），次第编号，登坛受比丘戒时，即依此序而行；初坛沙弥戒和三坛菩萨戒，皆另集体授受。每传一坛戒法，事先都要经过隆重演习，称为演仪，然后正式传戒。据《传戒正范》所载：初坛授沙弥戒前请戒忏悔仪，有净堂集众法、通启二师法、请戒开导法、验衣钵法、露罪忏悔法、呈罪称量法等。二坛授比丘戒前请戒忏悔仪，有明习仪法、请戒开导法、通白二师法、教衣钵法、审戒忏悔法等。三坛授菩萨戒前请戒忏悔法，有通白二师法、请戒开导法、开示苦行法等。
初坛传戒仪式，于法堂或其他适当场所举行。至时鸣钟集众，待新戒齐集法堂，引礼作白教新戒请师开示。传戒和尚即为开导受十戒意义，并行三归羯磨。次为说沙弥十戒戒相（沙弥尼同），一一问以尽形寿能持否？众答‘依教奉行’，初坛告毕。
二坛传戒仪式，在戒坛举行。即为比丘、比丘尼授具足戒。受戒之时，鸣钟集新戒于法堂，迎请戒师入戒坛。十师入坛拈香礼佛毕，绕登坛上就座。传戒和尚依律命羯磨师作单白羯磨，差教授师下坛与诸沙弥询问遮难。教授师对新戒先说衣钵名相，随问‘今此衣钵是汝自己有否’？新戒答‘有’，即向师白受衣法，再口诵偈咒，身著袈裟。然后教授师次第询问十三重难，及十六轻遮；新戒必须一一肯定回答。这是在受戒前实施审查受具者是否犯有众罪以决定允许加入僧团的遗制。这时问的遮难，在戒律程式上为预审，坛上正式受戒时，据此一一重问。
问毕，传戒和尚即开导明授戒体法。次依白四羯磨（三读表决法）仪式，为诸沙弥授比丘戒。受具足戒已，传戒和尚又举四重禁即淫、杀、盗、妄四重戒或四不应作事，说明任犯一禁即失去比丘资格。比丘本（依用四分律）有二百五十条戒相，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条戒相，俱以四重戒为根本，故戒坛上只宣四重戒，其余枝叶戒相，命受具者下坛后学习。三坛传戒仪式，一般多就佛殿举行（若新戒多，丹墀中亦可）。正中敷一高座，供本师释迦牟尼佛位，左上高座供尊证师十方诸佛，羯磨师文殊菩萨，教授师弥勒菩萨及同学等侣十方菩萨位。右上高座候所请菩萨戒法师。受戒之日，鸣钟集新戒于佛殿，请师入坛仪式与二坛略同。以前一般在受菩萨戒之前，和尚为已受比丘、比丘尼戒者开示苦行之后，即令每人燃香于顶，或九炷（菩萨优婆塞、优婆夷）、或三炷（菩萨沙弥）、或十二炷（菩萨比丘），谓之烧香疤。燃香于顶之起源，相传始于元世祖至元廿五年（１２８８），释志德主天禧寺，每与七众授戒，燃香于顶，指为终身誓。此为中国汉族佛徒烧香疤之始（见谈玄《中国和尚受戒烧香疤考证》）。但燃顶之法为羯磨所无。
大众齐集，菩萨戒师即开导三聚净戒，即菩萨戒法：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次起座拈香作梵，二阿阇黎同音，教受戒者奉请释迦如来为得戒和尚，文殊师利菩萨为羯磨阿阇黎，弥勒菩萨为教授阿阇黎，十方一切如来为尊证。继之教以忏悔三世罪业及发十四大愿。最后依《梵网经》宣说菩萨十重四十八轻（若授在家菩萨，六重二十八轻）戒相，授受问答方式与受比丘戒时略同。仪式完毕，戒师作礼下座，新戒归堂，三坛完毕。
戒期完毕，由传戒寺院发给‘戒牒’及‘同戒录’。从前宋代僧尼出家时领取度牒（出家僧籍证明书），受戒时领取戒牒（受戒证明书具有法律效力），都由政府颁发。传戒寺院只发一种‘六念’。受戒时须呈验度牒，才能受戒（《庆元条法事类》卷五十道释令）。
到了明洪武永乐间（１３６８—１４２４）三次下令，许僧俗受戒之人，抄白牒文随身执照，凡遇关津把隘之处，验实放行（见明如馨《经律戒相菩萨轨仪》）。戒牒的作用遂成为僧尼旅行的护照。清初废止度牒，僧尼出家漫无限制，各地亦传戒频繁，而戒牒改由传戒寺院发给，其内容和形式遂极不一致了。
（林子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