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大乘起论新释》中译年代
丰一吟
日本京都佛教大学讲师汤次了荣的《大乘起信论新释》已译成中文，按中译者丰子恺的“译者小序”末所署，他是在1966年初夏(“文革”前)译毕的。
“不对，这个日期是假的！”我可以这样告诉读者。
“怎么可能呢？明明是中译者本人所署。”也许读者会反驳。
这便是我要写这篇文章的缘由。
读过《丰子恺传》的人都知道，我父亲在浩劫期间，也许没有中断过笔耕生涯。他把旧作的山水人物彩色画重新绘制，传给后人，或赠送亲友；他完成了一册《护生画集》；他写下了散文集《缘缘堂续笔》；他翻译了日本古典故事《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还重译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旅宿》……除此以外。他还于1971年从日文翻译了汤次了荣撰述的这册《大乘起信论新释》。他做这一切工作，都是利用清晨不可能有“造反派”上门的时候。有时甚至连我们家属也不知道，因为那时我们还在睡梦中呢！
有一天，我知道了他正在译这册书，实在为他担心。
“爸爸，你可别让人看见。否则又要挨批斗。”
“不会的。我只有在清晨时翻译。”爸爸回答。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吟，我相信佛教，就是受《大乘起信论》的启发。汤次了荣这本书不错，把它译出来，对广大佛教徒很有用。”
确实，父亲一向很推崇《大乘起信论》。1939年他在内迁至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任教时，4月22日的《教师日记》中这样写着：“有一史地系学生，刘操南，无锡人，问吾佛经应读何书。询其经验，云曾读《金刚经》、《弥陀经》等。吾告以可先读《大乘起信论》，此地难买，吾有此书，下星期当从乡下取来相借。今人竞尚科学工业，固国家之急需。然置艺术宗教于高阁，实文明堕落之由。此生能在此环境中发心学佛，实为难得。陶诗云‘人之所宝，尚或未珍。不有同好，云何以亲。’吾当竭绵力为此生之助。”
我一边思索着，随手拿起这来日文书。“奇怪，这本书怎么还留在家里，没有被抄走。”我自言自语地说。
“大慨造反派不懂这是什么书。”父亲苦笑着回答。
是的，可能是这样。记得我家曾来一个“造反派”，看了一下我们的已被抄过的书架，单单取走了一套《封神演义》。名曰“造反”，其实是自己想看。而《大乘起信论新释》是什么玩意儿，他们哪里懂！更何况是日文的。这本书就是这样幸存下来。大约冥冥之中佛菩萨在指引要把它留下来让我父亲翻译弘扬。
说起这本书，其实是两度幸免于难。
父亲于1971年6月27日晨写给石家庄我弟弟新枚时说：昨日我忽然想起一件工作，是极有意义的，佛教中有一重要著作，叫做《大乘起信论》，是马鸣王(印度人)菩萨所著。日本人详加注释，使人便于理解。我当年读此书受感动，因而信奉佛教。此书原存缘缘堂，火烧前几天，茂春姑夫(父亲的妹妹雪雪之夫——吟注)去抢出一网篮书，那《二十五史》及此书皆在内。前年抄家，《二十五史》幸而被张逸心借去，没有被拿走。此书亦幸而存在。真乃两次虎口余生，信佛有神佛保佑，有意要留给我翻译的。今拟每日早晨译若干。全用繁体字。将来交广洽法师用匿名出版，对佛法实有极大的功德。此事比《锁记》(指父亲所写随笔，后改名为《缘缘堂续笔》——吟注)等有意义得多。此信看后毁弃云云。
父亲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决不拖拉，当年7月22日上午他写信给新枚说“已成五分之一”。开译还不满一个月，十二万八千字就已译了五分之一。照这样速度，当年年底前即已译毕。
书译成后，下一步怎么办？“我想把译稿寄给新加坡广洽法师，让他在新加坡出版。”有一天父亲对我说。
“这怎么行！爸爸，你千万不可这样做。”我急忙劝说。“国外有什么动静，国内都会知道。有的人和国外通信来往，就被套上‘里通外国’的帽子。不仅批斗，还把他抓起来坐牢。这种事你千万做不得！”
“……”父亲沉思良久。“我不署自己的名字而写上无名氏译，或许不妨吧？”
“寄挂号件要写上自己的地址。再说，凭爸爸的手迹，再加上缘缘堂稿纸的标记，谁认不出来？”
“这样吧，我不署现在的年代，我署……”父亲思索了一下，说：“我署一九六六年初夏。如有人来责问我，我就说是‘文革’前译毕的。”父亲为自己这个高明的主意高兴得微笑了。
“嗯。不过，还是不宜邮寄。现在经邮局寄出去的东西，都有可能被拆查的。”
“……“父亲又陷入沉思。“找便人带！”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父亲弘法的心意如此坚决。而当时我对此并不理解，只觉得父亲怎么不肯安份守己地闲着，偏要做出这种危险的事来。我没有从弘扬佛法来考虑，更多的是考虑他本人的人身安全。
机缘果然来了。1972年底，新加坡企业家兼作家周颖南先生来上海，专程访问了我父亲。记得他的小汽车停在当时我们所住的陕西南路日月楼旁。6年来，日月楼“门前冷落车马稀”，忽然开来这辆小汽车，颇引人注目。周先生登上了日月楼。他与父亲是初次见面。寒喧一番后，父亲就取出一个牛皮纸包来，托他带给新加坡广洽法师。父亲说明了情况，周先生认为这件事很有意义，便让父亲坐在这个牛皮纸包旁边，为他拍了一张彩照——这是父亲平生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彩照。
周先生不久即返新加坡。广洽法师收到这个译本，喜不自胜，写信告诉父亲：决定在新加坡募款，以非卖品形式出版，而且不用铅字排，直接按手迹影印。
“糟了！”我暗自思忖：“人家会认出父亲的笔迹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惊弓之鸟，可是，从“文革”过来的人，相信都会理解我这心情的。
次年8月17日，父亲致函广洽法师说：“广洽法师：八月十日大示，于今日(八月十七日)收。《大乘起论新释》已蒙刊印，费坡币壹万有余，足见尊处善信勇于宏法，深可感佩。我国规例，对宗教信仰可以自由，但不宜宣传。弟今乃私下在海外宣传，故不敢署名，而用‘无名氏’也。因此弟不便自写序文。若由别人作序，说出此‘无名氏’为谁，则无不可。因毕竟无大罪过也。弟自幼受弘一大师指示，对佛法信仰极深，至老不能变心。今年与法师二人合得150岁，而刊行此书，亦一大胜缘也。书出版后，只须寄弟两册，一册自存，一册送朱幼兰居士。因在此不宜宣传也。”
读父亲此信，足见他用心良苦，而弘扬佛法之决心实深！当时父亲76岁，而广洽法师74岁，合起来150岁。广洽法师今年94岁高龄，尚健在星洲(曾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而我父亲却于1975年以78岁(虚龄)含冤谢世。
《大乘起信论新释》于1973年10月在新加坡出版了。因一个长时期内，我家只有一册，因为父亲不敢让广洽法师再寄进来。
今见新创刊之《浙江佛教》连续转载此译本，甚为惊喜。一看译者署名，赫然为“丰子恺”三字。不知什么时候“无名氏”已恢复了译者的原名。而译者小序后所署的年代，却仍然为“1966年初夏”。所以我写此文，让读者知道真实的翻译年代应为1971年。
1993年7月24日于上海
普为出资及读诵受持
辗转流通者回向偈曰
世界和平人民安乐
灾障消灭祸患不生
正法久住法轮常转
法界有情同生极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