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行事
在原始佛教时期，僧众的日常行事，除了出外乞食，每日各自进行。修行的方法有两项：一是学习教理；二是修习禅定。学习教理听佛说法，或互相讨论；修习禅定是趺坐，或者经行（经行是在林间来往徘徊）。到了后来寺院中有了佛像，经典记录成文字，于是有礼拜供养和读诵经典的行仪。特别是大乘佛教徒往往以读诵《普贤行愿品》和修习五悔法门（礼敬、忏悔、劝请、随喜、回向）为每日的常课。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最初也只是弟子各自随师修行，没有统一的日常行事。到东晋时，道安居住襄阳，有弟子数百；于是制定僧尼轨范三例：一是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是常日六时行道（日三时，夜三时）、饮食唱时之法；三是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当时天下寺舍普遍遵行，其具体条文今已失传。其后南齐箫子良有《僧制》一卷。梁光宅寺主法云也创立僧制，现都不传了。
智者大师居天台山，创立止观法门，规定寺众分为三等：或依室坐禅，或别场忏侮，或知僧事。依堂之僧每日要四时坐禅，六时礼拜：（见《国清百录》）。其后各宗成立。都有行仪的规定，但现在已难考查了。
近代汉地寺院通行的日常课诵，是明末逐渐统一起来的。因为佛教在元代相当杂乱。明初稍加整顿，各寺的日常行事各各不同。其后逐渐统一，成为定规，就是每日有「五堂功课」、「两遍殿」。早殿：全寺僧众于每日清晨（约在寅丑之间）齐集大殿，念诵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心经各一遍。念诵的起止都配有歌赞。其中《楞严咒》为一掌功课；大悲咒、十小咒等为一堂功课。事忙时可以只念后一堂。有的寺院在平日只念一堂功课，在节日念两堂功课。《楞严咒》在西藏文经典中称为《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有息灾的功用，西藏各喇嘛寺院也是每日念诵的。《大悲咒》出于《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是观世音菩萨的根本法门。关于《十小咒》的名称和出处，列举于下：
（一）如意宝轮王陀罗尼：出《如意轮陀罗尼经》，也是观世音菩萨法门之一。
（二）消灾吉祥神咒：出《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
（三）功德宝山神咒：出处不明。
（四）佛母准提神咒：出《佛说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
（五）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是元代人译，没有经本，乃阿弥陀佛法门之一。
（六）药师灌顶真言：出《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
（七）观音灵感真言：元代人译，没有经本，也是观音法门之一。
（八）七佛灭罪真言：出《陀罗尼杂集》。
（九）往生净土真言：即是《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
(十）天女吉祥真言：出《金光明经》。依真言宗的规则，凡持诵真言，必须依照仪轨，如法持诵，方有成就。这样集合众多真言，各念一遍，只是以念诵经咒的功德，回向护法龙天及诸鬼神，以祈愿寺中安静无难而已。
晚殿有三堂功课，就是诵《阿弥陀经》和念佛名；礼拜八十八佛和诵《大忏侮文》；放蒙山施食。诵《阿弥陀经》和念佛名是为自己往生西方净土祈愿。八十八佛是五十三佛和三十五佛。五十三佛名见《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是娑婆世界的过去佛。三十五佛名出《决定毗尼经》，是现在十方世界的佛。这八十八佛都可以为众生作忏侮主。因此向八十八佛申述自己改悔过恶的愿望，是可以灭罪的。《大忏侮文》也出于《决定毗尼经》。唐不空三藏曾译有《三十五佛名礼忏文》，可见在印度也是日常遵行的。蒙山施食是于每日中午的斋食，取出少许饭粒，到晚间按照《蒙山施食仪）念诵，施给饿鬼的。施食本来是真言宗的一种日常行事，但必须依照真言宗的仪轨，有一定的观想、真言、手印，方得成就的。蒙山在四川雅安县。相传甘露法师在蒙山集成此仪，实际上原作者并不了解真言宗法则，只是在经典中杂乱选出一些真言，无有伦次，只由于真言宗在中国汉地久已失传，于是不别是非地遵行而已。晚殿的三堂功课，在一般寺院中是单日念《阿弥陀经》和念佛；双日拜八十八佛和念《大忏侮文》；蒙山施食却是每日要举行的。除了早晚二殿外，僧众于每日早斋和午斋时（早餐和午餐），要依《二时临斋仪》以所食供养诸佛菩萨，为施主回向；为众生发愿，然后方可进食。至于晚餐，因为佛原制定过午不得进食，现在虽因健康和习惯不得不吃，所以不须念供。
节日活动
根据佛所制定的戒律，僧众应当于每月望晦（农历十五日、三十日）两日齐集一处，共诵《戒本》，自我检查有无违犯戒律之事。如有违犯，便应按照情节轻重，依法忏悔。忏是梵语「忏摩」的简略，意是请予容恕。这一行事叫作「布萨」，义是「长养」，意谓可以断恶长善。汉地简称为“诵戒”。
在全年之中，自四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的三个月中，应当定居在一寺之中，专心修道，不得随意他往，这叫作「安居」，又叫作「结夏」、「坐腊」。如因事延缓，不及定居，最迟也应在五月十五日定居下来，这叫作「后安居」。在安居日满，即七月十五，僧众仍应集合一堂，任凭他人对自己检举一切所犯轻重不如法事，从而忏悔，这叫作「自恣」。经过自恣之后，受戒的年龄算作增长一岁或是一腊。这是计算戒腊的日期，所以坐夏也叫作坐腊。
在一年之中，佛教最大的节日有两天：一是四月初八－－佛诞日；二是七月十五日－－自恣日。这两天都叫作「佛欢喜日」。在佛诞节要举行「浴佛法会」，就是在大殿用一水盆供奉太子像（即释迦牟尼佛诞生像）。全寺僧侣以及信徒要以香汤沐浴太子像，作为佛陀诞生的纪念。这太子像是数寸高的童子形立像，右手指天，左手指地。佛传说，太子初诞生时，右手指天，左手指地而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原来印度的习惯是尚右，所以右手指天，但是中国汉地的习惯是尚左，因此中国汉地所造太子像多半是左手指天，这是不合佛经的。
东南亚国家的佛教徒，根据上座部的传说，以四月十五日为佛诞日，同时也是佛成道日、佛涅槃日。中国藏蒙地区也如此。佛成道以后，经过四十九日到鹿野苑，为五比丘开始说法。由四月十五日算起，经四十九天，到六月初四日为佛初转法轮日。教徒此日应到寺院旋绕佛塔。又佛诞生后七天，佛的生母摩耶夫人便逝世而生在仞利天。传说佛成道后，曾经有一年至忉利天安居，为母说法三个月，然后由天上从三道宝阶下来人间，这便是九月二十二日。这天称为「天降节」，各寺要举行纪念仪式。此节在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家也盛行。
七月十五日要举行「盂兰盆会」。这是根据西晋竺法护译的《佛说盂兰盆经》而举行超荐历代祖先的佛事。据该经说：目连（佛弟子中神通第一）的母亲死后生为饿鬼，目连尽自己的神通不能救济其母，佛告以要在每年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时，以百味饮食供养十方自恣僧。以此功德，七世父母及现生父母在厄难中者，得以解脱。在汉地，最初举行此仪的是梁武帝，大同四年（538）他在同泰寺设盂兰盆斋（见《佛祖统纪》卷三十七），其后大概在民间普遍举行。到了唐代，每年皇家送盆到各官寺，献供种种杂物，并有音乐仪仗及送盆官人随行。民间施主也到各寺献供献盆及种种杂物（见《法苑珠林》卷三十二）。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改在宫中内道场举行盂兰盆会，设高祖以下七圣位。建巨幡，各以帝名缀幡上，自太庙迎入内道场，铙吹歌舞，旌幢触天。是日百官于光顺门外迎拜导从。自是以后，每年如此。盂兰是梵语，义是倒悬。盆是汉语，是盛供品的器皿。言此供具可以解先亡倒悬之苦。唐时盂兰盆供极为奢丽，往往饰之金翠（见《大宋僧史略》）。当时长安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作花腊、花瓶、假花果树等，各竞奇妙。常例皆于殿前铺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壮观（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到了宋代便不是以盆供僧，为先亡得度，而是以盆施鬼了。采用道家以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的传说，印卖《尊胜咒》、《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孟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其上，焚之。拘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东京梦华录》）。寺僧又于是日募施主钱米，为之荐亡。后世更有放河灯、焚法船之举（用纸糊船形，船上糊有鬼卒等）。这些都是民间习俗。
根据佛经中说，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出家、成道、涅槃同是四月八日。但是汉地习惯以四月初八为佛诞日，二月初八为佛出家日，腊月初八为佛成道日，二月十五为佛涅槃日。佛诞日举行浴佛法会，其他三日也要在寺院中学行简单的纪念仪式。特别是腊八日，煮腊八粥以供众，已成为民间的普通习俗。
除此以外，汉地各寺院又流传一些不见于经典的诸佛、菩萨诞日的纪念仪式。如正月初一是弥勒菩萨诞日，二月二十一日是普贤菩萨诞日，三月十六日是准提诞日，四月初四是文殊菩萨诞日，七月十三日是大势至菩萨诞日，七月三十日是地藏菩萨诞日，九月三十日是药师佛诞日，十一月十七日是阿弥陀佛诞日，特别是二月十九日观音诞日，六月十九日观音成道日，九月十九日观音出家日。这些节日的传说从何而起？很难考定。这些佛菩萨中，除弥勒菩萨、文殊菩萨是和佛同时的印度人外（其生卒年月也不可考），其余佛菩萨都是佛所称赞过的他方世界的佛菩萨，根本不可能用此世界的岁月时日来推算其诞日，何况也无岁月的记载。或有传说，永明延寿禅师的生日是十一月十七日，而以永明为弥陀化身，就以此日为弥陀诞日；正月初一日是布袋和尚诞日，而以布袋和尚为弥勒化身，就以此日为弥勒诞日。
忏法与打七
改恶修善是佛教根本教义。特别是大乘佛教，认为人生是由久远生死相继而来，今后还须经无数生的修行，以至于成佛。其间最主要的是要消除以往无量劫中所造的罪恶，发愿今后精进修行，永不退转。因此，修习忏法便成为大乘修行的不可缺少的行仪。历来通行的忏法有两类：一类是集诸经所说，忏侮罪过的仪则；一类是依五悔法门，修习止观的行法。
忏悔罪过的仪则，据《唐高僧传·兴福篇论》中所说，最早是刘宋时代的药师行事。其后萧齐竟陵王箫子良撰《净住子净行法门》三十卷（全书今不传，只有一卷收入《广弘明集》中）。及至梁代有《大通方广忏），又名《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其源始于荆襄，本以疠疾，祈诚悔过。感得平复，因约诸经抄撮成部（全书三卷，中士久佚，今编入《大正大藏经》第八十五函）。梁武帝曾制忏二部，一名《六根大忏》（今不传），是梁武帝自己亲行的，文中有云：「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一名《六道慈忏》，乃是岁中诸寺所行，即今所谓《慈悲道场忏法》，又简称《粱皇忏）。梁陈之际，忏法繁兴，据《广弘明集》卷三十六所载，有涅槃忏、六根忏、摩诃般若忏、金刚般若忏、胜天王般若忏、妙法莲华经忏、金光明忏、大通方广忏、虚空藏菩萨忏、方等陀罗尼斋忏、药师斋忏等。《唐高僧传·兴福篇论》中尚举有普贤别行、佛名、般舟等忏。这些忏法的行仪都已失传，内容如何无从考定。以意推测，当是读诵如上诸般经典，以诵经功德消灭罪愆，现在所通行的有《梁皇忏》、《万佛名忏》和唐知玄所撰《水忏》。梁武帝撰集（慈悲道场忏法》，原因是当时僧侣食肉，梁武帝召集京邑大德法师，进行辩论、根据《涅槃经》、《楞伽经》等，制断食肉，并令诸僧七日忏悔（见《广弘明集》），所以这忏法叫作《慈悲道场忏法》。世俗讹传此忏是梁武帝令宝志禅师纂辑，以度王后堕于蟒身之厄。这是宋人附会之谈，不可置信。至于《水忏》的撰述，世传知玄的前世是汉代的晁错，误斩袁盎，因此现身患人面疮，痛苦异常。经异人指示，修此忏法，以水洗浣，而得解冤愈疾。这也是宋人的附会。考核其文字，实是节录宗密所撰《圆觉经道场修证忏）而成，并非知玄自撰。修习止观的忏法，创始于天台宗智者大师，就是《摩诃止观》中所说四种三昧的「半行半坐三昧」和「非行非坐三味」；也就是《法华三味行法》、《方等三昧行法》、《请观音三味行法》、《金光明三味行法）《法华三味行法）根据《法华经》；《方等三味行法》根据《方等陀罗尼经》；《请观音三味行法》根据《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金光明三昧行法》根据《金光明经》。除《方等陀罗尼经》外，其他三经都有智者所撰注解。其行法见于《国清百录》，唐荆溪湛然又作了一些《补助仪》。其组织的程序，是：（一）严净道场，（二）净身，（三）三业（身、口、意）供养，（四）奉请三宝，（五）赞叹三宝，（六）礼拜，（七）忏海，（八）行道旋绕，（九）诵经，（十）坐禅正观实相。后代天台宗学者又遵照这样组织形式，编辑了许多忏法，如宋遵式撰《往生净土忏愿仪》、《炽盛光道场念诵仪》；宋知礼撰《大悲忏法》；明智旭撰《地藏忏》等。到了清代所撰各种忏法就更多了，天台宗制定忏仪的主要目的，是藉礼敬、赞叹、忏悔以安定心思，然后从诵经、坐禅两方面正观实相，如是周而复始的修行，以达到证悟。但是后世只注重礼拜、忏悔，而废止了诵经与坐禅，是舍本而逐未，完全丧失了天台宗止观要旨了。
无论忏悔罪过的仪则，或修习止观的行法，都是佛教徒自己修行的方法，而不应成为替他人作佛事以谋求财利的手段。根据佛的教导，凡是在家信徒要修积功德为他人（生者或亡者）祈福，只有斋僧一法，汉唐以来一直遵行，如虞世南卒，唐太宗即于其家造五百僧斋。僧侣自己日常修持忏法以灭罪生慧，施主供献饭食以增益福德，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其后僧人平时不能自修，遇有信徒施舍饮食或财物时，心生惭愧，于是日修持忏法。其后逐渐演变成为施主给以财物，指定僧人修何忏法、诵何经典的习惯。于是忏法成为寺院谋利的佛事，形同贸易，全无功德之可言了。
在禅宗和净土宗盛行以后，禅宗以直接参究心性的本源为要务，净土宗以专心念佛愿求往生为目的，于是此二宗的主要修行仪式，不是礼拜忏法，而是于七日之中，除必要的饮食睡眠外，专心参究，或专心持名，这叫作「打七」；或者分为「打禅七」与「打净七」。在禅宗寺院中，每年冬季都要举行一七（一个七日）乃至十七（十个七日）的「打七」活动。
重要佛事
在寺院中所举行的佛事，要以水陆法会为最盛大，以焰口施食为最经常，其次，斋天和放生也是常常举行的。
水陆法会全名是「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水陆法会的创始，相传是粱武帝因梦中得到神僧的启示，醒后受宝志禅师的指教，亲自披阅藏经三年之久，方撰成此仪文。于天监四年（505）在金山寺依仪修设。但后经周隋变乱，此仪不行。到了唐高宗咸亨中（670一673）西京法海寺神英禅师梦中得异人指点，醒后从大觉寺吴僧义济处得到梁武帝所撰水陆仪文，因常设此斋，遂流行天下（见《佛祖统纪）卷三十三）。但是据《广弘明集》所载，梁武帝于天监三年（504）才舍道事佛，不可能在天监四年以前已经披阅藏经三年之久。水陆仪轨中的文辞完全依据天台的理论撰述的。其中所有密咒出于神龙三年（707）菩提流志译《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这不仅是梁武帝所不能见，也是咸亨中神英所不能知的。现在通行的水陆法会分内坛、外坛。内坛依照仪文行事，外坛修《梁皇忏》及诵诸经。所谓梁皇亲撰仪文及神英常设此斋，可能只是指《慈悲道场忏法》而言，至于水陆仪文则是后人所增附的。
水陆法会的盛行是宋代开始的。宋熙宁中（1068－1077），东川杨锷祖述梁武的旧仪，撰成《水陆仪》三卷，当时曾盛行于世。元佑八年（1093），苏轼为亡妻宋氏设水陆道场，撰水陆法赞十六篇，因称为眉山水陆。南宋时史浩路过金山，闻水陆法会之盛，特施给四明东湖月坡山田一百亩，专供四时修建水陆之费。乾道九年（1173），月坡山创建殿字，四时启建水陆大斋，史浩亲撰疏辞，作《仪文》四卷。南宋末年，志磐又续成《新仪》六卷；并制定像轴二十六轴。于是金山仪文称为「北水陆」；志磐所撰称为「南水陆」。《应庵昙花禅师语录》卷五有在建康蒋山太平兴国寺《王机宜为弟枢密相公设水陆请升堂法语》，和在平江府报恩光孝寺时《悲济会水陆升堂法语》。昙花是宋高宗时人，可见当时水陆佛事已很普遍。元《元叟端禅师语录》有《朝廷作水陆升座法语》，其时是皇庆元年（1312）。《元史》卷二十八说：英宗至治三年（1323）制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四寺，扬子江金山寺，五台万圣佑国寺作水陆佛事七昼夜。其时月江正印禅师住持金山，其《语录》中有《朝廷金山建水陆法会普说》，就是其事。《楚石梵琦禅师语录》卷二十有明洪武元年、二年（1368、1369）两次于蒋山禅寺水陆法会升座《法语》，这也是受明太祖敕旨举行的。可见元明时对水陆佛事甚为重视。明袾宏又因金山寺本前后错杂，不见始终头绪，时僧者舍亦复随意各殊，乃取志磐崴轨重加订正，成为《水陆修斋仪轨》六卷。清咫观撰《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普利道场性相通论》九卷，《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法轮宝忏》十卷。现在通行的是清道光间仪润汇集袾宏订正的《水陆仪轨》。
根据如上所述的水陆佛事发展情况来看，水陆仪文是宋人创撰的。宋遵式《施食正名》中说：「今吴越诸寺多置别院，有题榜水陆者（中略），有题斛食者（中略），有题冥道者」。是水陆与冥道是同一仪式的名称。日本最澄、圆仁先后入唐求法，所携回的密部经典中有《冥道无遮斋法》一卷（最澄）、《冥道无遮斋文》一卷（圆仁）。现在《阿婆传抄》中有《冥道供》，其规模与水陆仪轨大致相仿。可见水陆法会是唐时密教的冥道无遮大斋与梁武帝的六道慈忏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到了宋代杨锷又采取了密教仪轨而编写成《水陆仪》。明莲池（袾宏）大师既嫌金山寺木头绪杂乱，可见原初创始未必是出于通家之手。现在金山寺本既不传，无从考知其内容。总之，水陆法会是宋代盛兴起来的一种佛教仪式，是可以断言的。
瑜伽焰口系根据《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而举行的一种佛事仪式。经中说：佛在迦毗罗城尼具律那僧迦蓝，为诸比丘并诸菩萨说法。尔时阿难独居闲静处习定。至夜三更，有一饿鬼，名曰焰口。于阿难前说：「却后三日汝命将尽，生饿鬼中。」阿难心大惶怖，疾至佛所，陈说此事，并乞示教。时佛为说无量威德自在光明殊胜妙力陀罗尼，谓诵之即能免饿鬼苦，福寿增长。修此法时，于一切时，取一净器，盛以净水，置少饭麨及诸饼食等，右手按器。诵陀罗尼七遍，然后称多宝、妙色身、广博身、离怖畏四如来名号，取于食器，泻净地上，以作布施。若施婆罗门仙，即诵此陀罗尼二七遍，投于净流水中。若诵三七遍，奉献三宝，则成上味奉献供养。
此法的传来，最初是唐武后时实叉难陀译《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一卷和《甘露陀罗尼咒》一卷。面然就是焰口的异译。其《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中所说的真言名变食真言。《甘露陀罗尼咒》所说真言名甘露真言。谓取一掬水，咒之十遍，散于空中，即成甘露。其后不空三藏译出《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与实叉难陀所译同本。不空又译出《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仪轨经》、《瑜伽集要焰口施食起教阿难陀缘由》（即前《仪轨经》前半起源分别行）、《施诸饿鬼饮食及水法》。日本所传尚有唐跋驮木阿译《施饿鬼甘露味大陀罗尼经》。不空译《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仪轨经》中的行法次第是：一、破地狱真言，二、召饿鬼真言，三、召罪真言，四、摧罪真言，五、定业真言，六、忏侮真言，七、施甘露真言，八、开咽喉真言，九、七如来名，十、发菩提心真言，十一、三昧那戒真言，十二、施食真言，十三、乳海真言，十四、普供养真言，十五、奉送真言。自此以后施饿鬼食便成为修密法者每日必行的仪式。日本入唐求法诸家曾携回有关施食饿鬼的仪轨。空海著《秘藏记》中曾解释施饿鬼法中五如来义。安然《八家秘录》有《施饿鬼法》，列诸家将来经轨八部。但是在中国却由于唐未五代之乱，随著密教失传而施食一法也失传了。
宋代诸师对于施食一法是不够了解的。在遵式《金园集》中有施食正名、施食法、施食文。施食观想诸篇。其法并非密教仪轨，只是取经中真言，附以台宗观想而已。其施食正名中说：「今吴越诸寺多置别院，有题榜水陸者（中略），有题斛食者（中略），有题冥道者。」斛食是指焰口施食。冥道是唐代的冥道无遮大斋，也是密教行法的一种。水陆是宋代兴起的仪式。此三者在当时是混同著而无所区分的。宗晓有《施食通览》一卷，首载《救面然饿鬼经》二译，次录《涅槃经》佛化旷野鬼神缘，《鼻奈那杂事律》佛化魔子母缘及《宝云经》中比丘乞食分施鬼畜文，次集诸家关于施食及水陆斋会之文。其中有仁岳《施食须知》一篇，也以为施旷野鬼神，施鬼子母救拔焰口饿鬼同是施食。《释门正统》卷四《利生篇》也同此说。可见宋代诸家对于焰口施食曾企图恢复而未得其道。
元代由于藏族喇嘛进入汉地，密教也随之复兴。藏经中有《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一卷，未注译人。就其中真言译音所用字考之，应是元人所译。其次第与不空译《救阿难陀罗尼焰口仪轨经》相同，其前增有三归、大轮明王咒、转法轮菩萨咒、三十五佛、普贤行愿偈、运心供养、三宝施食、入观音定，然后方破地狱。而后增尊胜真言、六趣偈、发愿回向偈、吉祥偈、金刚萨埵百字明、十类孤魂文、三归依赞。从此瑜伽施食之法得以复兴。
明代，由于诸家传承不一，各自以意增益，遂又形成杂乱。今所知者明代行法有《瑜伽焰口施食科仪》。其后天机禅师删其繁芜，成为《修习瑜伽集要施食坛仪》。世简称为《天机焰口》。天台灵操为之註，名曰《修习输伽集要施食坛仪应门》二卷。其中唯召请孤魂文不同。莲池袾宏又因《天机坛仪》略加参订，名曰《修设瑜伽集要施食坛仪》，略名《瑜伽集要施食仪轨》，并为之註，名《施食补註》。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宝华山释德基又因袾宏本略加删辑，名为《瑜伽焰口施食集要》，世称《华山焰口》，乾隆六年（1741）宝华山释福聚又因之作《瑜伽施食仪观）。此外又有康熙十四年（1675）释寂暹著《瑜伽焰口註集纂要仪轨》。康熙二十二年刊《修习瑜伽集要施食仪轨》的跋文中说：「禀受师承不出一家，遂使流通经本大相径庭。纷纭彼此，莫知适从。」清代佛寺流行的《焰口》，多为《天机》和《华山》两种。
斋天是后起的一种仪式。当天台宗智者大师依《金光明经》制定《金光明忏法》时，其中庄严道场是要依《金光明经》设大辩才天、大功德天和四天王座位。而忏文中依经奉请大梵尊天、帝释天、护世四王、金刚密迹、散脂大将、大辩才天、大功德天、鬼子母等十一天众。到了宋代修金光明忏，设诸天供，就随意依据经文而增加之，诸天座次的排列也引起争论。南宋绍兴中（1131一1162）神焕撰《诸天列传》，乾道九年（1143）行霆又撰《诸天传》。设诸天供有十二天、十六天、二十天、二十四天、三十三天不等。
到了元代，便由金光明忏法略出供天一节，作为寺院中每年岁朝佛事。元省悟所著《律苑事规》卷十中说：「正旦元首，各寺祈祷规式不同，修光明、观音忏法，或诵经文，或只课咒。」又说：「正月旦、上元节，诸寺殿堂多修忏法，或供诸天。」《续释氏稽古略》中说，元文宗时，天台宗的慧光法师于每岁元旦率众修金光忏，这便是斋天所以兴起的根源。明末弘赞律师就简略的《金光明忏法》别撰《斋天科仪》，至今诸寺通行。
放生中国汉地放生的习惯并不始于佛教。《列子·说符篇》说：「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可见逢节日放生，古已有之。而且《说符篇》中说：「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善！』。」可见不仅有放生，而且有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
佛教提倡放生，首先是《梵网经》中第二十不行放生戒说：「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又说：「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中说：佛往昔为流水长者子救十千鱼事。《杂宝藏经》卷五说：沙弥救蚁子水灾，得长命报缘。汉地大规模放生始于天台智者大师。时有天台山麓临海之民，舍扈梁六十三所为放生池。唐肃宗乾元二年（759），诏天下立放生池八十一所。颜真卿撰天下放生池碑。宋真宗天禧元年（1016），敕重修天下放生池。天禧三年（1018）遵式奏以杭州西湖为放生他。天圣三年（1025），知礼奏以南湖为放生池，于佛诞日为放生会。遵式《金园集》中有《放生慈济法门》，知礼《四明教行录》中有《放生文》，这都是放生仪轨。现在通用的《放生仪轨）也是依据《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的大意编纂的。
盂兰盆会盂兰盆会是汉语系佛教地区，根据《佛说盂兰盆经》而于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的超度历代宗亲的佛教仪式。经中说：目连以天眼通见其亡母生饿鬼道，受苦而不得救拔，因而驰往白佛。佛为说救济之法，就是于七月十五日众僧自恣时，为七世父母及现在父母在厄难中者。集百味饭食安盂兰盆中，供养十方自恣僧。七世父母得离饿鬼之苦，生人、天中，享受福乐。这就是盂兰盆会的缘起。此经是西晋竺法护译的（但《出三藏记集》以为失译），全文八百余字，与此经同本异译的还有东晋失译的《佛说报恩奉盆经》，又名《报象功德经》。其文字更短，约三百余字。此外《开元释教录》卷十八《疑惑再详录》中有《净土盂兰盆经》一卷五纸，此经已佚。《法苑珠林》卷六十二引用其文，称为《大盆净土经》，说十六国王闻佛说目连救母脱苦之事，各造种种宝盆以盛饮食，献佛及僧事。
关于竺法护译的《盂兰盆经》有许多注解。现存的有唐慧净《盂兰盆经讲述》一卷，唐宗密《孟兰盆经疏》一卷，宋元照《盂兰盆经疏新记》二卷，宋普观《盂兰盆经疏会古通今记》二卷，宋遇荣《盂兰盆经疏孝衡钞》二卷，宋日新《盂兰盆经疏钞余义》一卷，明智旭《盂兰盆经新疏》一卷，清灵耀《盂兰盆经折中疏）一卷，清元奇《盂兰盆经略疏）一卷。《盂兰盆经》的经题解释有两种说法：一说盂兰是梵音，义为倒悬；盆是华言，指盛食供僧的器皿。如唐慧净（盂兰盆经赞述》中说：「名餐香俎在于盆内，奉佛施僧以救倒悬之苦，故名盆也。」唐宗密《疏》云：「盂兰是西域之语，此云倒悬；盆乃东夏之音，乃为救器。若随方俗，应曰救倒悬器。」明智旭《新疏》、清灵耀《折中疏》、元奇《略疏）都用此说。第二说以为盂兰盆三字都是梵语音译。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四云：「盂兰盆，此言讹也。正言鸟蓝婆拏，此译云：倒悬。案西国法，至于众僧自恣之日，云先亡有罪，家复绝嗣，亦无人飨祭，则于鬼趣之中受倒悬之苦。佛令于三宝田中供具奉施佛僧，佑资彼先亡，以救先亡倒悬饥饿之苦。旧云：盂兰盆是贮食之器者，此言误也」（今按经文前段亦无以食物安盆中之语）。宋遇荣《盂兰盆经疏孝衡钞》云：「经题者，梵语佛陀乌舍乌蓝婆拏门佐罗素呾缆，华言：觉者说救倒悬器经。」「盂兰盆会者，即今大宋翻经者言，此皆梵语讹略也。具正应云『乌蓝婆擎』，孝顺义，供义，恩义，倒悬义。盆亦讹略，旧云：盆佐那。新云：门佐罗，亦云：门佐曩，华言救器。以义回文，名救倒悬器。」此是遇荣与当时译经院译师商榷所得的解释。
至于依据《盂兰盆经》而举行仪式，创始于梁武帝萧衍。《佛祖统纪》卷三十七云：大同四年（538）帝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义楚《释氏六帖》四十五云：「《宏明》云：梁武每于七月十五日普寺送盆供养，以车日送，继目连等。」自此以后，成为风俗，历代帝王以及群众无不举行，以报祖德。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二《祭祠篇》云：「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每年送盆献供种种杂物及舆盆音乐人等，并有送盆官人，来者非一。」又云：「外有施主献盆献供种种杂事。」可见唐时风俗对于盂兰盆供是很重视的。此后就更盛大的举行。《佛祖统纪》卷五十一云：「（唐）代宗（李豫）诏建盂兰盆会，设七庙神座，迎行衢道」（又见卷四十一大历三年（768）条）。「德宗（李适）幸安国寺，设盂兰盆供」（又见卷四十一贞元十五年（799）条）。《释氏通鉴》卷九亦有类似的记载，并云岁以为常。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内道场》条中也记此事云，「造盂兰盆，饰以金翠」。只是以前送盆往寺设供，至此改在官内举行，而供器更庄严了。民间对于盂兰盆会也日见热烈．如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四年（844）条记云：「（长安）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作花腊、花瓶、假花果树等各竞奇妙。常例皆于佛殿前铺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今年诸寺铺设供养胜于常年。」不仅在家士庶竞修供养，出家僧侣也各出己财，造盆供佛及僧。如宗密《盂兰盆经疏序》：云「年年僧自恣日，四事供养三尊，宗密依之崇修，已历多载。」
到了宋代，这种风俗相沿不改。但是盂兰盆供的富丽庄严和供佛及僧的意义减少而代之以荐亡的行事。在北宋时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中元节》条所说：「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连经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亦云：「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馔享先。织竹作盆盎状，贮纸钱，承以一竹。……谓之盂兰盆。」宋高承《事物纪原》曾呵责其失云：「按《盂兰经》曰：『目连母亡；生饿鬼中。』佛言：『须十方僧众之力，至七月十五日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后代广为华饰，乃至割木割竹，极工巧也。今人第以竹为圆架，加其首以斫叶中贮杂馔。陈目连救母画像，致之祭祀之所。失之远甚矣。」但《事物纪原》尚无焚盆及挂冥纸之说，似尚是宋代早期风俗。及至南宋，如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云：「七月十五日……僧寺于此日建盂兰盆会，率施主钱米，与之荐亡。」
自后盂兰盆会便成寺院中每年重要行事之一。元德辉重编《百丈清规》卷七《节腊章·月分须知》中云：「七月初旬，堂司预出孟兰盆会诸寮看诵经单，预牵众财办斛食供养。十三日散楞严会。十二日解制。当晚设盂兰盆会，讽经施食。」元明本《幻住庵清规》云：「七月十五日解制人事。此夜分启建盂兰盆胜会以济幽爽，以报劬劳。此会亦须预出经单，请大众随意披阅。此会有开甘露门一坛，请依而行之。」这就说明盂兰盆会的主要内容在于讽经施食了。这种仪式一直流行到明代。明袾宏《正讹集》中曾加以辩正云：「世人以七月十五日施鬼神食为孟兰盆大斋之会，此讹也。兰盆缘起目连，谓七月十五日，众僧解夏自恣，九旬参学多得道者，此日修供，其福百倍，非施鬼神食也。施食自缘起阿难，不限七月十五。所用之器是摩竭国斛，亦非兰盆。盖一则上奉贤圣，一则下济饿鬼，恶可得混？」清仪润曾欲两全其道，谓日献兰盆，恭敬三宝；夜施斛食，普渡鬼神。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卷八中详载《兰盆仪轨摘要》，云全卷见《兰盆会纂》中。其中有净坛绕经、上兰盆供、众僧仪食诸仪节，又附兰盆会约二十一条。但是各寺院遵行者不多，在群众中仍多以荐亡度鬼为盂兰盆会的主要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