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果和尚与空海大师乍见之下，含笑喜告曰：“我先知汝来，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报命欲竭，无人付法，必须速办香华，入灌顶坛。”
三个月将两部大法传承完毕，又嘱曰：“……早归乡国，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则四海泰，万人乐，是则报佛恩师德，忠于国孝于家也。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汝其行矣，传之东国，努力努力!”
“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意思是说，应当明白有义务、有责任供奉两部大法，并弘法于华夏。
这是惠果祖师的预言与期待，也是华夏有情的心愿。金刚峰寺长老静慈圆大阿奢黎感怀于唐时中国传法东瀛之德，于是发心在中国寻找可以承当复兴唐密使命根器淳厚的佛子，以重燃唐密在中国中断千载的法灯，将正纯密教清净法流回传华夏，发扬光大，普利苍生。
民国时期唐密复兴的潮流
唐密在唐朝中期曾盛极一时，然至晚唐已露衰微端倪。到了宋代，虽仍有法贤、施护、法天、天息灾等一批译师继续译出大量密部经论，然而在教理上已无多发明，而且这些密典中印度教的痕迹越来越明显，系统的传法、灌顶已经完全断绝。
因此，总体说来，唐密自唐会昌法难后，在中国内地基本上中断了。唐密在民国期间，由于诸大德的回传一时出现复兴的迹象，成为当时佛教界一大奇观。
唐密回传始于民国早期，大约为民国十一年前后。
最早赴日学密的是江西桂伯华。他约于1906年前后赴日留学，1915年三月病逝于东京，虽历时十年，但在国内影响甚微。随后，出家僧中赴日求学密法者逐渐增多，先后有大勇、持松、显荫、纯密、谈玄、曼殊揭谛等，他们在日本高野山学习密教后，将密法带回本国。居士界则有王弘愿、顾净缘、李诩灼、程宅安等。这些大德，在东瀛修学时间都比较仓促。
当时佛教界领袖太虚大师对此十分关注，曾说：“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考其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显荫诸师耳，故真能荷负吾国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亦唯其三人耳。（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文载《海潮音文库》二编《真言宗》）
大勇法师于1919年依太虚法师出家，1922年冬入日本真言宗高野山大学，专修密法，经一年左右，得阿奢黎位，于1923年10月回国，仅三、四个月即先后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开灌顶坛十余次，皈依及学法者达数百人之多。一时中绝千年之久的唐密，顿显重兴之势。
然而大勇法师当时出家仅三年，在高野山学法时间不算很长，可能对东密的学习偏于事相，而于东密教相义理未能深谙，在他回国传法后，他对密法的理解受到其师金山穆韶的批评。金山穆韶在《弘法大师之佛教观》中说：“然嗣后于支那刊行之《海潮音》之杂志，见有大勇法师发表于关于密教之论文，似于弘法大师之佛教观，有不充分纳得大师教义之处，甚为遗憾焉。由是，余草一文，欲匡法师之谬见。”也许是这个原因，大勇法师后来转而入藏，惜中途病故，时为1929年。
持松法师与大勇法师同时赴日，在高野山依金山穆韶修学古义真言宗密法。得阿奢黎位后，于1924年春回国。先在上海传法，同年夏应邀至武汉主持洪山宝通寺，并开坛传法。是年秋，由湖北督军萧耀南发起，在宝通寺举行《仁王护国般若经》大法会七日，并结缘灌顶。在七日法会中，每日来受法者有数百人，盛况空前，殊胜异常。一时，洪山宝通寺成了唐密重兴的主要道场。其后法师又两次赴日，再学新义、古义真言宗教理和修习台密仪轨，于事相教相均融会贯通，影响甚巨。
显荫法师于1923年冬到达日本高野山，和持松法师一样，依止高野山天德院金山穆韶阿奢黎修习密法，受灌顶法。次年春回到上海，然仅过半年即因病圆寂，年仅二十四岁。
在这一时期，国内大德赴日学习密法者，以东密为主，只有持松、谈玄两位法师兼修了台密，其它法师如显荫、大勇等修学了东密。然而，当时赴日学密者中，除持松法师外，皆早年夭折，比如显荫法师回国翌年病故，大勇法师回国七年病逝。居士中学密的，如广东的桂伯华客死于东京。
其间日本新义真言宗的权田雷斧也来到中国，在十二天中传法于潮州的王弘愿，然因这种传法与祖制、三昧耶戒等似乎有悖，以致引发了民国佛教界的轩然大波，对其一脉的众多物议延续至今，诚为唐密回传中的憾事。依冯达庵所述记“民国十三年，大僧正覩中华有重兴密教之机，审师堪任传灯，乃亲莅潮安，建坛於开元寺，以特例授师两部大法焉。十五年，师修四度加行竟，奉大僧正命东渡，受阿闍黎位，及深秘法。”由此记载可见，王弘愿居士受结缘灌顶于民国十三年，而其完成四度加行则是民国十五年。依照祖制未进行四度加行的灌顶不可能为传法灌顶。
顾净缘居士也曾在高野山取得传法位，然依高野山规矩，受传法位灌顶必须剃度，可知顾净缘居士也曾经剃度。复而不兴的混乱局面可以说源于根本上遗留下了弊端。
无论如何，上述大德们苦心努力才使盛唐密法出现了今天的格局。
密法要求阿奢黎应五明具足，在严格完成四度加行的基础上，获得许可之后才能受传法阿奢黎位灌顶。佛教中传法阿奢黎必须现僧相，自龙树菩萨将金胎两部大法流传至人间以来，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土或日本，传法阿奢黎位历来没有授予过一位居士。这是由于在佛教中，佛法的住持、传承必须由表僧相的出家人来荷担，居士则以护持为任，协助佛法的弘扬流布。出家众与在家众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佛教才能顺利发展，否则，势必纷争不断，不仅阻碍佛教的健康发展，也给社会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
我辈佛子生于斯世，作于斯世，当有义务担当起将祖宗法宝发扬光大的历史责任，为华夏盛世的再次到来、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心力。
然而毕竟绝大多数人不太了解唐密，加之一些一知半解、东抄西凑的文章误导，使得唐密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但无论如何，须知唐密为我华夏胄裔祖宗法宝而非日本密教，尽管在日本发展了1200年。如果没有中华文化不可能有日本文化，没有中华佛教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佛教。毕竟佛法没有时空隔阂，印度中期密教、唐代密教、日本密教本为连理一支，然因地理文化习惯的差异而有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好比一味，众口各词，区别乃因众生心相。佛法亦然，无论显密均是如来醍醐宝藏，因有情根机差异而出分别。今天习显教者多偏于教理，密教理事并举恰能对治此弊端。
佛法的成就有待于因缘的成就，个人的修为也是如此。1987年法门寺地宫佛指舍利供养曼陀罗宝函的发掘和重现，昭示着华夏开始重新步入盛世，弘扬唐密利益华夏的时代已日渐成熟。故唐盛世再现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唐密复兴护国利民的天纵良机正是佛子完善自身修为，进而为和谐社会尽力的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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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密圆通的持松法师
持松法师（1894－1972），现代高僧。俗姓张，法名密林，因私淑玄奘，自号师奘沙门，学密后受灌顶，号入入金刚。
法师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县（现荆门市）沙洋一书香门第。父名绪炳，世称南坪先生。母宫氏，生子三人，持松为长子。自幼体弱多病。六岁时，父掌沙洋天主教学堂教务，从父读四书五经，习制艺。
1907年，因父亡故辍学。三年后，母亲也去世了。1911年，年18岁，投荆门铁牛寺出家。后往远安县观音洞居住。
20岁时，受戒于汉阳归元寺，戒期后，往禅堂一心参禅。1914年春在寺听可安讲楞严经，不能领会，座中有人拿出月霞法师在上海爱俪园创办华严大学的简章，欣然束装投试，三年毕业，于佛教经论，各宗教义，深有所得。复往当阳玉泉寺。谒祖印老和尚，叩天台宗大意。
1917年随月霞法师赴归元寺及宜兴、盘山。七月随居常熟兴福寺。半年后，月霞法师示寂。次年二月，嗣法月霞法师接任兴福寺住持。五年中，偿还积债，赎回寺产，两次传戒。设华严预科学校，授课之余，撰《摄大乘论义记》十卷，《释迦如来一代记》一卷。
1921年，受太虚法师之邀于杭州净慈寺讲《八识规矩颂》，再次传戒，度僧百人。次年春，先赴汉口九莲寺学校，讲《摄大乘论》，旋至武昌佛学院，讲授《观所缘缘论》、编《观所缘缘论讲要》一卷。后杖锡安庆迎江寺，讲《十二门论》。
1922年冬，因阅《法轮宝忏》，深感瑜伽密教，其意幽隐深奥难解，知此法隆盛于唐代，久已失传，而今仍盛行于日本，于是发愿挽回千载绝学，孤身东渡日本，来到日本高野山真言宗道场，礼高野山天德院金山穆韶阿奢黎，受古义真言宗中院流一派传授，得五十一世阿奢黎位。因东都地震，加之川资告磬，遂归国。
于杭州菩提寺传法灌顶，盛极一时。
一九二四年春，武汉佛教界暨两湖巡阅使萧珩珊（萧耀南）、李香庭、汤乡明、李开先、陈元白等迎请来鄂主持武昌洪山宝通寺。法师住持武昌洪山宝通寺（唐代古刹），讲经、传戒、灌顶，无有虚日，并在寺中建法界宫、瑜伽堂，购诸法器，绘诸尊曼陀罗，拟就洪山建立真言宗根本道场，树国内风气之先，其《自述》说：“两年中，先后受灌顶者数万人，是五代以来所未有也”。
1925年秋，法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参加亚洲佛教大会。会后，至新泻县，从权田雷斧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各流灌顶，得“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相承血脉——密林第四十九世阿奢黎位”。次年，赴京都比睿山延历寺，习台密仪规。卒业后，再赴高野山依金山穆韶再受三宝院安祥寺各流传授及口诀，兼习梵文文法，为“高野山古义真言宗中院流引方血脉——密林第六十四世阿奢黎”。
1927年归国。法师因洪山宝通寺道场毁于兵燹，乃留上海，在功德林，净业社，清凉寺等处讲经传法，历时一载有余。一九二九年夏至一九三五年，七年之中，他应辽宁、南京、北京、杭州，汉口，武昌等地之请，讲经、传戒、修法、灌顶，极一时之盛。时朱子桥将军发愿恢复西安大兴善寺密教古道场，函电邀请持松就住持位，适逢汉口大水，车轨被淹未能成行。
1936年春，法师第三次赴日本，并周游日本全国，在日本采办了坛场法器，于夏四月归国。从此常住上海圣仙寺，寺主惠宗，为持松法师弟。法师除讲经传法外，并从事著述工作，他学通显密，先后著述共有二十六种，由哈同花园罗迦陵居士损资印行。
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海静安寺（三国东吴时古刹），恢复了十方丛林选贤制，上海诸山公请法师为住持，兼任静安寺佛教学院院长，该院学僧四十余人，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创辨《学僧天地》月刊，法师任名誉社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有人劝师去台湾，师婉拒，继续住持静安寺。
1952年四月，上海佛教界组成静安寺兴修委员会，修复静安寺。1953年四月，法师在寺内再设立真言宗坛场，复兴中国失传已久的唐密，法师三渡日本，两登高野，悉心竭力，朝夕闻修，遥兼东密台密之心传，博综新义古义之精要。金胎两部归来，初建坛场于上海，信为惠果而后之一人，五代以来所未有也，
此后，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上海佛教协会会长；上海市人民代表。1956年，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大会。1957年又率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赴柬埔寨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庆典。1964年随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并多次出访尼泊尔、缅甸、日本、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
1972年法师自感来日不长，墨书法华碑文、圣教序、兰亭集序等馈送诸友。10月16日（农历九月初十），于入寝定中安然圆寂。法师示寂于上海，塔于常熟虞山兴福寺，并于静安寺设纪念堂，世寿七十九，戒腊五十。
持松法师爱国爱教、爱人民、爱和平，道德风范，令人高山仰止，受到普遍敬仰，他被选为人民代表，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每逢国庆节都应邀登上观礼台，参加检阅典礼。他与海内外众多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友人诚挚交往，因学识广博，待人真诚，富有智慧，赢得诸多贤达人士的赞誉，并与他们成为莫逆之交。
持松法师生前结缘灌顶人次众多，杨毓华（法名超晔）等居士得到良好的法理熏陶，并培育指导了多名优秀唐密行者。
持松法师精研东、台二密，通解金、胎两部大法，又兼修华严天台精义，著述丰富。法师之著述，显密交融，对于后来学者，多有启发助益。
持松法师显教著述主要有：《摄大乘论义记》拾卷三册、《观所缘缘论讲要》一卷（1922年）、《瑜伽师地论浅释》一卷、《释尊一代记》一卷、《金刚经浅注》二卷、《胜鬘经浅注》二卷、《十二门论浅注》一卷、《因明易解》一卷、《因明入正理论略解》一册、《华严宗教义始末记》拾卷三册。
持松法师密教著述主要有：《真言宗之戒》一卷、《三昧耶戒义释》一卷、《三陀罗尼释》一册、《十八道次第》一册、《三陀罗尼释和十八道略诠》一卷、《四度加行口诀》一卷、《佛顶尊胜陀罗尼纂释》一卷、《悉悬入门》一册、《梵语杂名》一册、《梵语千字文》一册、《梵语心经异译本》一册、《金刚顶经菩提心论纂注》一册（1927年）、《大日经住心品纂注》一册（1927年）、《贤密教衡》（1923年）、《贤密教衡释惑》（1933年）、《密教通关》十卷（1939年）、《心经阐秘》一卷（1939年）、《理趣经释》一卷（1928年）、《般若理趣经集解》一册（1923年）、《金刚顶经大教王经疏》一册、《苏悉地羯罗经略疏》一册、《金刚界行法记》二册、《胎藏界行法记》三册、《护摩行法记》二卷、《密教手印》一册、《手印》一册、《密教图印集》一册、《一尊供养行法记》一卷、《随行一尊供养念诵私记注》二卷、《真言宗朝暮行法记》一卷、《四种曼陀罗标帜详解》一卷、《松华如来密行修证了义经》一卷、《满月世界依正庄严颂》一卷、《尊胜佛顶息灾法次第》一卷、《施诸饿鬼食法注》一卷、《息灾护摩》一卷、《大灌顶光明真言砂土加持法》一卷、《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别行仪轨合刻(青龙寺仪轨)唐法全和尚撰“佛顶尊胜陀罗尼纂释”》密林题一卷、《几种呼吸法》、《略述长寿息风法》(弟子超逸选摘《东方气功》一九九七年第四期)、《即身成佛》(《中国佛教》第四辑)、《金胎两部》(《中国佛教》第四辑)、《仁王护国经阐秘》四卷，还有整理的密教各种仪轨、诗词、文钞等众多。
持松法师虽未找到具缘的出家法师传承唐密，发出了“一卷真言却付谁”的遗憾，但他著述了大量密教典籍和仪轨，这些珍贵的著述，有的目前虽已成绝本，然而必将成为胜妙之菩提种子。
纵观自民国初年出现的唐密复兴的潮流，之所以出现复而不兴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环境的因素，也有传法制度不严谨的因素等。犹如昙花一现，令人扼腕。或许这也是密法的三昧耶戒使然吧。
蔡惠明先生在1989年11月第354期《香港佛教》上发表题为《中国真言宗为何复而不兴》一文，大要摘录如下：
“静安寺于1984年成立修复委员会，使关闭了整整16年的古刹重光，已修建了功德堂、僧寮，正重建被焚于火的大雄宝殿，“秘密庄严”的真言宗坛场在日本朋友和国内信众的护持下也恢复旧观，这是可喜的现象。但令人感到忧虑的是，虽有坛场却没有传法的阿奢黎主持修法和灌顶，使真言宗复而不兴，犹待所有佛弟子共同努力，解决这一并非甚难的问题。
佛法僧三宝是一体的，因为佛法的发明是佛陀，佛教的重心是正法，佛教的住世是僧众。崇拜佛宝是为了法宝，因为法能使人得到智慧并解脱生死。然佛法的流布要依靠僧。像持松上师三次赴日，二登高野，尽传古、新真言宗的教义，回国后通过讲经、传授、修法、灌顶，使失传千年的绝学重光，功德不可思议。凭着他刻苦钻研的中、日、梵文的功底撰写了《密教通关》等28种显密著述，普施法雨，使真言枯木逢春，确是千载一时的殊胜。静安寺的唐密坛场曾经恢复，陈设得很庄严如法，但却没有传法的僧宝，那就无法兴旺起来。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缺了阿奢黎规范师，由谁来传授、修法、灌顶。到密坛礼佛，竟像上博物馆，仅是观赏而已，没有宗教活动内容，不能得到实益。我在持老九十五诞辰座谈会发言，呼吁佛教协会领导鼓励和培育青年比丘，步持松上师的后尘，东渡求法，并继承他的末竟事业，传灯相续，使真言宗得到全面复兴。据悉，静安寺正编印《持松上师年谱》，筹备重印《密教通关》、出版《持松法师论着选集》，这都是令人欢喜赞叹的好事，如果能高瞻远瞩，把培养接班人列入议事日程，那就更圆满、更理想了。”
时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的吴立民先生（顾净缘弟子）在持松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
“持老三次东渡，二上高野，传回两部密教大法，但没有一个僧人得到他的传承，他的在家弟子能传承他的大法的也不多。因此，持老传回的两部密教大法，仍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今天，我借此纪念持老诞生一百周年的机会，向上海佛教界提议，向在座的各位提议，可以再选派一些出家人到日本去留学东密，再把我国的唐代密教从日本请回来。当然，这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是很多人都去搞。我想这并不是一件难事，这将有利于弥补我在上面所说的所谓完整中的不足。
顺便提一句，前年我到静安古寺参访，看到密坛的布置很不准确，没有严格地按密教的仪轨布置。这样布置，让不懂密教的人参观、欣赏一下都是不可以的，要真正修密教就更不行了。所以，还希望上海佛教界能尽快地培养一些专门人才，选派一些僧人到日本去学习，再将唐密传回来，以弥补完整中的不足。”
持松法师的灌顶弟子梁惠慈对此更是感受至深，他在为《持松法师》（杨毓华著）撰写的序言中说：
“可叹者，师尊寂后，传法无人。师于一九三六年第三次赴日归来后，早已前知，因而赋诗一首云：“挂锡何尝有立锥，衲衣钵袋自相随；唯思法乳恩难报，一卷真言却付谁？”已预知后继无人矣。惜夫已绝千年之唐密，方庆由师尊东渡求法而复兴，谁料遭逢浩劫，又由师尊末得传人而复灭。为今之计，唯有再遣有文学、佛学根底、懂日文、梵文之学僧，步师尊之后尘，再赴日求法。归国后，一如师尊昔日，继续弘扬密教，则唐密可以绵延不绝。若其不然，虽密坛庄严，聊供观赏，密典遗著，谁能诵持？于密教之振兴，又何补焉？！”
上世纪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人曾经派遣两名学僧东赴高野学修密法，可惜未能圆满。
“诸法从缘起”。密法严格的仪轨、三昧耶戒等等如被故意或不经意地违犯，密法中兴只能成为空谈。密法的深刻内涵和普门利生不可思议的功德，不是浮躁喧嚣的商业运作所能承载的。堪任传法之责的阿奢黎和堪受密法的佛子都必须具备。如依今天日本佛教职业化的发展趋势，密法最终还会消亡。速成班式的“阿奢黎”培养模式只会使正法陷入混乱的格局。
唐不空三藏授惠果阿奢黎金胎两部大法阿奢黎位后，曾对惠果祖师说：“此大法门者，五天竺国太难得见，一尊一部不易得，何况两部乎。所有弟子，其数虽多，或得一尊，或得一部。愍汝聪利精勤，许以两部，努力精进，报吾恩也。”
空海大师《御遗告》也有“宿住真言场欲为师师门徒者，必先须以情操为本”的告诫：“然则准彼看定赤子，劳养决心，惟彼操行。若不可，当早却他家。叶道理者，留护习道。若使为门徒内之者，操行宜者非简。我师人资，汲引继密教性，设令虽亲弟子，操意不调者，简略不可同共。何况可令授真奥之道哉?”
又《辄不可授传法灌顶阿阇黎位并两部大法》中云：
夫以密教，是大日如来心肝，金刚萨埵脑胆者也。而辄授非器之者，从密教主御身，有出血之罪。是以昔大日尊敕金刚萨埵曰：“不可授非器之者。若授非器之者，密教不久。从法身出血罪，自然可生者。”又金刚萨埵宣龙猛菩萨：“伏以大日如来为一切众生说密教也，无非蒙万生利益。但此法者，是如如意宝珠。喻如意宝珠，在名号闻，不显实身；然而出生万宝，利益一切众生。存龙宫秘藏，居龙王肝，辄不显身；虽居秘藏并龙肝，此玉不被摄龙王众。是法亦如此。所以者何?虽存密法阿阇黎之心肝并经藏，不被任阿阇黎之心府。虽有名号闻，不显实身，唯以威光利益一切众生。密教最贵最尊道理唯是然也。是故阿阇黎耶我能欲知道任己私劣心，不可授非器之者。若有颇证器之者，唯授尊法，看定彼心器，然后授金刚界大法一部。然授犹未练根之者，必后可有悔。何况辄授两部大法哉?但欲授两部大法，显见定人器气色之后，向本尊界会能祈愿梦见厥相，若有感应，彼欲学者三个月令修行精进，然后可授两部大法。但于传法灌顶阿阇黎职位，专然不应授诺。所以者何?授非器之者，金刚萨埵与密迹神俱加呵啧；授证器之者，作大欢喜。是则令法久住缘也。护惜传法灌顶位阿阇黎职，应护惜己肝神。辄不应令知传法印契密语。若有精进者望仰，唯大阿阇黎以语言呼许诺言，以五智五股加持仰人之首，三般散瓶水。是亦看定证器之人，应令如然。啻以是人于修法处，应充用诸护摩杂道。亦以尊法，可许授弟子于一部。两部更不可令传教。(以传教言，可惜传法)于传法印契密语，为能学者，可传授练根已熟弟子。犹未熟根，更不可授。须大阿阇黎耶，求得世间人之赤子，以方便言令出离世俗。语量彼操意，令出家入道得度受具足戒。满生年五十以后，授传法灌顶阿阇黎职位，可令继密教种性。哀哉叹哉!此道欲不传者，应断法种；传授之时，宛如令持若赤子两舌剑。宜知是心应授阿阇黎职位。不忍非器之人，甘语言诺授是位，彼此会坐，相更披露密教肝印。正教非严，灭法之相自然将至。是罪所可得传法阿阇黎也。十佛大日御前，百千劫忏悔，都不灭除。是以入室有劳弟子，于非器之者，更不可授是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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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圆法师的弘法因缘
菩提之路
1963年出生于扶风县法门寺附近的一个村庄。五岁入学，就读学校原为寺庙。时值文革，家中书籍多已上缴焚毁，仅存祖父私藏的繁体古文《精忠岳传》，八岁许，已贯通胸臆。儿时无人教诲而自信世间有善恶因果。
1976年文革结束，初中毕业，以聪慧闻名乡里，蒙父辈师长垂护，复入读中学。1978年中考成绩优异，入宝鸡中学就读高中，品学兼优。
1980年考入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1983－1985年任校刊《萤火》杂志主编。1984年被评为北京医科大学十佳青年。
1986年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随后就职于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任医师、教师。1986－1989年翻译出版专业著作《健康教育计划》、《健康促进与评价》。
1994年皈依清定上师，时上师问，愿修持何法门，答：“佛法万千，弟子随缘”；上师圆寂后，师兄弟数人同时梦见上师嘱咐，日后学密当皈依之。
1995年，与钱学森老先生书信讨论佛教和周易等的全息科学性，来往书信至今仍在
1997年，上海市宗教局常务副局长吴某为联系好五台山佛学院，惜因缘不成熟出家未果。
1998年皈依茗山大和尚。
1998年底取得律师资格后改任律师。
1999年初偶读持松法师《密教通关》，深契法味。遂参访持松法师俗家弟子超晔居士，求其准许学修唐密。年底从超晔恩师于静安寺密坛持松法师纪念堂，得持松法师假手灌顶，得入密藏，成为持松法师再传弟子。此后一边从事律师工作，一边钻研《大正藏密教部》经典。
2004年夏，两度梦见祖师，一为唐密历代祖师赐号，一为持松祖师赠烫金经书。
2004年秋东渡日本，于真言宗根本道场高野山依止静慈圆阿奢黎。2005年3月在高野山金刚峰寺剃度，4月入真言宗最大加行道场宝寿院受具足戒。2006年3月，在高野山道场加行完毕，金胎两部投花均为大日如来，并从松长有庆大阿奢黎受金胎两部大法灌顶授职，得唐密中院流五十四世传法阿奢黎位。后从中西启宝大阿奢黎受中院流“一流传授”（即接受该流派的全部修法仪轨，包括各个本尊独立修法次第，其中有“法王位”），获得传灯阿奢梨位。
2008年毕业于高野山大学，获密教硕士学位。在日本留学期间，兼习梵文和梵呗，并收集了大量珍贵密法资料，整理出唐密修法的全部仪轨。
广读佛典、修习佛法为内明的基础，而医生、大学教师和律师的工作又促成了医方明、工巧明和因明的因缘。后于高野山修学梵呗，即声明，至此五明渐臻完善。
2005年，依止静慈圆阿奢黎剃度得金刚峰寺度牒，后入真言宗最大加行道场宝寿院得戒（沙弥戒、菩萨戒、比丘戒）。
剃度中
剃度印信
金刚峰寺剃度证书
金刚峰寺度牒
（明治维新后日本僧侣剃度皆冠俗家姓氏，故此处冠俗姓李）
菩萨戒牒
沙弥戒牒
比丘戒牒
在高野山真言宗根本道场学密，一直感觉从弘法大师亲受。
三昧耶戒印信
获得中院流传法阿奢黎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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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缘起
大约2003年初，我的皈依上师杨医生（持松法师优秀的俗家弟子超晔）问我是否愿意去日本学习密宗。当时余一边执业律师一边修习密法，因为有十年的大小乘佛经披览经过，所以修习密法可谓得心应手，相应殊胜。
由于二战后日本人对入侵亚洲暴虐千百万民众的史实一直遮遮掩掩，所以心中有抵触情绪，当时就回答：“能去非洲也不去日本。”另外觉得行者只关心自己修行，为了别的目的甚至“名号”去奔波实在有违清净本愿，岂少见世间之人冠名学佛而行沽名钓誉之实。
到了年底，她老人家再次问我愿不愿去日本，并讲了很多理由。我回答：“我考虑考虑。”随时间的推移，我对是否赴日学法逐渐有了更深的理解，毕竟盛唐文化传到日本，做为炎黄子孙有责任、有义务将优秀的中华文明请回祖国。
杨老师的话语时常在脑海中回响：“你学密单单是为了你自己？难道不想把我们老祖宗传过去的宝贝请回来？你修的再好也仅仅利益少数人，难道不想利益更多有情？”
经过反复考虑两周后我回答她：“可以去”。
她马上让我写自我介绍，并告诉我日本高野山真言宗（就是东密）要报唐时传法之恩，决定帮中国大陆培养传法阿奢黎。在余求法信函寄去高野山不到一月，便收到静慈圆教授的回信，信中告诉余，此事必须金刚峰寺长老会议研究决定，并明言他会极力促成此事。这自然是个令人十分开心的消息。虽然起先不愿意去，到反省自己发心狭隘，因为密法行人必须发大菩提心。发心效仿持松法师传回密法宝藏，如果能去圣地高野山学修当然也法喜畅然。而日方实践报恩之念的正是末学恩师金刚峰寺耆老静慈圆大阿奢黎，在改革开放至今，静慈圆教授可谓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第一人。
毕竟佛法修行中有“四恩”必报，其中之一就是报三宝恩。真言宗能有今天的繁荣，归根结底离不开惠果阿奢黎对空海和尚的泄瓶付法，今日回报华夏之恩理所当然。
接下来事情自然顺理成章地进行了。到了2004年10月，余日本的师父静慈圆大阿奢黎让他在中国的朋友通知我签证已经办好了，让我择日东行，并告诉余所需费用金刚峰寺已经有支付计划。
东渡前屡感祥梦，其中一次见历代祖师齐集一堂赐予金刚法号——普摄金刚，另有一次梦见持松法师亲手授予烫金佛经等。
东渡求法，与其说是自愿，毋宁说是千百年使命的钩召。
2004年11月，我辞去律师的工作，肩负起接续唐密的使命，效法持松祖师，踏上了高野求法之旅。
试想，上世纪30年代，中国赴日学密的大德如持松法师、大勇法师、顾净缘居士等哪个不是自费？持松法师三上高野，每次都是阮囊羞涩之后不得不回国化缘。余在高野山学修的全部费用皆由金刚峰寺支出，这种际遇连超晔上师亦认为是千载难遇。
去日本学习密法，非余个人之力所致，无形中仿佛有一股力量推动着一切因缘，使得高野求法之旅成为必然，这便是我们所言的“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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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野加行砺夙志
2004年11月底抵达高野山，第一天因为静慈圆师父正巧外出京都讲学，所以我被安排在无量光院住了一个晚上。无量光院就是前高野山法印土生川正道大阿奢黎住持的寺庙。
第二天师父回山，开车接我到清凉院。
接下来的日子，师父就嘱咐我学习日语。一直到来年元月，师父告诉我要择日剃度。
这是始料未及的，所以去询问师父，师父回答：在高野山要取得传法阿奢黎位，首先必须剃度，取得金刚峰寺度牒。
1997年，我曾发心到五台山佛家院出家，一切联系妥当之后，结果出现阻碍而未能成行，不想却在远离祖国的佛教密宗高野圣地才成就出家的因缘。
法印土生川大阿奢黎曾经要求静慈圆师父让我去无量光院接受加行、正行，但静师父没有同意。静师父觉得应该让我接受最艰苦的修学锻炼，所以坚持送我进真言宗最严格最大的加行道场——专修学院（即由宝性院和无量寿院合并而成的宝寿院）。
进入专修学院必须经过考试。当时几乎听不懂日语，所以师父亲自去专修学院交涉，希望能让我免试入学，结果未被接受。
师父回来后将其中缘由告诉我：以前中国佛教协会曾派遣两名学僧来高野山学习密法，结果坚持不到两个月，连招呼都没打就跑了。所以现在我作为中国人要进入专修学院就必须和日本僧侣一样通过考试。当然如果要在高野山其它小寺院加行就没有如此严格了，甚至连“跪坐”的基本功也并不勉强。
考试分为两部分：笔试和面试。师父让我写好中文的求学意向，然后请人帮忙翻译成日语。内容约有两页，要求我背诵，约半小时左右就记住了。考试时把准备好的内容背出来，顺利通过。两周后收到入学通知。
2005年3月举行剃度仪式，高野山大学校长生井智绍大阿奢黎和已经取得博士资格的川崎助教（阿奢黎）参加了仪式。
专修学院的修学完全是封闭式的，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三个月，主要是熟悉相应仪轨、经典、真言，这段时间每周有三个小时放风时间，周四下午一小时，周日下午两小时。即便放风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不许去别人家或宿舍等等。这段时间每天晚饭后有一小时可以看报纸、杂志和相关书籍。没有电视、收音机，也不能使用手机（进去前检查全部随身用品）。可用书信和外界联系，也有公用电话，不过有时间限制，仅在上午七点到八点、晚上六点到八点。
第二阶段完全闭关，书信、公用电话全部取消，每周的放风时间也取消。加行、正行中，因为每周去祭拜弘法大师御庙，即便行走在路上也不能和任何熟悉的人打招呼，甚至点头也不允许。
完全闭关之前必须签订契约，内容大致是：如果在加行正行中因为疾病或其他意外事件导致伤残甚至死亡，免究专修学院一切责任。这段时间即便家中亲人过世也不得通讯联系，更不可能赴丧。而在其它小加行道场则无需“生死契约”。
加行正行从公历十月份开始，一直到元旦后满100天结束。中间如果缺了一次修法都不行，必须在接下来任何空闲时间哪怕是晚上休息时间要补上。
那年的冬天异常严寒，经常下雪，有时积雪达半米以上，我们中大部分学僧的手脚和耳朵全部冻烂，试设想光头、光手在冰天雪地的临晨诵经四十分钟，焉能不生冻疮？最后一座护摩正行法结束下座，几乎所有人都激动地流泪，甚至可以说是号啕大哭。
正因为有生死契约，我们进去的时候是76人，完成学法取得灌顶的69人，其他数人都是不能承受其中的艰苦半途退出。
第三阶段完全实修，时间也是三个月左右。与第一阶段的安排差不多，又可以对外通讯，恢复了放风时间等。
专修学院戒律之严格，简直到了“非人”的境地。
专修学院修行的圆满结束让静慈圆师父非常高兴，他也没有想到我会坚持下来，其实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坚持下来，在中间一晚日突然腰椎疼痛，腰不能伸直，我知道是老毛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发作了。这下惊慌和担心可想而知，如果第二天腰椎依然疼痛，那就意味着无法完成修法，也就预告要从这里“肄业”了。于是虔心祈求诸佛菩萨历代祖师慈悲加持，第二天早晨起床居然腰不疼了！
对于这段时间的学修，我只能说难忘并永远感恩。
在日本，因明治五年（1872年）后僧侣被迫还俗而使戒律受到了严重创伤，今天的日本僧侣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不过，在日本依然有少数僧侣严格持戒）。
尽管如此，在日本任何佛教门派要取得僧侣资格，在相应的加行阶段，戒律的严格却是罕见的，也是令人不得不赞叹的。
戒律本来分成两部分即戒和律，戒是行者对三宝的誓愿，没有相应的罚则；律是修行中必须遵守的规则，如果违犯必须接受相应罚则的惩处。无论小乘、大乘还是菩萨乘、佛乘皆然。
专修学院于每年的四月十日左右开学，加行所需物品都必须自备，如衣食住行所需物品，我的书桌、榻榻米座椅（无腿椅子）等都是上届学僧留下来的，铺盖是从师父的清凉院带去的。法衣是专门的法衣店制作的，和国内一样有统一的格式。
进去之前，师父带我去置买了加行中的僧衣、袜子还有木屐。第一天穿木屐就崴了右脚，肿胀得很严重，约两周后才恢复。
开学当天高野山当时的座主、高野山大学校长、高野山真言宗事务总长、专修学院院长（门主）等陆续发表开学祝愿贺词。由于练习跪坐时间不长，还很难适应长时间跪坐，近三个小时的开学仪式结束后，腿脚疼痛得站不起来。
当天下午寮监和尚逐一检查每个人携带的物品，并明确告知所有不合“精进”的物品，如有肉食成份的食品、电器和手机等必须全部上交。由于语言不通，我没有听明白，一只电热水瓶没有及时上交，晚上被点名，同时同舍的中村也被点名（同舍的人要承担连带责任）。
晚饭后，被点名的七、八个人在小图书室集合接受训话。寮监，也就是专门负责照看加行僧侣生活、学习的僧侣，对我们一干违反规定的人大声呵斥，尤其是我没有上缴电热水瓶，寮监很严厉地瞪着眼连声呵责。
在远离祖国的异邦，孤身求法，由于语言不通，而被横加斥责，心中不觉酸楚，泪水禁不住涌了上来。当时心中默默自誓，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也不对别人发火。
训话结束后，赶紧把电热水瓶上交了（学院食堂每天烧水，自己用保温瓶去盛）。
一会儿隔壁的丸井到我房里，居然字正腔圆地用中文说，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他。当时喜出望外，菩萨慈悲啊，竟然在我身边安排了一个懂中文的僧人！
从那以后时常向丸井请教，他对我帮助很大。
第一阶段的时间表安排大致如下：
每天早晨五点起床铃响（因为还要洗漱，所以最晚四点半就必须起床），五点十分开始早课，平均大约一小时十五分钟；早课后下座行十五分钟（早课一结束，必须迅速跑回寮舍换下法衣，穿作务服，然后迅速集合），下座行分组轮流打扫卫生或者作食堂准备；然而再迅速跑回寮舍换好法衣，立即到食堂准备早饭。
早饭食堂做法由值日生担任，大约十五分钟，食堂作法结束后，开始吃饭。吃饭时不能说话，不能发出响声。
饭还没吃完，当天的值日寮监就开示训话，告诉大家一天的大致安排，总结以前的问题，并关照注意事项。
早饭时间约三十到四十分钟，一直跪着。由于早课跪坐的疼痛还没有恢复过来，在这段时间总要改变姿势以减轻疼痛。
早饭结束后值日生要洗刷大家的食具，其他人约有四十分钟左右的空闲。如果在早饭结束前有谁被点名了，还必须在早饭后到事务所前接受训斥。所以后来我们经常用“某某君事务所前”来开玩笑。
上午从八点四十分开始上课（必须提前十分钟到教室），课程安排主要有：密教教理、真言宗史、佛教史、密教史、弘法大师十卷章讲读、弘法大师生平、声明、御咏歌、真言宗事相、仪规，还有茶道和花道。声明课是梵呗学唱，御咏歌是日式法会唱诵，这两课都是跪坐接受。每节课一个半小时，上课前都有相应的简单作法仪式。
上午课结束接下来值日生立即换衣，准备中饭。大约下课后十五分钟中饭开始。食堂作法如早课。此后也大约有四十多分钟空闲时间。下午继续上课，通常两节，有时候只有一节课，于是下课结束再打扫卫生。
晚课在下午课结束十五分钟后，和早课时间长短差不多一样，通常是下午四点钟左右开始。结束后值日生再次准备并摆放好饭菜，然后开始晚饭。晚饭没有作法，所以穿作务服。晚饭结束后是洗澡时间，因为人多，所以分成八组，每组九、十人，十五分钟轮流。在洗澡时间必须自己剃头，因为有些人头、颈有痘，所以总有人洗澡后嘀嗒地流着血。
晚间还安排有书法、茶道、花道，通常在洗澡结束后开始，晚间活动七点半结束。因为晚间的课外课程要另外支付学费，所以我没有参加，而是自己看书。
晚上八点十分施饿鬼作法，大约二十分钟。熄灯铃九点，入睡通常在十点前。由于腿很疼，几乎夜夜都会痛醒。
第一阶段每天都如此重复着。
第二阶段为正式加行、正行，获得入坛传法灌顶。因涉及三昧耶戒略去不表。
加行是痛苦的，然而却伴随着深沉的法喜和精神的愉悦。
开始的时候，每日跪坐形同受刑。在临去前，我在日本的皈依师金刚峰寺长老静慈圆阿奢黎反复叮咛要练习坐法，当时日语尚在初学阶段，也没有很在意，以为可以单盘或双盘，不会有什么问题。
后来才知道，高野山的加行是跪坐，日本人称为“正座”，就是佛经中的所说的“胡跪”。跪坐是我们唐朝时候僧人修行的基本功，日本人把隋唐时期从中国学去的东西都丝毫不变地传了下来。同样我们许多民间传统也在日本保留了下来，比如“一月一，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四……”然而，我们自己却遗失了。
从元旦开始练习跪坐，刚开始不到10分钟腿脚就麻木了，到进入专修学院之前大约能坚持三十分钟。加行中几乎全部是跪坐，那个时候每天要忍受腿脚疼痛，一天中有一半时间跪坐在坚硬的榻榻米上。当时甚至怀疑自己能否坚持下来。在最困难的时候，只有虔心祈请诸佛菩萨历代祖师慈悲垂护，每每很神奇地渡过难关，最终坚持了下来。
正式加行从九月底开始，完全封闭一百天，与外界没有信息联系，邮件等全部禁止。
每座修法前先五体投地一百零八次，然后才跪坐正式修法。
每周外出朝拜空海大师墓所所在的寺院——奥之院一次，外出时脚穿木屐，来回7公里。路上不许讲话，每天还必须去伽蓝诵经，风雨无阻。
加行中的僧侣穿着统一的僧服，内衣必须纯白，法衣青黑色，偏衫浅咖啡色，袈裟有三种：简袈裟——和领带差不多；白袈裟（五条衣）——好像背在身上的包袱，据说是由唐朝僧人为了方便骑马适应战时避难而改造的；如法衣（七条、九条）——国内常见的袈裟。法仪稍微不当也要被严厉呵斥。
饮食完全素食——就是所谓的“精进料理”，一年中早饭全部是一碗饭和一碗味噌汁，汤里是永远不变的红白萝卜卷心菜，中饭是一菜一碗米饭，有时菜换成面条，豆腐天天不断。晚饭和中饭差不多，早饭和中饭前先要“食堂作法”，吃饭时一直跪坐着。日本的饭菜特别清淡，几乎很少中国人能习惯。所幸食素已有十多年，所以还可以适应。
以前赵朴初老人曾安排两名僧人在这里接受加行，可惜他们两人坚持不到两个月，就乘外出托钵化缘之机离开了，行李也没有带，也不可能带出。加行的艰苦从中也可以窥见一二。
在加行过程中，痛苦难耐的时刻，也曾闪过逃走的念头，然而由于祖师的慈悲加护，另一方面，也受到发心和使命激励，所以无论如何还是坚持了下来。
在山上，夏天清凉，冬天却异常寒冷。宝寿院是从山根挖出来的，三面环山，冬天特别冷，并且不允许使用电器，和外面温度大约相差3－5度。到了最冷的时候，去伽蓝的时间改在第一座法结束后，冰天雪地里，几乎所有加行僧的耳朵和手很快就冻烂了。期间有人生病，教头小和尚认为是由于太松驰所以有人生病，于是规定白天如果有超过40分钟的间隙，就打扫卫生。其实里面根本没有灰尘，那就用牙签挑地板缝里的灰，或者去山林扫树叶……
加行期间每天清早必须在三点半起床，刷牙洗脸。如果做值日生就要比别人早起一小时，晚上比别人晚睡一小时。然后迅速跑到道场，准备好法坛供养，点燃香烛。
四点十分开始修当天第一座法，大约一小时半。（十八道加行、正行，金刚界加行、正行，胎藏界加行、正行都是跪着，护摩加行、正行是金刚盘。）接下来最多15分钟时间间隙，然后作早课大约一小时，也是跪着。早课结束立即换装打扫卫生——下座行，15分钟；然后迅速跑回房间换法衣再迅速跑进食堂，食堂作法大约15分钟，然后吃饭，也是一直跪着。早饭结束后，最多有40分钟间隙，可以自由安排，但是食堂值日生还要洗碗收拾厨房，每人还必须在这个时间段去加行道场准备好修第二座法的供养灯涂。
第二座法其实由三部分组成，大约三小时，中间必须更换供养灯涂，所以可以站起来活动累计5分钟。结束后再有10分钟间隙。接下来迅速外出去伽蓝诵经，来回45分钟，风雨无阻，还好是站立。回来后食堂生立即准备饭菜，15分钟后中饭。中饭结束后大约有40分钟间隙，与早饭的时间安排一致。
第三座法也是一个半小时。结束后，15分钟间隙，然后是晚课，时间大约40-60分钟。结束后15分钟开始吃晚饭，晚饭不需要做法。晚饭结束，还有课外学习，比如书法、茶道、花道什么的。我没有参加课外活动，而是在这段时间看书或者准备第二天修法。洗澡是8－9个人一组，大约有15分钟时间，还必须在洗澡中自己剃头。一直到晚上8点钟，准备施恶鬼做法，大约15分钟，半跪。熄灯铃晚上9点。因为腿脚疼，几乎天天夜里疼醒。
里面带我们的“寮监”个个脾气粗暴，骂人是家常便饭，动辄还拳打脚踢。还好他们只打日本人，不过我也被莫名其妙地骂了好几次，有时还被罚五体投地、抄经。这里的管理令人想起二战时期的“集中营”，然而事后回想起来确实是对身心很好的磨练。
第三阶段修法实践。
从2005年4月开始至2006年3月，完成全部密法基础训练并接受了传法位灌顶。
2006年－2007年于高野山大学加行道场得到中西启宝大阿奢黎中院一流圣教传授，得传灯阿奢黎位。
2008年3月取得高野山大学密教硕士学位。在大学院期间整理复印诸多珍贵密法资料。
自1993年起开始学佛，1999年起正式修学密法，东渡前又反复钻研《大正藏密教部》全部经典，有了这些根基，才得以在高野山圆满受法，得谙梵呗旨趣并打下梵文的基础，进而整理挖掘密宗千二百年积淀的精华。
东瀛有密藏，本传自故唐；
今生只身入，擎回济国邦！
但愿佛子们都能得到法乐，利益家国社会！
修行是一个严格艰苦的过程。在我们衣食住行中，放下贪欲、嗔心、愚妄、我慢并非易事。放下甘怡美味去饱腹粗茶淡饭，放下舒适安逸去感受艰苦困顿，放下华衣美服改穿粗缕布衣，搬出豪宅别墅住在陋舍寒室，有几人能真正做到？如果我们能在行为上、心念中不再注重物质的享受，那才是修行的初步，因为放下欲念才能开始注重精神性，才能找到真正的平静祥和。然而现在的人们更多只考虑生时的物质化问题，很少触及死后的精神性问题，所以即便开始放下离真正发心出离还有很大距离。
通常我们总会时刻握着一把衡量别人的尺子，点评他人的言行，但临到我们自身，这把尺子的严格性就有了很大的弹性而大打折扣。我们自身贪嗔痴慢缠缚，就没有资格横加鼻子竖加眼地议论他人是非。可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在以自己的无知论断他人的薄厚，这也正是众生劣根性的表现。修行便是要求我们逐渐克服劣根性，做个君子再到大丈夫。岂不闻“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修行读经是不可或缺的，读经的目的乃是增长智慧，如果仅仅可以像倒豆子一样背诵经典未必增加了智慧。读经需要用心、身入其境。不是简单地用眼睛阅读，用心体解真如本旨才为最要。佛法是全息哲学科学体系、是真理。真理不假文字而存在，没有文字图像声音，真理依旧。文字仅仅是载体，如果我们只关注载体，而忽略了载体所负荷的内涵，那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智慧增加了，就必须在生活学习工作中落实。
真理是对宇宙万物物质、精神的终极阐释，是可认知、可体悟的。如果堕于“不可思议”或者“神话故事”，那已经不是真理了。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或者现象是不可解释的，如果不能解释缘于诠释的理论在世界观上存在根本瑕疵。比如现代科学理论并不完善因而就不能合理诠释“超自然现象”，因为现代科学片面强调了物质性而完全忽略了精神性或者说“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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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诸多善知识的护持和诸佛菩萨、历代祖师的加持下，唐密普及读本终于得以付梓。本书未能尽善尽美之处，还祈诸方善知识予以指正。
特别感谢善知识李院长及余门下弟子行圆、圆惠、真吉、真智、洪福等，另外也对善知识周总、沈老师等人表示衷心感谢。此外，还有许多善知识曾经给予过很大帮助，此处不一一具列。
关于智慧与知识
智慧，梵文汉音为般若，简言之，智慧就是面对情境正确分析、认识并如实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能力。这种能力源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知识是我们在生活中和课堂上不断学习获取的，既有直接获得的知识，也有间接获得的知识。然而知识的累积与智慧未可同日而语。一个博学的人未必智慧明达，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未必没有智慧。而对于佛子而言，智慧则意味着分辨真理与外道的能力。
汉字既是象形文字，也是表意文字，并且汉字中潜在的意义只有对汉文化有深刻了解才能更好地把握。我们可能精通某一外国语言，但是却很少能体会语言中细微之处思想意蕴的表达。就像日本从隋代就开始接受并学习汉文化，并且日本文化甚至可以说完全是汉文化的变异，然而他们认识汉字却未必全面理解汉字的真正涵义。
从汉字象形表意的角度，我们来看看“知识”与“智慧”。
“智”，上“知”而下“日”，“知”，知道、了解、明白之意，字形属小篆，从口矢。《段玉裁》云：“识敏，故出于口者疾如矢也。”意思是认识、知道的事物可以脱口而出。
“识”，为形声字，从言。戠(zhｉ)声。善于言谈，有知识而博学，故从言。本义知道、懂得。
“智”，会意兼形声。声从日、从知。从日取光明遍照意。本义聪明、智力强。
“慧”，从心，彗声。从心，由内而出意。本义：聪明，有才智。智慧是属于超越知识的理性真理思维。
可见“慧”由中发，非由外来，“智”则兼外，为“慧”之体。
知识好比牛奶，智慧则为醍醐。现代科学哲学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知识而且其趋势有增无减，然而其中有多少是智慧？现在市面流通的书籍每日层出不穷，但究竟有多少给我们智慧？如果不能从知识中摄取智慧，那么知识无异于垃圾。换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垃圾充斥的环境中。知识可以给我们惊奇和喜悦，但只是暂时的，因为知识不能解决我们对生死大事的理解；知识渊博可以使我们侃侃而谈，但这只是肤浅的，因为知识不能升华我们的人格和佛格。
我们的民族有着5000年以上的文化历史，其中积淀的智慧太多太多，比如《周易》、“老庄哲学”、中医《黄帝内经》和《儒学》。我们更应该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佛法的时代，因为佛法完全是智慧的结晶。现代科学的发展仅仅二三百年的历史，但我们深入观察会发现现代科学充其量只是知识和技术。社会是发展的，科学的发展也是必然，作为佛子如果不能接受现代科学就没有深刻理解佛陀的“当相即道，即事而真”之教诲。佛法是可以包容现代科学知识的全息博大哲学科学体系。
没有理解《周易》的全息内涵，没有真正吃透《黄帝内经》的全息科学哲学观而否认中医，没有读懂《道德经》如此等等，枉谈先祖的智慧。
《道德经》中曰“圣人不出于门，知天下事；所行弥远，所知弥少。”行只增加知识，而不增长智慧。智慧靠思考，佛家所谓坐禅、三密相应，道家所谓练气，儒家所谓慎独是也！
欲增加智慧建议佛子读《增慧陀罗尼经》。
附：
增慧陀罗尼经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传法大师臣施护奉诏译
如是我闻。一时大慧菩萨住须弥山顶，尔时诸天子等来诣菩萨，恭敬围绕而为听法。时有菩萨名童子相，合掌恭敬白大慧菩萨：“唯愿慈悲为我等故，说增慧陀罗尼，所有一切少智钝根愚昧众生，令使得闻增彼智慧。”时大慧菩萨即为宣说陀罗尼曰：
怛祢也(二合)他daniyeta
唵(引)om
闭祖闭祖bizubizu
鉢啰(二合)倪也(二合)bolaniye
嚩哩驮(二合)祢walituoni
惹啰惹啰弥驮(引)relarelamituo
嚩哩驮(二合)祢walituoni
地哩地哩没弟dilidilimodi
嚩哩驮(二合)弥walituomi
娑嚩(二合引)贺(引)siwaha
尔时大慧菩萨说此陀罗尼已，告童子相言：“若诸众生智慧钝劣，根性暗昧多所忘失，发志诚心于此增慧陀罗尼，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此人速得广大智慧明记不忘。若人以此真言，诵七遍或二七遍，加持水三合于卯时饮，日日如是饮至七个月或八个月，自然日记千颂。如不恒饮水亦能日记五百颂，智慧渐增根性明利。”
尔时童子相菩萨及诸天人信受奉行。
注：
1、“二合”即两个字的合成音；
2、“引”是指此音为长音。
3、“加持水三合”即加持水三杯。
唐密梵音：www.tmfy.net.cn
真圆阿阇黎
真圆法师，1963年出生于陕西省扶风县。1986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1994年皈依清定上师，1998年皈依茗山法师。1999年，从超晔上师于上海静安寺持松法师纪念堂，得持松法师假手灌顶，正式修学唐密，即成为持松法师再传弟子。2004年东渡日本，于真言宗根本道场高野山依止静慈圆阿阇黎。2005年于高野山金刚峰寺剃度，后入真言宗最大加行道场宝寿院受具足戒。
2006年3月，真圆法师在高野山道场加行完毕，金胎两部投花均为大日如来，并从松长有庆大阿阇黎受金胎两部大法灌顶授职，得唐密中院流五十四世传法阿阇黎位。后从中西启宝大阿奢黎受中院流“一流传授”，获得传灯阿阇梨位。2008年于高野山大学获密教硕士学位。
真圆阿阇黎承传的唐密法脉如下：
中院流血脉——
大日—金萨—龙猛—龙智—金智—不空—惠果—弘法—真雅—源仁—圣宝—观贤—淳佑—元杲—仁海—成尊—明筭—良禅—兼贤—房光—觉善—良任—佑遍—定范—赖审—玄海—快成—信弘—宥快—成雄—快尊—良雄—仟遍—严雅—快旻—觉暹—政遍—朝印—宥盛—朝遍—政与—舜政—圆与—政觉—英同—妙瑞—本初—龙海—隆镇—清贤—龙晓—金山穆韶—松长有庆—真圆共五十四世。
图书在版編目（CIP）数据
名家/鞠文涛主编。－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12
ISBN987-7-80196-292-8
Ⅰ.名…Ⅱ.鞠…Ⅲ.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VI.J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８）第２００３７０号
唐密渊流
真圆阿阇黎•著
出版发行现代教育出版社
书号ＩＳＢＮ987-7-80196-2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