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娄迦谶（约二世纪）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是后汉桓帝末年（公元１６７年顷）从月支来到洛阳的
译师。他通晓汉语，除了独自翻译而外，有时还和早来的竺朔佛（一称竺佛朔）
合作。他译经的年代是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１７８—１８９），比安世高稍
迟，译籍基本上属于大乘，内容广泛；可见他的学问广博，思想细致，但他后来
不知所终。
支谶所译佛经究竟有几种，因当时无记载，很难确定，晋代道安著述经录时，
见到的写本，年代可考的只三种：１．《般若道行经》十卷（光和二年，即１７
９年译）。２．《般若三昧经》二卷（现存本三卷，译年同上）。３．《首楞严
经》二卷（中平二年，即１８５年译）。其中《首楞严经》一种，现已缺佚。另
外，从译文体裁上比较，道安认为像支谶所译的还有九种：１．《阿闍世王经》
二卷，２．《宝积经》（一名《摩尼宝经》）一卷，３．《问署经》一卷，４．
《兜沙经》一卷，５．《阿閦佛国经》一卷，６．《内藏百宝经》二卷，７．
《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一卷，８．《胡般泥洹经》一卷，９．《孛本经》
二卷。其中后三种现已缺佚。又支敏度《合首楞严记》里提到而为道安所未见的
还有一种：《閦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一卷。
总计支谶译籍现存九种，缺本四种。僧祐《出三藏记集》依据《别录》加了
《光明三昧经》一卷，这是支曜译本的误记。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又依各杂录
加了《大集经》等八种，也都出于附会，不可信。
支谶译籍里比较重要的《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原本都由竺朔佛
传来，支谶为之口译。以支谶学识之博，这两种佛经也应该是他所熟悉的，因此
译功专归于他，并无不可；但从费长房以来，经录家都说竺朔佛也曾翻译这两种
佛经，就未免重复了。那时候的翻译，因有安世高为先导，遣词造句都已取得一
些经验，译文比较流畅，读来有“审得本旨”之感。不过翻译的总方针依然是随
顺佛说，了不加饰，要求尽量保存原本面目；就是在译文结构上做了一些“因本
顺旨、转音如己”的工夫也是极有限的。所以后人辨别他的译文仍用“辞质多胡
音（即多用音译）”为标准。
支谶译籍的种类恰恰和当时安世高所译的相反，几乎全属大乘，可说是大乘
典籍在汉土翻译的开端。支谶的译籍反映了龙树以前印度大乘经典流行实况。例
如，他译的《宝积经》、《阿閦佛国经》、《般舟三昧经》都是构成大部《宝积》
的基层部分。《道行经》是大部《般若》的骨干。《兜沙经》又属于大部《华严》
的序品。可见印度的大乘经典开始就是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发展的。还有支
谶译出的《阿闍世王经》（异译本题名《文殊普超三昧经》，道安经录说它出于
《长阿含》不确）、《问署经》（也作《文殊问菩萨署经》）、《内谶百宝经》、
《首楞严三昧经》，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这些
方面暗示出文殊对于大乘传播的重要关系，也属宝贵资料。
对于以后义学发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道行经》。这因为大乘学说本来以
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为基础，由于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入大乘的途径。又因当
时思想界有道家的“无名为天地始”等一类说法，恰好作了接受般若理论的准备，
也就是通过这类思想使般若理论更快地传播开来（如在支谶的译文里译“波罗蜜
行”为“道行”，译“如性”为“本无”等，都是借用道家思想来传播般若的）。
从此《道行》成为研究佛家学说特别是般若理论的入门之籍。只因它译文过于简
略，好多义理难得彻底了解，引起了朱世行的西行求法，与《道行》同源异流的
《大品般若》（魏晋的义学家都将《大品般若》看作《道行》的母本）也陆续有
各种异本的译传。这就丰富了般若学说的内容，但《道行》始终受到重视。
在支谶从事译经的年代中，有一批月支的侨民数百人入了中国籍（见《出三
藏记集》卷十三《支谶传》）。月支人信仰佛教较早，他们依照原来的习俗，立
寺、斋僧，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其中有支亮（号纪明）从支谶受业，发扬了支谶
的学说。佛学的初传虽然依附了道家，使它外观混同于方术，可是在已入汉籍的
月支民族中仍旧保持其传统和特点。这对后来佛学传布而逐渐接近真相，起了相
当作用。（吕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