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紫柏真可生平考述
现今讨论真可生平者，多依憨山德清的〈达观大师塔铭〉，以及陆符的〈紫柏尊者略传〉而论。(注[1])这两篇文章虽然已得真可生平之要，但并未作详细的论述。故本章拟以此二篇为基础，再参究《紫柏尊者全集》、《紫柏尊者别集》中的资料，旁及其他相关文献，分成生平略传、作品简介、宗教志业、与交游四大部份，作较全面的探讨，以期对真可的生平、行止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作为研究其思想之基础。
第一节生平略传
真可法名原作达观，号紫柏，“真可”为其中晚年自改之名，世称紫柏尊者或紫柏老人。此外，他尚有憨憨子、憨道人、皮毬子、皮毬道人、憨憨可禅人慈云、潭柘先生等别号。(注[2])
真可籍贯江苏，生于嘉靖癸卯年(一五四三)六月十二日，坐化于万历癸卯年(一六０三)十二月十七日，世寿六十一，法腊四十一。他在明末佛教界有极高的地位，在当时即与李卓吾并称为二大教主(注[3])，后世则将他与莲池袾宏、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并列为明末四大师。有《紫柏尊者全集》与《紫柏尊者别集》二书行于世。(注[4])
兹将真可一生分为四个阶段：在家时期、修学时期、入世时期以及癸卯冤狱四个部份，分别论述如下，以明其一生行迹。
一、在家时期
真可祖籍句曲(今江苏省句容县)，后举家迁至吴江太湖(今江苏省吴县)，从此世居于此。父亲名沈连，字季子。母亲梦见有一位异人，赠予她一个带叶鲜桃，然后就怀孕了。真可到了五岁尚不会说话，一日遇见一位异僧，异僧抚其头言：“此儿出家，当为人天师。”(注[5])从此他便能开口说话。真可幼年时期个性就非常刚烈。德清在〈塔铭〉中说：
师髫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伟不群，弱不好弄。生不喜见妇人，浴不许先。一日，姊误前就浴，师大怒。自后，至亲戚妇女无敢近者。(《全集》，卷首，页六二六。)
随著年龄的增长，真可更是不能为父母所羁绁。他自己也曾说：“予受性豪放，习亦粗戆，一言不合，不觉赀裂火迸。(注[6])”又：“吾本杀猪徒狗之人，惟知饮酒恃气而已。(注[7])”可知少年时代的真可，并非是个安分守己、循规蹈矩之人。
十七岁时，真可为立功名，辞亲单身远行塞上。行至苏州闾门时，因遇到大雨而停歇，在此遇到虎丘僧明觉，这个相遇改变了他的一生。
二、修学时期
僧俗相遇后，明觉邀真可一同回虎丘山寺。是夜，真可听闻八十八佛名颂心生欢喜；清晨，他便向明觉要求剃渡出家。自此以后，真可便由一个恃气少年，成为了佛门僧侣。出家当夜，真可即静坐到天亮，终其一生胁不至地，修行不倒单。在当时明觉欲募铁万斤，以铸造大钟。真可知道后，便只身前往平湖，以他的魄力化得生铁万斤，成就铸钟一事。从出家与化铁之事，可见真可易于常人的决断与气魄。
化铁归回虎丘后，真可即闭门读书，半年不出户。出家后，真可嫉恶如仇的个性并没有改变，见有出家僧众饮酒茹荤，便喝叱到：“出家儿如此，可杀也！”(注[8])使得该僧忌惮万分。此时的真可只不过是个出家不久的沙弥，由他所展现出的气势，可以看出他的威猛刚烈的个性，及是非分明的特质。真可刚烈的人格特质，不仅成为他不畏艰难的修道资粮，也展现在他日后教法的刚猛竣烈与单刀直入上；同时也转化成他对于社会人民的高度关怀，使他积极的投入大法的复兴，更以停霸残人害命的矿税为己任。
二十岁真可从讲师受具足戒。在常熟遇到相国严养斋，相国视为奇器。到嘉兴东塔寺，见有僧人抄《华严经》，跪看良久后，真可感叹的说：“吾辈能此足矣！”(注[9])之后便在武塘景德寺闭关读书三年。出关后回吴门辞觉，告知：“吾当去行脚诸方，历参知识，究明大事。”(注[10])从此，展开了他行脚的一生。
真可行脚甚勤，日行二十里，即便脚疼痛不堪，也以石砥脚继续行走。他所持的是相当精严勤勉的头陀行。在行脚参访的过程中，真可获益良多，他一生中几次重要的禅悟体验，便是在这一段时间受无名僧人的启发而得。(注[11])万历元年真可行脚至京师，遍参宿老，前后拜谒张家湾的暹法师、千佛寺的礼法师、西方庵的宝讲主等人。最后，又参访法通寺的遍融法师。(注[12])其中以遍融法师对于真可启迪最深、影响最大。(注[13])
在京师停留一段时间后，真可回虎丘醒明觉，不久又前往淞江，在淞江闭关百日。出关后，真可在吴县结识傅光宅、于天池遇管东溟。万历三年，大千润公开堂于少林寺，真可与巢林介如一同前往参叩。在堂上讲公案，见“以口耳为心印，以帕子为真传”，他深切的感叹到：“西来意故如是邪？”于是不复入座，立刻南还。在南还的途中，真可在嘉禾结识太宰陆光祖。(注[14])
在行脚修学的时期，奠定了真可一生的基础。他在三十岁左右，已是个甚有修为的僧人，同时行脚遍历四方，使他对禅门的弊病也多有观察、省思，种下兴复佛门的因子。而这一时期真可所结识的宰官俗众，如傅光宅、管东溟、陆光祖等人，在日后对于真可佛教的复兴工作，不论是在寺院的兴修或经藏的刊刻上，都给予很大的帮助。
三、入世时期
真可感叹道法凌迟，宗纲坠地，故以负荷大法为己任，积极投入佛教复兴的工作。
有见于明代大藏的稀少，及古板梵筴的笨重，真可在万历七年与陆光祖等人发愿刊刻大藏经，于万历十七年正式开雕于五台山。在刊刻的形式方面，一改传统藏经的梵荚装为方册本，以达佛法广布的目的。在经费的募化方面，真可更是坚持广募，以让天下众生得以布施、种善因。这部大藏，就是后世所称的《嘉兴藏》。除了大藏的刊刻之外，真可对于中国佛教事业的另一大贡献，便是寺院的兴复。他行脚所到之处每见古刹荒废、或为强豪所占，必定立志恢复。在明末，复寺的工作的进行十分艰辛，其中不仅包括经费筹措的困难，还牵扯到豪强侵占寺产的官司缠讼。尽管如此，真可由楞严寺始到归宗云居为止，前后还是复兴了十五座寺院。(注[15])
真可曾言他一生有三大负事：“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注[16])“老憨”是指憨山德清。真可与德清会晤于万历十四年，从此两人便结为知交。两位当代的佛门大师，一起为振兴法脉而努力。真可举凡刻藏、续修灯录、复寺等事都与德清共相商讨，甚至连身后事也嘱咐给德清。万历二十三年，德清被诬以“私创寺院”的罪名而入狱，后遭流放岭南。真可为营救德清，几度奔波于京城与岭南之间，并视营救的德清为自己出世最大的任务。对于德清，真可付出了足以流芳万古的友谊。(注[17])
对明末社会经济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矿税的征收。矿监税使对于人民极尽剥削与荼毒之能事，人民苦不堪言。(注[18])虽然身为出家僧人，但是怀著菩萨济世的精神，真可视停罢矿税为己任。当时南康太守吴宝秀因反抗税使被捕，其妻也因哀愤而投环自尽。虽然真可与吴宝秀素昧平生，但当他在匡山听闻此事后，便立即策仗前往京城，多方的调护；并入狱授吴宝秀毗舍浮佛偈，嘱咐颂十万偈后便可出狱。吴宝秀在持颂八万偈后被释出狱，对于真可无限的感念。由此事也可以看出真可对于忠良的爱护。
虽然吴宝秀已被释出，但是矿税并未停废，德清仍流放未归，续灯的工作也毫无进展。为了营救憨山与停罢矿税，真可积极的奔走于京城各界。真可曾经数次对弟子感叹道：“释此三大负，当不复游王舍城矣。”(注[19])此时真可心中所念、信中所写，也都是此三大负事；而这也为他种下日后罹害之因。真可反对矿税、营救德清的举动，遭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嫉妒与不满。弟子们皆知京城的情况对他相当不利，纷纷写信劝他离开。但真可表示：“吾当断发，已如断头，今更有何头可断！”(注[20])为了三大负事，他坚决的留在京城中。不幸的是，万历三十一年，岁次癸卯，妖书事件发生，真可被牵连入狱。
四、癸卯冤狱
妖书事件的发生，起源于神宗一朝的立储问题。万历二十六年时，就有人为郑妃所刻的《闺范图说》作跋，名为“忧危竑议”，言神宗有意废长立幼，并藉以讥讽郑妃。对于此事，神宗并没有深究，后以不了了之作结。(注[21])但五年之后，也就是万历三十一年时，尽管当时储位已立，然而又有“续忧危竑议”的出现。(注[22])史称：
续忧危竑议复出，……书托“郑福成”为问答，“郑福成”者，谓郑之福王当成也。大略言：“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欲更易之义。”词尤诡妄，时皆谓妖书。帝大怒。(《明史》，卷一百十四，〈后妃二．神宗后妃．郑贵妃〉，页三五三八。)
显而易见的，“妖书”乃是有心人利用王室之间的矛盾所作，意图在引发宫围的冲突与政治的不安。然而这件事之所以会在当朝引起大轰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朝廷各个党派都想利用此事来打击异己之故。但是何以身处佛门的真可会牵连入宫廷纷争之中？原因就出在于他写给沈令誉的书信。
沈令誉与真可同乡，同时也是真可的俗门弟子，因行医的关系与官场上的士大夫多有往来。妖书事件发生后，郭正域被诬以造作妖书之名而入狱，并牵连与他有深交之人～～沈令誉就是其中之一。锦衣卫在沈令誉家中大肆搜索，其中查获若干真可所写的书信。信中谈及营救的德清之事，文中说到：“牢山海印之复，为圣母保护圣躬香火。今毁寺戍清，是伤圣母之慈，防皇上之孝也。”(注[23])神宗和太后之间，本就因对立储一事有不同的见解而产生间隙；御史康丕扬获得此书之后立即上呈，神宗大怒。下令通缉，真可遂成为朝廷缉捕的要犯。(注[24])
十一月二十日时，真可已被东厂所盯，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潭柘寺被西司房办事逮捕入锦衣卫。十二月初二，王之祯审问真可来京的目的；初三再审，诘问何以制作妖书。初五由锦衣卫转送刑部。十四日拟罪，十五日司法定罪。在审理的过程中，刑部曾经对真可动用过仗刑。他在〈腊月十一日司审被仗偈〉中说道：
三十竹蓖偿宿债，罪名轻重又何如？痛为法界谁能荐，一笑相酬有太虚。
坐来尝苦虱侵肤，知解当年事有无？可道竹蓖能致痛，试将残？送跏跌。(《全集》，卷首，〈紫柏老人圜中语录〉，页六四一。)
明代仗刑极其残忍，被仗者不死即残。对于真可的受仗，吴彦先也曾说：“及其被讯，以衰残历诸刑苦，凡侍者皆心欲落，而师云闲水止，了无一事。”(注[25])可知刑部对真可用刑不止一次，而且极为残酷。然而真可毕竟是个刚毅有修为的人，不仅面对大刑不为所动，甚至还神色自若的为曹学程说法。《紫柏尊者全集》卷首中所收录的〈圜中语录〉就是当时的说法记录。
十二月十五日刑部宣布定案，真可被判有罪。真可是一个经年在外修头陀行的僧人，对于痛苦的忍耐程度必定超过一般人；且依他刚烈的个性又绝对不可能趋打成招。但从十一月二十九日真可被捕到十二月十五日判罪，期间只有短短的十五天。如此重大的案件，就这样草草的结案定罪，不仅可以看出明代政治的黑暗，更可以看出明代司法的草率。对执事者有意致自己于死罪，真可相当的失望，深切的感慨到：“世法如此，久住为何？”(注[26])他在〈十五日法司定罪说偈〉中也说：
一笑由来别有因，哪知大块不容尘。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橛花开不待春。(《全集》，卷首，〈紫柏老人圜中语录〉，页六四二。)
从偈语中不难看出真可对世法的失望，同时也透露出他不愿再住世的讯息。
真可说临化说九偈，遗言：“护持三宝，棱严径山刻藏事，可行则行，不可行则止。”(注[27])万历十二月十七日辰时，沐浴端坐，数称毗卢遮那佛而逝。曹直指听闻立即趋往榻前，大呼：“去得好！”真可复开双眼微笑道别，他曾说：“怕死不怕死，不在口硬。但临期出脱，看他便了。”(注[28])真可一生精进修持，强调对于生死的开破，临化他将死生的自在展现无遗。
癸卯冤狱造成如此令人遗憾的结果，推就其原因，客观的评析，除了明末政治的黑暗外，真可性格的刚烈应该也是一个极大的因素。
真可坐化后，待命六日，历经霜风尘沙的摧蚀，色身依旧神色不改。出狱后，弟子依照其遗言将之徒身浮葬在北京城西郊的慈慧寺外。万历三十二年京城大水，弟子担心真可肉身为水所化，开棺启视。但见真可肉身端坐如生，丝毫不为大水所害。弟子于是奉龛归径山。九月，供于寂照庵中，此即刊刻《嘉兴藏》的所在地。万历四十二年朱文宁礼塔知塔中有水，弟子法铠等人于是将真可龛移至开山。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由德清举行荼毗仪式。此时虽离真可坐化已十三年，然其肉身丝毫不坏，宛如在世。荼毗之后，留下无数的舍利。(注[29])十一月二十三日，灵骨塔于径山文殊台，世称紫柏塔。
真可一生以负荷大法为己任，不仅自己精进修行，同时更积极的投入刻经与复寺的宗教事业中；但是他并不以一代宗师自居，从未开堂普说，且虽有十余座寺院之兴复，也未担任过任何寺院的住持。在明末衰败的佛教环境中，真可树立了一个精进不懈、刚正不阿的人格形象。在明末四大师中，真可住世时间最短、著作数量最少，对后世的影响也不若其他三位大师来的深。而他之所以被尊称为明末四大师之一，根据释果祥分析认为有下列几个原因：一是他本身的禅悟经验深而行持十分严谨。二是他对当时的仕宦之事阶级影响颇大。三是他对于佛教慧命具有广大的使命感，倡导方册藏的印行，对于佛教文化的普及贡献良多。四是他入狱之后，仍能从容化众，及无寂坐化的生死自在。(注[30])审视真可的一生，释果祥的论断可谓相当中肯。
第二节真可的著述
一、作品集结
真可现存的著作有：《长松茹退》、《紫柏尊者全集》及《紫柏尊者别集》三种。其中《长松茹退》除了有单行本之外，又收录于《紫柏尊者全集》中。
真可很少刻意为文，除了《长松茹退》与书信外，其他都是随处弟子笔记。德清在〈紫柏老人集序〉中说道：
以自性宗通，故随机之谈，如千钧弩发，应弦而倒。无非指示西来的意，称性冲口，曾无刻意为文也。弟子辈笔而藏之者什一。(《全集》，卷首，页六一九。)
弟子贺郎曾说：“大师冲口而出，侍者愤腕疾书，犹苦不给。一纸既盈，如泉喷地，琅琅不停。”(注[31])三炬也曾说：“大师应机说法，随缘拈举，不假安排，俱从第一念中流出。惟其与人共鸣此事，原无意为文字语言。凡其所开示者，即令其人代书，书必随手携去，大师未尝再一寓目。故其中意旨，或多重复，即累字叠句，亦复不少。惜当时未有专掌书记者，微言妙义，散于四方矣。”(注[32])可知真可作品的集结，就有如《论语》的成书一般，是他平日应机说法、弟子各以所闻记录，日后再经集结而成。因此，在文辞上难免有重复与赘字的出现。而且这种平时各自记录，日后再行集结的方式，在资料的记录上也难免有重复，在汇整上多少也会有所漏失。
至于真可作品集结刊印的时间，德清在〈塔铭〉中说：“以师未出世，故无上堂、普说、示众诸语，但就参请机缘开示，门人缉之，有若干卷，梓行于世。”(注[33])德清〈塔铭〉作于万历四十四年，故知在此之前，真可的作品已经付梓刊刻。但是该书的卷数与内容则不得而知了。
天启年间又有弟子仲橐、润甫等人，收集江南诸护法的笔记资料，请德清校阅而成《紫柏老人集》十五卷刊行于世。(注[34])此集在弟子的序言中又有称为《紫柏大师集》者。在此之前，真可的《圜中语录》一卷也早已刻成行世。(注[35])此二书应该就是《明史．艺文志》中所录的《紫柏语录》一卷及《紫柏老人集》十五卷二书。(注[36])后又有金坛于氏合《圜中语录》与《别集》而成为十六卷，即是今日所见的《紫柏尊者全集》。(注[37])然而金坛合刻二者的十六卷本，并非是真可遗作之全。顾大韶在〈跋紫柏尊者全集〉言：
万历庚申岁，达老之徒澹居铠公，持《紫柏集》见示，予为校定二十卷。铠公携往庐山，今其本存亡不可知。然料难再赌矣。此金坛于氏所刻，不知谁删定，较予所定本，似有遗漏。(《别集》，附录，页一五二。)
由上文可知《紫柏尊者全集》在当时称作《紫柏集》。而其所收的资料，较顾大韶所定的二十卷本似有所缺漏，并非是真可遗留资料的全部，至于其间差异的详细情形则就不得而知了。
金坛十六卷合刻本出来后，崇祯甲戌年时，钱启忠、沃心甫以《全集》的卷帙大过繁重，又别摘四卷而为《紫柏老人集钞》。(注[38])后又有四明的陆符将之删定为四卷，名为《紫柏心要》。(注[39])此外，康熙二年(一六六一)钱谦益又另集《紫柏别集》行于世。钱谦益〈紫柏尊者别集序〉言：
金坛刻《紫柏尊者全集》已行丛林。此外有钱启忠《集钞》四卷，陆符《心要》四卷。按指禅师携吴江周氏藏本，乃尊者中年之作，白衣弟子缪仲淳、周季华、周子介，执侍左右，手自缮写者。余为荟萃诸本，取《全集》所未载者，排为四卷，名为《紫柏别集》。(《别集》，卷首，页八十九。)
故知《紫柏尊者别集》的编篡目的是在收集真可中年之作，取金坛刻本所缺者荟萃而成。而由上文也可以知道，金坛所刻的《紫柏集》至迟在康熙二年以前，早已通称为《紫柏尊者全集》。
虽然《紫柏尊者全集》与《紫柏尊者别集》对于真可作品已作了相当全面的收罗，然而今审《吴都法乘》(注[40])中所收录真可的著作及相关文章，但是仍有不见于《全集》与《别集》者多篇。可见《全集》与《别集》的资料亦有所缺漏。
二、作品简介
(一)长松茹退
《长松茹退》凡上、下二卷，是真可唯一的亲笔论述。《明史．艺文三》作德清，而《四库提要》作“可真”。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长松茹退〉条下言：
《四库提要》误作可真，《八千卷楼书目》因之。《明艺文志》则作德清撰，盖循《千顷堂书目》之误。原此书卷首题“真可憨头陀真可著”中自称憨憨子，德清号憨山，与真可同时，二人并有大名，而憨山较后，误认憨憨子为憨山，故题德清撰也。(页一六三。)
这项考证是可信的，因在《长松茹退》前不仅有“真可憨头陀真可著”的字样，同时也收有真可的自序。而在德清所撰的〈达观大师塔铭〉中，也曾提及真可有集名《长松茹退》一事。因此不论题为“可真”或“德清”都是错误的，《长松茹退》确实为真可的著作无疑。
“长松”是馆名，根据真可〈长松馆记〉的记载，长松馆位在浔阳城中高处，离庐岳不远，前后左右植有松树。此馆是江州邢懋颙、懋学兄弟为供养真可所建。(注[41])真可每过浔阳，多住于长松馆(注[42])，在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间(一五九三～一五九四)更有一段时间常住于此，《长松茹退》就是他在此时所写下的著作。刑懋颙在〈长松茹退跋〉中言：
乃合掌顶礼而白师：“……窃计众生，根钝如小子者不少，强为我著千万言，令彼顿根者有所解入，实觉山之云梯，苦海之宝筏。”师曰：“善哉！”遂意到笔随，不三日得百十有九章，自以为无当，目曰：“茹退”。(《长松茹退》(宝颜堂秘笈本)，卷末。)
据此以知，《长松茹退》乃是真可为邢懋颙所请，在三日之内所完成的著述。而其名为“茹退”则是自贬之意，真可在自序中说：“书曰：‘茹退’者，乃自贬，非自耀也。”(注[43])。关于“茹退”的意义，陈垣言：
“茹退”出《楞严经注》，牛粪也。王志坚《表异录》九，谓“《楞严经注》以牛粪为茹退，二字新”，其义盖取于此。《题要》以为出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不检原书，不知其误也。(《中国佛教史史籍概论》，页一六四。)
至于《长松茹退》的付梓时间，根据邢懋颙〈长松茹退跋〉的记年为“万历乙未正月上元日”，故知是书应在万历二十三年时已经刊印出版。《四库题要》注录的是“浙江孙仰曾家藏本”，此版今已不见。《长松茹退》今所留传之版本有二，一是万历年间的宝颜堂秘笈本，二是民国初年的石印本；而石印本亦是根据宝颜堂秘笈本所排印而成，故今所见之《长松茹退》单行本，均源自于宝颜堂秘笈本。
除了单行本之外，《长松茹退》也收入在《紫柏尊者全集》卷九当中。《秘笈本》中，每条以“憨憨子曰”开头，《全集》中则将之舍去，直录法语。(注[44])此外，根据刑懋颙〈长松茹退跋〉中言是书共收入真可法语一百一十九条，后世均因此说。但今审《秘笈本》与《全集本》中所收，较原统计数字计多出四条，实为一百二十三条。两个版本所收条数虽然相同，但是彼此之间仍能有所差异。《秘笈本》中所收一０九条作：
憨憨子曰：或谓古之民四，今之民六。而四六之中，为农力田，士也，工也，商也，僧也，道也。惟坐而蚕食，于世何补，去之可也。游食者尽去，不加税于民，国自富；不分力于民，兵自强。乃有国家者能事，岂可随愚俗而不即图之？嗟乎！天道好生，人道好争，争则不足，让之则有余。故文王之先，徙国让夷，周之所以兴也。子孙繁昌，周几千年。既周之衰，七雄五伯，俱以富强为能事，战功不已，胜败无常，以致周之元气丧尽。一旦并于秦，秦复并于汉，是时也。天下无僧，宗老氏者亦少，食者不多于今，而周之衰秦之亡，复谁尤乎？夫食者不患多，多而能为善者，多多愈善。善多庆积，上天祐之，六极不生，五福长盈。谓天下以此而贫，此短见薄视之言也，徒使达者捧腹绝倒耳。且万法惟心，贫富在业，业善则富乐，业不善则受贫苦。在上者能以此道风天下，则人人好善而恶恶，不待富强而天下自治矣。彼谓食者多，而农者少，天下所以贫，岂理也哉！(《秘笈本》，卷下，页四～五。)
此条《全集本》并没有收录。而《全集本》所收之第一二三条：
古有道战，德战，仁义战，智勇战。道战无心。德战怀恩，仁义战乃所以安天下之生也，智勇战乃所以强遂其志也。或有没巴鼻战者，不得无心而敌。敌则败，不得有心而敌。敌则败，畏败而不敢敌者亦败。噫，惟云门德山善战之帅也。(《全集》，卷九，〈法语〉，页七九七。)
也是《秘笈本》所无。此外，两个版本的编排次序也不尽相同。除了上述的差异外，《全集本》与《秘笈本》两个版本在其他文字上大抵都相同，文字意涵上也没有太大的出入。
《长松茹退》一书的内容广论生死、心性、情理等问题；并及儒释道三家的义理，旁征广引，强调三者之间的融通不悖。是书的形式为笔记体，每条或长或短，少则四五十言，多则三四百言；虽然只有上下二卷，一百余条，但是大抵已能表现出真可思想的主体。此书是真可生前唯一的论著，内容涵盖广泛，虽广征博引但不失简洁，一如他说法直截净爽的风格。
(二)紫柏尊者全集
《紫柏尊者全集》在《嘉兴藏》、《乾隆藏》与《卍续藏》中均有收入。《嘉兴藏》称《紫柏老人集》作十五卷，盖将《圜中语录》至于卷首，故实合《文集》与《语录》而成，但不变《文集》的卷数。故虽不称十六卷，实为金坛的十六卷本。《乾隆藏》与《卍续藏》中，均称作《紫柏尊者全集》。《乾隆藏》本有三十卷，《卍续藏》本则有二十九卷；两者系将德清所阅的《紫柏老人集》之十五卷析为二十九，而《乾隆》本将《圜中语录》录为第三十，《卍续藏》本则依照《嘉兴藏》本之旧例，将《圜中语录》至于卷首不另分卷。故三个版本所录的卷数虽然都不同，但实际上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紫柏尊者全集》是目前收入真可作品最全者，根据《卍续藏》本的次序，是书的内容如下：
卷首，除收入真可〈圜中语录〉外，还包括德清的〈塔铭〉与众人的序跋。
卷一至十，收入真可开示法语。
卷十一至十二，为解经之作，共计收有〈心经说〉等十一篇经解。
卷十三至十五，为缘起、疏、序、记、题、跋等文章。
卷十六至二十，收录佛家特有的拈古、佛赞与偈语等作品。
卷二十一至二十二，收录杂文，包括杂说、字说、解易与铭传等。
卷二十三至二十四，为真可与僧俗书信的集结。
卷二十五至二十九，真可韵文之作，形式包括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与歌行等诗体。
(三)紫柏尊者别集
《紫柏尊者别集》在康熙二年时，由钱谦益篡阅、径山寂照的契颖付梓而成。是书刊刻的动机是在补《全集》资料所欠缺者，共计有四卷，卷末附有附录。各卷内容如下：
卷一，收录钱谦益〈紫柏尊者别集序〉，以及真可经解、疏记、序跋、祭文等杂文著作。对于真可思想的研究，提供了补充的资料。
卷二，是赞、偈、诗等作品的收录。
卷三，收录真可与师友间的信札。这些丰富的书信资料，不仅说明了真可与师友之间的交往情形，同时也是研究真可生平与思想的重要资料。在与冯开之的二十三封书札中，其中有一封留存有“癸卯三月初七日”的注记，这一年正是真可灭度之年，书信中真可历陈一生的志向与对生死的看法，深沉痛切，将自己的心路历陈无遗。(注[45])
卷四，是真可对于弟子信众的开示记录；卷末附其所定的〈礼佛仪式〉，仪式中礼敬一切诸佛菩萨、诸宗尊者，是他融通诸宗思想的最佳说明。(注[46])
书末的附录，则收录了当时有关真可著作的序跋文，对于了解当时真可作品的刊刻与流传情形，具有很大的帮助。此外，尚录有〈东厂缉访妖书底簿〉是当时东厂审理真可牵涉妖书一案的记录。此一资料原为当时的司理陈矩家所藏，是相当珍贵的第一手实录；文中不仅将真可在狱中从容应对、不激不挠的精神展现无疑，同时也是研究明末妖书事件及明代司法审理的重要资料，故将其重新电脑打字排版附录于正文之后。(注[47])
三、作品风格
真可作品最大的风格在于文字的精简切要。真可说法不迂回矫饰，明白简要，直探问题的核心。同时由于他学行的圆融，使其文字并不会因直截而显枯燥，反有一股净爽遒劲的风格。真可的个性刚直，其与人言不论对方的身份高低，言语都直接了当，当下棒喝，往往令闻者汗湿泠然，具有相当大的启示作用。智旭就曾说：
《紫柏集》点完，……今观其法语，精悍决裂，犹足令顽夫廉，懦夫立，柔情魅骨，不觉冰消瓦解。幸细细留心，必羹墙寤寐见之。(《灵峰宗论》，卷五之二，〈书二．简韩茂贻〉，页一０九五九)
真可的人格形象及其文字独具的特色与感染力，这应该也是从天启至康熙短短的四十余年间，他的语录、文集就有数种版本、付梓多次的原因。
真可的说法尚简、尚洁，其散文文笔清晰自然，不假任何的矫饰与文采而自成风格。同样的，在韵文文体的运用上，也有极佳的表现。在《紫柏尊者全集》中所收录的韵文，除了佛教常用的赞、偈外，还包括一般的诗体，其中五言古诗有六十二首，五言律诗六十四首，五言排律一首，七言古诗八十首，五言绝句五十六首，七言绝句三百三十七首，歌八十二首。不仅在形式上的运用极具变化，同时在数量上亦相当的丰富。而内容上则包含了说理、写景、咏怀、吊亡等等，取材也极为广泛。以下兹引数例，以说明真可的诗风。
〈瀑布〉：谁家千尺素丝抽，高挂云端永不收。已悟源头来处远，肯将脚根混常流，从他妙手应难剪，许我闲分心自投。此去地当归大海，带看波浪波天浮。(《全集》，卷二十六，页二十二。)
〈双剑峰〉：雌雄谁把插丹霄，实有光芒拂斗梢。若使老僧拈起用，世情碾断没丝毫。(《全集》，卷二十七，页三十一。)
〈九江舟行〉：春风杨柳问前途，南北关山万里孤。一片明月照江水，此时心事有中无。(《全集》，卷二十七，，页四九。)
〈泊湘中〉：日暮停舟处，苍茫古渡西。云霾江上月，雨湿客中衣。行旅乡音异，邻船灯火微。故山千里隔，迢递不胜悲。(《全集》，卷二十五，页一０。)
〈吊无边师〉纷纷桃李锁寒云，桂折秋风不忍闻。莫使余香飘涧底，暗随流水出前村。(《全集》，卷二十七，页三０。)
〈瀑布〉与〈双剑峰〉二诗中所表现出的磅礴气势，正是真可刚猛性格的最佳写照；〈九江舟行〉中蕴含的是无限的禅味；而〈泊湘中〉与〈吊无边师〉则是真可怀乡、怀友的心情体现，细腻而真挚。不论是何种诗体、内容，真可都有著极为出色的表现。真可的诗才在明末的僧侣中是相当特出、少见的。他随手拈来即佳句的诗才，对于他和江南文人的交游具有极正面的影响力，这点由《全集》、《别集》中所收录一定数量的赠别唱和之作可以得到说明。(注[48])审视自己在诗文上的表现，身为一个禅者真可也曾经感慨到：“恼乱禅心魔是诗，怪将岁月废浮辞。”(注[49])
真可的文字，不论是散文或韵文都可谓相当的出色。
第三节真可的宗教志业
真可一生以重振法脉、复兴大法为己任。除了表现在他的思想与教法外，更具体的工作则是付诸于方册藏的刊刻与寺院的复兴。本章即拟以“嘉兴藏的刊刻”与“寺院的兴复”两部份做为探讨，以明真可的宗教事业及其贡献。
一、嘉兴藏的刊刻
(一)刻经缘起
《嘉兴藏》有很多别称，以该藏的发行机构在嘉兴楞严寺，因此被称为《嘉兴藏》或《楞严寺藏》；依其装订形式称作《方册藏》；以正藏的刊刻年代作《万历藏》；依主其事者称《密藏本》；又该藏传至日本，被日人称作《支那藏》或《明藏》。该藏别名之多，实为诸藏之冠。目前学界一般称作《嘉兴藏》。
在《嘉兴藏》之前，明代官刻的汉文大藏经前后共有《南藏》二刻及《北藏》一刻。此外，尚有明代中业私刻于浙江省武林的《武陵藏》。既然明代大藏经前后计有四版之多，再加上宋元刻板之遗，明末又何须有重刻大藏之议？审其原因乃是因为：当时宋元的版刻多已散佚，虽有《南》、《北》二藏，然而《南藏》以梵筴为形式，印价极为昂贵，且其版久印漫涣，几乎已不能成读；《北藏》版本虽较为精审，但存于宫中请印甚为不易；而民间所印的《武林藏》在当时也早已不传。因此梵刹藏有藏经者，若不是朝廷诏赐，就连庐山之流的著名丛林，也无力为之。基于这些原因，于是有重刻大藏之议。(注[50])这是刻藏之议兴起的外在因素，内在原因则是希望透过看经研教风气的提倡，以挽救明末禅门狂疏的弊病。(注[51])基于内、外两个因素，有志于兴复佛法大业之士，于是有了刻藏之议。
最早倡议刻藏的是袁了凡，早在嘉龙年间，他就有必须重刻大藏的意识，并且希望能易梵筴为方册以广为流传。这个想法同时也得到了幻余法本的赞同，但是因感于刻藏工作的困难，并没有付诸行动。法本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注[52])
万历七年真可访云谷，正好法本也在此。法本提到了刻藏之事，并感慨众生以财为命，事恐难成。真可闻知后，便积极的鼓励法本发愿刻藏，同时并表示愿意总其事，负担刻藏之责：“子急图之，勿自歉。老汉虽不敏，敢为刻藏之旗鼓。”(注[53])万历十年，密藏道开问道于真可，听闻真可、法本等有刻经之愿，即表示愿意担负此事。于是真可、法本、道开、袁了凡、冯开之等人便定下刻藏之盟，刻经的志业由此展开。
万历十一年，道开即周历江浙诸山，选择刻藏的场所。十二年，管志道订下“检经会约”以为校刊的标准。十四年，道开走长安等地募施，并得居士陆光祖、冯梦祯、瞿汝稷等人的赞助。同年秋天，真可与道开赴牢山访德清，并与憨山订下盟约。刻藏之事于此大致底定，万历十七年大藏正式开雕于五台山。
《嘉兴藏》得以顺利的开雕，是集合僧俗各方的大愿力所共同促成。僧俗二众秉持著极高的宗教热诚及庄严神圣的态度以推动刻经事业，这种精神在他们所撰的〈发愿文〉中展现无疑。(注[54])在《密藏开禅师遗稿》卷首中尚有“刻大藏愿文，手卷存之径山。另录此筴留吴江周季华处，俟藏事告成，附刻藏缘起于后。愿力深广，定有继起肩荷者，无虑其不克终也。道开谨书为左卷，本师和尚同开之、仲淳两居士证明。(注[55])”的记录，足见当时态度的慎重与庄严。而这些刻藏者所表现出来的热诚与情操，也是感召后继者不畏艰难，前仆后继的投入，使《嘉兴藏》虽几经波折，但终能圆满成就的原因。故本节之标目作“志业”而不称“事业”。
(二)资金的募集与板刻的形式
刻藏工作的推动，资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当初袁了凡、法本迟迟没有行动的主要原因。依据当时的估计，整个刻藏的费用约需要三万金左右。(注[56])如此庞大的费用，除了参与发愿之人长期资助外，其他就必须对外筹募。至于筹募的方式当时有两种意见，一为广募，二是重点集资；真可主前者，而于玉立主后者。于玉立〈刻藏缘起〉言：
方二师起愿时余固筹之，念众生苦恼弗复可忍，而沾濡法润永息苦轮，得早一刹那为快。然凭虚责实，盖难为功。普于为缘，则又晚也。遂愿盟诸吴中法侣，为倾赀亟其成。闲以请之吾达观师，师咈然为叹，谓：“是最胜佛事尔，何得以格量心当之。夫一毛之施、一饭之供，终不坏灭。况以资才振法鼓，则两施圆收，故于是而或一滴一尘一愿一力，微而至于一赞叹。又不然以至于无心而闻有意而谤，即一大藏教未畅波澜，而众生八识田业已大有是事。奈何以无边因作狭劣想乎？”则定策广募。呜呼，玉立主张速成，吾师主张广募，是果同耶？别耶？(《明径山方册本刻藏缘起》，页二十五～二十六。)
于玉立主张重点募集，意在尽速完成。但是真可主张广募，愿在广结善缘，令见闻者随缘捐赠，使众生共成善法。真可在〈刻大藏经疏〉中也说：
力微而满愿为艰，事胜而资檀须普，或十函五函，量缘而襄刻，或一部两部随意而乐成。大地慈云，普天甘露。……流通大藏，希觏胜因，或贵或贱，共成坚固之源。(《全集》，卷十三，页八六四～八六五。)
真可是当时刻经的领袖，又是于玉立的皈依师父，因此最后是定以广募的方法筹措资金。广募之法虽然较费时日，且生变因素较多，然而若就宗教事业的精神而言，广募的确是比较合乎佛教布施的法意。既然决定广募，于是众人各撰有劝募文字，以呼吁鼓励当时僧官百姓共襄盛举。后合刊这些劝募文字成《明径山方册本刻藏缘起》一书。
《嘉兴藏》在刊刻之初，有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是将装订法式以方册易梵筴。(注[57])“不若易梵筴为方册”的想法，在袁了凡构想刻藏之时就已提出。虽然明中业的《武林藏》已采方册形式，但是这种方式仍未被一般大众所接受，且当时所传的武林本也不多，一般人仍习以梵筴为佛经。因此以方册易梵筴的想法，在刻藏之初就被提出质疑，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梵筴不尊重”。关于梵筴与方册的优劣，在《明刻山方册本刻藏缘起》中有多篇文章讨论到此事。(注[58])综合各家之说可以得知，梵筴的形式较为庄重，即便是后来线装形式出现，佛经也仍旧采用梵筴形式制版。然而梵筴却有其缺点存在，在用纸上要较方册多出百分之五十以上，再加上前后的硬板封面，重量更不止于方册的两倍。因此梵筴不论是在印制成本，或运送费用都较方册高出许多。且由于梵筴印制不易、形式庄重，往往被深锁与大柜之中，反而不得其用。梵筴的缺点正是方册的优点，在方便流通、广宣佛法的理念下，于是有改梵筴为方册之议。虽然方册有如许的优点，但在当时一般都以梵筴为尊的因袭观念下，实很难突破。此由当时倡刻藏经者，不断在文中提及梵筴与方册之优劣、倡方册本之说，就可以知道在当时定有很多人持不赞同的意见。德清〈刻方册经序〉中也提到：“方册类俗谛故以流通为大方便，第恐执梵筴而致疑者烦频。”(注[59])
而扫除众人异议，易方册为梵筴的重大决策者就是真可。真可〈刻藏缘起〉言：
开公曰：“易凡筴为方册，则不尊重，无乃不可乎？”予破之曰：“金玉之尊重，则不可以资生；米麦虽不如金玉之尊重，然可以养生。使梵筴虽尊重，而不解其意，则尊之何益？使方册虽不尊重，以价轻易造，流之必溥，于普万普之中，岂无一二人解其异趣者乎？……易梵筴为方册，则广长舌相，又殊盛万万倍矣。子何不智若此乎？”是道开闻予言，涕泣俱下……(《全集》，卷十三，〈刻藏缘起〉，页八五四～八五五。)
这段记载与道开〈刻大藏发愿文〉中所言他在访真可之初就有以“愿毕此生命，募刻方册板，广作流通(注[60])”之说有所差异。在真可的记载中，或许是道开为众人的疑惑所问也不一定。然而无论如何，可以得知在易梵筴为方册的大变革中，真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诚如真可所言，尊重与轻贱只不过是在翻覆手之间而已(注[61])；就今人的眼光而论，方册本也不见得就有轻贱之意。再者，明末的社会局势并不稳定，资金筹措并不易，且又有战乱之虞，的确有易方册为梵筴的必要。再者，方册本不仅造价低廉较易流通，读者在阅读、保存上也较为方便。事实证明真可的见解相当的正确，今日大部头的经藏一律都采取方册形式，只是易线装为胶订而已。佛经之以梵筴易为方册的重大变革，不得不归功于真可。
(三)刊刻的经过
万历十五年，刻经的前置准备工作大抵都已经就绪。十七年择五台清凉为刻场，大藏正式开雕于妙德庵。以道开总其事，幻余、幻居、如奇等人为之襄理。二十一年，大藏开雕第五年，藏板已完成百卷。然而因刻所地处北方，冬季既长且寒，刻藏工作进行的相当困难，故有南迁的计画。当时，真可已兴复径山的寂照庵，于是刻藏工作整体南迁至径山。往后刻藏的工作就在径山进行。
真可是刻藏事业的精神领袖，实际执行的负责人则是道开。万历二十九年前后，京城风声鹤唳，道开为了劝谏真可称病刺血隐去，刻藏之事由幻余接替。幻余法本不久即迁化，继而由法铠主其事。本来刻藏的工作预计十年可以完成，然而在历经刻场迁移、人事更迭后，在大藏开雕之后的第十三年，仅完成不到全藏的一半。(注[62])刻藏工作之艰辛与困难，实在不是当初所能预料的。所幸尚有些支持著，继续维系著这个工作，使得刻藏之事不致中断。
万历三十一年，真可因妖书事件坐化，此时刻藏之事并未完成。万历三十八年，真可的关门弟子法铠重回径山主持刻藏之事。为解决径山潮湿，经板容易腐朽的问题，法铠与吴用先等人重兴冯梦祯之议，复化城寺为下院以安置藏经板。(注[63])法铠示寂于天启元年，刻藏工作由幻余的弟子接续。自从真可迁化，刻经志业失却了精神领袖后，整个刻藏工作可以说已经处于半停摆的状态。刻藏不复集中在径山，随施散刻在嘉兴、吴江、金坛等地，且未刻者也懈怠不前。这种情况一直到崇祯十五年，力根出后情况才获得改善。观衡的〈刻方册藏经目序〉中言：
自紫柏老人去后，四方刻赀归聚亦微，因就施者之方任力刻之。于是四方有道力者随讨未刻名目，同式就梓。自癸卯至壬午岁，将四十年，梓未虚日，其事犹未竟。已刻者不及归山，未刻者懈不速完。爰有力根上座……慨紫柏老人未尽因缘为佛祖慧命所系，不觉泣泪流涕，矫首叹曰：“……紫柏老人未尽之愿，乃吾未尽之愿。自己未尽之事，不勇猛于前又待谁焉！”……(力根)策杖遍讨径山嘉兴吴江金坛诸处已刻成者，某某经律论、某某(《明径山方册册本刻藏缘起》，页六十二。)
利根于是四处收集所有已刻成的经板，根据统计当时已完成者有十之八九，未完成的仅剩十之一二。历经法铠、力根等人的努力。《嘉兴藏》的正藏部份终于在弘光元年全部完成。(注[64])此时真可已坐化三十一年，离藏经开雕的时间已过五十七年，而距离当初的发愿更已过了六十七年。(注[65])
(四)真可对《嘉兴藏》的贡献
真可对于嘉兴藏最大的贡献在于“发轫”之功。先前袁了凡、幻余、道开等人虽然都有意识到刻藏的必要，但囿于刻藏的困难都没有付诸实行。真可刚猛精进、勇于承担的性格，使他认为刻藏既然有其必要性，就应该不畏艰难的去实行。于是他发愿、倡导刻藏。真可在当时已是极具声望的高僧，由于他的倡议，得到了众多宰官的支持；当日支持刻藏事业的宰官，如陆光祖、冯梦祯、于玉立及瞿汝稷等人大都是真可的信众。由于真可的倡导刻藏志业才得以顺利的展开，而他也是整个刻藏事业的精神领袖。
对于刻经工作，真可有著两个重要的决议，一是：以方册易梵筴；二是，以广募聚资。如同前文所述，如果没有真可的坚持，方册之议极有可能无法付诸实行。真可的决议，使得经藏在装潢的方式上有了革命性的改变。这使得印制的经费大大的降低，价目低廉在流通上自然较为广泛。楞严寺在刻大藏后，成为佛经流通处，使有志于佛道者，有了请购经书之地。且《嘉兴藏》并不是在全藏完竣之后再发行，而是一边印制一边发行，提前了传法的目的。《嘉兴藏》的刊刻、以方册代梵筴，相信对于佛法的广被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经藏的流通主要是在真可坐化之后，但这无疑是真可的遗泽。而真可不求速成、以广募的方式筹措资金以与天下人结缘的精神，更是与菩萨利益众生的精神同出一彻。
虽然大藏尚未完成真可就已坐化，但是因他的精神而有力根的发愿；在力根的愿力下，延宕多年的刻藏之事，终于得以圆满成就。真可不仅在世时是刻藏志业的精神领袖，即使在坐化后，他的愿力亦是整个刻藏事业得以成就的主要原因。虽然目前一般在讨论《嘉兴藏》时，多著重于《续藏》与《又续藏》的史料价值，但是《嘉兴藏》在当时所负起的时代性责任，以及真可对于《嘉兴藏》的贡献仍是不容忽视的。
二、寺院的兴复
除了大藏的刊刻外，真可对于中国佛教的另一大贡献即是寺院的兴复。德清〈塔铭〉中称真可：
独以荷复大法为怀，每见古刹荒废，必志恢复。始从楞严，终至归宗云居寺，重兴梵刹十五所。(《全集》，卷首，页六三二。)
真可一生所兴复的寺院，包括浙江嘉兴楞严寺、浙江径山的径山寺、北平房山的云居寺等大小寺院。对于佛教的兴复志业，真可可谓不遗余力。以下择要叙述真可所兴复的寺院，以明复寺过程的艰辛。
(一)楞严寺
楞严寺位于浙江嘉兴，是真可所重兴的第一所寺院。关于楞严寺万历二十八年叶秉静等人所修《嘉兴府志》记载到：
楞严寺在郡治西北二里。宋嘉祐八年，檀越钮咸舍地创建。熙宁间，永智法师在寺讲《楞严经》，有瑞云现，蔡丞相书“楞严”二字宜之，遂以楞严为名。元末兵毁。洪武初，僧善修复兴，嘉靖中废，万历中复建禅堂。皇太后遣内臣赐藏经五千卷。(引自《嘉兴府志》(万历二十八年版，《中国民俗志》，第一辑，第十五册，卷之三，页三。)
楞严寺是浙西相当有名的禅寺，它是昔日北宗华严僧长水子璇(九六五～一０三八)的疏经处。《嘉兴府志》的记载，大抵说明了楞严寺在万历以前的兴败情形。而文中所谓的“万历中复建禅堂”，即是真可与道开等人的兴复之功。
根据记载，楞严寺在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年)时，因为倭寇侵犯浙西而毁。寺毁之后，地为陈侯等富豪所侵占。真可参访楞严寺，见到往昔的佛教圣地竟变成庭台楼阁，相当的感慨。他有〈过楞严废寺〉三首，其一云：
万花丛里画楼新，玉女凭阑天上春。明月一轮帘外冷，夜深曾照坐禅人。(《全集》，卷二十七，页三十四。)
在感慨楞严倾废的同时，真可也兴起了复寺之念。复寺的工作以道开总其事，陆光祖、陆云台兄弟等人为护法，并有冯开之、袁申仪等人的响应。万历十二年七月开始动工兴建方丈禅寺，次年二月禅堂斋厨等也告完工。禅堂竣工，真可题联云：“若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如能护念，骂佛犹益真修。”(注[66])并以椎刺辈，血书于楹上。从此，楞严寺有了复兴的基础。道开亲订〈楞严寺规约〉与〈楞严寺禅堂规约〉，严格规定寺僧的生活，以清丛林腐败的形象。然而楞严寺主要的佛殿并未兴复，且资金也有短缺之虞，于是真可有〈楞严寺五十三参长生殿缘起〉及〈重建嘉兴楞严寺佛殿疏〉之作，以倡导长生殿与正殿的筹建。(注[67])
虽然有真可的倡导与诸法侣的护持，但是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因为当初和侵占寺产的陈侯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协调。陈侯应是迫于众人的压力而离开，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就在禅堂落成，大殿劝募工作积极展开的同时，陈侯上诉官府，使得大殿兴建的工程不得不停止。楞严寺兴复的工作也在万历十三年中断了。明末的诉讼旷日废时，楞严寺寺产的官司一直迟迟没有解决。在缠讼二十多年后，楞严寺才终于得以完全的兴复。德清在〈塔铭〉中言：“竟修复，盖师愿力所持也。”(注[68])由德清用“竟”字，可见楞严寺重兴之困难。
(二)云居寺
云居寺位于河北房山县西南云居山东峰，又称石峪寺。隋代大业年中，静琬(？～六三九)于此凿石刻经；静琬迁化后，弟子建琬公塔院。石经历经唐、宋、辽、元等朝的刊刻，大抵已完成藏经十之五。明代在洪武年间，政府曾经对房山云居寺和石经进行考察、保护和修理；成化年间，信众也曾对于云居寺与石经尽过维持之力。但是到了万历年间，云居寺又趋于衰落。(注[69])
万历十六年真可游云居寺，一见琬公塔就挥泪如雨，如见父母。(注[70])对于静琬刻经为石、永续法脉的大愿力，真可相当的感佩。(注[71])但是此时的云居寺以已复存在，寺产早被寺僧卖给富豪之家。对于云居的倾颓，真可一直耿耿于怀。万历二十年四月真可由五台来京城潭柘寺，慈圣皇太后特派陈儒、赵斌等人致斋供养。五月陈儒与真可、道开等人游石经山雷音窟，意外的在窟中发现三颗佛舍利。对于这项重大发现，德清在〈涿州西石经山雷音堀舍利记〉中有详细的记载：
五月庚申朔，十二日辛未，师携侍者道开、如奇，太仆徐琰等，至石经山雷音堀。堀乃隋中业，静琬尊者刻石经所。师见窟中像设拥蔽，石经驳蚀，因命东云居寺住持明亮，芟刈之。是日光烛岩壑，风雷动地。翌日启动中拜石，石下有穴，穴藏石函，纵横一尺，面刻“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计三十六字。内贮灵骨四五升，状如石髓，异香馥郁；中有银函方寸许，中盛小金函半寸许，中贮小金瓶，如胡豆粒，中安佛舍利三颗，如粟米，紫红色，如金刚。开侍者请至师所，师欢喜礼赞。(《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二十二，页五二三～五二四。)
在发现佛舍利后，真可立刻以书信告知赵斌，并请奏慈圣皇太后。太后知悉此事后，慎重的斋宿三日，将佛舍利迎入慈宁宫供养三日。之后仍然依其旧，并出五十两银，在银函外面加玉函，玉函外再加一个大石函，送回原来的洞穴安置。真可用太后的供养，外加杨廷、徐法灯等人的赞助，将琬公塔院自富豪手中赎回，云居寺于是得以重复。
云居寺在赎回后，复寺的工作并未就此全部完成。真可与诸信众法侣，陆续的为禅房、大佛殿、佛像等兴建工程四处奔走、劝募。(注[72])在复寺工作完成后，真可还特地召东、西云居两寺的僧众，授以毗舍浮佛传法颂，要寺僧能严守戒律、永续佛业。(注[73])可见真可对于云居寺的重视。
(三)其他寺院
对于真可所兴复的其他寺院，以下则就《全集》与《别集》中所记载，并参以其他相关资料，作一简单的叙述。
１寂照庵寂照庵在径山，也就是后来藏经的刻印场所，因其位于嘉兴，故大藏又称为《嘉兴藏》。对于寂照庵的兴复《径山志》言：“寂照庵，在寺北五峰之背，四十八代瑞禅师塔全身于此。万历甲午，房僧欲弃此地他去。陆光祖、冯开之诸公，因捐赀置以供紫柏大师。遂为密藏、幻于二师刻藏道场。及澹居铠公嗣二师在此最久。后以恢复化城，下山请字光皋公代焉。”是知寂照庵乃陆光祖等人共同捐资供养真可之所，兴复的时间在万历二十年前。约在同时，又有放生池的重修。(注[74])后于玉立、谬希雍等人又捐资买山一百四十亩，以为寂照寺产。径山寂照也是真可最后归塔处，谬希雍〈请自光师住寂照书〉言：“敬启双径寂照，乃本师真可大所恢复，以为刻经道场之所也。既而藏公见刻场于兹，今藏板在焉。伺候某辈请澹居师兄来主刻场，驻锡寂照。后直本师迁化，留偈谶记云：‘怪来双径为双树，贝叶如云冷自屯’始悟本师欲归骨此山，与刻场相始终也。”紫柏塔，就在寂照文殊台。(注[75])后弟子法铠等人复化城为藏经所，继而又复径山万寿禅寺。
２积庆庵积庆庵，在嘉兴县东四十里，建于宋咸淳毁于元末。明嘉靖、隆庆间均有重建。万历二十一年，真可与陆光祖同游此地，见正殿墟荒而起兴复之念。真可〈积庆庵缘起〉一文言：“积庆之兴废成败，譬夫水之兴波，波之复水耳。虽然道人愿诸贤豪君子，舍梦中财，……则积庆瓦砾荆榛，琅玕古木，皆诸君广常舌相也，敢不勤之。”(注[76])次年，由陆光祖等人共同出资兴建，并置田亩以为寺产。关于积庆庵的重修，可见于《嘉兴府志》的记载：“万历己卯，五台陆公复修殿，左起禅堂三楹，伯子基忠前起三门二盈，后起竹亭一座，名曰‘绿雪亭’，伯子基恕捐置田亩。”(注[77])
３邓尉圣恩寺邓尉圣恩寺位于苏州，根据〈寺志〉的记载，真可在万历年间入山，见寺院荒落、殿宇倾颓，于是有兴隆之念。寺本有巨钟，嘉靖年间为力者所移去；真可以邓尉荒凉乃因名器失守所致，于是倡议铸钟建楼。期间得昙旭、冯梦祯、瞿汝稷、吴应宾等僧俗的协助。当时为劝募所作的疏文，今都收入于〈邓尉圣恩寺志〉中。真可有偈曰：“沿门乞得万斤钟，次第灵文铸七重。一撞一声经一部，天寒莫怯五更风。”(注[78])
４圣寿寺圣寿寺位于吴江，真可有〈吴江圣寿寺〉及〈过圣寿寺三首〉诗四首，诗中盛赞吴江的景致以及感慨圣寿寺的倾颓。后来，圣寿寺有了兴复的机缘。真可〈吴江圣寿寺缘起〉言：“吴江圣寿寺，肇迹吴赤乌年间，今数百千载嵬然独存于荒废之余。赵宗伯闻而惜之，适与道人及此因缘，为之创五百人缘，集兹盛事。”(注[79])在真可的劝化以及赵宗伯等人的资助下，圣寿寺终于得以重复。
５归宗寺归宗寺位于江西庐山南麓，建于东晋，极盛于宋代太平年间。然而到明末真可前往参访时，归宗寺已不复存在，只剩一株古松而已；且这棵古松已由寺僧的手中卖与樵者，并早已砍折过半。真可于是发愿树长寺复。德清〈塔铭〉中记载到此事：“(真可)至匡庐，寻归宗故址。唯古松一株，为寺僧售五斗米，匠石将伐之。适丐者廉而乞米赎之，以之存寺迹。师闻而兴感，其树根底，为樵者剥斫过半，势将折。师砌石填土，咒愿复生，以卜寺重兴兆。后树日长，寺竟复，其愿力固如此。”(注[80])在《庐山志》中亦有真可复生松的记载。归宗寺之复，德清与《庐山志》中都胜赞真可之愿力。而神宗颁赐真可的藏经及诏谕，后也都藏于该寺。(注[81])
６径山寺真可相当钟爱径山的山水，不论是在〈登天目径山作〉或〈登径山歌〉中，都极赞双径景致的雄伟。在径山除了寂照庵之兴外，真可晚年又有径山寺佛殿之复.此事见于〈径山佛殿缘起〉一文：“比幻居讲主，作径山僧引进导师，不远千里，来曲阿见老汉曰：‘径山众上人某，曾引渠跋涉燕山，请开藏主，并祈旁鼓修殿严像，藏主已诺，会病未至。蒙大师代以幻余本公，今复迁化。……今更强来礼和尚，所愿不惜弹指，震大法雷，破众生痴梦，成就如上胜事。’”(注[82])真可此时在曲阿，本没有意愿至径山主持大事，但是在比幻、王内翰、于比部等人的乞请下，终于还是出山主持径山寺之复。根据文中得知径山寺之复在幻余迁化后，此时已在万历二十九年以后，而真可坐化于三十一年，故径山寺应是他生前最后复兴的寺院。
此外《全集》中所收录相关于寺院募疏的文章还包括〈山东东昌府铁塔隆兴寺化缘文〉、〈楞伽山寺大藏阁缘起〉、〈芦沟桥资福庵募资常住地疏〉、〈姑苏华山寺募缘疏〉、〈募修天池寺山门疏〉等，又〈本空上人住西庵饭僧疏〉一文中有华严庵之兴，故知真可至少还有隆兴寺、楞伽山寺、资福庵、华山寺、天池寺、华严庵等寺院的兴复。(注[83])加上前文所述楞严寺、云居寺、寂照庵、积庆寺、邓尉圣恩寺、圣寿寺、归宗寺、径山寺，以及真可在世时就已倡议的化城寺之复，共计是十五所，即德清在〈塔铭〉中所说之数。然而德清对于其所言的十五所并没有作详细的说明，甚至连寺名也没有列举。因此本文所言是否确为真可所兴复之十五所寺院，亦或有德清不知者或德清知而不见记录者，则不敢妄言。
在真可所兴复的寺院中，本文特别详述楞严寺与云居寺之复，原因乃是在于：楞严寺日后为经藏刻疏请购之所，对于佛教的传播有极大的贡献，且真可迁化后也塔于径山之故；而云居寺之复则因此地为中国历代石经刊刻之所，真可于此地发现佛舍利，意义非凡；故本文详述此二寺院之复而略述其他。
从上述可知，真可在复寺时除了要面临资金筹措的困难之外，还包括许多寺产为强豪所占、官司缠讼难了的案件，足见复寺的艰辛与困难。而从真可的劝募疏文中也可以发现，他虽然有江南宰官居士的赞助，但是文中多有广募之意，这和他广募大藏经刊刻费用，具有相同的意义。
除了大藏经的刊刻与寺院的兴复之外，真可对于佛教志业的投入，还包括了募写刊刻佛像道影、募化供佛油、饭僧资的劝化，其他佛典如金刚经白文、智证传、应庵和尚语录、石门文字禅的刊刻等等。凭著是一股宗教使命感，真可对于复兴大法可谓不遗余力。
第四节真可的交游
一、真可与师友
真可一生几乎都是在行脚与参访中度过，除了受度的明觉之外，真可称呼为“师”、“老师”的尚有素庵、遍融、无边、法界等人，其中以遍融对他的启迪最大。明末的僧侣相当活跃，彼此之间的往来也甚为频繁。再往来的诸法侣中，真可与憨山德清最为相契。故以下分别叙述真可与明觉、遍融、德清之间的情谊。
(一)明觉
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真可在苏州闾门遇到虎丘寺僧明觉，这个相遇改变了真可的一生，是年他十七岁。德清〈塔铭〉中记载了两人的相遇：
行至苏州阊门，天大雨，不前。偶值虎丘僧明觉，相故盻，觉壮其貌，知少年不群，心异之。因以伞蔽之，遂同归寺，具晚飧，欢甚相得。《全集》，卷首，页六二六～六二七。)
因为明觉的接引，使真可有出世的因缘。次日，真可就毅然在明觉座下剃度出家。关于师徒两人的因缘，真可在〈记法通寺遍融老师文〉中言：“自吴门遇觉公，弃书剑从染剃。”(注[84])又〈礼石门圆明禅师文〉有：“不谓吴门枫桥中，承轮道人一伞之接，雨渐而为甘露。”(注[85])文中有称“觉公”也有称“轮道人”者。幻轮《释氏稽古录续集》称：“(真可)遇虎丘慧轮出家。”(注[86])而德清塔铭则作“明觉”。依照幻轮的惯例，多称僧侣之号如紫柏大师、憨山大师等。据此判断明觉应是其名，而慧轮为为其号。
真可在随明觉回寺后，次日清晨便在其座下出家；三年之后，真可满二十岁亦随其受具足戒。明觉是真可的出家与得戒师父，他为真可开启了学佛之门；但是对于真可佛智的启发以及日后思想的形成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真可的启悟几乎都是在自修与参学中得来。而真可跟随明觉的时间也不长，只有在十七到二十岁之间(嘉靖三十八年至四十年)常住于虎丘。在受具足戒之后，真可即参学于常熟、嘉兴等地，并在景德寺闭关三年。嘉靖四十五年时，真可复回吴门告知明觉后，就展开了行脚参访的一生。直到万历二年真可才又复回吴门省明觉，此时距他离开已过九年；但是他并没有久留，随即又继续其行脚的生活。
万历十四年时，真可复归吴门。然而此时明觉却已还俗，行医于吴会。真可得闻后，一心要度脱明觉。但是由于明觉刻意隐匿行踪，使得真可虽然多方的探访，也毫无消息。于是“师密使人踪迹，诡名字称病，卧舟中邀觉。”(注[87])明觉在舟中见到真可相当的震惊：
至见师，大惊惧！师涕泣曰：“尔何至迷至此耶？今且奈何？”觉曰：“唯命是听。”师即命剃发，竟载去。觉惭服，愿执弟子礼，亲近之。(《全集》，卷首，〈塔铭〉，页六二八。)
由于真可的精神感召，使得明觉重披袈裟；而心生惭愧的明觉，也反以弟子之礼礼敬真可。两人的关系，遂处于亦师亦友之间。
虽然在明末并不是很注重师承法嗣，许多出家僧侣都以“尊宿”的形象出现，但是真可与明觉之间师承关系的倒置，却也不能为当时所能接受。圆澄在〈达观和尚遭殃传〉中，就曾批评到：
故老人于戒定智慧曾无亏缺，独绝师承损其行耳。何则？老人授业师者，为凡心未尽，还俗娶妻。老人以方便力强之复道，返以师礼待老人矣。诸方尊宿，未有可其意者。……由是而观老人，虽有超师之作焉，忍弃其源流也。其源流一绝也，使后世邪慢之辈效学其疣，而佛法不灭则几希矣。故佛祖不欲断其血脉，于此特言其报应也。(圆澄《湛然禅师宗门或问》(收入《卍续藏》，一二六册)，附录，页三四九～三五０。)
圆澄虽称真可“戒定智慧曾无亏损”，但是对于他的师承无所，却给予相当严厉的批评。圆澄甚至认为真可的罹害，是因佛祖不欲断其血脉所特别给予的报应。这段文字不仅有失公允，同时批判也太过于苛刻，但从中也可知真可无师承对他的影响。真可虽然因明觉的接引而有出世因缘，但却也因为明觉的行止，使得声名遭受极严重的损害。
(二)遍融
遍融，又作辨融(一五０六～一五八四)，西蜀营山人，俗姓钱。三十二岁时忽有所悟，遂剃度出家。《释氏稽古录续集》称他：
初住庐山证华严三昧，得大解脱法门。后入京师，大作佛事，化度群品，王公大臣瞻仰敬服。(《释氏稽古录续集》，卷三，页二八六。)
遍融在当时相当的有名望，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弥勒转世。(注[88])明末四大师中云栖袾宏、憨山德清与紫柏真可都曾到京师参访遍融。而其中又以袾宏与真可受遍融的影响最深。
真可在万历元年来到京城参见遍融，他在〈祭法通寺遍融老师文〉中，记载了两人当时见面的经过：
遍问：“汝是什么人？”对曰：“江南寒贫晚士。”曰：“来京城作甚么？”对曰：“习讲。”问：“习讲作甚么？”曰：“贯通经旨，代佛扬化。”遍曰：“汝当清净说法。”对曰：“即今不染一尘。”遍下炕，搊予衣曰：“汝道不染一尘，这好直裰向甚么来？”适旁有僧侍，遍曰：“直裰当施此僧。”遍见予内尚有衣，大笑曰：“脱去一层还有一层。”自是予往来遍老之门，观其动履，冥取予多矣。(《全集》，卷一四，页八八八。)
真可的口才极佳，而且相当的自负，遍融的一席话对，他而言无非是当头棒喝。他本为习讲而来京城，但是终其一生却都不开堂受请，也极少著述论说，足见遍融此次应机说法对他的影响。遍融因证华严三昧而得解脱法门，相信这对于真可的禅学与华严思想也多有启发。从万历元年至十二年遍融迁化，真可常亲近于遍融的座下，真可曾说：
予于遍老之门，未敢言嗣。若所谓德，则此老启迪不浅，焉敢忘之。(《全集》，卷一四，页八八八。)
德清在〈题达观大师遍融大和尚文后〉，也盛赞遍融大师对于真可的启迪。(注[89])遍融迁化后，真可在祭文中，表现出对遍融无限的感念之情。
(三)德清
德清字澄印，别号憨山，俗姓蔡，安徽全椒人，生于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六)，迁化于天启三年(一六二三)，世寿七十八。德清与真可同列为明末四大僧之一。德清只比真可少四岁，两人几乎活动在同一时期。两人与京城各界都有往来，在当时都颇负盛名。至于真可与德清情谊的建立，则是始于万历十四年的牢山之会。
在牢山之会以前，真可与德清两人神交已久，并且已有书信间的往来(注[90])，但是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缘。万历十四年，真可携弟子道开等人前往牢山会晤德清，然而德清当时正因太后赐大藏经一事，前往京城谢恩。从于玉立处得知真可已动身东往后，德清便立刻收拾行装，日夜兼程返回牢山。终于，两人相会于牢山山下的即墨城中。次日，两人相偕回山，真可在牢山停留了十余天。对于这次的相见，两人大有恨晚之势，从此许为生平之交。真可的〈牢山访憨清公〉诗说：
吾道沉冥久，谁唱齐鲁风，闲来居海上，名误落山东。水接田横岛，云连慧炬峰，相寻不相见，踏遍法身中。(《别集》，卷三，，页一一八。)
虽是初次见面，但是两人非常的相契，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德清在〈塔铭〉中也说：“……心相印契，师即以予为知言，许师生平矣。”(注[91])两位当代大师初次会晤的情形，德清的弟子福征记录到：
憨祖自别妙峰，所称法门深契，无如达观。积岁相思，千里命驾，见面针锋，比日相对。……牢山一见，谊足千古矣。(《憨山大师年谱疏》(《大藏经续补编》，第十四册)，卷上，〈四十一岁条〉，页五０四。)
这十余天的会晤，奠定了真可与德清深厚的情谊。真可在离别憨山时作有〈留别憨公〉一诗：
大道久荒凉，离歌东海旁。行踪将万里，津济正微茫。白日肝肠苦，青山骨肉香。相逢即相别，挥泪欲沾裳。(《全集》，卷二十五，页一０。)
诗中将两人会晤的短暂，以及离别的不舍之情表露无遗。
万历二十年，真可兴复了石经山皖公塔院。当时德清正也在京城，真可力邀德清观石经，并请他为之作记。德清于是有〈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记〉与〈涿州西石经山雷音堀舍利记〉之作。石经山之事成后，真可与德清两人共住于慈寿寺“两人交谈四十昼夜，目不交睫，信为平生快事。”(注[92])这一次两人交谈的重点，在共议修明朝传灯录。同时有感于当世禅门的寂落，并相约共赴曹溪，以重开法脉。(注[93])
续灯之事谈定后，真可先至匡山等候。但是在此时，京城方面却传来：德清被诬以“私创寺院”的消息，并已诏补入狱。真可闻知后，许诵《法华经》百部，祈求德清不死。经过几翻周折，德清虽被免死罪，但仍判遣戍广东雷阳。真可在得知后，立刻出发先前往曹溪，等候德清。德清在〈自序年谱〉中，详细的记述了两人这一段因缘：
予被难时，师正居天池，闻报大惊曰：“憨公已矣，则曹溪之愿未了也。”师遂先至曹溪，回至聊城。闻予将出，遂回金陵以待。予至，则相别于江中旅泊庵中。师意欲力为白其枉，予曰：“君父之命，臣子之事无异也，况定业乎？”师幸勿言。临启把臂曰：“在天池闻师难，及对佛许诵《法华经》百部，以保无虞。”我之心，师之舌也。予唯唯谢别，师为作〈逐客说〉。(《憨山大师年谱疏》)，卷上，〈五十岁条〉，页五一五～五一六。)
由真可的诵经发愿祈求德清不死、不远千里候德清于金陵，以及两人临别的情形，都可见他对德清情谊的深厚。
虽然德清极力的劝阻，但是在与德清相别后，真可还是再度入京，为营救之事积极的奔走于各界。而远在广东的德清，也没有因此而丧志，不仅以道德教化雷阳百姓而获拥戴，同时在被戍五年之后，又以南韶观察祝兴存的延请前往曹溪，展开复兴曹溪的工作。(注[94])真可感念德清在曹溪的功绩，作有〈康居国会尊者像赞寄憨公并序〉一首。其序言：“曹溪肉佛所现，自唐及宋，饮曹溪而得道者，代不乏人。迩来曹溪涸矣，又藉憨师以谪戍为波澜，而曹源复活。”在赞诗中真可藉由赞美三国时在吴越传法的康僧会(？～二八０)，褒扬德清在曹溪辛劳努力的功绩。同时也表达出真可对于德清无限的感佩与思念之情。(注[95])对于德清的不归，真可一直耿耿于怀，更其为自己出世的一大负事。
真可与德清二人之间的相契、相敬，影响到两人的弟子辈。德清的弟子如福善、福征等人对于二师的深交即深感景仰。真可的弟子如道开、澹然、幻予、性田等人，对于德清也多有请益；尤其是道开，不论是在法理或是刻藏、复寺等事宜，多征询德清的意见，同时更以能亲近德清为幸。(注[96])而德清不仅与真可的弟子有书信上的往来，同时尚有〈径山澹居铠公塔铭〉、〈题幻予塔铭〉、〈澹居铠公赞〉等文章。可见德清与真可弟子间往来的相当密切。尤其在真可迁化后，对于真可的弟子，德清更多有开示。真可与德清弟子辈对于二人的景仰，无疑是两人深厚情谊的最佳说明。而二师彼此间的信任，也使得后辈弟子受益无穷。
万历三十一年真可因妖书事件而坐化。次年，德清又复贬雷州，对于真可罹害的救援及坐化后的浮葬事宜，德清都无法出力。在万历三十二年真可肉身南还时，德清特别嘱咐弟子大义奉龛而至。万历四十四年，由德清亲自为真可举行荼毗仪式，应验了真可生前嘱咐德清：“吾他日即先公死，后事嘱公(注[97])”的预言。德清在〈祭文〉中，表露出对真可无限感念的哀戚之情。(注[98])真可归塔后，德清作〈达观可禅师塔铭〉，历述真可一生。
在真可归藏径山之后，德清又主持窜阅真可生平著作之事，并为之作序。在德清与众弟子的努力下，《紫柏全集》于天启年间付梓刊刻。真可与德清之间的情谊，不仅在佛门少见，就是在俗世间也相当稀有。故德清弟子福征盛赞两人“谊足千古”。《万历野获篇》中有所谓：
憨山大师名德清，其行辈稍后真可而相厚善。后以争名利稍疏。真可名振东南，缙绅趋之如鹜，憨自度不能胜，乃北游至东莱州即墨县之大牢山。(《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憨山之谴〉，页三八七０。)
细审二大师之间的交往，沉德符这种说法的荒谬不攻自破。
二、真可与弟子
真可在当世是位享有盛誉的高僧，向其问道的缁衣与白衣弟子不计其数。根据真可五世法嗣解印在〈密藏禅师遗稿后跋〉中的说法，真可的入室弟子有：
我紫柏尊者有徒七人焉，一密藏祖，二幻予祖，三寒灰祖，四幻居祖，五澹居祖，六洞闻祖，七慈音祖。其担荷翻刻大藏经者追密祖与幻予祖也。恢复化城，中兴刻藏者，乃澹祖也。幻居、寒灰二祖者，赞襄刻藏者也。洞祖不预焉。慈祖无闻也。(《密藏禅师遗稿》，卷下，页三十三。)
根据解印之说，真可有弟子密藏、幻予、寒灰、幻居、澹然、洞闻、慈音等七人。然而与其他资料相互考证的结果，可以发现其实应不只上述七人。例如：助澹然刻藏复寺的在介(注[99])、从葬于双径的性田、在真可迁化三十年间积极寻求画像的仲光等(注[100])，都不在解印所谓的七弟子当中。至于《全集》与《别集》中受示的元信、元复、元广、如闻、如超、法钟、法立、法属、法密、修闻、修慈、觉皮、觉生等人，他们与真可的关系，究竟是入门弟子亦或者只是参学问道者，则局限于资料的不足，已无从考证。以下择要叙述真可的弟子。
(一)道开
密藏道开，南昌人，本已在南海出家，习外道长生之术；由于修习有所成，因此相当的自负。万历十年，道开因慕真可之风，而前往浙江槜李(今浙江嘉兴)参访。于元凯〈密藏禅师遗稿序〉中记录了两人初次见面的情形：
(道开)初见尊者，对坐引古今、论性命，尊者不答。至三昼夜，尊者知其机峰已尽，始语之曰：“无以汝为奇男子，乃含沸矢喷人耶？”师大惊悟，伏地叩头，流汗透体，从此追随杖履二十季。(《密藏禅师遗稿》，卷首，页二。)
初次的见面，道开自侍高傲，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的论性说命。真可以一语“吾以汝为奇男子，乃含沸矢喷人耶？”的当头棒喝，惊得道开汗流浃背，道开深为折服，从此追随于真可座下。
道开访真可时，真可正与法本及冯开之等人讨论刻藏的事宜。道开早在万历十年时就有刻藏之愿(注[101])，于是便承接下整个工作。在定下刻藏之盟后，道开便积极的展开筹画，并在万历十五年与十大护法居士共立刻藏愿文。对于整个刻藏工作的进行，举凡资金的筹措、刻藏道场的选择、刻例的订定等事宜，道开都亲恭其事。真可是刻藏工作的精神领袖，而真正执行著则是道开，因此道开被称为“藏主”。
除了帮助真可推动方册藏的刊刻外，在复寺工作上，道开也给予真可很大的助力。特别是在复兴楞严寺一事上，道开不仅在复寺工作上总括其事，寺成后并亲自订定〈楞严寺规约〉与〈楞严寺禅堂规约〉。由〈规约〉中大至基地的分授、住持的择定，小至收支簿的登记、禅僧私出的罚则等事宜，均有钜细靡遗的规定，可以看出道开心思之缜密与处事的严谨。(注[102])
真可的个性刚烈，在度法上相当的直截严厉，即便是对俗众亦不例外。而道开则不然，他的个性较为温和，这点由《密藏开师遗稿》中道开与群公之间的书信可以看得出。信中行文语气多和徐舒缓，殷殷劝诫，谆谆教勉。因此，真可与信众之间的往来，有时多仰赖于道开。真可在〈付密藏开侍者〉一书中，就曾例述陆光祖、于中甫、傅广居与缪仲淳等人的优缺点，并嘱咐道开必当“觌面细论之，痛嘱之”(注[103])若非道开之善于接人，真可又何需委于他？冯梦祯也曾说他：“(受真可启发)自此始沉酣内典，参究宗乘。后得密藏激昂，稍有所契。”(注[104])道开本是一个口才极佳、颇有修为之人，再经真可的棒喝后更是有所醒悟。因此在接引大众时，往往能应机而用。钱谦益在〈密藏禅师遗稿序〉中称他：
其为人仕者教忠，显者教退，亢者教隐，竞者教恬。根器濡弱者醒之，以月爱情尘软暖者触之。以冷云笔舌聪明自负宗眼者，必剿其扳，援搜其负堕，俾命根刮断而后已。智眼分明，慈心谆复，这血痛泪，至今凌出于纸墨之上。(《密藏开禅师遗稿》，卷首，页一。)
道开不论是在真可佛教事业的推动或护法信众的接引上，都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真可凡事皆委任给道开，他曾称赞到：“密藏应世才能”。(注[105])真可不仅时常言及道开，同时付道开的法语、书信、诗偈数量也相当的多。
万历二十八年，真可因三大负事来往奔波于京城各界。德清的被诬，其实与朝廷的立储纷争有密切的关系；而矿税的罢止，更会直接影响到现有的利益阶层。明末政治何其混乱、党争何其的严重，真可的行为很快的就引起部份人士的不满。有见于真可处境的危险，弟子纷纷写信劝他离开。而道开也在此时隐去。德清〈塔铭〉、《普陀洛伽新志》具称道开“以病隐去”，陆符、道盛等人则言其为劝谏真可而刺血隐去。(注[106])。考真可与道开往来的信函中，可以知道由于对刻藏工作的投入，道开身体情况已每况愈下。(注[107])又在给冯开之的信中真可也曾经提及：“密藏养病未还”之语(注[108])。德清〈塔铭〉中也有提及弟子纷纷劝真可离京之事。因此，综合两派之说，道开之隐应是在刻藏之工作已有既定的基础下，为劝谏真可而刺血称病隐去。
至于道开隐遁之年，真可在与冯开之的信中曾说：“密藏养病未还，幻予化不复返。……贫道年在耳顺。”等语，又在〈念云勤上人接管寂照刻场缘起实记〉中有：“藏公匿迹，远引幻予师代总其事。……二十九年勤上人接管。”幻予在接替道开不久之后就迁化了，继之总其事的为念云，而真可耳顺之年在万历三十年，故知道开之隐，当在万历二十九年以前。
道开隐去后，真可分外的思念，作有〈新秋念开郎〉与〈漯阳结夏念开侍者〉二首诗，不仅表达出无限的怀念与伤感，同时更希冀道开能够再度的归来。(注[109])然而道开自此以后，却再也没有出现，而真可也没有因道开之隐而避去牢狱之灾。
(二)性田
性田(？～一六０四)本是常熟人，外表丑陋，体格壮硕，性格桀傲难驯。年幼时曾事慧日寺古林，不久古林即将之遣为真可的侍者。个性刚烈的性田独为真可所折服，事师战战兢兢，不敢稍待慢。陆符〈略传〉中言：
(性田)独只侍唯谨，颔颐指使，气息相应。即中夜承诺，警觉无寐。少不知书，索卷籍笔，札随所命必应手。师有所在，顶笠即行，一肩追随，若预装者。或呼为小道人，或命田道。(《别集》，附录，页一四九。)
尽管性田侍奉真可如此的小心谨慎，甚至因而有“小道人”的美称，但是仍有不尽师意之处。真可的性格刚烈，对于弟子的要求更是严格，稍有过错即痛责重杖。德清〈示性田徒海耕行者〉言：
田道人者，从达大师二十余年，寝食俱废，一息未尝少怠。小有过差，痛责重杖，居常两腿如墨。竟不起一怨心，出一怨言。(《憨师大师梦游全集》，卷七，页二九六。)
真可对性田严格若此，如不是性田具有坚毅不拔的精进求道之心，恐怕也早已离去。甚至有一次，不知性田犯下何错，真可竟将之逐离：
一日逐之使去，田哀嚎无所出，故尝向大士礼清净三业文。是日声鸣甚悲，音齿忽异。师问知为，田乃复令入，自此不复加仗。(《别集》，附录，页一四九。)
以性田执侍之严谨，应不会犯下何等大错，但是真可却将之逐去，可见其教法之严峻。然而性田并没有因此而起怨恨嗔恶之心，反而诚心礼佛忏悔，足见其事师的恭敬无怠。当时丛林师道普遍低落，往往一语喝及，弟子就终身不再近师。(注[110])性田的恭谨，可谓丛林事师的最佳典范。
性田追随真可二十余年，随师行脚各地，无须臾不从。甚至在真可罹害入狱时，性田更是以死相从随侍于狱中。这种精神连德清也赞誉有佳：
在寂寞苦空门中，竟何所图，乃能精进坚强不拔如此哉！由是观之，较古忠臣义士所绝少者。今于道人见之矣！(《憨师大师梦游全集》，卷七，〈示性田徒海耕行者〉，页二九六。)
真可欲坐化，性田闻之痛哭不已；他虽为师所斥，但从中也可看出性田对真可无限的孺慕之情。(注[111])真可坐化后，性田往江南报讣，随后又旋即北上，奉师龛回径山。一年之后，性田竟以微疾而死，后从葬真可于双径，塔于寂照庵放生池山左，名曰“侍者塔”。(注[112])
性田有著超乎常人的桀傲，唯有较其更为刚猛之师，才能将之折服，而真可恰是其人。性田追随真可二十余年，甚至在死后都从葬于师旁，师徒二人的因缘可谓匪浅。
(三)法铠
法铠(一五六一～一六二一)，字忍之，别号澹居，俗姓赵，江苏省江阴县的巨族，其母梦见僧人趺坐在堂上而生。他自小聪慧，相当有才名，虽然曾习科举之业，但志在性命之学。父亲过世后，法铠即杖策孤游。在太和遇道人传授长生之术，在武昌遇到讲良知之学时，法铠具觉不相契。一日入僧舍读《金刚经》至：“如来说诸心皆非心”时，忽然有所省悟，从此视佛门为归心之地。
万历二十年，法铠与真可相见于皖城。初次见面，法铠即乞剃度，但是并没有如愿。后真可受阮自华之邀游马祖庵，是夜梦披有白铠之人服事在侧。后法铠穿白衣而至，再次的乞求出家，真可才首肯为之剃度。是年法铠三十三岁，他是真可最后的关门弟子。
出家后，真可命法铠参究生死根本大事。法铠即辞师入浙江天目山，开始头陀的修行生活：
诛茅于分经台，吊影藏修。单提向上，极力参究，蔬食不縿，单衣露肘。每降妄心，燃香爇臂。如是者三年，大有开发。……久之下天目，复过宣城，掩关于西乐。乃习荷重负，肩试四十斤行，以苦筋骨，调昏睡，其道益进。后出关行脚，至匡卢，每过丛林坐廊下，忽焉达旦，寤寐一如也。(《憨师大师梦游全集》，卷二十九，〈径山化城寺澹居铠公塔铭〉，页六一七。)
经过八年用功精进的修行后，法铠于万历二十九年至都门省真可。一见真可，法铠便问生死大事，在真可棒喝的开示中，法铠多有省悟。《全集》中收有〈过知郎澹然斋〉与〈辞澹然居士〉二诗，诗中极富有禅机，为禅者间的对话。(注[113])
万历三十年，法铠入广东浮山住圣岩寺；三十六年以太使吴观我之请，住持大华严寺。住寺期间，法铠以佛事为本分，除接引来访后学外，并集历代诸祖的入道因缘汇刻成书。三十八年，法铠为了真可刻藏之愿，还径山主刻事。依冯梦祯旧议，复化城寺为径山下院为贮藏经版处，同时又买太平寺田百亩供养常住，使刻藏之事无后顾之忧，得以继续进行。
万历四十二年，法铠知真可塔中有水，便和诸弟子积极的商讨迁葬一事；后谋得文殊台，并邀德清举行荼毗入塔之事，使大师之灵有所归。此外，法铠还致力于紫柏文集的收集与付梓。无怪德清言：“达师没后一段光明，公之力也。谚曰：‘棒头出孝子’，公实以之。”更说：“斯为达师莫后弟子，无忝的骨者也。”(注[114])
法铠的晚年，多在行脚中度过。他常嘱诸弟子言：“汝等袈裟下，各有一坐具地，何恋恋于此耶？”天启元年七月，法铠开始与诸护法道别，并托嘱刻藏诸事。十月归径山，某日晚在礼佛沐浴后，趺坐至天明而脱化，世寿六十一，法腊二十八。荼毗归葬后，其弟子元亮向德清乞塔铭，德清给予极高的评价。
真可的门庭严峻异常，令“望之者栗，亲之者退。棘棒一条，全无忌讳。”(注[115])但考察真可的生平可以发现，他在行脚时都有弟子随侍在侧。虽然真可对弟子分外严峻，但是由于他的修证，以及禅机应用的直截与活泼，使得真正有心为道者还是不远千里而来，道开如是，法铠亦如是。
再审道开、性田、法铠等人，可以发现这些弟子与真可的形象相当的接近。道开原本自恃甚高，在滔滔不绝的讲论性命之学三天三夜，终在真可一句当头棒喝下清醒，从此以负荷大法为已任。这种形象，不啻就是当年真可入京访遍融时的翻版。而性田个性的桀傲难驯，正如少年时期的真可；刚毅的个性，都成为他们日后修道不畏艰难的资量。而法铠一生的形迹，更近于真可。真可在受具足戒不久后，即闭关读书三年。之后，行头陀行，四处行脚参访。这也正是法铠的参修历程。真可在有所修证后，便积极的投入刻藏复寺与接引后学的志业；法铠亦复如是。由于机缘的相契，使这些弟子成为真可克家之子。
德清曾说：“予每见达师门庭峻绝，恒思后难其人。”(注[116])然而真正有心于道业之人，并不会畏惧门庭之峻绝。真可的弟子辈，不论是在事师、修行或是大法的护持上，都堪称为佛门最佳典范。
三、真可与俗世
有明一代的君王，对于佛教大多采护持的态度，神宗也不例外。明末佛教相当普及，居士佛教盛行，僧俗之间的往来也甚为密切。(注[117])真可在当时相当的有名望，不仅有众多的缁衣弟子向他问道请益；更得许多居士、宰官的护持，其中还包括神宗皇帝母子。以下择要叙述真可与俗世之间的往来。
(一)神宗母子
真可在明末颇富盛名，慈圣皇太后就极为钦仰他的道风。万历二十年，真可居住京城外的潭柘寺，太后闻知特派近侍致斋，并赐紫伽黎。受赐紫伽黎是一个相当大的殊荣，但是真可却辞让不受，他说：“自惭贫古难披紫，施予高人福更增。”(注[118])于是他建议将此紫伽黎转赠给德清，同时作有〈辞赐紫衣以让憨公〉一首。(注[119])在到京城之前，真可游石经山。当时琬公塔院已被豪强所侵，真可立志要兴复。之后真可在佛座下发现佛舍利。太后闻知后将舍利请入宫供养，同时出资赞助房山的云居寺的兴复，使复寺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注[120])
神宗皇帝也素知真可的风范，他曾经说：“若此真可名一僧。”真可闻后遂更名“达观”为“真可”。(注[121])而当神宗知道他有意刻经一事，也表示有赞助之意：
一日有中使奉上命，赍数千金请师印经颁赐。师不奉诏，曰：“印经自有人。”中使固以受上旨，坚不肯去。其人常从师执礼者。师呵之，欲起杖。不得已，复命。上笑曰：‘故知此僧，非利财者。’(《别集》，附录，〈略传〉，页一四七。)
这件事使神宗皇帝对真可留下相当好的印象。又神宗一日手书《金刚经》，汗渍册纸立刻遣人请益于真可。真可回答：“御汗之滴，万世津梁，无穷法藏，从此放光。”(注[122])神宗听了，非常的高兴。京城僧侣何止千万，神宗独问于真可，可见于他对真可修为行止的尊崇。神宗皇帝也曾颁赐藏经给真可，并勒有圣谕数道。(注[123])真可以个人之名得皇帝赐经，在当时是极大的荣耀。不论是慈圣太后或神宗皇帝对于真可都可谓相当的尊崇。
万历三十一年，妖书事件发。神宗皇帝对于真可的态度，德清〈塔铭〉中说：“适见章奏甚怜之，在法不能免。”(注[124])陆符因之〈略传〉中说：“以故劾上，留中政府力持之，使下命大金吾研审而已。”(注[125])后世的灯录资料也都因此。(注[126])释果祥也认为真可在狱中听闻有司欲置他于死地的消息极可能只是误会而已。(注[127])然而这些说法实有其可议之处。首先是真可早在入狱前就已为东厂所盯梢，入狱后又屡遭杖刑。以他在当时的名望，若神宗“甚怜之”，“有司”又怎敢如此大加的用刑？又岂会在短短的十五天之内就将此等大案匆匆的定案？再加上真可迁化后，被令待命于风露中六日，任凭日晒风沙的摧残；德清也因真可的关系而再贬雷州。由以上种种的事迹，可知在妖书事件发生之时，神宗对于真可极富敌意。德清在撰述〈塔铭〉历尚属万历，在文字上必会多有保留，后世也就随之因循了。
真可曾说：“方外之宾，虽绝迹于物，苟欲行道，必乘王者之运，其化始广。”(注[128])在封建专制的体制下，不依国主佛事的确难行。真可因为神宗母子而声名大噪，同时却也因为无端卷入宫廷的纷争中，而惨遭身亡之祸。
(二)陆光祖
陆光祖(一五二一～一五九七)，字与绳，别号五台，浙之平湖人。自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后，陆光祖在明末官场沉浮四十年，不攀权迎贵，处事唯以是非论断，政绩卓著，是明末少数具有魄力的官吏。他几度推举曾经劾罢自己之人，这种外举不避仇的行为，在党争严重的明末尤为可贵。(注[129])
至于陆光祖与佛教的因缘，《清凉山志》言：
陆光祖，平湖人，弱冠阅藏教，于文殊本智有深契，遂以五台称之，以自誓也。尔来爵位日隆，而信心弥固。门庭严正不容谒客，为属三宝因缘，无拒焉。凡佛法之难事，不必危嫌，力以护持。(《清凉山志》，卷六，页二六四。)
此外由《径山志》中陆光祖〈重刻五灯会元募缘文〉、〈题传衣庵缘册〉、〈月亭得法师塔铭〉等文章，以及他“以烧山多害物命，捐资买凌霄峰下山一段，护养生类”等等的记载(注[130])，也可以知道陆光祖对于佛教的护持。
万历三年，陆光祖与真可相识于嘉禾，僧俗之间从此成为莫逆。万历七年，真可与密藏、幻予等议刻方册藏，由于陆光祖与其他宰官居士的赞佐，使得刻藏事业得以起手进行。陆光祖乃是藏经的创刻人之一。除了大藏经的赞刻外，他还赞助真可兴复了楞严寺、积庆庵与华严庵等寺院。陆光祖可以说是真可佛教事业推动的最大护持者。
真可与陆光祖之间的来往，并非只是化募与布施之间的关系。虽然真可少陆光祖二十二岁，但是不论是在佛事或俗事上，真可都积极的给予开导，殷殷劝诫。如他在给陆光祖的信中说，就极力劝诫陆光祖辞官隐退：
檀越位高爵厚，任重心劳。虽则帝渥靡涯，悬恐精神有限，事繁食简，德茂年尊，莫教眼下蹉跎，直向胸前便判。鸟未倦而知返，云将归而始闲。不失早见之明，全收自知之誉。(《全集》，卷二十三，，页七三八。)
虽然陆光祖位高爵伟，但是真可丝毫不假词色。陆光祖后听从真可的建议急流勇退，得保晚节。卒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庄简的荣耀。
陆光祖退隐后专修念佛三昧，真可特别请人画跋陀罗尊者的道影相赠：
写此跋陀罗尊者道影，亦在代贫道助门下念佛也。愿门下以眼根听其说法，当下万缘坐断，念头现前，此贫道所深望门下者也。年光飘忽，刹那不住，况头白老翁乎？永嘉曰：“日夜精勤，恐缘差故，况不精勤乎？”噫！缘之差别，惑乱正念，虽有见透者，每遭其埋没，况见为透者乎？愿门下莫为鄙人语不近情而忽之，甚幸。(《全集》，卷二十四，页一０四八～一０四九。)
信中真可动之以情，晓之以义，缘之以理，甚至不惜语带威胁，就是唯恐陆光祖不能有所感化。真可对于陆光祖，可谓极尽佛门接引渡化之道。
万历二十五年，陆光祖病重，左手坚持持印；在临危之际，依然能精神不挠，气色澄明。真可作有〈陆太宰手印记〉一文，对他赞誉有加。(注[131])陆光祖在临终前告知家人：“我将逝。”沐浴后，端坐而逝。(注[132])真可与陆光祖之间的相资相助，可以说是僧俗间往来的典范。
(三)王肯堂
王肯堂(？～？，主要活耀于万历年间)，字宇泰，自号樵子、死灰居士、念西居士，江苏金坛人，万历十七年进士。王肯堂好读书，根据《明史·艺文志》记载其著作包括了经史子诸类(注[133])，而尤精于医学，所著的《证治准绳》该博精粹为医家所宗。(注[134])王肯堂佛学上最大的成就在于唯识学，著有《成唯识论证义》、《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等书。他是明末少数纯以为唯识学论唯识的著名学者，对于明末的唯识学即具贡献。(注[135])
审视王肯堂入相宗的因缘，则是源自于真可的启发。他在为高原明昱《成唯识论俗诠》所写的〈序〉中提到：
余始闻唯识宗旨于真可，授以此论，命之熟究。(《卍续藏》，八一册，页二。)
这段事迹在《因明入正理论集解》卷首的〈自序〉，王肯堂有更详细的记录：
万历乙酉仲秋(万历十三年，一五八五年)，余与董玄宰，侍真可于金陵之摄山中，日相与纵谈无生，且谓枯坐默照为邪禅，非深泛教海不可。一日于素庵法师阁上，得一小梵册，有喜色，手授余二人曰：“若欲深泛教海，则此其舟航维楫乎！”观之则《因明入正理论》。(《卍续藏》，八一册，页一０五。)
王肯堂在万历十三年受到真可的启发之后，才开始研究唯识学。在真可给王宇泰的书信中，也可见他对于王肯堂深入经教的鼓励：“今宇泰即未能修悟证悟，亦当阅熟一部乘教，以求解悟。”(注[136])由于真可的传授、鼓励，以及赋予承继相宗之学的责任(注[137])，王肯堂才有《因明入正理论集解》与《成唯识论证义》之作。
除了相宗之学的启迪外，真可也是王肯堂的得戒师。在真可给予王肯堂的书信中，不论是对于参禅、持戒、修行的方法都多有开示。(注[138])师徒之间的往来极为密切。
王肯堂对于真可相当的尊重，这一点除了表现在唯识学的承继外，也展现在他对于佛教事业的护持上。他在〈云居山真如禅寺募缘疏〉中说：
真可尝为余言：“云居名丛林。唐宋以来以祖师禅预传灯者，四十有八人，其境亦胜绝，而以久烟，莫克兴复为叹。”余存之于心不敢忘。(《云居山志》，卷十，页一五七。)
至于在刻经事业上，王肯堂也是赞助者之一。此外，在《紫柏尊者别集》中的〈示浔阳二邢偈〉及〈读东坡梦斋斋明铭〉下，注有“出于王肯堂笔麈”等小字，可知对于真可的说法，王肯堂有专门的笔记记录。可见王肯堂对于真可相当的敬重。
真可的门下向以严峻著称，他不独对出家弟子要求严格，对于在家居士亦复如是。官居方伯的吴用先就曾说：“余从紫柏尊者游逾二十载，所承钳锤札罔所不至，通身热汗，不知透出几番来。”(注[139])可见于真可渡法的严厉与直截，而这一特色亦展现在他与诸宰官居士往来的信件中。陆符〈别传〉称：“师心慈外貌威重，及门弟子多贤豪搢绅，御之平等。尊严不少假，常言：‘法道非资人为牛鼎，以世情求法，不入吾室，吾不憾也。’惟遇利根男子，虽札不假借，当机不契，恨之直欲顿断其命。致诱接中下，随器量尽量，人自习安驽缓畏其攀跻，多望崖而退焉。”(注[140])真可度法的严峻，无非是要学人当机开悟，尽一己引度之能事。
虽然真可门下严苛若此，但是从他问道的宰官居士还是相当的多，除了上述诸人之外，还包括祭酒冯梦祯、吏部于玉立、运使瞿汝稷、少司寇陈瓒、大司寇王世贞、民部贺烺等人。德清也说他：“虽未踞华座、竖槌拂。然足迹所至半天下。无论宰官居士，望影归心，见形折节者，不可亿计。”(注[141])真可在明末佛教界相当有名望，但是他并不趋鹜宰官、营办衣食，纯粹为振兴大法而努力。这些宰官居士对于真可刻藏、复寺等工作都提供极大的帮助；而真可对于在家居士也不失其接引之责。无疑的真可与宰官居士间的往来，对于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德清〈达观大师塔铭〉，收入《紫柏尊者全集》，卷首，页六二六～六三四，以下简称〈塔铭〉。陆符〈紫柏尊者略传〉，收入《紫柏尊者别集》，附录，页一四五～一四九，以下简称〈略传〉。
[2]这些别号均见于《全集》与《别集》中真可之自署。
[3]《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二大教主〉条，页三八六九。
[4]《紫柏尊者全集》与《紫柏尊者别集》是真可迁化后，由德清及真可弟子、后学收集真可生前说法记录、书信所编篡而成。以下简称作《全集》、《别集》。又有关《全集》、《别集》的文字，均移自《卍续藏》本(第一二六、一二七册)，页码亦采《卍续藏》重编码。
[5]《全集》卷首，德清〈塔铭〉，页六二六。
[6]《全集》，卷一四，〈祭法通寺遍融老师文〉，页八八八。
[7]《全集》，卷一四，〈礼石门圆明禅师文〉，页八八七。
[8]《全集》，卷首，德清〈塔铭〉，页六二六。
[9]《全集》，卷首，德清〈塔铭〉，页六二七。
[10]同前注。
[11]德清〈塔铭〉言：“一日闻僧诵张拙见道偈，至‘断除妄想重增病，移向真如亦是邪。’师曰：‘错也。’当云：‘方无病，不是邪。’僧云：‘你错他不错。’师大疑之，每至处，书二语于壁间，疑至头面俱肿。一日斋次忽悟，头面立消，自是凌跞诸方。尝曰：‘使我在临济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又：“师游五台山，至峭壁空岩，有老宿孤坐，师作礼，因问：‘一念未生如何？’宿竖一指。又问：‘既生后如何？’宿展两手。师于言下领旨。寻迹之，失其处。”(《全集》，卷首，页六二七。)
[12]《全集》，卷一四，〈祭法通寺遍融老师文〉，页八八八。
[13]详见本文本章第二节〈真可与师友的交往〉。
[14]《全集》，卷首，德清〈塔铭〉，页六二八。
[15]参见本章第三节〈紫柏真可的宗教志业〉。
[16]《全集》，卷首，德清〈塔铭〉，页六三一。
[17]有关真可与憨山德清之间的交往，详见本章第四节〈真可的交游〉。
[18]详见本文第一章〈紫柏真可的时代背景〉第二节〈明末的经济环境〉第三目〈矿税的征收〉。
[19]《全集》，卷首，德清〈塔铭〉，页六三一。又又《庐山志》作：“海印不归我为法一大负，矿税不止我救世一大负，传灯录不续我慧命一大负。舍此一据贫骨，释此三负不复走王舍臣矣。”(《中国佛寺志汇刊》，第二辑，第六十八册，页九二二。)
[20]《别集》，附录，陆符〈略传〉，页一四七。
[21]有关“忧危竑议”一事，详见《明史》，卷一一四，〈神宗后妃·郑贵妃传〉，页三五三八；卷二一七，〈列传·沈鲤传〉，页五七三五～五七三六；卷三０五，〈列传·陈矩传〉，页七八一三～七八一四等。同时亦可参见《万历野获篇补遗》，卷三，“癸卯妖书”条的记载。(页四０五五～四０五六。)
[22]“续忧危竑议”一文，可参见《万历野获篇补遗》，卷三，页四０五六～四０五七。)
[23]《别集》，附录，〈略传〉，页一四七。
[24]又真可的罹害，其实与当时朝廷派系间的纠纷亦有关系。详见《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真可祸本〉、〈二大教主〉条，页三八六八～二八六九。
[25]《全集》，卷首，页六四三。
[26]《全集》，卷首，〈紫柏老人圜中语录〉，页六四一。
[27]真可〈十六日临化说偈〉九首，收入《全集》，卷首，〈紫柏老人圜中语录〉，页六四二。
[28]《全集》，卷八，〈法语〉，页七七五。
[29]《杭州府志．径山志》，卷一百八，〈仙释〉言：“真可，字达观。……化后十二年藏于径山。荼毗之日肉身俨然，舍利无算。”(收入《中国民俗志》一(台北：东方文化供应社：一九七０年)，《浙江志》三，页十。)大师肉身不坏，留下舍利无算之事，亦见于明．周永年辑录，《吴都法乘》(收入《大藏经续补编》，第三十四册)，卷二十六，〈道影篇〉中圆成、法藏、陈继儒等多人的记载。
[30]释果祥：《紫柏大师研究～以生平为中心》(台北：东初出版社，一九九０年六月版)，页三。
[31]明·贺烺，〈紫柏集跋〉，收入《全集》，卷首，页六二一。
[32]《全集》，卷首，页六二一。
[33]《全集》，卷首，页六三三。
[34]德清在〈紫柏老人集序〉中，记录了《紫柏老人集》成书的经过：“师初金沙曲阿之间，与于、王、贺氏诸君子大有夙缘，所闻最多。如庵居士于公执侍甚严，得片言如宝只字不遗，凡随师仗履者，必搜而得之。师每至匡卢，必主于江州孝廉刑君来慈长松馆，师化后，并嘱弟子仲橐、润甫，结集成帙。予久沈瘴海，二公以予与师为法门深契，故出其稿，稽首请校而梓之。”(收入《全集》，卷首，页六一九。)
[35]曹学程〈紫柏老人圜中语录序〉言：“道人逮系，(吴)彦先始终周旋曲至，复手录圜中问答语偈，以授旧游者。”(《全集》，卷首，页六三八)又陆符〈略传〉中有：“江南弟子亦卓塔地，持未绝。适《圜中录》刻成寄至……”(《别集》，附录，页一四五)等语。可知在《圜中语录》(或《圜中录》)的流传甚早。而其刻成时，真可塔的地点尚未决定，时间应在万历四十四年以前，故言《圜中语录》的刻成早于《紫柏老人集》。
[36]《明史．艺文三》，卷九十八，〈子类十二．释家类〉，页二四五五；《明史．艺文四》，卷九十九，〈集类三．别集类〉，页二四九二。
[37]陆符〈略传〉中言：“师有《文集》及《圜中语录》，金沙门人合刻，共一十六卷。”(《别集》，附录，页一四九。)
[38]清．钱启忠、沃心甫，〈紫柏老人集钞．序〉言：“卷帙浩繁，且多重复。兹特摘其最要者，以为老人文字三昧。”落款日为“崇祯甲戌蒲月”。(《别集》，附录，页一五三。)
[39]陆符〈略传〉言：“后三十二年，有私叔弟子，四明陆符，删次补篡，为《真可心要》四卷，序而藏于家。”(《别集》，附录，页一四九。)
[40]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言：“《吴都法乘》三十卷，明周永年撰。一九三六年上海石印抄本。书为志乘体，集录法门文献之有涉于吴者。分三十篇，篇冠以韵语小序，所引多著出典，间附己作，卷帙厚者复分子卷，故名为三十卷，实有四十二卷，诚吴门法典之大观也。《四库》释家类附存目作十二卷，分十二篇，盖仅得前半部耳。”本文有关《吴都法乘》之资料，系采民国石印抄本。(《大藏经续补编》，第三十四册)。
[41]明．德清阅，《全集》，卷二十，〈偈〉，页九九二；卷二十五，〈诗〉，页二、三；卷二十六，〈诗〉，页十九；卷二十七，〈诗〉，页三十四、三十九。
[42]真可的常住长松馆之事，也可以由他著有甚多与长松馆相关的诗文可以得要说明。如在《全集》中收有〈长松馆雪偈〉、〈长松馆夜坐〉、〈长松馆西风吟〉、〈往曹西暂憩长松馆〉、〈长松馆遇雪〉、〈长松馆〉等
[43]收入《长松茹退》(宝颜堂秘笈本，中央研究院藏本)，卷首。
[44]本文之《长松茹退》宝颜堂秘笈本，系采中央研究院所藏之本。唯是本上卷第三页错简为下卷第三页(下卷第三页处无误)，故此部份采《丛书集成》本补入。
[45]《别集》，卷三，〈书问〉，页一二五～一二六。
[46]《别集》，卷四，〈语录〉，页一四四。
[47]详见本书附录二。
[48]如《全集》中收录之〈陆太宰以宝带施清凉赋此赠之〉、〈结冬永慈寺赠庐芽主人妙公〉、〈赠海通居士〉、〈送仲淳奔丧南还〉等等(见页二九、二五、二七、三五)，都是真可与文人赠别唱和之作。
[49]《全集》，卷二十六，页十八。
[50]参见冯梦祯、道开〈募刻大藏文〉、乐晋〈五台山刻方册大藏经序〉等文，见《明径山方册本刻藏缘起》(收入《书目类编》(台北，成文出版社)，五十册)，页三、十一、四二。
[51]王世贞〈刻大藏缘起序〉言：“而吊奇者至焚像弃经，书七佛名于衵服。而流至于倡狂自恣，并其迹而失之。盖棒喝之教穷而教典与宗皆两屈矣。若观世音之再转而为达磨也，宁不思所以更救之乎？”(同前注，页九～十。)又傅光宅，〈密藏开禅师募刻大藏序〉言：“其或志向高明识趣玄违者，俱谓一言悟道何假博闻，诸佛唯心岂须教典。宁知竟其妙义，故只字全无，布为玄言，则万函莫尽。菩萨尚皆依教而入，众生岂能舍经而修哉？此大藏之流通，所以不容已也。”(同前注，页十四。)
[52]真可〈刻藏缘起〉言：“嘉隆年间，袁汾湖以大法垂秋，僧曹无远虑，不思唐宋之世。……又世故无常，治乱岂可逆定，不若易梵筴为方册，则印造之者价不高，而书不重。价不高，则易印造；书不重，则易广布。……时法本禅人，实闻此言，但本公自顾力弱，不能图之。然此志耿耿在肝膈间，无须敢忘者也。”(《全集》，卷十三，〈刻藏缘起〉，页八五四。)这段事迹同时也记载于法本本人的刻藏〈发愿文〉中：“万历癸酉(元年，一五七三)，……一日了凡居士矢言欲将梵典翻为方册，俾家传人诵，拔邪见稠林，归卅婆若海。奈何弘愿虽发而实行不加。(《密藏开禅师遗稿》，收入《明版嘉兴大藏经》，第二十三册，卷首，页五～六。)袁了凡是江苏吴江人，名黄，字坤仪，了凡为他晚年自取之号，“汾湖”为其居住地。有关袁汾湖即袁了凡之考证，参见见蓝吉富〈嘉兴大藏经研究〉，收入《谛观》，第七十期，一九九二年七月，页五九～六０
[53]《全集》，卷十三，页八五四。
[54]这些文章今都存于《密藏开禅师遗稿》卷首。
[55]《密藏开禅师遗稿》，卷首，页五。
[56]真可〈刻藏缘起〉有：“若有人出三万金刻此藏板者，道开愿以头目脑髓供养是人。”(引自《全集》，卷十三，页八五八。)又管志道〈刻大藏植因疏〉“赀募三万金。”(引自《明径山方册本刻藏缘起》，页六。)
[57]所谓的方册本就是以线装形式为装潢；梵筴今通常作“梵夹”，又作经折装，亦名旋风叶，以长条横幅折叠成书册，首尾再各加硬板封面，以往的佛经多取此形式。
[58]参见冯梦祯〈刻藏缘起〉、徐琰〈赠幻余密藏二上人唱缘刻大藏序〉、虞淳熙〈开公募刻大藏序〉、乐晋〈五台山刻大藏方册序〉等文，见《明径山方册本刻藏缘起》，页三～四、十六～十七、三十九～四十、页四十二～四十三。
[59]引自《明径山方册本刻藏缘起》，页三四。
[60]《密藏开禅师遗稿》，卷首，页五。
[61]见《全集》，卷十三，〈刻藏缘起〉，页八五五。
[62]王肯堂〈刻大藏愿文〉言“藏公与余言：‘宰官与结缘者四十人之百金以为主，而其他辅之。不十年可完。’余亦踊跃翘企。无何四十人者渐与旨忤，存殁半而登朝食录者无一焉。……迄今十三年矣，而于全藏不能以半。”(《密藏开禅师遗稿》，卷首，页六。)
[63]冯梦祯〈议复化城缘引〉言：“径山为东天目正干，……而云雾笼罩，十日而就，藏板其中，最易腐朽，又不得已有化城之议。化城俱径山之东麓，去双溪数里，地坦平无云雾，既便藏板，而输工之力，事事皆宜，因故址而新之。”(引自《径山志》(收入《中国佛寺志汇刊》第一辑，第三十一册，卷四，页四０八。)
[64]《嘉兴正藏》完成的时间，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蓝富吉在〈嘉兴大藏经研究〉一文中列出各种说法，最后订为“康熙十六年”。根据《明径山方册本刻藏缘起》附录中之〈新制径山刻藏年表〉(不详作者)的记录，依据观横的为序的年代推知《嘉兴正藏》完成于弘光元年，又依〈方册本南岳誓愿文尾跋〉(此文笔者并未寻见)的记录，补刻方册藏经缺本全竣于康熙十五年二月。依嘉兴藏目录，作“康熙十六年刻方册全藏画一”。此说与陈援庵之推断相合(见陈援庵，《明末滇黔佛教考》(台北：汇文堂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台一版)，页九四～九六)。笔者以为此说甚为可信。
[65]《嘉兴正藏》的整个刊刻经过，可参见本文附录之〈刻藏年表〉。又有关于《嘉兴藏》的校刊、板式、目录，以及在正藏完成之后，及陆续有《续藏》、《又续藏》的刊刻等问题，与本文主题相去较远，故于此从略不论。
[66]《全集》，卷首，德清〈塔铭〉，页六二八)
[67]见《全集》，卷十三，页八六三、页八六七。
[68]引自《全集》，卷十三，页八六七。
[69]参见〈房山云居寺石经〉一文，收入《大藏经续补编》，第二十六册，页九～四０。
[70]德清〈复琢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言：“初紫柏大师于万历丙戌秋(十六年，一五八六年)，访德清于那罗延堀。北游云居，至琬公塔，一见则泪堕如雨，若亡子见父母庐墓也，抱幢痛哭，徘徊久之而去。”(引自《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二十二，页五二二。)
[71]真可〈秋夜石经山礼皖公灵骨〉一诗的序文言：“……乃刊石为经，续佛法寿。延及慈氏，行恐古今代谢，以佛社利，并己骸骨，藏诸石窟，填抚兹山，矢大法藏永劫无毁。予感公之忧深而虑远也，含涕而赋此：‘月夜青山谒琬公，石堂无语对千峰，莲花片片皆心血，贝叶行行夺化工。灵骨可埋名不朽，法身非相用常通。那堪更向苍崖上，凿室藏经示不穷。’”(《全集》，卷二十六，页二四～二五。)对于静琬护持佛法的精神，展露无限崇敬之情。
[72]见《云居山志》(收入《中国佛寺志汇刊》，第二辑，第十五册)，卷十，王肯堂、于玉立、董其昌等人的劝疏文。
[73]真可〈示东西云居寺僧众〉言：“老汉实与此山有大宿因，感慨今不如昔，不能坐视。于是命诸檀越，赎琬公塔院已。赎自隋以来，高僧骨塔二百余座已。复私业既施而归复，复而无所守，不若不复。乃集东云居、西云居两寺住持，并执事僧等……授以毗舍浮佛传法颂，开性戒之本源也。”(《全集》，卷四，页七０七～七０八。)
[74]径山放生池，乃于比部因真可之请捐资重修。见真可〈修径山放生池记〉一文，《别集》，卷一，页一０三。
[75]有关寂照庵的记载，分别见于《径山志》，卷十二，页一０一八～一０一九、页一０六三，页七九二。
[76]《全集》，卷十三，页八五七。
[77]《嘉兴府志》清乾隆年许瑶光等修，光绪五年刊本，收入《中国方志丛书》第五十三册，页四七七。
[78]参见《邓尉圣恩寺》(《中国佛寺志汇刊》，第一辑，第四十二册)卷五〈近代尊宿·达观真可禅师〉以及卷十五〈钟部〉等相关文章。(页一五一、页五二三～五三四。)
[79]〈吴江圣寿寺〉、〈过圣寿寺三首〉、〈吴江圣寿寺缘起〉分别见《全集》，卷二十五，页七、卷二十七，页三十八、卷十三，页八六０。
[80]《全集》，卷首，页六二九。又德清《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二十五中有〈归宗寺复生松记〉一文，记载此事。(页五七二～五七三。)
[81]《庐山志》卷六载：“寺有藏经，六百七十八函。明神宗颁赐达观大师者。有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护勒一道。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十日勒谕二道，墨书黄纸，上俱用御宝，与黄龙寺刻本不同。”(《中国佛寺志汇刊》，第二辑，第十七册，页七二六。)
[82]《全集》，卷十三，页八五五。
[83]诸疏文分别见《全集》，卷十三，页八六二、八六三、八六九、一０二、一０三、八六八。
[84]《全集》，卷十四，页八八七。
[85]《全集》，卷十四，页八八八。
[86]《释氏稽古录续集》，卷三，页二八七。
[87]《别集》，附录，〈略传〉，页一四八。
[88]《峨嵋山志》(收入《中国佛寺志汇刊》，第一辑，第四十五册)，卷五，页二一七。
[89]详见《憨师大师梦游全集》，卷三十二，页六六三。
[90]德清在与〈与达观大师〉书中曾经说到：“丁卯冬，初觉音来，得奉手书”云云(《憨师大师梦游全集》，卷十三〈书问〉，页三七七)，故知真可与德清在隆庆元年(一五六七)时，已经有书信的往来。
[91]《全集》，卷首，〈塔铭〉，页六二九。
[92]《全集》，卷首，〈塔铭〉，页六三０。
[93]《憨山大师年谱疏》，卷上，〈四十七岁条〉，页五一一。
[94]有关德清在雷阳与曹溪的复兴工作，详见《憨师大师年谱疏》，卷下，〈五十二岁条〉至〈五十六岁条〉，页五二三～五三一。
[95]赞诗云：“康祖来吴，清公谪奥，髑髅大师，金刚眼突。瘴海之惨，骨刺魂惊，大师得戍，弥感圣明。曹溪蛊毒，饮者皆丧，大师饮之，销尽诸障。指撮舍利，康祖之贪，贪不为我，此心何惭。弘法得罪，命如单丝，千里瘴岭，芒鞋踏遍。雷到岧峣，飓风正高，钵瓶孤逝，舌相昭昭。南傲魍魉，白日鼓掌，我若无心，菩萨影响。有心应之，康祖愚痴，章甫之国，其维不疑。石头之别，肝膈冰冷，丁生吹火，写康祖影。缘影得心，心亡性冥，大用无常，钟以眼听。根尘主客，收放梦醒，掌擎宝塔，牢山之顶。”(《全集》，卷十八，〈赞〉，页九四六～九四七。)
[96]参见释果祥，《真可研究～以生平为中心》，页一六。
[97]《全集》，卷首，〈塔铭〉，页六三０。
[98]德清吊真可之祭文见《全集》，卷首，页六三四～六三五。
[99]德清〈示在介侍者〉有言：“(真可)老人谓：‘今当可以如来之赏而赏之也。’介侍者即以老人，得如来大赏。”故知在介亦为真可的入室弟子。(《憨师大师梦游全集》，卷七，〈法语〉，页二九五)。
[100]《吴都法乘》，卷十二，〈道影篇〉，页四三一中收有释仲光的〈与贺居士求家藏真可先师像〉一文。
[101]密藏的〈刻大藏发愿文〉说：“万历壬午(十年)，从补怛天台诣武林于绍兴，道中忽见古寺残碑载，胜国时会稽郡大藏版凡七副，因感泣思维版刻之在一郡者，且尔其卷轴流通天下者，当何如哉。乃我明仅南北两版，法道陵夷，莫此为甚，遂愿毕此身命，募刻方册版，广作流通。”(《密藏开禅师遗稿》，〈刻大藏发愿文〉，页一。)
[102]详见〈密藏禅师定制楞严寺规约〉、〈密藏禅师楞严寺禅堂规约〉，收入《密藏开师遗稿》，页三四～三七，页三七～三八。
[103]《别集》，卷三，页一三二～一三三。
[104]引自冯梦祯〈送达观大师序〉，收入《别集》，附录，页一五一。
[105]《别集》，卷三，〈书问．与冯开之共十六首之二〉，页一二０。
[106]德清〈塔铭〉：“工(刻藏)既行，开公以病隐去。”(《全集》，卷首，页六二八。)元贤言：“法本早已作古，道开亦以病隐去。”(《永觉元贤禅师语录》，卷十五，〈请方册藏经记〉，页五六五。)《普陀洛伽新志》言：“工(刻藏)即半，开以病隐去。”《中国佛寺志汇刊》，第一辑，第十册，页三九一。)陆符〈略传〉：“门弟子皆知都下侧目师，相继奉书劝出，开侍者刺血书隐去。”(《别集》，附录，页一四六～一四七)道盛〈密藏开禅师遗稿编序〉：“密公知此举将成，不若让功与同门者，并力为之，使此板有终；又或藉此自退以几谏达师。”(《密藏开禅师遗稿》，卷首，页一。)钱谦益〈密藏禅师遗稿序〉：“定中知本师有王难，刺血上书，一夕隐去。”(同上)于元凯〈密藏禅师遗稿序〉：“师知必及祸，遂刺血上书遁去。”(同上，页二。)
[107]《别集》，卷三，页一三二～一三六，真可与道开的书信，
[108]《别集》，卷三，〈书问．与冯开之共十六首之十五〉，页一二五。
[109]〈新秋念开郎〉言：“客里逢秋早，林闲宿雨凉。小鲜犹聚乐，侍者却甘忘。莫谓千山隔，须知一脉长。狂心中自歇，含泪礼香床。”〈漯阳结夏念开侍者〉言：“闲中无个事，铁钵贮清泉。镜面浮天色，禅心空世缘。人生既不久，幻影岂常间。相见难相悉，开郎尚未旋。”(《全集》，卷二十五，〈诗〉，页十二。)
[110]详见本文第二章〈紫柏大师所处的时代环境〉，第二节〈明末佛门的衰败〉。
[111]〈塔铭〉：“(真可)嘱侍者小道人性田曰‘吾去矣！……’道人哭，师叱之曰：‘尔侍予二十年，乃作这般去就耶！’”(《全集》，卷首，页六三一。)
[112]《别集》，附录，陆符〈略传〉，页一四九。
[113]《全集》，卷二十五，〈过知郎澹然斋〉：“地僻资心静，池空悟世忙。迥观两未有，强谓是常光。阁楼窗中影，松泉镜里香。云山终不老，水月为谁凉。天破鱼吹浪，书抛客卧床。去来情不染，喧寂路俱忘。莫厌茆斋小，风尘别道场。”(页一四～一五)；卷二十七，〈辞澹然居士〉：“白云本无心，有期则有迹。何如无期好，随风靡不至。”(页二十七)
[114]《憨师大师梦游全集》，卷二十九，〈径山化城寺澹居铠公塔铭〉，页六一八。
[115]《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二十九，〈径山化成寺澹居铠公塔铭〉，页六一九。
[116]《憨师大师梦游全集》，卷二十九，〈径山化城寺澹居铠公塔铭〉，页六一八。
[117]详见本文第二章〈真可所处的佛教环境〉第一节〈明代帝王的佛教政策〉与第四节〈三教同源思想与居士佛教〉。
[118]《全集》，卷首，〈塔铭〉，页六三０。
[119]见《全集》，卷二十七，页三十一。
[120]有关琬公寺院的兴复，详见本四章第三节〈紫柏真可的宗教事业〉，第二目“寺院的兴复”。
[121]《别集》，附录，〈略传〉，页一四五。
[122]《别集》，附录，〈略传〉，页一四七。
[123]见《庐山志》卷六，注释七十九引。
[124]《全集》，卷首，页六三一。
[125]《别集》，附录，页一四七。
[126]《续灯存稿》卷十二、《续指月录》卷二十、《续灯正统》卷四十一、《正源略集》卷八皆因德清塔铭之文字作：“适见奏章，亦甚怜，在法不能免。因逮及，只下著审而已。”(页一八八、页一五八、页一三四、页五七。)
[127]详见释果祥，《紫柏大师研究～以生平为中心》，页四二。
[128]《全集》，卷十四，〈远公五论序〉，页八七六。
[129]陆光祖在历史上有极佳的评价。《罪惟录》言：“掌铨不图报复，世以为难，乃益用推引提护，岂非有得于好恶恶知美之旨者乎？”(收入《明代传记丛刊》，第八十五册，卷之十一下，页六六八。)《本朝分省人物考》也说：“私居无戏言，无遽色，平生怜才仕事，任嫌任怨，凛然有古大师风节焉。”(收入《明代传记丛刊》，第一三三册，卷四十五，页三九０。)
[130]《径山志》(收入《中国佛寺志汇刊》，第一辑，第三十一册、三十二册)，页三九二～三九六、页四０一～四０二、页五八一～五八九、页九九０。
[131]其文言：“及病势疑危，不知日出为朝，日入为暮。凡历旬日，则左手第二指，与大拇指相掏，兼然若天生，而不可解者。苟念力精虔，死生不入其胸，孰能至于此？……若然者，太宰此印，果死而不解，其往生佛土必矣。”(《全集》，卷十四，页八八二。)
[132]《续藏书》(收入《明代传记丛刊》，第一０六册))，卷十八，页三九０。
[133]根据《明史·艺文志》的记载，王肯堂的著作包括有《尚书要旨》三十一卷、《论语义府》二十卷、《律例笺解》三十卷、《郁冈斋笔麈》四卷、《医论》四卷及《参禅要诀》一卷。(见页二三五三、二三七０、二三九九、二四三五、二四四七及二四五四)。
[134]详见《明史》，卷二二一，〈列传·王樵传〉，页五一九。
[135]释圣严对于王肯堂的著作也相当的推崇，尤其是他的《成唯识论证义》：“大致说来，已经进了不违唯识之说的全力，乃是一部值得学者们细加研究的好书。)(引自圣严法师，《明末佛教研究》(台北：东初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三章〈明末的唯识学者及其思想〉，页二二九。)
[136]《全集》，卷二十四，〈与王宇泰〉，页一０五七。
[137]他在为通润《成唯识论集解》写的〈序〉也提到：“余闻真可言，相宗绝传久矣。”(《卍续藏》，卷八十一，页三０三。)
[138]真可与王宇泰的书信，《全集》，卷二十三，页一０二九、一０四七、一０五六；《别集》，卷三，页一二八。
[139]吴用先〈重兴化城接待寺疏〉，引自《武林梵志》(《中国佛寺志汇刊》第一辑，第七册，页五九三。
[140]《别集》，附录，页一四八。
[141]《全集》，卷首，德清〈紫柏老人集序〉，页六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