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大師，是民國時代佛教革新運動的倡導者，是佛教新舊派對立時代的新派領袖，以至於中日戰爭勝利後的全國佛教領袖，是《民國高僧傳》中必不可缺的重要人物。不過，在法系傳承上，他並沒有所謂「傳法授記」的傳承。原來大師以為，佛門付法，徒具形式，沒有實質的意義，故不以法系為重，所以他根本沒有受過甚麼人的傳法授記。雖然如此，但大師十六歲時，依甦州小九華山寺的士達和尚出家，士達和尚是臨濟宗法脈，大師當然也算是臨濟宗的法脈。並且，大師一生提倡人間佛教，八宗並弘，他並不是某一宗某一派所可局限的人物。
太虛大師俗家姓呂，乳名淦森，浙江省石門縣（民國改名崇德縣）人，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己丑歲臘月十八日，出生於浙江省海寧州（民國改為海寧縣）的長安鎮。父親呂駿發，母親張氏，太虛出世未久，第二年呂駿發一病身亡，出生八個月的太虛就成了孤兒。四年多後生母再嫁，太虛由他外祖母撫養。外祖母信奉道教，在女兒再嫁後，帶著五歲的太虛，到長安鎮外三里處的大隱庵修行。太虛的舅舅張子綱在庵中設了一處蒙館，太虛依外婆在庵中長大，也隨著舅父斷斷續續的讀了幾年書。
太虛十三歲時，外婆把他薦入長安鎮沈震泰百貨店做學徒。由於那時他染上瘧疾，做了幾個月，因瘧疾時發，為店中辭退。外婆一向對他疼愛有加，就把他再接回庵中休養，溫習四書，學習作文。第二年外婆又送他到鎮上的朱萬裕百貨店做學徒，百貨店的老板喜愛看小說，太虛在店中空閑時，也看了許多如《七俠五義》、《水滸傳》、《今古奇觀》、《聊齋 異》之類的章回小說。如此過了一年，他已十六歲，智識漸開，內心的苦悶也隨著年歲而增加，乃生起了出世的思想，決計到普陀山去出家。
是年夏歷四月初，他藉故離開長安鎮到普陀山去，由於錯上了到甦州去的船，他發覺後由中途的平望下船，當地距鶯豆湖邊的小九華寺不遠，他想起九歲那年隨外婆朝過九華寺，乃到小九華寺，找到了一位士達和尚。士達和尚以十方叢林不能剃度徒弟，所以十多天後，帶他到木瀆靈岩山的一個小庵中，為他剃度。士達是禪宗臨濟派，乃給他取派名唯心。士達的師父奘年老和尚，住持寧波團橋頭玉皇殿，所以太虛在靈岩山住了幾個月，士達領著他到寧波，托請奘年老和尚照應他。
奘老和尚是太虛的師祖，對他極其慈愛，帶他到鎮海找大夫看病，醫好他的瘧疾，並為他立了一個表字叫「太虛」。出家那年十一月間，寧波天童寺傳戒，奘年老和尚陪著太虛到天童求戒。
當時天童寺住持是八指頭陀寄禪，也是這次傳戒的得戒師。佛制沙彌年滿二十始能受比丘戒，可是那個年代沒有身分證一類的證明文件，受戒前問：「年滿二十了嗎？」求戒者答稱「已滿」就可通過，太虛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受戒，雖然他心中也不以為然，但習慣如此，也就只好從容了。受過戒，奘年老和尚特備了一席齋，請寄禪寫封介紹信，送太虛到永豐禪院學經。寄禪看出太虛神慧，堪為法器，有意栽培他，當下修書介紹他到永豐禪院依止水月法師。水月名岐昌，以表唱水陸懺文名於時，且善屬文，寧波寺院一般緣起、疏啟一類的文字，大都請他來做。太虛到永豐禪院幾個月的工夫，一部《法華經》已讀誦得滾瓜爛熟。水月很器重他，讓他住在內庫房，這段時間太虛閱讀了《指月錄》、《高僧傳》、《鳳洲綱鑒》；繼之開始受讀《楞嚴經》，並買了《詩韻》，學習作詩。
這時，福建籍的圓瑛法師，在天童寺從寄禪和尚習禪，常到永豐禪院訪水月法師。圓瑛長於詩文，太虛正在學時，二人遂由詩文結為朋友。圓瑛出生於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長太虛十一歲。太虛十八歲時，到天童寺去听道階法師講經。那時听經叫做「學教」，講的經不外是《法華》、《楞嚴》或《彌陀疏鈔》。講的方法，或依《天台四教儀》講，或依《賢首五教儀》講。道階是南岳默庵法師的傳人，經精於天台，兼通賢首與唯識，是那時一位很叫座的法師。太虛由於學教的關系，就搬進天童寺住入禪堂中，並學習坐香、跑香、吃放參、敲教香、當值、出坡等。住入天童寺，和圓瑛見面的機會更多，圓瑛約他在御書樓上關聖像前，訂盟換帖結為兄弟。
翌年，他在天童寺听道階法師講《楞嚴經》、《相宗八要》及《賢首五教儀》。道階法師在講堂上稱贊閱藏的利益，圓瑛鼓勵並介紹太虛到汶溪西方寺閱藏。於是，天童寺的經期一完畢，圓瑛就陪同太虛到西方寺，為他引見淨果和尚，淨果安置太虛在藏經樓閱藏寮閱藏。太虛在西方寺閱藏，對他是一段很重要的經歷。後來他在《自傳》中說：
圓瑛介紹我到西方寺閱藏，大有造於我一生，故後來他與我雖不無抵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閱藏因緣，終不忘他的友誼。
他在閱藏期間，一日閱《大般若經》垂盡時：
忽然失卻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無數塵剎煥然炳現如凌空影像，明照無邊。
以後，他再閱《法華》、《華嚴》、《台賢教義》等經論，恍然都像是自心現量境界，不再為語言所拘，過去所有的疑團從此冰釋。西方寺閱藏期間，有一位華山法師來訪淨果，也住在閱藏寮，平常翻閱禪宗語錄。華山是一位具有新學根柢，且具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少年時代即已蜚名講肆，文字辯才均所擅長。他在杭州與松風創設僧學堂，見太虛是有慧根的法器，就對他講解世界大勢、中國情形及佛教要改革流弊、振興僧學，才能適應時代潮流等等。太虛初聞此說，不以為然，二人辯論數日，相爭莫決。西方寺的淨寬為之調解，太虛亦為好奇心所驅使，表示願意看看新學的書籍。華山拿了一部分書給太虛看，包括康有為的《大同書》、梁啟超的〈新民說〉、章炳麟的〈告佛弟子書〉、譚嗣同的《仁學》、嚴復辭的《天演論》、《五洲各國地圖》等。太虛讀後，陡然激發他以佛學入世救世的弘願熱心，使他由「超俗人真」而轉到「回真向俗」的路上，也因此與華山深相契好。
結識華山後未久，他又結識了革命僧人棲雲。棲雲俗姓李，湖南人，傳聞似中過秀才，弱冠出家，曾從八指頭陀參學五、六年，又到日本留學，加入同盟會。光緒末年，與徐賜麟、秋瑾等回國潛圖革命。太虛受棲雲革命思想的影響，閱讀《民報》、《新民叢報》及鄒容的《革命軍》等革命書刊，使他有了「中國的佛教亦須經過革命」的思想。
宣統元年（一九○九年）初，太虛受到華山和棲雲的勸說，到南京入楊仁山居士創辦的「只洹精舍」就讀。只洹精舍有學生十多名，出家眾有仁山、智光、開悟、惠敏等人。楊仁老授《楞嚴經》，甦曼殊教英文，諦閑法師任學監，但只讀了半年，只洹精舍以經費困難而停辦，仁山等人轉學入江甦僧教育會所辦的江甦僧師範學堂，太虛以華山的推薦，到普陀山的化雨小學任教員。年底，又回到西方寺閱藏。宣統二年（一九一○年）正月間，棲雲由廣州來到西方寺，約太虛到廣州，協助白雲山雙溪寺住持月賓組織僧教育會。到了廣州，因月賓是湖南人，與廣州當地僧侶有語言習俗上的隔閡，僧教育會未組織起來，太虛暫在雙溪寺安住。
棲雲與廣州的革命人士往來頻繁，太虛也時常參加各種秘密集會。革命黨人粗豪放浪，太虛受他們的影響，也變得豪放不羈，失去原來的純潔循謹。同時，他也交了許多佛學詩文上的朋友，如鄒魯、葉夏聲、陳靜濤、鄧爾雅等。曾從楊仁山居士學佛的梅光羲，這時在廣州任廣東司法研究館監督，二人也時相往還。光羲並以一部新刊印的《成唯識論述記》送給太虛，此後使太虛對於法相唯識之學有所偏愛。
翌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革命黨人起義，七十二烈士殉難，官廳追捕黨人頗嚴，太虛不敢在雙溪寺再住下去，遷到江西會館避鋒頭。四月九日，棲雲為官廳逮捕，並在棲雲寓所查得太虛的一首〈吊黃花崗〉詩，認為太虛有革命黨的嫌疑，就派差役到白雲山雙溪寺拘捕，索之不得。太虛聞知此事，就匿居到潘達微的平民報館中。當時，報紙上曾登出太虛的〈吊黃花崗〉詩，有以「阿彌陀佛的革命」為標題者。後來經過他的詩友江孔殷、盛季瑩等向官方疏通，得到官方「速即自離廣州，可以不究」的承諾，太虛乃於是年夏天平安的返回上海。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中秋節後，武昌起義，不旋踵各省響應，民國肇建（一九一二年），以南京為國都。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元旦，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太虛與同學仁山等，在南京組織「佛教協進會」，設辦事處於毗盧寺。太虛且面謁孫大總統，頗受嘉許。因接受仁山的建議，在金山寺開成立大會。開會之日，由於新舊派的對立，會場上發生沖突，協進會因而停頓下來。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寧波天童寺寄禪和尚出面，在上海組織「中華佛教總會」，召太虛到上海相助。佛總成立，太虛組織的「佛協」也並入佛總。到了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元月，寄禪以保護寺產事到北京內務部交涉，於北京法源寺入寂。寄禪的詩友熊希齡以事聞於大總統袁世凱，政府準予佛教總會成立，對寺產稍有保障。是年三月底，中華佛教總會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選出常州天寧寺的冶開和熱河都統熊希齡為會長，釋靜波為副會長。冶開和熊希齡都是掛名，事實上會務由靜波掌理。會中通過太虛為《佛教月報》總編輯，仁山亦駐會辦事。陽歷五月十三日是佛誕節，太虛主編的《佛教月報》創刊，不過只出了四期，就因故停刊。
民初那幾年，太虛以所辦的佛教協進會失敗，繼之八指頭陀逝世，使他對佛教的前途頗抱悲觀。再加以種種世緣的牽扯，使他對佛教大有離心的趨勢。這時他就以坊間各種新舊譯者的小說文學書來消遣。當時流行林紓的譯者、李涵秋小說等，他莫不遍讀，並常用化名在報紙雜 上投稿，習為文人名士的落拓疏放，對佛教已若即若離。但使他終不與佛教絕緣者，一者是寄禪生前，曾喚他入其丈室，誦《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一章相勖勉；再則他的師祖奘年老和尚對他始終關懷愛惜。以這兩位老人的關系，使他不忍心脫離佛教。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夏天，他自消沈中振作起來，到普陀山去閉關。法雨寺的住持了餘和尚，聞得他要去閉關，為他準備下錫麟禪院樓上的關房，備下書桌、書架、器用雜物。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八月，太虛帶了十多件書籍行李等箱籠，到普陀山進入關房。這時印光法師也駐錫法雨寺，特來為他封關。太虛在關中坐禪、禮佛、寫作、閱讀，日有常課。他閱讀各種新舊學書籍，舊的如經史子集，新的如民國經世文篇、嚴復的各種譯著，以及章太炎、梁啟超的著作。翌年春間，他開始精研《三論玄疏》，特於《百論疏》用功尤多。繼之在關中著作，首成《佛法導論》，為整個佛法的概觀。又作〈百法明門論的宇宙觀〉、〈教育新見〉、〈哲學正觀〉、〈辨嚴譯〉、〈訂天演〉、〈論荀子〉、〈論韓愈〉等論文。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十月，北京政府公布〈管理寺廟條例〉三十一條，條文中予地方官以限制僧徒及侵害寺產的大權。他在關內閱及，審度時勢，撰寫了《整頓僧伽制度論》一書，備異日施行。
虛師閉關三年，應該到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秋天滿期。但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春天他動了出關之念，請了餘老和尚來為他開關，出關後到前後寺院去看了些朋友。朋友看他樣子變了，原來他留了 需。這年，太虛二十九歲，留下 需看起來老成穩健，非復昔年的疏放情態了。出關之後，到上海、寧波各住了一陣子。這時台灣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住持善慧和尚，請圓瑛法師去講演佛學，圓瑛事繁不克分身，薦太虛以自代。太虛以此機緣，游歷了台灣的基隆、台中。在台中寓慎齋堂，並應霧峰林紀堂、林獻堂兄弟之請，到林宅為說佛法。台灣演講事畢，善慧和尚陪著他到日本游歷及考察。在日本游歷兩旬，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的十二月下旬回到上海。
[NextPage]太虛大師一生致力於佛教改革運動，倡導人生佛教，講學弘法，席不暇暖，認真的說，是由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才開始的。他自出關以後，先到台灣演講，繼到日本考察，對於自己在關中三年的研究和創見增加了信心，他立下了整頓僧制的心願，因而開始他為時三十年的改革運動和弘法事業。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他得到陳元白、蔣作賓、黃葆蒼諸人的發心協助，在上海創辦「覺社」。覺社以出版專著、編輯叢刊、演講佛學、實地修行為宗旨，這是他佛教改革運動的第一個據點。《覺社叢刊》季刊出了五期，為配合弘法需要，於民國九年（一九二○年）二月改為《海潮音》月刊，這是大師推動佛教改革運動，倡導人生佛教唯一的刊物。《海潮音》創刊迄今八十年，目前仍在台灣發行，這是中國佛教歷史最久的一份刊物。
大師的弘法事業，由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開始，數年之間，遍歷滬、杭、武漢、北京、廣州、長沙，講席頻開，法筵極盛。尤以武漢方面的信眾，對大師的志業支持最為熱切，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有「武昌佛學院」之創立，為整頓僧伽制度作準備。十二年四月，漢口佛教會成立「宣教講習所」，聘大師為所長，招生講習。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璁假，大師主持廬山璁期講習會，首開自由演講佛法的風氣，使中外他教教徒亦大為驚異。民國十三年（一九一四年）七月，出席在廬山舉行的世界的佛教聯合會，並發起組織中華佛教聯合會。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冬，日本召開東亞佛教大會，我國佛教界組織中華佛教代表團，由大師任團長，率團赴日出席。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春，與章炳麟、熊希齡等發起組織全亞佛化教育社（後改名為中華佛化教育社）。七月，擬籌辦寰球佛教圖書館。八月，南游星洲，十月返國。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出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兼閩南佛學院院長。閩南佛學院是那段時間華南最具規模的佛學院，培育不少弘法人才。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內政部長薛篤弼，本為基督將軍馮玉祥的部下，提出了「改僧寺為學校」的草案。這時佛教沒有全國統一的組織（民國初年的佛教總會，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已被袁世凱解散），新的國民政府又以：「革命期間不便提倡宗教」的理由，不許佛教界成立佛教會。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太虛大師在蔣介石總司令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了「中國佛學會籌備會」（不標出佛教之名），繼而大師即出國赴歐洲弘化。圓瑛法師曾參加了南京的「佛學會」，但回到上海後，即為所謂「名流居士」者所包圍，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另行組織「佛教會」，會址設於上海覺園。六月召開成立大會，此時大師已自歐美弘化回國，也參加了成立大會。大會中圓瑛當選為主席，太虛當選常務委員，其他委員尚有仁山、德浩、常惺、弘傘、王一亭、屈文六、關之、黃涵之等共三十一人。佛教會成立，太虛大師與王一亭居士聯名上書國民政府蔣主席，王一亭並親謁蔣公，陳述佛教會成立的理由，於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年）三月獲得內政部立案。
佛教有了全國性統一的組織，本可集中全國僧界優秀人才，振興佛教。無奈一部分思想保守的僧侶，認不清時代背景，唯以把持廟產，操縱佛教會為事；加以上海所謂「名流居士」者，其中不乏失意政客，落伍軍人，混跡佛門，無非想利用佛教群眾的關系，做為個人的政治資本，他們在佛教會內播弄是非，翻雲覆雨。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佛教會改選，太虛大師一系獲得勝利，將會所遷至南京辦公。落選的名流居士唆使圓瑛辭職，發動江浙諸山抗繳所承認的經費，進而在上海設立佛教會駐滬辦事處，以架空南京的中國佛教會。太虛大師見事無可為，憤而登報辭職，從此不過問佛教會的事務。自此之後，中國佛教遂分為兩派，保守派的江浙諸山，及上海名流居士等，擁戴圓瑛法師為領袖；而希望佛教改革的青年僧侶，則擁戴太虛大師為領袖。圓瑛、太虛二師，本來友誼頗篤，曾經義結金蘭。唯以「名流居士」之輩從中播弄，使他們的友誼終至於凶終隙末，影響到佛教的發展與進步，這是一件十分令人惋惜的事。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年）春，大師游化閩南，在南普陀講經，並應大眾之請，連任南普陀寺住持。九月，成立世界佛學苑所屬的北平「柏林教理院」，並入川弘法。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四月，以南京佛國寺為世界佛學苑苑址。同月，任全國佛教徒會議執行委員。十月，游化開封、洛陽、西安。十一月，在西安被公舉為崇仁寺住持。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十月，任奉化學竇寺住持。十二月，辭去南普陀寺住持。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四月，大師促成之《佛教日報》創刊，任社長，範古農任總編輯。十一月，赴香港弘法。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日寇謀我日亟，終於於是年七月七日藉蘆溝橋事變，對華發動長達八年之久的侵略戰爭。八月大師入川，十二月遷中國佛學會於重慶長安寺。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遷《海潮音》雜 至重慶出版。同年在重慶組織僧伽救護隊，於空襲時出動救護傷亡。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五月，當選為雲南省佛教會理事長。九月，組織中國佛教訪問團，任團長。十二月，率團訪問東南亞佛教國家，又滇入緬。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年）元月，由緬甸至印度，轉錫蘭。三月抵新加坡，轉吉隆坡、檳城。四月，訪問團於返回星洲後取道西貢、河內返回昆明。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二月，任東方文化協會名譽理事。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與于斌、白崇禧、馮玉祥等發起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任常務委員（佛、回、天主、基督教各一人）。同年二月，任大雄中學董事長。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八月，患輕度中風，在重慶縞雲山療養數月，始告痊愈。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春，任西安大興善寺巴利三藏院院長。八月日寇敗降，抗戰勝利，十二月出任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常務委員。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元旦，國府授予勝利勛章。四月，復員返南京，在鎮江焦山設僧材訓練班，為整理佛教訓練人才。八月，抵鎮江焦山，主持訓練班結業典禮。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上海玉佛寺為退居的震華法師行封龕禮，說法將畢，忽中風舊疾復發，延至十七日下午圓寂，享年五十九歲，僧臘四十四年。
在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太虛大師不僅是一代佛教領袖，同時也是佛學思想的巨擘。大師的佛學思想，雖然亦得力於他鑽研經典和各宗教法，但對佛學的見解，亦來自親身的體驗。大師幼年，听力敏銳，記憶力過人，幾至過目不忘。十九歲時，在西方寺閱藏，及閱《大般若經》時：
積月餘，《大般若經》垂盡，身心漸漸凝定。一日，閱經次，忽然失卻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無數塵剎煥然炳現，如凌虛影像，明照無邊，坐經數小時，如彈指頃。
此後，大師再閱《法華》、《華嚴》等經論，恍然像是自心現量境界，不再為語言所拘，所有過去疑團從此冰釋。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在普陀山閉關，窮究經論，自《楞嚴經》中窺得唐代以後中國佛學的綱要，作成《首楞嚴經攝論》。他認為《楞嚴經》是中國佛學的「大通量」：
未嘗有一宗取為主經，未嘗有一宗貶為權教，應量發明，平等直入。
又稱：
此一部中兼賅禪、淨、律、密、教五，而又各各尊重，各各圓極。
大師以《楞嚴經》為宗本，他的思想並不拘泯於大乘各宗中的任何一宗，而是融合各大宗派，主張諸宗平等，各有殊勝。
大師早年，也是依據古德傳統，將佛法分為禪、講、律、淨、教五門。禪者教外別傳，屬於宗門；講者包括天台、賢首、慈恩，屬於教門；律是出家在家所持的戒法；淨是修學淨土；教指的是密教。普陀山閉關後，他的見解轉變，認為小乘只是大乘的階梯，大乘才是佛法的根本。小乘在中國僅有毗曇、俱舍、成實三宗，而毗曇、俱舍攝於唯識，成實附入於三論。早期在中國流行的大乘十一宗，就中《涅盤》歸之法華，《地論》歸之於華嚴，《攝論》歸之於唯識，於是整個佛法可歸納為大乘八宗，即天童、賢首、三論、唯識、禪、律、淨、密。八宗各有殊勝義，皆以成佛為究竟，唯各宗於一切法所起觀行不盡相同，如唯識宗以一切法皆是唯識所變，三論宗以一切法皆是空無自性。因此，八宗各有殊勝，不能偏廢，亦不可說此優彼劣，或彼高此下。此一觀念突破了古德判教的傳統。
迨及後期，大師於〈論大乘三宗〉一文中，判大乘佛教為三宗。他在文中說：
往者嘗據空與非空不空，合說大乘為一切法空宗、唯識圓覺宗之二宗。然以唯識與圓覺猶可分也。故究竟顯了，乃分三宗：
一、法性空慧宗．．．無漏般若主—
二、法相唯識宗．．．有為唯識主—─基師義
三、法界圓覺宗．．．無為真如主—
大師在文中更加以說明曰：
此三宗之差別何在？法性非安立故，一切名相不可施設故，唯用遮詞遣破，破無可破，畢竟無一名可得，故唯引發法空般若以通達，龍樹系大乘學屬之。法相是安立故，施設諸法名相故，多用表詞成立，破亦為立，顯了無一法之不建，故當善巧唯識現義以貫持，無著系大乘學屬之。法界非安立非不安立，遮表破立，同時一致，施設不施設，皆不可思議，故是如來大圓覺海之所印證。
太虛大師有兩句名言：
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
在他計劃推行的佛教改革方案中，有下列三項重點。他在〈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一文中提示：
一、革除：革除歷代君相利用神道設教的迷信；革除家族化剃度法脈的私傳產制。
二、革改：革改遁隱為精進修行，化導社會；革改度死奉事鬼神為資生服務人群。
三、建設：依三民主義文化，建設由人而菩薩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建設中國僧寺制；更收新化舊建設中國大乘人生的信眾制。以人生佛教，造成十善風化的國俗及人世。
以上三點，是大師畢生從事佛教改革運動的總旨趣。遺憾的是，他三十年努力以赴，目標並未實現。他晚年在〈我的革命失敗史〉一文中說：
我的失敗，固然也由於反對面障礙力的深廣，而本身的弱點，大抵因為我理論有餘而實行不足，啟導雖巧而統率無能，故遇到實行便統率不住了。然我終自信，我的理論和啟導確有特長。如得實行和統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適應現代中國之佛教的學理和學制。
事實上，沒有安定的社會環境──三十年間戰爭不斷；沒有政府的支持──政府只在「寺產興學」上動腦筋；佛教僧侶本身自覺者太少，獅身蟲太多，都是指佛吃飯、賴佛穿衣者流。大師雖苦口婆心，聲嘶力竭，其奈獨力難撐大廈何？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大師中風舊疾復發，京滬杭甬等地的緇素弟子聞訊來集，多方醫護。大師以化緣已盡，於十七日下午一時一刻，在玉佛寺直指軒安詳舍報，世壽僅五十九歲。大師一生著作等身，後由弟子印順、續明、楊星森等編輯為《太虛大師全書》，都七百萬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