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留鞋的芳圃法师
芳圃和尚，字笠云，原籍江宁(今江苏南京)，俗姓陈。他尚年少的时候，即逶迤西进，来到湘中长沙黎仙庵削发剃度、受具足戒，研习佛法，苦修经律。
芳圃和尚生来即聪颖过人，妙悟慧解。他修习佛法，速度之快，领悟之深，令那些先他入门的师兄们几不惭愧死。大家无不惊叹于他妙解义理，通证佛法。而在这之外，他却又无师自通，对书法颇感兴趣，而且成就不小。
这样，当他修研到一定程度、具有一定根基之后，便有志于游历天下名刹，遍访四方名师，以求佛法的更高进境。于是，他便辞别师傅，四出探访，跋山涉水，历经千难万险。
到了光绪初年（公元1875年左右），已然学佛有成的芳圃和尚便继席虎岑寺。在这里，他与山长（旧时称避居山林、隐而不仕的读书人）徐树钧互相往还，并构结麓山莲社，互相唱和，成为一时佳话，不多久，便声名鹊起，广播上下远近。
后来芳圃和尚又应请而迁上林（今广西上林县）杲山寺住持。当时，又正赶上曾国藩祠庙建成，人们正四方寻觅得道高僧，前来住持祠庙祭典。在一阵查寻、搜求、比照之后，人们终于发现，这一重任非芳圃和尚不可。所以，芳圃和尚便又担负起了祭奠这位曾大帅的重任。曾国藩在清朝后期，可谓一根顶天立地的栋梁；与他相交往来的朋僚，还有出自门下的学生，多得不可尽数。所以，祭奠之期，达官贵戚，充塞道路；旌幡剑戟，遮天蔽日。芳圃和尚布置、调整、住持祭奠活动，井井有条。因此，等到祭祀完全结束之后，芳圃和尚的法号便在大江南北、京师草野广为流传，有口皆碑。至于湘中名宿，像王湘绮、郭筠仙，更是与他往返酬答，词翰飞鸿。
正如此时，有一位日本国僧侣名叫水野梅晓的，不远千里，来到大清，拜师礼佛。当他一路南行，准备到南岳衡山去修法取经时，路过长沙。这位水野梅晓也是得闻芳圃和尚的法号大名，所以，就特地来到麓山寺，拜谒住持芳圃法师。
二人相见毕，自然论说、研讨起佛教教理来。水野梅晓闻听之下，对芳圃法师拜服得五体投地。之后，芳圃法师便向水野梅晓咨询起日本国佛教境遇来。水野就告诉他说：“日本的佛教，大多随着时代潮流的转移，和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以俱新。种种业力，不外兴教，保护教纲，弘扬佛旨，此外别无他说。”
芳圃法师听罢，心中不觉大有所动。所以，第二年新春伊始，他在深思熟虑之后，便在开福寺创设僧学，同时又设立佛会。附近寺院、僧侣无不闻风响应，亦公推芳圃法师负责监督管理。这样，对推行佛法，护佑佛教，大得裨益。而新派人物侵占寺院的风习，也渐渐地被扼止了。
到了光绪乙巳(公元1905年)的春天，芳圃法师应水野梅晓和日本国其他僧侣的邀请，东渡扶桑参观、考察日本国的佛教。
在日本，年近七十高龄的芳圃法师不顾一路海上颠踣与劳累，马不停蹄，四处参拜日本国的佛教名刹，又与日本国的佛教高僧研讨佛理教义，还应日本国僧侣之请，登坛说法，广演教旨，深得大家的钦敬。
而芳圃法师在拜佛求教、参观访问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异国他乡的风景、习俗、政治、教化，再加上在佛寺中的所见所闻，无不一一流诸笔端，形诸文字。时间久了，积累多了，最后竟然集腋成裘，结成了一部《东游记》。
与此同时，法师还与日本僧侣互相题跋，诗词唱和。当日本僧侣闻听芳圃法师书法绝佳之后，更是争相前来，求取字幅。以致纸素满前，日不暇给。
等到芳圃法师访问完毕，准备回归故土。日本僧侣听说之后，数十百人苦苦相留，希望法师多耽留些时日，好让自己再多从他那里学些佛理。但是，芳圃法师知道自己老之将至，而事业正多，所以归去之心，日甚一日。这样，日本僧侣见法师去意已决，苦留无用，便请求法师在临行之前将他脚底下踩着的那双破旧的僧鞋留下来，权当遗迹，四时供奉。从这件小事上，日本僧侣对芳圃法师的那种至诚至恳的景仰之心，殷殷可鉴。
芳圃法师回到中国后，就着力培养后学，奖掖新进，并以此作己任。因为、日本之行使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教宗的兴衰，正在于后继有人。世世代代，繁衍流传，自然教宗大兴，欲灭不能。
而岳麓山和湘中一带，以至全国其他地方的后学晚辈，也果然不负所望，一方面，苦修精进，发扬壮大教宗，另一方面，也师承有迹，扇其余风，联翩东渡，以致僧侣东渡扶桑、访问异国，逐渐形成一种风习。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开一代风行之先的芳圃法师，在光绪戊申(公元1908年)终于以七十二岁的高龄，寂然西逝。僧腊六十整。